儒家诚信思想与和谐社会诚信道德建设的探讨
宋冬梅
（孔子研究院 山东曲阜 273100）
【摘 要】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儒家诚信思想是具有现代价值的传统思想道德之一，内容涉及修身、处世、治国等方面。孔子的信思想开启了儒家诚信思想的源头活水，并与仁、义、忠、孝等范畴共同构成了儒家的传统伦理道德体系。先秦时期，曾子、子思、孟子、荀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信思想，使之初成儒家诚信思想的完备体系，为后世儒家诚信思想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儒家诚信思想是一个不断开放发展的体系，经过现代转化，其有益的成分能够成为构建和谐社会思想道德体系的重要资源。
【关键词】儒家；诚信思想；现代转化；和谐社会；道德建设
诚实守信是中华民族世代信奉和弘扬的传统美德，是我们国家、民族乃至个人治国安邦、立身处世的基本准则，是形成民族文化、塑造民族品格、凝聚民族精神的重要思想文化资源。儒家思想是我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流，诚信在儒家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是构筑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诚信又是传统儒家思想中具有现代价值的内容之一，它既能体现儒家学派固有的历史承传特色和伦理道德体系，又能为现代社会的文明冲突与诚信缺失提供纠偏去弊的思想依据和亘古烁今的精神动力，值得我们探讨和发扬。
一、诚与信的基本语义
诚与信，是传统儒家思想中两个重要的思想道德范畴。最初，它们是单独使用的。诚的基本语义是诚实，真实，不自欺，不欺人。信主要是指言语的真实性,言由心出，表里一致；信，对个人而言要守信用，对他人而言要讲信用。诚与信可以互训，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诚，信也；信，诚也”。
儒家讲的诚与信，既有区别，又有联系。诚既具有伦理道德的德性意义，是一种至高的道德境界，又具有哲学层面上的本体论意义，是宇宙的最高本体；而信只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道德规范之一。“‘诚’是‘信’的基础和依据，‘信’是‘诚’的外化表现，二者既可以作为一个独立的范畴，又有不可分割的联系，既可互训，又独立成意。”[1]诚与信结合起来，作为一个完整的道德概念，其基本含义就是指诚实不妄，恪守信用。这是一种思想道德的含义，而且对人类生存的社会来讲，它永远是一种道德规范和道德要求。因为，比之世间万物，人之所以尊贵就在于人有思想、有道德，社会、国家也是如此。
二、孔子的信思想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在他的思想体系中，没有直接谈“诚”，但他对与“诚”观念相联的忠信、忠恕、信义等道德范畴津津乐道。孔子谈“信”较多，《论语》中出现三十八次，内容涉及到修身、治国、与人交往等方面。
首先，孔子认为信是个人修身的重要基础。《论语·为政》载：“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这里的輗、軏，都是古代主管车子行进的关键枢纽。孔子在这里做了形象的比喻，认为人如果不讲信用，就像车子缺少輗、軏这样的关键枢纽一样寸步难行，说明了信对于人的重要性。《论语·泰伯》载：“狂而不直，侗而不愿，悾悾而不信，吾不知之矣。”同样的，一个人如果狂妄而不正直，无知而不谨慎，表面上诚恳而不守信用，真不知道这样的人会有什么样的结果？《论语·卫灵公》载：“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信是培养君子人格的重要因素，君子以义为根本，凡事都合乎义，并且在办事时，又能以礼进行；言行合乎义礼，但仍然不骄傲，出言谦逊，信实可靠，具有君子风范。信如此重要，孔子把信作为行教的内容之一，“子以四教，文、行、忠、信。”[2]他还赞叹天道自然的不言而信，“天言何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言何哉？”[3]力行诚信有着超过语言承诺的真实力量，所以，在孔子看来，信不仅是一种君子人格的道德追求，而且是一种注重力行的道德实践。在追求与实践的过程中，自我起着积极的主导作用，“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4]孔子希望凭借道德的力量，通过自身努力，达到仁者爱人的人生境界，乃至实现讲信修睦的大同世界。
其次，孔子认为信是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原则。他认为，要交好朋友，应该以是否信实作为衡量的标准之一。《论语·季氏》载：“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论语·学而》载：“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除了朋友之外，与一般人、陌生人交往也应该讲信用。《论语·学而》载：“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孔子主张做人应该从小时候就随时随地孝顺父母、友爱兄长，做到言词谨慎，行为信用，以爱心来对待他人；如果能持续地在这些方面努力，就能接近仁了。《论语·卫灵公》载：“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他告诫人们，一个人如果说话守信用，行为也端正，即使是在遥远偏僻的地区，也能处事亨通；反之，如果说话不守信用，行为不端正，即使在自己熟悉的家乡也难说能行得通。
第三，孔子把信视为治理国家的重要保证。《论语·子张》载：“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君子只有守信，才能取得民众的信任，才能顺利地统帅民众，得到民众的支持；如果得不到民众的信任却任意支配民众，民众则会认为是有意虐待他们，从而引起反抗。《论语·学而》载：“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孔子在这里提出了君王治理国家的三个重要方面，即要求君王严肃认真地办理国家各方面事务，恪守信用；节约有度，使臣以礼，爱护民力；役使百姓应注意不误农时；这是治国安邦的基本点。《论语·颜渊》载：“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以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孔子的回答表明了治理一个国家，“信”比“食”、“兵”都重要。古之亦有训，君王治理国家“祸莫大于无信”，“王者体信，而万国以安；诸侯秉信，而境内以和。”[5]
总之，经过孔子的重视和倡导，春秋之前用于祭祀且带有宗教色彩的信观念转化成了人们实际生活中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道德准则。但孔子信思想产生于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社会，带有鲜明的功利性和等级性。信是维护封建等级关系的道德规范之一，而且又不得不与宗法社会的其他道德范畴相联系。
三、孔子信思想与其他伦理道德的关系
儒家思想伦理思想体系是多种伦理道德的综合。孔子时期，信与仁、义、忠、孝等范畴一起共同构成了统一的儒家思想道德体系，它们之间存在密切的联系。
信与仁。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信与仁，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论语·学而》载：“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在孔子的伦理道德体系中，信与孝、弟等道德范畴都是仁的具体体现，落实这些具体的道德范畴是为了追求仁的境界。作为一个基础的、从属的道德范畴，“信具有内发性与推展性，是基于仁与诚而来的个人和社会的凝聚力，可视为仁的推展，仁的凝聚。信也可以说是有提升性，因人之立足于社会就在其信之有无，可信度之大小。故孔子有言：‘民无信不立’。在整体性和连续性上，信不能没有仁和义的引导。故信之为信就是仁和义在人的实际行动中的表现和效应了。”[6]
信与义。孔子重视信，把它视为一种道德，但在宗法社会里，信必须接受仁、义、礼的指导。《论语·学而》载：“信近于义，言可复也。”信只有符合义，才能落实践行，否则就会违反大义；《论语·阳货》载：“好信不好学，其弊也贼。”如果拘泥于狭窄的视野讲信用，不好好学习，不提升境界，不分辨是非，那也可能会做出违反道义的事来。特别是将信用于治理国家时，必须服从“亲亲尊尊”的大义，“‘信’具有政治意义，必须从道、从大义，履行它有一定的稳定天下，使民获利的意义。”[7]信从义的思想到孟子那里发展得更为明朗，《孟子·离娄下》载：“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谷梁传》中信的意义也做了“信从道义”的提升，“言之所以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为言？信之所以为信者，道也，信不从道，何以为信？”[8]
信与忠。孔子谈信的时候经常与忠相连。《论语·学而》载：“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无惮改’。”《论语·公冶长》载：“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忠信是必备的道德，主忠信，心思明，才能将道德主体挺立起来，内心厚重，才有威严，所以“子以四教，文、行、忠、信。”[9]孟子接着讲：“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10]儒家把具备仁义礼智信道德品质的君子视为理想的道德楷模，强调内在的修身，外在的神采，在举手投足、言谈举止之间表现其君子本性，此所谓“诚于中，形与外”，这种修身气象是不言而喻的。
信与孝。孔子认为行孝是实现仁的途径之一。《论语·学而》载：“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儒家主张，孝弟是为仁之本，也是家庭伦理关系的基本道德规范。《论语·学而》载：“孔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为政》载：“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又载：“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有能养，不敬，何以别乎？’”孔子主张对父母尽孝，不只停留在食物的供养，更重要的是对父母孝的诚敬、尊敬。《孝经·纪孝行》引孔子的话云：“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病则致其忧，丧则致其哀，祭则致其严，五者备矣，然后能事亲。”这说明，孝子事亲要诚心敬意全方位孝敬，要有诚敬之心。信用之于孝，既是孝的内在情感，又是孝的内容之一。
总之，在儒家的伦理道德体系中，仁、义、孝、悌、忠、信等道德范畴往往是被相提并论的，它们被认为是相互关联的几个重要道德范畴。宋代大儒朱熹说：“圣人教人，不过孝弟忠信。持守诵习之问，此是下学之本。今之学者以为钝根，不足留意，其平居道说，无非子贡所谓不可得而闻者。”[11]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说：“然则学者宜如之何？必先之以孝弟，以消其悖逆陵暴之心；继之以忠信，以去其便辟侧媚之习。使一言一动皆出于其本心，而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夫然后可以修身而治国矣。”[12]
在这里，我们探讨诚信及其与其他伦理道德的关系，在于说明“孔子的这一诚信观和当时的社会结构有关，与解决当时社会根本问题的方案相联。”[13]儒家的传统伦理一直是严格道义论的，在儒家传统伦理体系中，信具有接受仁、义、忠、孝等道德规范指导的从属地位。但是，“诚信又不能不是一项基本义务。忽视了诚信作为基本义务的地位，就不可能在道德体系中撕开一个缺口，影响到道德的真实性。”[14]所以，诚信是传统儒家伦理道德体系中不可缺少的范畴，德性的纯正、社会的和谐、国运的安康等都要依靠诚信道德的扶持来保证完成。
四、先秦儒家对孔子信思想的发展
孔子之后，先秦儒家的主要代表曾子、子思、孟子、荀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信思想。
曾子，姓曾，名参，字子舆，春秋末年鲁国人。他十六岁跟随孔子学习，性情沉静，举止稳重，为人谨慎，待人谦恭，颇得孔子思想的真传。曾子继承孔子信思想，并广泛应用于修身、齐家、治国等方面。《论语·学而》载：“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信是曾子每日省身的重要内容之一，并且注重身体力行。《韩非子·外储说》上记载的曾子杀猪的故事广为流传：“曾子之妻之市，其子随之而泣。其母曰：‘女还,顾反为女杀彘。’妻适市来，曾子欲捕彘杀之。妻止之曰：‘特与婴儿戏耳。’曾子曰：‘婴儿非与戏也。婴儿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学者也，听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母欺子，子而不信其母，非所以成教也。’遂烹彘也”。曾子杀猪的故事告诉我们：做人诚信要体现在现实生活中，言必信，行必果，切忌不信守诺言，即使对年幼的孩子，也应该言而有信，诚实不欺。曾子毕生实践，研究诚实守约的学问，弊衣而耕，忠信为本，终成名垂千古的儒家根柢之学——《大学》。《大学》载：“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大学》中“仁、敬、孝、慈、信”作为基本的伦理道德加以提倡，旨在说明这些范畴都是儒家追求实现“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人生理想境界的基本要素。
子思，战国初期鲁国人，孔子嫡孙，曾受业于曾子。子思“困于宋，作《中庸》。”[15]子思继承孔子的中庸思想，将中庸思想与诚共同探讨，构筑了《中庸》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系。子思对诚的关注尤为凸显，认为诚既是天道的本性，天地万物依赖于诚而存在，又是社会伦理道德的准则，《中庸》：“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者也”。《中庸》的诚已从单纯的道德范畴上升到宇宙本体论的高度。另外，子思的忠信思想在1993年湖北荆门出土的郭店楚简中多见记载。在《六德》篇中，子思学派将信定为六德之一，并用信释忠，“何谓六德？圣、智也，仁、义也，忠、信也。”[16]楚简中的《忠信之道》标举忠信，进一步专述忠信，“至忠如土，为物而不发；至信如时，毕至而不结。”[17]“大忠不兑，大信不期。不兑而足养者，地也；不期而可要者，天也。节天地也者，忠信之谓此。”[18]其中的忠信，讲的是儒家通义，是仁义的基础，同时又包涵天地之道的宇宙论色彩。
孟子，名轲，字子舆，战国时期鲁国人，他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成为仅次于孔子的儒学宗师，被称为“亚圣”。孟子受业于子思的门人，他的诚信思想既谈信，又论诚。首先，孟子认为诚信是做人最基本的道德要求，无论做人做事，当反躬自问，自己能够诚实无欺，便是最大的快乐，即所谓“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19]其次，他将信提升到人际关系的“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20]“五伦”是当时社会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关系，信是其中处理人际关系的道德准则之一。再次，在论及“诚”的问题上，孟子提出了“思诚”的命题，“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21]“诚”是天道的表现，“思诚”是人道的要求，“诚”是沟通天道“诚”和人道“思诚”的桥梁。孟子还结合他的“性善论”论述了诚信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取信于民的问题。
荀子，名况，字卿，战国后期赵国人，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荀子思想兼取百家，又多有突破，其诚信思想也具有这样的特点。首先，荀子认为，诚信是君子必备的道德品质。《荀子·非十二子》载：“君子能为可贵，不能使人必贵己；能为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能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故君子耻不修，不耻见污；耻不信，不耻不见信；耻不能，不耻不见用。是以不诱于欲，不恐于诽，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为物倾侧，夫是之谓诚君子。”具备诚信品德的君子能够畅行天下无阻，受到人们的尊重。《荀子·修身》载：“体恭敬而心忠信，术礼义而情爱人，横行天下，虽困四夷，人莫不贵。劳苦之事则争先，饶乐之事则能让，端悫诚信，拘守而详，横行天下，虽困四夷，人莫不任。”其次，他认为诚信是治国的根本。《荀子·强国》载：“假今之世，益地不如益信之务也。”诚信是取信于民，取信于天下，成就霸业的前提。《荀子·王霸》载：“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是皆僻陋之国也，威动天下，强殆中国，无它故焉，略信也。是所谓信立而霸也。”齐、越等春秋霸国虽地处偏僻，却强盛起来，是讲信的缘故。更有上古的例子可以对照说明，“古者禹汤本义务信而天下大治，桀纣弃义背信而天下大乱。故为人上者，必将慎礼义、务忠信然后可，此君人者之大本也。”[22]古代的圣王大禹、商汤，遵循道义讲信用，因而天下大治；暴君夏桀、商纣，背弃信义导致天下大乱。第三，荀子强调信在治国强兵中的作用。《荀子·议兵》载：“故制号政令欲严以威；庆赏刑罚欲必以信；处舍收藏欲周以固；徙举进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窥敌观变欲潜以深，欲伍以参；遇敌决战必道吾所明，无道吾所疑：夫是之谓六术。”荀子把信作为治兵的六术之一，认为赏罚必须施以诚信，才能服众。《荀子·议兵》又载：“施政守信国兵必强，施政失信国兵必弱。”“政令信者强，政令不信者弱。”荀子强调政令信，则国兵强；假如政令朝令夕改，兵士们不知如何是好，就势必导致军心涣散，遇到强敌，一击即溃，最终丧失一国威信。第四，荀子的诚信观与他的天论和自然观相结合，阐释了诚信的深刻哲学内涵。荀子天论包含“明于天人之分”和“制天命而用之”。明于天人之分，即天人的职分不同。人应当安于人的职分，尽力做好人事，减少自然灾害，增加驾驭自然的能力。荀子强调近人事而知天命，天命指自然规律，人事指人在自然和社会两方面的活动。这两方面的活动都做好，便可“制天命而用之”，即人在不违背自然规律的前提下既能认识自然规律，又能利用自然规律。认识、利用自然规律是指人适自然之道而行之，不可盲目行事，不可图一时之利。自然之道表现了其守信天成的特点，《荀子·天论》载：“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不见其事而见其功，夫视之谓神。皆知其所以成，莫知其无形，夫是之谓天。唯圣人为不求知天。”荀子继承了道家天道自然观，继承了孔子“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23]的自然笃信之天的思想，并且进一步将其理论化。荀子将诚信与神相连，认为人讲诚信可以通神明，可以起到神妙的作用。《荀子·不苟》载：“公生明，偏生暗，端悫生通，诈伪生塞，诚信生神，夸诞生惑。”荀子把诚信观念扩展，延伸到哲学的高度，突破了前人把诚信视为伦理道德规范的藩篱。
总之，儒家诚信思想从孔子得到重视，又经过曾子、子思、孟子、荀子的扩充与发展，已初步形成一个系统完备的理论体系，为后世儒家诚信思想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其广泛应用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五、儒家传统诚信思想的现代转化
先秦儒家诚信思想是儒家诚信思想的原生态。它的产生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具有时代的进步意义。经过后世儒家的传承与发展，这一思想体系又突破了时代的局限，其应用与创新显示了历史的超越性和永恒性，表现了其开放、发展、与时偕行的特点。
传统儒家诚信思想，如何在当代社会进行转型并发挥其积极有效的作用呢？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和探讨的问题。著名伦理思想家朱贻庭先生曾说：“从发生学的视角看问题，任何一种社会伦理建构（包括某种伦理思想体系）的形成，都有‘原’与‘源’两个方面的综合成因。‘原’即本原、根基，指社会现实的经济关系、社会结构、政治状况及其变革；‘源’即渊源、资源，指历史地形成的传统伦理文化（也包括外来的伦理文化影响）。‘原’决定一种现实社会伦理建构的社会性质、价值导向和时代特点；‘源’不仅为这种社会伦理建构提供可资选择的伦理思想、伦理概念、道德规范、价值模式、行为方式、人格泛型等文化资源，而且还规定或影响这一社会伦理建构，包括道德话语系统的民族形式和民族特点。这就是说，传统伦理是现实伦理建构的文化渊源，从而体现了伦理文化的继承性。当然，作为‘源’的传统伦理必然要受到现实之‘原’的检验、筛选和改造，从而确定其现实价值对象性，以实现‘原’‘源’整合，创造出具有时代特点和民族特色的新的社会伦理结构。这是伦理文化演进的一般规律。”[24]
受此启发，笔者在此借鉴朱贻庭先生提出的伦理思想建构的“原源之辨”思维方法来探讨当代社会的诚信道德建设问题。一方面，从儒家传统诚信思想这个“源”来讲，经过历史的发展与演化，其中有利于当代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方面的优秀成果，可以作为促使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加以吸收利用，这是儒家传统诚信思想走向新生的关键。另外，它所包含的保守、等级、封建性的因素，有悖于现实的和谐，应在辨别的基础上进行批判或者抛弃。这正是我们对待传统思想道德的辩证扬弃观。另一方面，从现实社会的道德建设环境这个“原”来讲，传统诚信思想的当代转型是以当代社会有别于传统社会的诸多变化为依据的。当代社会，科技飞速发展，信息搭建平台，地球成为村落，人们的生活领域、社会结构、意识形态、人际关系、价值观念等都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承载传统诚信思想转化的践履平台更为广阔。我们可以在批判吸收儒家传统诚信思想有益价值的基础上，将其放在当代社会政治、经济、法律、伦理、哲学等各个领域加以应用、推广、转化、创新，使其成为构建当代社会道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六、和谐社会观下的诚信道德建设探讨
（一）当代社会的诚信缺失及其危害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的发展正处于转型期，农业社会开始向工业社会转变，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转变。在这个转型期内，社会的信用状况一直不容乐观，从国家社会信用到金融机构的信用，从企业信用到个人信用等，常常处于被质疑的境地。其表现：一是个人诚信缺失的现象渗透到人们生活的诸多方面，在日常生活中，一些人急功近利，为了谋取眼前利益而变得言行虚伪，比如：说假话、考试作弊、买卖假证件、学术造假、偷逃税款、坑蒙拐骗、投机取巧等。二是在经济生活领域，企业不讲诚信的现象尤为突出，企业的经理人本身不具备诚信品德，以致于整个企业恶意逃废银行债务，做虚假广告，搞虚假承诺，随意毁约，编造虚假财务信息，制售假冒伪劣产品等。三是政府诚信缺失现象屡见不鲜，一些代表国家形象的政府制定的政策多变、不守承诺、随意性大，一些官员干部弄虚作假、欺上瞒下、贪污腐败、假公济私等。四是诚信危机波及到家庭，造成家庭成员之间互不信任，夫妻感情不和，离婚率越来越高；父子感情淡漠，赡养老人成为问题，家庭成员内的人伦亲情淡化等。五是国际交往中出现失信行为，如幕后操作、外贸行贿、出口贿赂、食品及玩具安全等问题时有出现。
当今社会的诚信缺失客观上导致了人与人之间信任程度的逐渐降低，社会的不安全因素增加；政府、企业、社会主体的信用缺失也造成市场经济的不良发展，对国民经济和社会稳定造成严重危害；国际交往的诚信缺失影响到我们国家在国际上的声誉，制约着国际间的交往和合作，这些现象已经成为制约国家、社会、企业、个人发展的障碍。信用危机意味着当今道德的匮乏，长此以往，严重的信用危机甚至可以转化为民族危机，这种危机应该成为警醒国人的鸣钟，其严重的后果并非危言耸听。
（二）诚信道德建设的重要性及其措施
面对诚信缺失及其导致的严重后果，我们应该认真分析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然后从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大局出发，考虑改变诚信缺失的现状，建立适合和谐社会发展的诚信道德体系。2004年9月19日党的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曾明确指出：“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注重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诚信意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这充分表明我们党对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高度重视，对社会诚信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胡锦涛总书记特别重视以诚信为重点的和谐社会道德建设问题，他说：“大力弘扬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以增强诚信意识为重点，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发挥道德模范榜样作用，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注重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用正确方式处理人际关系。”[25]
我们党提出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执政理念，其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其中的“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已作为社会是否和谐的基本价值取向和主要衡量标准，也是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参考目标，这是当今和谐社会对传统诚信思想有益价值的继承与发扬。
和谐社会观下，诚信应该作为道德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予以加强，以促进和谐社会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有机协调地发展，防止社会各个领域道德滑坡、诚信缺失现象的发生。
首先，继承传统美德，从自我诚信做起。儒家的人生境界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基础。相对于诚信建设来讲，诚信是对社会的期望，对他人的要求，但首先应该是对自身的要求，个人是社会中最基本的因子，只有加强自身建设，人人讲诚信，家庭、社会乃至国家才会有诚信的良好基础。所以，诚信应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如何进行呢？笔者认为：第一，立诚心，修身以提高自身的诚信意识，对其产生认同感，然后认真地学习、体会和实践。第二，慎言语，慎言要求言必有衷，不说违心的话，不说大话、谎话、空话，不说违背原则的话，不说有害于他人和集体的话。第三，重践履，践履是实现道德认识的行为，要求言必行、行必果，说话要有落实，不能心存欺诈。第四，贵守恒，道德的修养贵在坚持，持之以恒，方成君子人格，一曝十寒难成正果。荀子说：“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26]守恒原则可以借鉴为诚信道德的形成过程。
第二，建设诚信社会，政府诚信是关键。加强诚信道德，树立国家、社会诚信很重要，而建设政府诚信是关键。“诚信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至关重要；一个社会只有讲信用，才能够形成一个良好的社会‘信任结构’，而这个信任结构是一个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基础。”[27]政府诚信是一种公信力，直接作用于社会公众，如果政府不守信，民众诚信率就可想而知，所以政府诚信要从体制、法制、道德等角度实现其引导价值走向、涵养社会共识、实现社会整合的功能。
第三，建立法律保障，形成约束机制。在一个法制成熟的社会里，诚信不仅是一种品德，而且是一种行为规范。法律是道德的底线，也是道德的保障。法律既保护契约自由，也遵循诚实信用原则。当代和谐社会的建设，不单纯是道德的感召，更是法律的支撑，法律是实现公平竞争，诚信正义，人际和谐的不可缺少的因素。当代社会人员流动性大，与以前社会相比，人们交往的范围远远超过了传统的熟人圈子，而面对社会的转型，我国尚未完全建立起相应的覆盖全国范围的企业和个人诚信档案系统，没有相应的信用服务行业，以致于给失信和欺诈的政府、企业或个人提供了可乘之机，所以建立以信用信息系统为核心的社会诚信体系，真实而全面地记录和传递信用信息，通过拒绝交往或交易的形式，形成全社会对失信者的联防惩戒机制，可谓是解决诚信缺失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
第四，建立契约诚信，树立市场经济标尺。当今社会，市场经济为主导，契约诚信是市场经济的灵魂。没有契约诚信，就不会有发达的市场经济。契约机制是一种遵守规则、担当责任的信用文化。没有契约，就没有信用；没有信用，就没有和谐。契约诚信不但蕴含了现代商业法则和风险管理原则，而且也体现了公平合理、承诺执行的道德准则。任何契约关系的达成之日，就是忠实地践行诺言之始；享受权利的同时，必须履行义务；收获利益的同时，也要承担风险。契约诚信被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所共识，虽然我们现在还无法将市场中所有的经济关系都归结为契约关系，但是契约关系却是最能够集中且准确地体现市场经济关系的独特个性并与当代社会相适应的一种信用形态。契约诚信的特点就是说话算数，诚信可靠，它的承诺是以法制与道德的共同约束为基础的。契约诚信约束考验着置身于契约关系中的每一位社会成员，也制约检验着契约关系中的政府、企业或者其他组织机构，所以建立契约诚信，可以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可靠的机制支持。
七、结语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传统儒家那里，诚信是不自欺、不欺人、人言为信的朴素道德和天人合一的哲学境界；当今社会，诚信更是一种道德，一种规范，一种机制，甚至是一种资本，是道德意识和制度范畴的统一。无论从民族、国家、社会、政府的角度，还是从企业或者个人角度来讲，诚信都是我们立身处世、治国安邦、事业发展的根本。正如任仲平《论诚信》一文中所说：“诚信是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助推器，符合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不讲诚信是对生产力的破坏；诚信是传统文化的精华，又是先进文化的重要内容，不讲诚信是对传统文化的亵渎，更与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背道而驰；诚信体现了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不讲诚信严重损害人民利益……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不仅应当创造出比其他社会制度更加发达的物质文明，而且应当孕育出更加先进的精神文明。历史总是在解决自己面临的问题中向前迈进的。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间还不长，在诚信建设方面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以更快速度、更高质量推进全社会的诚信建设。”[28]
近年来，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我们党和国家在构建和谐社会加强诚信建设方面已经加强了正确引导，制定了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在诚信制度建设方面迈出了坚实的步伐。2001年9月，中共中央颁发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刚要》把诚信纳入了二十字基本道德规范。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强调要认真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要求以诚实守信为重点，加强思想道德建设。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又进一步提出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形成社会信用制度，增强全社会的信用意识，要求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和公民个人都要把诚实守信作为基本行为准则。当前，我们正在进行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党和国家把“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为着力点，引导人民自觉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增强道德判断力和道德荣誉感，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在全社会形成知荣辱、讲正气、作奉献、促和谐的良好风尚。”[29]党和国家提出了切实优化政风行风的具体措施，倡导“把政风行风建设作为道德建设的重中之重，抓好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为全社会作出表率。把诚信建设摆在突出位置，以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为重点，在全社会形成守信光荣、失信可耻的氛围。大力加强职业道德建设，不断提升人们的职业道德水平。坚持和完善民主评议政风行风制度，强化舆论监督和社会监督。”[30]总之，当今社会的诚信道德建设需要在党和国家的正确领导下，通过加强教育引导、舆论监督、法律约束、道德说服等综合途径，进一步在全社会形成弘扬诚信的正气，使诚信道德建设渗透到精神文明建设的各个领域，为和谐社会建设营造文明的良好环境。
注释：
[1]李建军著:中国古代经济诚信思想研究.贵阳：贵州大学出版社,2008.12.第16页.
[2][4][9]《论语·述而》
[3][23]《论语·阳货》
[5]《傅子·义信》
[6]樊浩著:中国伦理精神的历史建构 成中英序言.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
[7][13][14]何怀宏:春秋时期的“诚信”观.学术月刊.1994.05.第13页.
[8]《谷梁传·僖公二十二年》
[10][19]《孟子·尽心上》
[11]齐豫生，郭镇海，李自然等主编:四库全书精编子部第5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第484页.
[12]王水照编:历代文话第4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10.第3232页.
[15]《史记·孔子世家》
[16]严超编:完全图解诸子百家.南海出版纳公司,2008.第55页.
[17][18]湖北省荆门市博物馆主编:郭店楚墓竹简·忠信之道.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5.第163、164页.
[20]《孟子·滕文公上》
[21]《孟子·离娄上》
[22]《荀子·强国》
[24]朱贻庭主编: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9.第526-527页.
[25]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第27页.
[26]《荀子·劝学》
[27]邓子庆:政府诚信是社会诚信之基.光明日报,2010年4月9日.
[28]任仲平:论诚信.人民日报,2003年9月18日第一版.
[29][30]徐晨光，陈远章: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人民网,2011年12月29日.
作者简介：宋冬梅，女，1968年1月生，山东曲阜人，历史教育硕士，孔子研究院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传统文化，儒学史，多元文化与儒学。合作主编：《圣人箴言类纂》、《中国儒学简史》、《古八德研究与故事新编——信》，参与编写《中华伦理范畴丛书》、《中华经典名篇选读》（上、下）、《儒家故事》等著作。在儒学与多元文化以及儒学的当代价值研究方面发表多篇论文，主要有：《浅论现当代全球语境下的儒学价值重生》、《儒家和谐思想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文化底蕴》、《多元文化视阈与儒学的发展》、《浅论孔子思想的特征及其当代价值》、《儒学在当代世界多元文化中的担当与发展》、《儒源尼山时代新声》等。
联系地址：山东省曲阜市大成路九号孔子研究院学术研究部，邮编：273100。
- 上一篇：儒家诚信思想与当代社会诚信道德建设的探讨
- 下一篇：圣人立志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