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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义理经典教育工程2014年下半年评奖 二等奖 何和平

字号:T|T

青岛大学

学院:文学院

专业:汉语言文字学2012

姓名:何和平

学号:2012020007

联系方式:18366275620

 

总坛:二、143

为贯彻中华义理“诚敬、理解、体悟、集粹、诵记、涵养、信仰、力行”八项原则,我们应当从现在起,从我做起,“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中庸》),不同身份的人有不同的侧重点,具体如下。

作为学生,当终身学习。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是“活到老,学到老”的典范。虽然“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师说》),但只要有心,什么时候都不算晚,正所谓“道不远人”(《中庸》),人自远之,中华义理投托有缘,不限年龄,心诚则灵。

作为老师,一方面当由近及远,推己及人。从人的角度来说,要想别人如此,自己就先得以身作则,正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篇》),空谈大道却不身体力行,则言行不一,失信于人,甚至万事皆休。从理的角度来说,向长辈推则因“仁”而“孝”,继而由对父母之“孝”,扩展到对长辈、对领导的尊敬,乃至对国家的忠诚;向平辈推则因“仁”而“悌”,即对平辈的兄弟、朋友等态度真诚讲求信用;向幼辈推则因“仁”而,即对子女、下级等加以关爱和帮助。

另一方面当“有教无类”(《论语·卫灵公》),“因材施教”(《论语·雍也》)。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论语·先进第十一》)正因为每个人特点不同,所以孔子对同一问题作出了不同的回答,既切合每个学生的思想实际,又都符合仁的基本概念。此法禁受住了时间和实践的检验,至今有益于当今的义理教育。

作为领导,当推动中华义理进校园。经济的发展靠人才,人才的培养凭教育,而教育的地点在学校,尤其是老师的言传身教,是传承“仁、义、礼、智、信、忠、孝、濂、毅、和”的重点所在。为避免数典忘祖现象的出现,义理教育当从娃娃抓起,若藏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论语·宪问》)

其实,朱自清先生早就说过:“在中等以上的教育里,经典训练应该是一个必要的项目。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经典常谈》)如今,更当践行之,切不可“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而当有“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钱穆《国史大纲》)。

 

仁坛:九、181

孔子行“仁”的方法之一就是求诸已“省吾身”(《论语·学而》),具体做法,就是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攻其恶,无攻人之恶(《论语·颜渊》)等。换句话来说,就是与人相处时,不断反省自己是否达到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的标准,从而严于律己,宽于待人,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而不把一己之私强加于人;当别人尚未“己知”时,不断反省自己是否达到了君子病无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论语·卫灵公》)的标准,从而“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诗经·小雅》),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论语·颜渊》),“不患莫已知,求为可知也”(《论语·里仁》),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论语学而》);当自己被误解时,不断反省自己是否达到了人不知而不愠(《论语学而》)的标准,从而既不怨天”,也“不尤人(《论语宪问》)。

当然,除了内在的自觉反省,还可用周围的人来督促,正所谓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由此,内外合一,达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论语·颜渊》)的境界。孔子的学生曾子继承并发扬了这点,“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最后也成“仁”者模范,位列七十二贤。可见此法之切实可行也。

其实,不光是个人需要反省,一个组织,一个团体,乃至一个政党也都需要反省。革命战争时期,我党经过不断反省,纠正了党内各种左倾右倾错误,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建立了新中国。改革开放时期,我党经过全面反思,纠正了反右文革等错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总之,古往今来,成功总是伴随着反省而诞生,至今仍有极强的现实意义,仁人志士当以此为重焉。

 

义坛:六、149

“义以生利(《左传成公二年》)与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两者貌似矛盾,但实际上可得兼顾:正当之利符合的要求,可以收取;不正之利不符合的标准,何必曰求。《吕氏春秋察微篇》就是很好的例证,具体如下:

鲁国之法,鲁人为人臣妾於诸侯,有能赎之者,取金于府。子贡赎鲁人于诸侯而让其金。孔子曰:赐失之矣!夫圣人之举事,可以移风易俗,而教导可施于百姓,非独适己之行也。今鲁国富者寡而贫者多,取其金则无损于行,不取其金,则不复赎人矣。

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喜曰:鲁人必拯溺者矣。

同篇之中,不取金的子贡反而好心办坏事,使义举成了不义;受牛的子路反而名利双收,使义举成了榜样:前者收到了孔子的批评,后者受到了孔子的称赞。所以,虽然孔子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之类的话,但是后人理解时不能片面,需要对正义之利不正之利辩证地看待,即孔子并非使绝对地对立,义利双收是最佳解决方案。

这对现代企业的生存、发展,具有管理方面的现实意义。

首先,企业的经营以获利润为目标,自不能讳言利。所谓的义以生利,是指正确处理各种关系以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对内而言,要正确处理好职工与职工、部门与部门、领导与职工之间的关系等;对外而言,要正确处理好企业与消费者、企业与企业、企业与社会、企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等。如果人心浮动,无情无义,则一盘散沙,行将不远。这就是义以生利在当今的表现。

其次,企业必须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也不能背弃道义。所谓的何必曰利,是指某些企业只以企业管理者自身的利益为利益,而不关心本企业职工的利益;或者只以本企业的利益为利益,而不考虑国家和社会的利益,甚至为了利而欺压职工、弄虚作假等。虽然他们也可能暂时获利,但却建立在损人利己的基础上,得的是不义之利,是长久不了的。对于这种企业行为,就应该以何必日利的古训对其进行当头棒喝!

 

礼坛:五、288

中国自古就是礼仪之邦,先秦就有关于“礼”的文献记载,例如“礼者,治辨之极也,强国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总也”(《荀子•议兵》),“国无礼不正”(《荀子•王霸》),“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荀子•修身》)等。以礼为教虽然不是唯一的,但其讲求秩序与和谐的主体精神则是必要的,不会因时代的变迁而过时。

其实,“礼”不仅在国家治理方面价值尤大,而且在个人生活方面也影响深远,甚至因为讲“礼”,还形成了见面带“礼品”的风俗,以示礼尚往来。然而当今社会,“送礼”已是门学问,甚至让研究生都头疼。2012104新华网转载《楚天金报》的报道《国庆扎堆结婚 研究生参加6场喜宴送出2000元红包》,2014108日,安丰网又将之旧事重提,全文转载。由此可见,研究生到底该不该送礼,送多少合适,达到什么效果值得人们探讨。

诚然,礼有是有非,但其作为中华文明因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还是有必要面对它、审视它,揭开积压在它身上的历史尘封,还它一个真实的面目。有价值、有意义的,我们没有理由不去承继、不去发扬、不去创新;不合理、不适用的,我们就要加以批判、加以抛弃、加以消除。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就需深入、系统地对礼的方方面面的问题进行探究、考辨和阐释。唯有建立在这一艰苦细致的努力之上,千古之礼谜才会被揭开,我们才能在的基础上去

 

智坛:一、199

儒家之“智”尚“实”不尚“巧”。因为“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故而子曰:“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佞?”(《论语·公冶长》)反观“求实”者,作风严谨,与之不同,不耍小聪明,却有大智慧,正所谓大智若愚、大巧若拙也。

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故学习贵在求实较真,来不得半点虚假,只有脚踏实地去做,才能发现问题,进而分问题,最后解决问题,交流起来才能持之有故、有的放矢,否则就是拾人牙慧、夸夸其谈,甚至是浮文妨要、空谈误事。历览前贤,成大事者,无不有求实之精神,认真之态度,禁受理论和实践的检验后,走得更高、更远。

例如北宋王安石在写“春风又绿江南岸”一句时,一个"绿"字反复推敲,反复修改,先后从”““过”“来”“驻”等等,一直改到“绿”字方满意为止,于是才有了这流传至今的千古名句。

又如现代钱钟书先生在写《围城》一书时,亦作过多次修改,涉及内容的变动达上千处,包括典故、比喻的运用、结构的调整、部分描写的删除、外语原文及音译等等。正是有了对《围城》的精心琢磨,才使得这部作品总体上日趋精致,最终导致了一部光彩照人的文学经典的诞生。

再如俄罗斯的托尔斯泰先生在写《战争与和平》时改过七遍,在写《安娜·卡列尼娜》时写了五年,仅开头部分就修改了20次。而海明威修改《永别了,武器》的结尾时,也就是最后一页,改写了39次才算满意。

由此可见,不论古今中外,大家及其著作都是“求实”的产物,没有丝毫的弄虚作假和敷衍塞责,今人当深以为鉴焉。

 

信坛:四、449

孔子“信”的行为之一就是言行合一,即“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学而》)。因为“以言取人,失之宰予”(《史记·仲尼弟子列传》),故而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论语·公冶长》),“如有所誉者,其有所试矣”(《论语·卫灵公篇》),但“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

为避免“言过其行”(《论语·宪问》),孔子提倡“慎言”(《论语·为政》)之法,即“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论语为政》),“古者言之不出,耻躬之不逮也(《论语·里仁》),即与其未做之前说大话,不如做了之后再讲,古人都以言行不一为耻,故而从不轻易开口。

纵览孔子一生,他是“仁者,其言也讱”(《论语·颜渊》)的开创者,更是身体力行者。其言行符合道德教育的一般规律,不能因它是封建时期的思想体系而加以全盘否定。我们应该用辩证的观点,批判地继承这些古代遗产,使之古为今用。

如今处于社会转型期,言行不一的诚信问题突出,例如给馒头里放点洗衣粉;给牛奶里掺点三聚氰胺;给猪喂点瘦肉精或多多注水;给甲鱼鳝鱼喂点避孕药等等。

就其原因而言,一方面是说谎者别有用心,或是为了掩盖,或是吹捧,抑或是为了陷害;另一方面是人们都爱听赞美之词,尤其是权贵们,很难对逆耳忠言从谏如流,而且都不愿说得罪人的真话,除非关系很铁,而且很有必要。

就其结果而言,由于诚信的缺乏,人与人之间陌生感增多,警惕性增强,加之金钱的诱惑,即使是亲朋好友也可能反目成仇,张韶涵之母与张韶涵就是其例。所以,在物欲横流的时代,重提孔子言行合一的诚信理念和方法,重塑大众内心的精神信仰,刻不容缓。

 

忠坛:一、377

从定义上说,《说文》曰:“忠,敬也,尽心曰忠。”故而忠的本义“只是实心,直是真实不伪”(《朱子语类·卷十六》),“一其心之谓也”(《忠经·天地神明章》)

从文献上说,“忠”在春秋之时就有记载了,例如《左传》中有“忠”字者共70处,《国语》中有“忠”字者共52处,《论语》中有“忠”字者共18处。

从原则上说,“忠”者,一要“至公无私”(《忠经·天地神明章》);二要“教人以善”(《孟子·滕文公上》)。因此,虽曰“竭所能之谓忠”(戴震:《原善·卷下》),但也要区别对待,只有“以正辅人”的才“谓之忠”(《盐铁论·刺议》);“以邪导人”的则顶多“谓之佞”(《盐铁论·刺议》),是害人而不是忠于人的表现,做得越多则越与“忠“之真谛相悖,越不忠厚。

从特点上说,“忠”与其它义理骨肉相连,往往多种并用,例如“忠、信、笃、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左传·襄公二十二年》)。“樊迟问仁”时,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子路》)

从对象上说,首先是忠民,例如“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左传·桓公六年》)。其次是忠君,例如:“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失忠与敬,何以事君”(《左传·僖公五年》)?当然,忠于父母就是“孝”,忠于诺言就是“信”,此处就不再详谈。

从意义上说,心止于一中者,谓之忠;持二中者,谓之患;患,人之中不一者也,不一者,故患之所由生,“是故君主贱二而贵一”(《春秋繁露·无道无》)。纵览历史,“忠”不会因朝代的变迁而消失,只是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而已,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乃至国与国的关系时,仍有巨大的启示意义。20141213日,在南京大屠杀国家公祭日那天,习近平主席就日本右翼分子否认历史的现象,发表了忠于历史的演讲:历史不会因时代变迁而改变,事实也不会因巧舌抵赖而消失。和平是需要争取的,和平是需要维护的。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否认罪责就意味着重犯。昭昭前事,惕惕后人。

 

忠坛:四、157

其实,“忠于正道”有两方面含义,不仅要对正面的有所操守,而且要对负面的加以正视,尤其是自己犯错时,是文过饰非还是坦然承认,直接体现了你是否忠于正道。当然,“人谁无过”(《左传·宣公二年》),即使是圣人也会有过错,只是他们“过则勿惮改”(《论语·学而》),不再重犯而已。正是由于不断地矫枉过正,所以他们一生都能谨守正道,不偏不倚,故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论语·子张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左传·宣公二年》)。

从结果上来说,子曰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论语·述而》),成了勇于认错的正道典范;小人之过也必文(《论语·子张篇》),成了背离正道的奸佞典型:前者被千古传颂,后者被万世所批。所以,忠于正道,就要正视过错,“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四书集注》)。与此相反,“过而不改,是谓过矣”(《论语·卫灵公》),“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

当今社会,不同角色有不同的职守,所忠诚的“正道”,以及应该改正的错误也略有不同:作为学生,“忠于正道”就要改正旷课、作弊、网瘾等陋习,努力学习各门功课;作为家长,“忠于正道”就要改正威胁、利诱、挖苦等方式,用引导之法教育好孩子;作为公务员,“忠于正道”就要改正“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等作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果真闻过则喜,何愁不能“忠于正道”呢?

 

孝坛:十、149

自古以来,忠、孝就是一体:推己及人的“孝”,离开家庭走向社会就会变成“忠”。古人云“父之孝子,君之忠臣也”(《战国策·赵策》卷十九,《王立周绍为傅》),“事君不忠,非孝也”(《礼记·祭义》)。也正因为“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所以古代在选拔官员的时候,往往“求忠臣于孝子之门”(《后汉书·韦彪传》)。相反,“不孝于亲而忠于君,古未之有也。”(《陈献章集》卷一,《永慕堂记》)

当然,忠孝两全最好不过,然而现实往往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即忠与孝难以两全。有选择就会有牺牲,甚至代价会很大。据《吕氏春秋·仲冬纪》之《忠廉》篇记载,楚国的直躬因为父亲偷了羊,而向官府告发父亲。官府把他父亲抓起来准备杀头,这时直躬请求代替父亲受刑。临刑前,他说:“父窃羊而谒之,不亦信乎?父诛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诛之,国将有不诛者乎?”他向官府告发自己的父亲偷了羊,这是对国家的忠诚;代替父亲受刑这是在尽孝,他最后用生命成全了既忠且孝的美德,让后世所敬仰。

如今,时代变了,“忠孝难全”问题却照样存在,令人唏嘘不已。据《河南日报》报道:2013年元旦,在中原大地731公里的南水北调中线工地上,10余万建设者不分昼夜,在寒风中精心修建这条生命运河,确保2014年丹水润京津。

在零下十几摄氏度绝不能进行混凝土浇筑!最后开工的南水北调工程方城段6标项目经理陈建国心急如焚,在寒夜中进行试验,如果采用电热毯覆盖法成功了,我们就能保证质量赶超进度,要分秒必争啊!而此时,他的老父亲已在南阳医院住了半个月,他都顾不上探望。提起儿子,老父亲泪流满面自豪地说:俺儿——

面对此种情况,作为长期在外学习、工作或生活的青年人来说,如果不能常回家看看,那就定期给父母打个电话,及时知道父母心里在想什么、需要什么、担心什么等。这不是什么难事,也花不了几个钱,但该情义是金钱所买不了的,甚至与物质生活相比,老人更看重的是此种精神慰藉,正所谓:“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论语·为政》)

 

孝坛:十一、302

“孝”是永恒的话题,古人云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孟郊《游子吟》),即使是“乌鸟”也懂得“反哺”(李密《陈情表》),何况是万物之长的人乎?

那么,何为“孝”?《尔雅·释训》曰“善事父母为孝”,《说文解字》曰“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故“孝”的初始义主要是指子女侍奉父母,并有“二十四孝”的故事(《全相二十四孝诗选》)广为流传,其后引申为对民族、对国家的“孝”。

“孝”的作用如何呢?除了凝聚着以血缘为纽带的家庭关系外,它还起到了凝聚中华民族向心力、增强社会稳定性的作用。因此,“夫孝,德之本也”(《孝经·开宗明义》),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孝”的意义怎样呢?“中国文化在某一意义上,可谓为‘孝的文化’”(《中国文化要义》)。现如今,“孝”不仅是弘扬传统美德的需要,更是解决社会老龄化问题的重要途径。目前,我国的人口总状况是基数巨大、“未富先老”,所以家庭养老仍然是最基本的养老方式,特别是在广大农村。

经常听到一些人说,等“有能力”了一定好好孝顺父母。岂不知子欲养而亲不待(《韩诗外传》),当那些人“有能力”去孝顺时,父母往往已经撒手人寰,当初的许诺直接成了空头支票。所以,与其将来遗憾,不如现在就开始行孝。想想我们自己,对父母的耳提面命,是否恭敬地听受;最好的食物,是否请父母先吃;最好的房间,是否给父母居住;父母生病时,可曾尽力侍奉;远游在外,是否曾向家里问候。当然,父母也知道子女刚工作时的不易,不会在物质上苛求什么,但希望精神上有所牵挂,所以有空常回家看看,常打打电话。

 

廉坛:十二、419

清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曰:“廉,棱也。引伸之为清也,俭也,严利也。”由此可见,“廉”的本义为侧边、棱角,后来引申为清廉、俭朴、收敛的意思。儒家在“何为廉”、“为何廉”以及“何以廉”的问题上,有一套系统阐释:“君子有三戒”(《论语·季氏》),“行己有耻”(《论语·子路》),“欲而不贪”(《论语·尧曰》),“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周礼·天官冢宰》)。

孔孟不仅要求从政者清廉,更要“俭近仁”(《礼·表记》)、“贫而无怨难”(《论语宪问》)、“节用而爱人”(《论语学而》)、“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做到既廉又俭、仁人爱物、浩然正气,这是思想上和行为上的双重要求。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资治通鉴》)后,官员选拔、任用的主要依据之一就是“举孝廉”。《晋书·阮种传》曰:“夫廉耻之于政,犹树艺之有丰壤,良岁之有膏泽,其生物必油然茂矣。”可见“廉”之重要性,不论是“独善其身”,还是“兼济天下”,都有深远影响。

对现代廉政的启示就是“廉”者要耐得住清贫、熬得住寂寞、经得起诱惑,以平和之心对待“名”,以淡泊之心对待“位”,以知足之心对待“利”,以敬畏之心对待“权”,以感恩之心对待工作,干干净净做事,清清白白做官,堂堂正正做人

与“廉洁”相对的就是“腐败”。腐败是国之大敌,党之大敌,民之大敌。反腐倡廉建设,事关人心向背;而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性因素,也是被古今中外历史所证明了的一个铁律。中国历史上一个个王朝的更替,世界历史上一个个帝国的兴衰,当今世界一些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执政地位的存亡,无不与人心向背的变化有着根本的关系。而人心的向背又无不与反腐倡廉建设的成效密切相关。

为葆活力不褪色,习近平主席上台后就开始严抓反腐。在即将过去的2014年里,中央巡视组对北京、天津、上海等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常规巡视和对科技部、复旦大学、中粮集团等6个单位进行了专项巡视,“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令“18名省部级官员落马”,“立案172532件,结案173186件,处分182038人”,“平均每两天就有一名厅级以上干部被查处”,而且一案双查”“小官巨腐”“打干亲”“一家两制等新的腐败名词和现象也被曝光,极大推动了我国的廉政建设,令国人拍手称赞。

 

廉坛:十五、91

“廉”是儒家的重要思想之一,邓牧论君道吏道的败坏,黄宗羲论吏治廉洁的标准,曾国藩论节俭治贪等都影响深远。同时,我国历朝历代都设立了各种监察与反贪机构,出台种种法典奖廉罚贪,涌现了许多清廉守正、严于执法、政绩卓著的清官廉吏,如包拯、海瑞、于成龙等人;产生了许多廉事、廉诗、廉文、廉谚、廉戏、廉政格言警句等等,如“宁公而贫,不私而富;宁让而损己,不竞而损人”(元代张养浩《牧民贵告)等:无不贯穿着“百行德为先,治政廉为首”的思想。

那么如何实现它呢?以晏子为例,首先要仁政爱民。只有爱民,才有廉政,廉政施行了,百姓就与君主亲近了,正所谓“俭于藉敛,节于货财,作工不历时,使民不尽力,百官节适,关市省征,山林陂泽,不专其利,领民治民,勿使烦乱,知其贫富,勿使冻馁,则民亲矣”(《晏子春秋·内篇问上》)也。否则,就会贪得无厌,鱼肉百姓,民不聊生,谈何廉洁?

其次要以身作则。古人往往是身体力行。晏婴身居相位,却自奉俭朴:家居闹市,粗茶淡饭,敞车驽马。景公给他另造住宅,晏子则拆掉新居,恢复旧宅;景公欲嫁女给晏子,晏子则坚决辞谢。(《晏子相齐》)以上无不折射出晏子务实节俭、正派清廉的精神气概,有利于改善社会风气,有利于社会稳定,人民安康。不错,社会发展需要廉洁的正能量,但光说不干只能是空谈。

最后要居安思危。诚如晏子所言“穷民财力以供嗜欲谓之暴,崇好玩,威严拟乎君谓之逆,刑杀不辜谓之贼。此三者,守国之大殃”(《晏子春秋·景公有所爱槐》),即晏子向景公列举了暴虐、反常、贼害三种邪僻的行为,认为这三种行为背离人民,如果不加以制止,将会带来严重后果。这种防患于未然的精神,使得齐国在当时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维持了较长的强盛和稳定,至今仍有重大启发意义。

 

毅坛:一、216

凡成大事者,无不有大志。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故能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论语·泰伯》),从而“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可见“立志坚定”之重要性,在“路漫漫其修远”(《离骚》)时,尤其需要此种毅力以“上下而求索”(《离骚》)。

当然,孔子不仅自己“立志坚定”,他还经常教育学生志于仁,并以来指导日常的道德行为,例如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而且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论语·卫灵公》)等。

虽然“人各有志”,但耳濡目染之下,诸生之“志”却都在“仁义”的范畴内,只是实现形式有所不同,境界高低有所差别而已,例如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车马衣轻裘与朋友共,蔽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三人之志,不尽相同,且以孔子之志为尊,但同气连枝,一脉相承。

立志之后,就要坚持,即做好吃苦的准备。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论语·述而》)并且他还告诫学生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论语·卫灵公》)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子路》),甚至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故而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

如今,孔子早已逝去千年,以孔子的志向为志向并不现实,但他强调立志的思想和经验,却值得我们借鉴:立志依靠的是循循善诱,而非外力的强制改变;不该以个人现在的物质生活为满足,还应有更高的精神追求;一旦立志,只要百折不挠,最终将取得成功。2009年《南充日报》的报道《农民炭精画家林肇泽》,就是现实当中继承孔子“立志坚定”精神的代表,具体如下:

今年已经70岁的林肇泽是高坪区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民,靠自学成才成为了一级民间艺术家,精通炭精画绘制工艺。他自幼好学,1957年,年仅17岁的他因为家庭原因,不得不放弃了升学的机会,在家务农。他曾拉过船、抬过石头、开过山,还干过土工、木工、机修工等技术活。1985年,林肇泽为生产大队出公差路过自贡,看见街上画摊上有人画炭精像,被深深吸引,在接触到了炭精画后,一发不可收拾。

由于他的作品具有独特的风韵格调,因此陆续被入选大型展出。近年来,林肇泽带着自己的作品先后到电子科大、西华师大等省内外各地大中专院校进行展示和演讲,受到了学校师生的热烈欢迎。

然而,林肇泽在巡回讲学和演讲中,从来不收讲义费。他和家人花费的车旅费、资料费、房租费等,将近20万元,全部是自费。他不仅把摆摊画画挣的钱全部用光了,而且连子女给他的生活费也几乎耗尽。如今,他和老伴依然生活在祖辈留下的小青瓦房里,几间小青瓦房又破又潮湿,与周边村民的小洋楼形成巨大反差。在他家里,简单的几样家具还是二三十年前的老古董,他的书桌也是两口木箱重叠而成,他的当家衣服还是在10多年前别人送给他的。林肇泽对记者说,我45岁才开始学绘画,到大学去的目的不是去讲我的作品到底如何,我是希望用我的人生经历给学生们以启发,用我的意志去鼓励现在的大学生奋发成才。

由此可见,立志早晚不是决定性因素,有梦想就会有奇迹,唯坚定者胜之。

 

毅坛:六、67

“正义之勇”是“毅”的重要组成部分,已传承了千年。细数就会发现,“勇”在《论语》中提到了16次,在《孟子》中提到了15次,在《荀子》中提到了31次。(当然,其中就包括了“正义之勇”。)然而“儒者不惧”(《礼记·儒行》)是有条件的,连孔子都得把“勇”一分为二。

对于“义勇”,孔子赞之曰:“见义不为,无勇也”(《论语·为政》),“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论语·公冶长》)!

但对于“好勇”,“夫子哂之”(《论语·先进》)曰:“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虽然“仁者必有勇”,但“勇者不必有仁”(《论语·宪问》),故“好勇不好学,其弊也乱”(《论语·阳货》),或曰“好勇疾贫,乱也”(《论语·泰伯》),或曰“勇而无礼则乱”(《论语·泰伯》)。甚至,孔子和子贡谈论“君子亦有恶乎”时,子曰“恶不孙以为勇者”(《论语·阳货》),“恶勇而无礼者”(《论语·阳货》)。难怪孔子忧心道:“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论语·公冶长》),“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论语·先进》)。

关于“正义之勇”,孟子和荀子也都有相关论述。综合比较,就会发现孔子称赞的“义勇”,孟子称赞的“大勇”,荀子称赞的“上勇”,实乃异曲而同工也:都是以“仁”为出发点和归宿,以义为指导,以礼为规范,倡导“勇”与“智”的结合,至今仍有借鉴意义。因为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凸显,包括社会风气恶化、伦理道德沦丧、贪污腐败丛生等,改革到了攻坚阶段,除了加强制度建设外,儒家“正义之勇”也为维护公平正义,提供了一条道德途径。后辈学者,当谨思之,争当“义勇”、“大勇”、“上勇”,而非“匹夫之勇”也。即使身为学生,也能有“义勇”之举。

据新闻联播报道,2014年高考前7天,宜春市区至袁州区金瑞镇的一辆公交中巴上,一名歹徒突然持刀将5名乘客砍伤,危急关头,宜春三中的高三男生柳艳兵不顾自身被砍剧痛,上前夺下歹徒手中的刀。事发后,他与另一名同学易政勇被送医院救治,两人因伤情严重,无法参加67日的高考。此后教育部单独组织考试,两人分别被南昌大学和江西财经大学录取,并被免予学杂费等。

68,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登了柳艳兵的事迹,并且评价他:已交上了另一份答卷。其实,此类事例还不少:2008年,曾在汶川大地震中舍己救人的申龙、王佳明、欧阳宇航、张博四少年,分别被保送进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解放军装甲兵工程学院;2009年,被评为全国抗震救灾小英雄的德阳东汽中学女生马小凤和“可乐男孩”薛枭,也分别被免试保送到复旦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2010年,在玉树地震中连救4人的小英雄尕玛朋措也被保送进清华大学。他们虽是学生,但却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用稚嫩的双肩扛起了“义勇”,实现了人生的价值。这等儒侠之举,足以让众多犬儒们汗颜。

 

和坛:十、316

安贫乐道,亦作“孔颜之乐”,是理想与现实相调和的产物。顾名思义,出自孔子,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者也。(《论语·学而》)又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由此可见,孔子是非常推崇“安贫乐道”的。

陶渊明深受影响,并在诗中托人言志,例如《咏贫士七首》中的荣启期、原宪、黔娄、袁安、阮公、张仲蔚和黄子廉七人,虽然其年代、人格和行为方式都不尽相同,但其安贫乐道之贤士精神却是相同的;虽然其物质缺乏,生活贫穷,但其精神世界却并不贫困,并用实际行动固守住了那一份坚持。

刘中文先生说:中国士人无论是仕进,还是退隐;无论是执着于儒家思想,还是皈依于道家精神,都对陶渊明情有独钟:往往频频回首陶渊明,试图从他那里找到人生需要的某种东西,或是精神的力量,或是情绪的解脱,或是心理安慰,或是品格标榜等等。对于中国士人,陶渊明是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是可以医治精神和心理伤痛的灵药。

其实,“某种东西”指的就是安贫乐道的孔颜之乐。一个人如果能安于贫贱,不被富足的生活蛊惑,又能在贫贱中保持做人的尊严和内心的快乐,他则会内心清亮,不被竞争洪流中的形形色色所污染,保持一颗高贵、纯正的心灵。在现实生活中,吸引人的色彩很多,人们过多的被吸引去追求丰厚的物质,而忘了填补自身道德修养的空白和心灵的空虚,在众多的诱惑面前,丢弃自身的信念,随波逐流。从报纸、网络、电视上所获悉的这类事件不在少数,诈骗、抢劫、贪污等等犯罪事件不断上演,看着不断有人穿着囚服、步履沉重的走进铁锁的大门,无不感慨嗟叹。拥有一份安贫乐道的心态,调试自己的内心,追求精神的丰满,则不会被纷乱的色彩蒙蔽双眼,坚守内心的信念,保持原本的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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