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贴内容以文化为视角，通过中西文化的对比展开中华十大义理的讨论，发言内容充实，表达清晰，严肃认真，情真感实。并且能把十大义理与自己的生活体会相结合。但有些论题似乎述而不论，显得展开不足。
建议：一等奖
陕西师范大学
学院：历史文化学院
专业：中国文化史2009级
姓名：岳文婷
学号：290980
联系方式：15094015894
1、 仁坛 轴心时代孔孟关于人的道德本性的叙述一直持续影响到今天 楼主
孟子在两千三百年以前就指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这是关于人的道德本性的最完美的描述，孔孟之道虽然自五四运动以来不断受到冲击，在文革中受到重大的摧残，然而，时至今日，并没有人能够驳倒孟子关于人共有的道德本性的主张。他们的思想已经渐渐的融入到我们的血液之中，成为我们之所以为中国人的一部分。两千三百年之后的今天，他们的思想依然闪烁着灼灼光芒。
美国哲学家安得勒所指出：“人在其生活中所面临的伦理问题在多个世纪以来并未有了点的改变。道德美德以及幸运的祝福在今日，正如它们在过去恒常如此，乃是健全生活的关键。这既未被环境中的一切技术变化而改变，也没有因我们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变化而改变。”《哲学之四维：形而上学、道德、客观性、范畴》
这跟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有的一个很著名的命题———“轴心时代”有些相通之处。他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说，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至前300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轴心时代”发生的地区大概是在北纬30度上下,就是北纬25度至35度区间。这段时期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这些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文化一直延续到今天。每当人类社会面临危机或新的飞跃的时候，我们总是回过头去，看看轴心时代的先哲们是怎么说的。
2、 和坛 和与儒学的发展 楼主
有人说儒家思想是一种强势文化，我不这样认为，儒家思想只是为大多数人所接受、所信仰，它并没有因为自己信仰者在政治上或经济上的优势地位去侵蚀、消灭别的文化。相反，儒家文化主张“和而不同”，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的意见我尊重，我的意见你也尊重，糅合在一起，发挥更大的力量和作用。这种包容思想正是儒家文化的魅力及生命力所在。就像赤橙黄绿青蓝紫七种颜色一样，任何一种颜色自己都是单调的，只有组合到一起，才会形成最美丽的彩虹。
任何伟大的思想或文化都是从弱小开始的，儒家思想也不例外，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儒家文化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包容性，只有这样，才能与时代的发展相和谐。例如在宋明时期，产生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宋明理学，这标志着儒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此之前，道教产生、佛教传入，并且影响日益深入，最终形成了儒释道三教并存的局面。尽管三教并存仍是以儒学为主体的，但佛道的影响力也不可低估。正是因为儒家文化特有的包容性和海纳百川的气势，在三教的斗争和相互融合中，吸其精华，为我所用，才最终形成了宋明理学，并成为之后的中国传统社会的治国思想。
3、 仁坛 真儒的境界 楼主
我读儒家经典，最喜欢最感动的一句话就是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他这种把小爱升华为天下大爱的深情，在现代社会仍然是必须的。它所彰显的不仅是一种人文关怀，更是一种和谐的社会秩序。
曾读过关于陶渊明的一则小故事，说陶渊明遣一童仆与其子，并附书诫其子曰：“此亦人子，须善遇之”。我想陶渊明感动后人的，不只是不朽的诗歌，还有这份深情。冯友兰说：“真正风流的人，有情而无我。他的情与万物的情有一种共鸣”。陶渊明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表达了对人性的最高尊重，真正实践了孟子所说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无独有偶，孔子曾不畏季氏强权，毅然为身为逃奴的漆思弓请命，要求废除残酷的人殉制度，这正是仁者爱人的体现。
人不独独爱自己的父母孩子，也爱护别人的，如果真能做到了这点，那么这个社会必然是个温暖如春，无比和谐的社会。“人类社会的进步，以智力、知识的增长为标志，可感情未必在同步发展。”我以前常怀疑这句话的正确性，但之后经历的一些事情，证实了我的想法是错误的。去年暑假，我在北京摆地摊，一为体验生活，二为挣点开学后的生活费，给自己的生活增添一抹亮色。在摆摊的过程中，我看到了很多事情。我时常可以看到，那些自以为是的城里人大声呵斥衣着褴褛的民工，仿佛他们就没有人的尊严。我也曾见，一个肥胖的包工头在责打一个看上去只有十五六岁的童工，那时，我突然想起了陶渊明的话来，“此亦人子，须善遇之。”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真儒的境界与佛的慈悲是相通的。在贫富差距越来越悬殊的今天，人人都是某一阶层的一分子，不同阶层之间的人疏离、冷漠，甚至仇恨，因此，“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对今天这个社会有很重要的建设性作用。
4、忠坛 也说忠 楼主
以中国字的构造来说，“忠”字是把中放在心之上、心中间，不偏不倚。在“忠臣孝子”的说法中，忠是对上尽忠，上可推至上天。“恕”是如心，即推己及人，即孔子所躬行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尽管封建政治道德的私忠愚忠，在今天已很难看到其积极意义，但忠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还有很多广泛的合理的因素，对现代社会仍有很高的价值。正如孙中山先生所说：“我们现在说到忠于君，固然是不可为；说忠于国是可不可呢？忠于事又是可不可呢？我们做一件事，总要始终不渝，做到成功，如果做不成功，就是把生命去牺牲，亦所不惜，这便是忠。”由此可见，不仅对国家要忠，对自己的事业和理想也要忠。对自己的祖国要多贡献、少索取，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奉献精神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以及对自己工作的敬业精神。
5、中华义理论坛 孔子与耶稣的相通之处 楼主
粗读《圣经》之后，觉得《圣经》和《论语》有很多相通的地方。
简单的说，二者都是弟子记录老师的言行及他们与老师多方面关系的书，其次，二者都很重视个人的修养问题，期求达到君子的境界。再次，二者都很为别人考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体现了以他人为本位的道德意识。
在孔子和耶稣生活的时代，社会已出现贫富差距，二者既承认社会上现行的私有制度和贫富现象，又不为之所完全左右，坚定的坚持自己的思想，时常流露出一种早期的平等观念。同时，孔子和耶稣不仅富于现实性和人情味，在他们身上还体现了近乎完美的理想人格。
比较孔子与其弟子交往中的所说所行，及《圣经》中孔子的言行，可见他们在精神上有很深的沟通，虽然此世他们并未谋面，因为时隔数百年，地距几万里，但在孔子身上我们可以隐约看到耶稣的影子，而耶稣的言行举止也可以加深儒家人生哲学的远景。
6、中华义理论坛 孔子与耶稣的相通之处 2楼
孔子比耶稣早五百年，因此《论语》与《圣经》所记叙的有相同或相近的地方，初步的结论应该是给予孔子以先知的角色。
7、中华义理论坛 伦理哲学的内在困境 楼主
休谟曾经说过，即使我们拥有关于实在的完美的或完全的描述知识，我们仍不能经由推理而推导出仅仅一个有效的“应当”。休谟以后的现代学者所作的一切努力也没有跨越休谟的这个命题。这一方面说明了一切价值中性的科学（包括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在解决伦理问题上的无能为力，另一方面又反映出现代伦理哲学的内在困境。
8、中华义理论坛 《论语》与《圣经》的不同 楼主
《论语》与《圣经》的不同点在于：
二者的中心观念大不相同，一为原罪，一为仁。
《圣经》将人的希望引向尽善尽美的彼岸天国，而《论语》中处处洋溢着入世精神，更加看重现实世界。
在《圣经》中信仰压倒一切，而在《论语》中则是人生经验压倒一切。
《圣经》倡导一种类似禁欲主义的精神，而《论语》则主张一种谨慎的、有节制的快乐
《圣经》处处显示着一种大起大伏、激烈冲突的色彩，而《论语》中则蕴含着一种中庸平和的基调。
《圣经》有较强烈的平等意识，《论语》虽然也不乏平等观念，但同时又掺杂着大量的爱有等差之类的思想。
《圣经》更富于想象力，它所思考的方向是多元的：有虚幻的，有现实的；有天上的，有地下的；有顺时间的，有逆时间的；有过去的，现在的，还有未来的；它即涉及到自然现象，又涉及到人类社会的现象。这种多元性极有利于人们想象力的培养。而《论语》中所考虑的，主要是伦理和道德。
9、中华义理论坛 藏族接受儒家伦理思想的原因 楼主
儒家伦理之所以能够为藏民族所接受，之所以能够在藏族地区传播的原因，即是儒家伦理的普世性倾向所带来的一种必然结果；是儒家文化本身所具有的思想主张符合藏民族需要的结果；是儒家文化本身的亲和力倾向对藏民族产生的强大吸引力的结果；是中央王朝为了维护其统治，凭借统治权力，利用政治、经济、文学艺术、教育等各种途径和手段，向藏民族进行灌输和渗透儒家思想文化的结果；是藏民族在其文明发展过程中，自身向中原文化靠拢的结果；是汉族民众在与藏族民众长期交往的过程中，促使儒家文化及其伦理思想直接在民间产生影响的结果。
10、中华义理论坛 儒学特征 楼主
儒学特征作为一种思想文化体系，儒家学说体现了如下基本特征。
一是尊崇孔子；二是以四书五经为经典；三是“性服忠信，身行仁义，饰礼乐”；四是主张“内圣外王”；五是重人伦，并将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运用到政治实践中去，使其成为社会政治及日常生活的指导性原则。
11、孝坛 孝道的彰显和升华——从五刑的衍变看中国的孝道 楼主
孝道，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信仰和主流社会意识形态，千百年来已经潜移默化地深入到中国人的内心深处，塑造了中华民族的道德风尚和精神面貌，并且对东亚“儒家文化圈”的国家和地区人们的思维方式、生活态度、价值理念和民族精神也有重大影响，孝道也因此而成为具有东方伦理特点的个人品德和社会价值的评判标准，并因此而受到人们的普遍尊崇。作为一种社会信仰，孝道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本文试图通过一个不为人注意的角度即刑罚制度来透视这个问题。孝道对刑罚制度上最显著的影响莫过于肉刑的废除及新五刑的确立。
一
五刑，简而言之，即中国古代对罪犯使用的五种刑罚的总称，可分为两个阶段。商周时期，五刑指墨、劓、刖、宫、大辟，一般称为旧五刑。隋唐以后，五刑的内容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废除了肉刑，改为笞、杖、徒、流、死，对后世影响深远，一直沿用至清末，一般称为新五刑。
墨刑，即先以刀在脸上刻字或划痕，然后再以墨染黑，为五刑中的最轻刑。劓刑，即割鼻。
刖刑，也叫剕刑，周以前为膑，即挖去人的膝盖骨，后改为断足。齐人“踊贵展贵”，踊为假足，展是草鞋，穿假肢的人比穿草鞋的人多，因而假足贵鞋子便宜。可见当时刖刑之普遍，刑罚之残酷，由此可见一斑。
宫刑，亦称阴刑、腐刑、蚕刑，是破坏人的生殖机能的残酷肉刑。
大辟，即死刑。周时分为七等：斩、杀、焚、碟、辜碟、磅、罄七种。这些死刑方式多不能留全尸，甚至尸骨无存。
由上所述可见，旧五刑多为肉刑，破坏人的肢体面容，终身不息，即使人改过自新也不能复原，而且其刑罚方法之野蛮、之残酷让人毛骨悚然，目不忍睹。为祛除这些弊端，隋唐以后，融合前朝立法、司法经验，吸其英华，去其糟粕，确立了以礼为立法的指导原则，德礼、刑罚并用，德礼为教化之根本，刑罚为惩戒之辅助，改五刑刑罚为笞、杖、徒、流、死，由此，中国古代以伦理治国的礼教法律达到了成熟完善的阶段。
笞刑，“笞者，击也。又训为耻。言人有小愆，法须惩戒，故加捶挞以耻之。”[3]笞刑为五刑中最轻的一种。是指人行为有小过失，按照法律必须加以惩罚，所以用竹板捶打以使其感到羞耻。《尚书·虞书。尧典》：“扑作教刑。”[4]表示笞原为教化用刑。
杖刑，“杖者，持也。”书曰“鞭作官刑。”[5]是鞭打用来惩戒官吏的刑罚。
徒刑， “徒者，奴也，盖奴辱之。”[6]徒是奴的意思，把罪犯当做奴隶似的羞辱他，可见徒刑本是一种带有奴役、侮辱性质的刑罚。
流刑， “流刑，谓不忍刑杀，宥之于远也。”[7]即将本应判死刑但不忍加以行刑诛杀之的犯人遣送到一定距离以外的地方，并强迫其服一定时间的劳役。
死刑，仅有两种形式：绞和斩。绞刑因为可保留尸体的完整性，故要轻于斩刑。
从新五刑和旧五刑的对比中可以看出，二者最大的区别变化在于由对人肢体破坏性的刑罚转向以教育感化为主、刑罚为辅的刑罚，使刑罚性质发生了本质的改变。新五刑尊重人的人身价值，重视教育的感化作用，体现了刑罚发展的理性化和人性化趋势，是社会文明进步的表现。
从旧五刑到新五刑，不仅是刑罚名称的变化，而且其中蕴含了深厚的孝道思想，体现了中国古代重视孝道以伦理治国的政治理念，深刻的反映了在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的情况下孝道的彰显和升华。
百善孝为先。孝，作为百善之先，立德之本，人们在生活中进行的所有社会实践都可以看做是对孝道的自觉遵守和履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8]“身也者，父母之遗体也，行父母之遗体，敢不敬乎？”[9]个人身体的一切都来源于父母，可以说是父母在这个世界上生命的延续，也是父母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所以爱惜父母赐予自己的身体，使其不受到损伤，这就等于尊敬父母。这是履行孝道的开始和最基本的要求。“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可谓孝矣。不亏其体，不辱其身，可谓全矣。” [10] 不使自己的身体受到亏损伤害，不让自己的名声受到侮辱，本洁净来，还洁净去，这就是对父母尽了全归之孝。曾子曰：“孝有三，大孝尊亲，其次弗辱，其下能养。”[11]履行孝道，不仅要做到养亲尊亲，还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一举一动都要合乎礼法的要求，这样才不至于使名声受到侮辱。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旧五刑破坏人的肉体，不仅残酷，而且终身不息，即使人改过自新也不可能恢复，这违反了孝道的基本精神和要求。况且它损伤的不仅是人的肉体，同时也使罪犯的心灵饱受摧残和折磨，并进而使其父母承受巨大的情感痛苦和精神折磨。形体受到破坏便违反了孝道，“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12]在古代孝观念如此强的社会里，一旦被上不孝的罪名，便终生难以摆脱。这对罪犯的心理折磨更甚于对其肢体的折磨。隋唐采用新五刑，废除肉刑，侧重教化的作用，尊重人的生命价值，在不破坏人的形体的前提下实施刑罚，使罪犯尽全归之孝，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是对孝道的彰显和升华。
二
孝，老省，万声，善事父母者，从子，子承老也。 [13]善事父母者为孝，由此可见，孝之本意是指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但在古代社会，孝有着更为宽广的内涵和意义，“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义也”。 [14]父子之间父慈子孝的亲情关系，是人自然而然的天性，子对父的尊敬与服从，也体现了君臣关系的义理。在这里，孝已由家庭伦理上升为君臣之义。子曰：“能睦于父母之党，可谓孝矣”。 [15]能和睦于父母的宗族，这就是孝。由此可见，孝不仅指家庭内部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它还被衍化为君臣之间、宗族之间的关系；它也不仅是一种家庭道德，还被泛化为政治道德、宗族道德、社会道德。这样孝的内涵和外延就变得极其丰富，不仅包括养亲尊亲，还包括对君主的忠和保持父母家族内部的团结和睦。孝道的内涵，由人的自然天性上升到以孝治国的政治理念，并且作为一种主流的社会思潮和社会信仰，最终形成了以伦理治国的局面，孝道也因此得到了最大程度上的贯彻、维护和彰显。
“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 [16] “以孝事君则忠，以敬事长则顺”。[17]孝道，是从侍奉双亲开始的，父子之间的关系和君臣之间的关系是一样的，以侍奉父母的孝侍奉君主就是忠。“君子之事亲者，故忠可移其君”， [18]这就是说，以孝事亲就能以忠事君，孝是以忠事君的载体，忠是以孝事君的表现形式，忠孝一体，不可分割。在家庭伦理层面上孝是对父母的感情，但在政治道德层面上，孝属于君主和国家，对君主的孝就是对国家的忠，孝即是忠，忠孝一体，不可分割。
“擅聪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19] 元后是天子的意思，天子作为天下人民的父母, 被视作整个价值体系的象征。因此对皇帝的忠孝和敬爱之心就是对社会道德价值体系的遵守；反之，凡危及到皇帝的人身安全、冒犯象征皇权的威严、背叛以皇帝为代表的国家利益的行为，都是违背了道德准则的行为，即是不忠不孝。
家族是家庭的扩大和延伸，家庭是组成家族的基本单元，家族是家庭的向心力凝结而成的整体。它不仅提供了个人成长发展所需要的物质基础，而且也是人们感情性的心灵寄托，并且对人的精神品德的塑造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能睦于父母之党，可谓孝矣。”[15] 因此能和睦于父母的家族，尊敬长辈，这就是孝了。
孝道的思想主旨，不只是家庭和家族的精神支柱，而且对于维护宗法社会的精神秩序，增强家族的凝聚力，促进宗法家族的发展具有无可替代的积极作用，有子曰：“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22] 可以说，孝观念在调节亲子间冲突，维系兄弟姊妹、亲朋戚友的关系，形成尊老爱幼、长幼有序的良好社会风气，具有重要意义。如个人在家能恪守孝行，孝敬父母长辈，在外自然会尊敬他人，与人和睦相处，使社会秩序得以稳定。
12、仁坛 仁、义、礼、智 楼主
孟子提出“仁、义、礼、智”，董仲舒扩充为“仁、义、礼、智、信”，后称“五常”。这“五常”贯穿于中华伦理的发展中，成为中国价值体系中的最核心因素。
仁，不仅是最基本的、最高的德目，而且是最普遍的德性标准。以仁为核心形成的古代人文情怀，经过现代改造，可以转化为现代人文精神。
义，与仁并用为道德的代表：“仁至义尽”。义成为一种人生观、人生价值观，如“义不容辞”，“义无反顾”，“见义勇为”，“大义凛然”，“大义灭亲”，“义正辞严”等；义是人生的责任和奉献，如义诊、义演、义卖、义务等，至今仍是中国人崇高道德的表现。
礼，与仁互为表里，仁是礼的内在精神，重礼是“礼仪之邦”的重要传统美德。“明礼”从广义说，就是讲文明；从狭义说，作为待人接物的表现，谓“礼节”、“礼仪”；作为个体修养涵养，谓“礼貌”；用于处理与他人的关系，谓“礼让”。这些已经成为一个人、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一种表征和直观展现。北京为迎奥运正大力开展礼仪教育。“礼之用，和为贵”，其价值取向为“和谐”。继承发扬礼，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智，从道德智慧可延伸到科学智慧，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结合和统一起来，这是我们今天仍要发扬的。
信，是做人的根本，是兴业之道、治世之道。守信用、讲信义是中华民族共认的价值标准和基本美德。
仁，不仅是最基本的、最高的德目，而且是最普遍的德性标准。以仁为核心形成的古代人文情怀，经过现代改造，可以转化为现代人文精神。
义，与仁并用为道德的代表：“仁至义尽”。义成为一种人生观、人生价值观，如“义不容辞”，“义无反顾”，“见义勇为”，“大义凛然”，“大义灭亲”，“义正辞严”等；义是人生的责任和奉献，如义诊、义演、义卖、义务等，至今仍是中国人崇高道德的表现。
礼，与仁互为表里，仁是礼的内在精神，重礼是“礼仪之邦”的重要传统美德。“明礼”从广义说，就是讲文明；从狭义说，作为待人接物的表现，谓“礼节”、“礼仪”；作为个体修养涵养，谓“礼貌”；用于处理与他人的关系，谓“礼让”。这些已经成为一个人、一个社会、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一种表征和直观展现。北京为迎奥运正大力开展礼仪教育。“礼之用，和为贵”，其价值取向为“和谐”。继承发扬礼，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智，从道德智慧可延伸到科学智慧，把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结合和统一起来，这是我们今天仍要发扬的。
信，是做人的根本，是兴业之道、治世之道。守信用、讲信义是中华民族共认的价值标准和基本美德。
孔子也常谈仁义礼智圣，但他并没有将这五者并列，而是分述。最早提出这个观点。孟子说—仁义礼智根于心，就是说仁义礼智的道德是天赋的，是人心所固有的,是人的“良知、良能”,是人区别于禽兽的本质特征！董仲舒的思想为仁义礼智信其实是高于皇权的。虽然君为臣纲，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但人主的发号施令，一样要受到五常的约束。三纲五常（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 夫为妻纲），和其他的立宪制度一样，在历史上有效防止了皇权专制主义在废封建兴郡县之后的无限扩张。事实上，秦始皇这样的君王，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了。孔子曾将“智仁勇”称为“三达德”，又将“仁义礼”组成一个系统，曰：“仁者人（爱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焉。”仁以爱人为核心，义以尊贤为核心，礼就是对仁和义的具体规定。孟子在仁义礼之外加入“智”，构成四德或四端，曰：“仁之实事亲（亲亲）是也；义之实从兄（尊长）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背离）是也。”
董仲舒又加入“信”，并将仁义礼智信说成是与天地长久的经常法则（“常道”），号“正常”。曰：“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贤良对策》）。董仲舒的“五常”学说的特点是：对仁义礼智信作了不违背孔孟思想的发挥；将仁义礼智信与五行相匹配，把纯人伦的东西纳入天道五行的范畴，从而为仁义礼智信提供了哲学依据，形成“五常之道”。 君子所贵在德。士庶人有德，能保其身；卿大夫有德，能保其家；诸侯有德，能保其国；天子有德，能保其天下。——陆九渊
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延续和发展的深厚道德根基。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美德贯穿到一个人的自身、家庭、社会、国家等各个方面，是中华传统美德的显著特征。中华传统美德，既是中国人安身立命、为人处世、成就事业的品德基础，又是中华民族进步、社会发展、国家稳定的精神支柱，它陶冶出一代代仁人志士，推动中华民族不断走向文明。以仁义礼智信为主要内容的中华传统美德，重视个人道德品质的锤炼，重视道德规范的践行，重视整体利益价值的追求。“仁义礼智信”是中华传统美德的核心范畴，贯穿于中华传统美德的整个发展历程，是中华传统美德的核心价值观。
一、仁义礼智信源远流长
“仁义礼智信”，是中国古代儒家归纳的五个最基本的道德范畴，其由来和发展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仁义礼智信”的提出：自有文字记载以来至春秋时期，是仁义礼智信五个德目被分别提出确立的阶段。“仁”的提出，最初与氏族宗族血缘关系相连，主要是指同情、关心和爱护人，其完整思想首先是由孔子阐释和传播的。“义”最初的含义，既指仪表和风貌，也指适宜和正当，后来泛指一切道义，其作用是维持社会秩序。“礼”最初是原始社会祭神祈福的一种宗教仪式，经过儒家的改造，其内容由单纯的习俗仪式发展成规范婚姻、血统、长幼、尊卑等关系的行为准则，并逐渐制度化、法律化。“智”最初是指人们对事物的判断迅速准确，后来被春秋时期儒家赋予明辨是非善恶、自知知人等道德内涵，予以倡导。“信”最初是指祭祀上天和先祖时诚实不欺、不敢妄言，后来逐渐摆脱其宗教色彩，特别是经过春秋时期儒家学者的倡导，成为一项重要的社会道德规范。
董仲舒又加入“信”，并将仁义礼智信说成是与天地长久的经常法则（“常道”），号“正常”。曰：“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贤良对策》）。董仲舒的“五常”学说的特点是：对仁义礼智信作了不违背孔孟思想的发挥；将仁义礼智信与五行相匹配，把纯人伦的东西纳入天道五行的范畴，从而为仁义礼智信提供了哲学依据，形成“五常之道”。 君子所贵在德。士庶人有德，能保其身；卿大夫有德，能保其家；诸侯有德，能保其国；天子有德，能保其天下。——陆九渊
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延续和发展的深厚道德根基。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美德贯穿到一个人的自身、家庭、社会、国家等各个方面，是中华传统美德的显著特征。中华传统美德，既是中国人安身立命、为人处世、成就事业的品德基础，又是中华民族进步、社会发展、国家稳定的精神支柱，它陶冶出一代代仁人志士，推动中华民族不断走向文明。以仁义礼智信为主要内容的中华传统美德，重视个人道德品质的锤炼，重视道德规范的践行，重视整体利益价值的追求。“仁义礼智信”是中华传统美德的核心范畴，贯穿于中华传统美德的整个发展历程，是中华传统美德的核心价值观。
一、仁义礼智信源远流长
“仁义礼智信”，是中国古代儒家归纳的五个最基本的道德范畴，其由来和发展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仁义礼智信”的提出：自有文字记载以来至春秋时期，是仁义礼智信五个德目被分别提出确立的阶段。“仁”的提出，最初与氏族宗族血缘关系相连，主要是指同情、关心和爱护人，其完整思想首先是由孔子阐释和传播的。“义”最初的含义，既指仪表和风貌，也指适宜和正当，后来泛指一切道义，其作用是维持社会秩序。“礼”最初是原始社会祭神祈福的一种宗教仪式，经过儒家的改造，其内容由单纯的习俗仪式发展成规范婚姻、血统、长幼、尊卑等关系的行为准则，并逐渐制度化、法律化。“智”最初是指人们对事物的判断迅速准确，后来被春秋时期儒家赋予明辨是非善恶、自知知人等道德内涵，予以倡导。“信”最初是指祭祀上天和先祖时诚实不欺、不敢妄言，后来逐渐摆脱其宗教色彩，特别是经过春秋时期儒家学者的倡导，成为一项重要的社会道德规范。
13、仁坛 克己复礼为仁 楼主
纵观中国历史，很多思想体系红极一时，最终却逃不过没落的命运。在历史这条波涛汹涌的大河面前，唯有真知才能得以永生，世代流传下去。
不难发现，儒家思想贯穿了悠悠几千年中国历史。春秋时期，儒家思想从《论语》中滥觞。由于是圣人之言，它在封建社会中神圣不可侵犯。而到了五四时期，《论语》则被视为民族落后的根源，一度被封存箱底。然而，黑暗终究会消逝。近年来，儒学红遍了大江南北，人们越发的意识到，有点信仰还是好的。况且，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去了解、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有“根”的人才能诗意的生活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
说到儒家思想，孔子的形象一马当先的跃然纸上。积极进取的入世精神却影响了一批又一批的后代士人。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诸子百家之中，惟有孔子等少数学者，既未受到三代“神道设教”迷信鬼神的影响，也不为各诸侯国封建地主阶层为着争权夺利而以高官厚禄之诱所左右，而是比较忠实地继承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思想精神，理论联系实际地研究解决社会思想教育问题，对于中华民族思想精神与心理素质的发展形成，作出了承前启后的不朽的历史贡献。其中，孔子率先打破了奴隶主贵族对文化教育的垄断。他提倡“有教无类”，认为所有人都有资格、也应该去学习。孔子是以学者身份设教授徒的第一人，他一生学生众多，不乏出身贫贱的人。
在研习儒家思想的过程中，孔子终其一生所倡导的“克己复礼为仁”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该语出自《论语.颜渊》，全句如下：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孔子之言，是就德行科弟子颜回的请教何以达“仁”而作的回答。颜回，字子渊，天资聪颖，贫而好学，孔子称其不迁怒，不贰过，是弟子中最贤者。颜回向孔子请教，如何才能做到有仁德？孔子就回答说：克制自己的私欲杂念，使自己的一切言行都返归到礼义的行为规范上去，就能具有仁义的思想品德了。孔子又补充说，一个人是否有仁德，靠的是自己主观上进行思想改造，约束自己的不合仁义之言行，这能靠别人么？在这里，孔子明确的指出，“仁”即“克己复礼”，克己复礼就是通过人们的道德修养自觉地遵守礼的规定。仁是内在的，礼是外在的，二者紧密结合。
“克己复礼”中“礼”的含义引发了人们的广泛争论。有些人认为这个“礼”表明了孔子对周礼的崇尚和怀念，希望恢复周礼。从而认为，孔子是代表西周奴隶主统治阶级的利益，把一顶“要全面恢复周礼”的帽子扣到了孔子的头上。我个人认为，这种理解有很大的偏差。孔子所做所言都是反对奴隶制社会制度的。那么，又何谈“孔子是代表西周奴隶主统治阶级的利益呢？
翻阅古典，便可得知，孔子认为，统治者对人民毫无节制地赋敛盘剥，是造成社会财富分配极端不公平的主要根源，认为极端性“不均”，就是社会动荡不安的主要祸根。他还反对“不教而诛”的任何既推行愚民之术，又实行苛刑而治的暴政。因此他呼唤德政与仁政，表现出了一定的以人民为本位的民主政治思想倾向；针对春秋之际杀父弑君、卿相专权、诸侯争霸、人言巧辩、行为偏激等社会乱象，孔子以“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救世态度，竭力提倡中庸之道，且身体力行，努力使自己的言行体现一种不偏不倚、中正和平、客观公允的精神。这也就是孔子对当时一些流行的不符合中国古典哲学理论的谬误之说，一般都不进行尖锐的批评，而总是有针对性地正面阐述自己观点的一个重要原因。
《周礼》是西周职官设置及其所负职责范围规定的一个文件，它并不直接反映其奴隶制度的本质性特点。祭祀鬼神之礼竟变成了国家制度之中的大量明文规定，《周礼》就是其典型。其中的“礼”制规定，主要是祭祀天神、地祇、人鬼，以及日、月、星辰、山、川、大泽等祭祀等级、方法、应献祭品等内容。而孔子则正好反对的是《周礼》之中繁杂的神鬼祭祀活动，而提倡体现文明礼貌、体现道德素养涵义上的“礼”。孔子所谈的“礼”，与祭祀毫无任何关系，而是与思想道德修养方面紧密联系的规范性体现，是文明礼貌之“礼”，它是仁、义、智、信、温、良、恭、俭、敦、敏、诚、惠、让、谦、和、善、德等实质内容为体现的一种言行表现，是讲如何自我改造思想，体现此种文明礼让之“礼”，以达到人与人之间讲信修睦，以和为贵，互相关心爱护的文明社会风尚。这与“复辟”西周社会政治制度，怎么能挂得上钩呢？
孔子还认为“礼之用，在于克己修身”。修心，而非摆样子。所以，他反对礼仪奢华，而提倡节俭；他反对礼仪繁杂而主张简单易行；他反对名不符实的虚伪之礼，而赞成能使人受到教育的实在之礼。
一言以蔽之，孔子的“修己”“复礼”“归仁”，不仅走出了周公为隆“德”而制礼的历史局限，也走出了周公以纯粹的政治等级与宗法体系君临天下的历史局限，赋予了“礼”一种比政治与制度形态更高的基于人性觉悟的道德意识，这个道德意识就是“仁”，从而完成了一个伟大时代对于一种新的精神思想的需求。
孔子的儒家思想也是春秋乱世和华夏民族陷入黑暗时代后，为寻求自我拯救应运而生的一缕曙光。孔子一生的思想活动与社会政治实践的目的，不仅仅是想用自己的新“仁”去拯救周公的旧“礼”，或通过“德”治而达于“道”的政治理想，更重要的是他的“修己”、“复礼”、“归仁”，是对人的灵魂的拯救，也是对制度与政治的拯救，因为只有人的灵魂得到了拯救，制度和政治才有被拯救的希望和可能。
时间荏苒，历史的篇章翻过了一页又一页。然而，每一页，都有儒家思想的墨迹，或贬或褒。总之，儒家思想思想对华夏精神有着源远流长的影响。儒家思想重视教育,并且创造"因材施教"等教学方法,在教学上注意个性差异,善于启发教学。同时，它又注重道德,礼教,仁义,要求自觉遵从真和善,而不是像西方文明那样，尝倡导人们追求虚无缥缈的偶像和神。此外，它在思想上注重辨证思维,重视自然的农业,重视经验,认为自然秩序是人类理性的根源。值得一提的是，儒家思想提倡以"礼"治国，如果说西方文化是"智"型文化,那么我们中国文化就是"德"型文化。
人无完人，更何况一个庞大的思想体系。儒家思想自然有一些弊病。比如，“为人臣不忠，当死；言而不当，亦当死；”最后甚至发展成为“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这是一个老套，而又古板的政治理念，造就了不平等的社会。君王不管多么荒唐，作为臣民只有忠心的份，绝对不能够进行任何形式的评估，更别说是批判了。说到底，儒家思想的有些理论着实是为封建社会统治阶级服务。又如，儒家思想不重视科学知识的学习，一味注重经验，致使逻辑推理和深刻解释事物的规律的理论落后于西方国家。
我从这段时间对儒学的研习中汲取了不少养分，从开始的理论学习到现在把积极的儒学思想运用到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现在社会上有一种“信仰缺失“的说法，我是很赞同的。那么，不妨把儒学当做自己的一个信仰。只是，我们应该用自己的知识储备和理性掌握好火候，不可尽信，而是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社会迅速世俗化和商业化，人们在80年代对于思想和文化的热情急剧降温，而对于金钱和物欲的追逐，成了几乎所有生活活动的动力。纯粹高雅的文学和艺术不再能够打动人，哲学、美学和历史，人们更是弃之如弊履。虚无主义、消费主义和技术主义几乎成为人们的全部精神信条。人文知识分子迅速边缘化。这可以看作当代社会的价值的殒落，或者说是精神的危机。有学者称之为“人文精神的危机”，主张为了社会的健康进步，要再次强调人文精神的价值，重建中国人文精神。这种关于人文精神重建的呼唤，固然不同于坚守儒门的唐君毅在上个世纪60年代发出的同样的声音，但也引发我们了对于儒学心性学的关注和思考。
从儒家心性学的几个重要特征，我们可以看出，它对于我们的人文精神重建有深刻的启发意义。强调生命本体与世界本体的统一，这是儒家心性学的突出特征。在儒家看来，人作为天地万物之灵，人的生命在世界上最为宝贵。而人的精神价值则是儒学强调的核心价值，道德的理性和道德的情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最重要特征。孔子罕言“性与天道”，很少讨论世界本体之类的问题；但是，他断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主张人自身对于生活世界的内在超越。孟子强调“上下与天地同流”、“万物皆备于我”，认为离开了人的心灵去讨论世界本体，没有什么意义。人的内心深处潜藏着向善的因素（所谓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四端”），人生何以实现善的德性？则是个人后天自我努力的结果。而只有真正体认了内在生命的仁心和创造性，人才能完成安身立命的理想，实现生命自身的意义。 “仁”与“理”都是天道与人道的合一，天地的生生之德便是所谓的“仁”。儒家的理论思想气象高远，精神博大精深，境界引人入胜。儒家心性学是儒学的核心内容，也是儒学的生命力所在。在现代性的冲击下，民族国家、政党政治、公民社会和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和现实，我们很难设想儒家还能够继续成为治理社会、管理国家的指导思想，儒学治世的思想已经无法再予以实施。但是，无论社会如何变迁，我们却仍然能够自觉地把儒学的心性学作为人生修养的指南，走上内圣的道路。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人的精神世界和心灵空间仍然是儒家心性学的活动舞台。今天，我们要重建人文精神，就必须进一步考虑本体论的重建。我们所需要的本体，不是脱离了人和人的生活的理论假设，而是与人的生活密不可分的本体；我们所需要的本体论，是与民族文化遗产血肉相连的哲学本体论。重视人的精神价值，这是儒家心性学的一个重要特征。赞叹是对于精神价值的推重，是对于理想境界的追求，人要超越对于功名富贵的庸俗计较和追求，而去追求那高远淡泊的精神境界和安身立命的道德情操。儒学家们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人生的实践中，都把道德价值看得高于财富和权势，主张人要有追求圣贤的精神。这种具有神圣感的精神追求，就是儒家所强调的内圣精神，它构成儒学心性学最基本的特征。我们知道，人之所以为人，他的精神价值是突出的，以马斯洛为代表的现代存在心理学的研究已经证明，人生对于真、善、美等价值的精神追求，远远超过对于感官欲望的满足的享受。在保障其生命存在的前提下，应该把人的精神价值提到更高的位置。生为一个人，我们不仅应该感到荣幸，值得骄傲，而且应该感到责任重大，志存高远。我们不能因为要发展经济、要办好企业，就可以不尊重人，不关心人的精神和心灵。安顿好人的精神和心灵，是保障人的生活质量和保持社会安定的重要条件，是促使人成长为真正的人、纯粹的人的重要条件。无神论者虽然不相信宗教主张的神灵崇拜，但是，也同样应该重视众生之心灵的安顿，强调对于人类精神价值的尊重。
从儒家心性学的几个重要特征，我们可以看出，它对于我们的人文精神重建有深刻的启发意义。强调生命本体与世界本体的统一，这是儒家心性学的突出特征。在儒家看来，人作为天地万物之灵，人的生命在世界上最为宝贵。而人的精神价值则是儒学强调的核心价值，道德的理性和道德的情感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最重要特征。孔子罕言“性与天道”，很少讨论世界本体之类的问题；但是，他断言“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主张人自身对于生活世界的内在超越。孟子强调“上下与天地同流”、“万物皆备于我”，认为离开了人的心灵去讨论世界本体，没有什么意义。人的内心深处潜藏着向善的因素（所谓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四端”），人生何以实现善的德性？则是个人后天自我努力的结果。而只有真正体认了内在生命的仁心和创造性，人才能完成安身立命的理想，实现生命自身的意义。 “仁”与“理”都是天道与人道的合一，天地的生生之德便是所谓的“仁”。儒家的理论思想气象高远，精神博大精深，境界引人入胜。儒家心性学是儒学的核心内容，也是儒学的生命力所在。在现代性的冲击下，民族国家、政党政治、公民社会和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趋势和现实，我们很难设想儒家还能够继续成为治理社会、管理国家的指导思想，儒学治世的思想已经无法再予以实施。但是，无论社会如何变迁，我们却仍然能够自觉地把儒学的心性学作为人生修养的指南，走上内圣的道路。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人的精神世界和心灵空间仍然是儒家心性学的活动舞台。今天，我们要重建人文精神，就必须进一步考虑本体论的重建。我们所需要的本体，不是脱离了人和人的生活的理论假设，而是与人的生活密不可分的本体；我们所需要的本体论，是与民族文化遗产血肉相连的哲学本体论。重视人的精神价值，这是儒家心性学的一个重要特征。赞叹是对于精神价值的推重，是对于理想境界的追求，人要超越对于功名富贵的庸俗计较和追求，而去追求那高远淡泊的精神境界和安身立命的道德情操。儒学家们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人生的实践中，都把道德价值看得高于财富和权势，主张人要有追求圣贤的精神。这种具有神圣感的精神追求，就是儒家所强调的内圣精神，它构成儒学心性学最基本的特征。我们知道，人之所以为人，他的精神价值是突出的，以马斯洛为代表的现代存在心理学的研究已经证明，人生对于真、善、美等价值的精神追求，远远超过对于感官欲望的满足的享受。在保障其生命存在的前提下，应该把人的精神价值提到更高的位置。生为一个人，我们不仅应该感到荣幸，值得骄傲，而且应该感到责任重大，志存高远。我们不能因为要发展经济、要办好企业，就可以不尊重人，不关心人的精神和心灵。安顿好人的精神和心灵，是保障人的生活质量和保持社会安定的重要条件，是促使人成长为真正的人、纯粹的人的重要条件。无神论者虽然不相信宗教主张的神灵崇拜，但是，也同样应该重视众生之心灵的安顿，强调对于人类精神价值的尊重。
14、信坛 信 楼主
毋庸置疑，忠信是孔子乃至儒家从个人修身到平治天下的一个最基本的思想理念。这在《论语》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譬如，《为政篇》载，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古代用牛力的车叫大车，用马力的车叫小车，而輗与軏都是车子架牲畜用的横木所必需的零件。没有輗与軏，也就无法套住牲畜，车子自然也就走不了。孔子用这个来比喻“人而无信”，实际上也就是把“信”视作一个人立身处世的最基本的品质。
不过，如果我们把“信”仅仅当作是孔子目中做人的基本要求，那显然
不够。《公冶长篇》载，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由此看，在某种程度上，“信”也可以说是孔子人生的一种理想，体现着儒家在平凡之中寻找崇高价值的思想格调。
除了将“信”视作个人修身的操守，孔子也将“信”看作是治国平天下的基本的政治原则。如《颜渊篇》载：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由此可见忠信在孔子政治思想中的崇高地位。正因为如此，孔子非常重视“信”的教育。《述而篇》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正是在孔子的教导下，他的学生也很重视“信”。如《学而篇》载，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是很好的例证。
不够。《公冶长篇》载，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由此看，在某种程度上，“信”也可以说是孔子人生的一种理想，体现着儒家在平凡之中寻找崇高价值的思想格调。
除了将“信”视作个人修身的操守，孔子也将“信”看作是治国平天下的基本的政治原则。如《颜渊篇》载：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由此可见忠信在孔子政治思想中的崇高地位。正因为如此，孔子非常重视“信”的教育。《述而篇》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正是在孔子的教导下，他的学生也很重视“信”。如《学而篇》载，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这是很好的例证。
15、智坛 智 楼主
追求智慧，成为智者，是人类亘古不变的理想。早在《书》、《诗》中即有“哲”、“哲王”、“哲人”、“哲夫”、“哲妇”、“既明且哲”、“知人则哲”、“明作哲，聪作谋，睿作圣”等言辞，而“哲”即“明智”之义。可见，古人很早就已表露出摒弃愚昧、崇尚智慧的美好愿望。不过，这些尚“智”之辞多为一鳞半爪，不成体系。真正开始对智慧与智者进行初步系统而精辟论述的要数孔子。
孔子尊尚智慧与智者。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孔子认为，人有智愚之别，最聪明者为“上知”，最愚笨者为“下愚”。智者较愚者颖悟，“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以下只注篇名)孔子十分赏识聪明的学生，如“闻一以知十”(《公冶长》)的颜回和“告诸往而知来者”(《学而》)的子贡，而对愚冥不化、“举一隅不以三隅反”(《述而》)的学生则表示出相当不满，甚至发出不愿再教的警诫。第二，孔子有时喜将“知者”与“仁音”比对映照，如“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雍也》)，“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子罕》)，我们知道，“仁”是孔子思想学说的核心范畴，能将智者与仁者相提并论，相互映衬，这充分显露出孔子钟爱“智者”的人格志趣。
孔子尊尚智慧与智者。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孔子认为，人有智愚之别，最聪明者为“上知”，最愚笨者为“下愚”。智者较愚者颖悟，“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论语·雍也》，以下只注篇名)孔子十分赏识聪明的学生，如“闻一以知十”(《公冶长》)的颜回和“告诸往而知来者”(《学而》)的子贡，而对愚冥不化、“举一隅不以三隅反”(《述而》)的学生则表示出相当不满，甚至发出不愿再教的警诫。第二，孔子有时喜将“知者”与“仁音”比对映照，如“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雍也》)，“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子罕》)，我们知道，“仁”是孔子思想学说的核心范畴，能将智者与仁者相提并论，相互映衬，这充分显露出孔子钟爱“智者”的人格志趣。
16、礼坛 礼 楼主
孔子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对华夏民族的性格、气质产生很大影响，几千年来影响着中国人，特别是影响着中国的知识分子，他的思想体现在：
１、与人为善。
孔子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学说，他自己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待人真诚、宽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躬自厚而薄责于人”等，都是他的做人准则。孔子不仅自己如此，他的学生们也深受影响。有一次，颜回跟孔子到北方去游玩农山，同子路、子贡辩论着各人的志愿，颜回说：“我愿意遇见一个贤明的君王，帮他助理一切政事，教化做父亲的教训子女要有义方、做母亲的要慈爱、做哥哥的要友爱、做弟弟的要恭谨、做儿子的要孝顺，并用礼乐去化导人民，叫百姓们不用修理城郭，也不必掘深沟池，家里的人没有离散的愁恨，过了千百年也没有战争的患难，这样说来，那么子路的勇敢，没有地方可用了；子贡的口才，也没有地方可施了。”孔子听了他的一番话，很佩服地说：“颜回的道德是何等的完美啊！不费钱财，不害百姓，不劳口舌，颜家的儿子具备了这几种美德。”因此，孔子和他的学生终生倡导用礼法而非暴力治理国家。
２、发愤忘食，乐以忘忧。
孔子六十三岁时，曾这样形容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当时孔子已带领弟子周游列国九个年头，他的宗旨是倡导“五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各守本分，建立国家社会秩序。施行仁政，以德服民。历尽艰辛，不仅未得到诸侯的任用，还险些丧命，但孔子并不灰心，仍然乐观向上，坚持自己的理想，甚至是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３、安贫乐道。
孔子曰：“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在孔子心目中，行义是人生的最高价值，在贫富与道义发生矛盾时，他宁可受穷也不会放弃道义。但他的安贫乐道并不能看作是不求富贵，只求维护道。孔子也曾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４、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孔子以好学著称，对于各种知识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因此他多才多艺，知识渊博，在当时是出了名的，被当成无所不知的圣人，但孔子自己不这样认识，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孔子学无常师，谁有知识，谁那里有他所不知道的东西，他就拜谁为师，因此说“三人④行，必有我师焉”。
５、直道而行。
孔子生性正直，又主张直道而行，《史记》载孔子三十多岁时曾问礼于老子，临别时老子赠言：“吾闻富贵者送人以财，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贵，窃仁人之号，送子以言。”曰：“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辩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为人子者毋以有己，为人臣者毋以有己。”⑤这是老子对孔子善意地提醒，应学会韬光养晦。同时指出孔子看问题太深刻，讲话太尖锐，伤害了一些有地位的人，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危险。
总而言之，作为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的教育思想在各个领域，尤其是“终生教育”领域的贡献是难以磨灭的。他一生抱着追求真理和培育真才的愿望，在自由讲学的长期实践中总结出一整套的教育经验，给我们留下了一份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对于发展我们的教育事业，无疑有着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
孔子将美育思想和道德观念密切结合，使“美”也成为“德”的一部分。他所说的“美”实际也包含了我们现在所讲的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例如，“智、仁、勇”结合心灵美，“诗教”结合语言美，“文质彬彬”结合行为美，“席不正不坐”结合环境美，这种把美的观点与道德观点连为一体的教育实践，对现在仍具有重大的指导作用。
孔子曾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就是说，我十五岁立志修学，开始探究宇宙人生的真相，三十岁能遵循礼法而有所立，在道德学问上有所成就，并能学以致用，四十岁就不再受外境迷惑，经历和观察了不同人事的因果，而能真正守住善道，五十岁澈悟宇宙人生的真相，六十岁能平等地对待大家的意见，乃至一切动物、植物等，七十岁就连坏的念头都不起，随心所欲而又能不逾越道德礼制的范畴。这是孔子对自己一生各阶段的总结。
17、忠坛 忠恕之道 楼主
仁爱之道怎样才能施行？这是孔门师徒反复探讨的一个问题。孔子说，“吾道一以贯之。”这个从始至终贯穿于孔学的“道”是什么呢？学生曾参的理解是，“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这虽然不能涵盖孔子以“仁”为核心的全部思想，但却抓住了“为仁之方”这个道德实践的要害。
“忠”和“恕”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忠，就是为人谋事要真心真意，全心全意。也就是孔子所说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自己想要立得住，有所作为，也要帮助别人立得住，有所作为；自己想要通达，也要帮助别人通达。它所强调的是真诚待人的精神，是从积极意义上实践“仁”的途径与方法。孔子说：“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就是强调为仁的方法在于从切近处做起，从眼下看得见的具体事例一步一步做起。把孔子学说概括为“忠恕”二字的曾参，这样总结他的内省体验：“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他把为人办事是否尽心竭力，作为日日自我反省的第一件大事，可见孔门师徒对“忠”这一品德是多么重视。“忠”，还体现在“事君”上。孔子说：“孝慈则忠”，就是认为只有懂得以孝事亲，才能懂得以忠事君。但孔子强调的君臣关系，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如同“父慈子孝”一样，“君礼臣忠”也是对应的，相互的。这与后世所谓“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愚忠思想，完全不同。
恕，就是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学生子贡请教孔子，有没有一个字可以终身奉行呢？孔子说：这就是“恕”字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从消极意义上实践“仁”的途径和方法。“恕”，并不是无原则地妥协、退让、宽容、原谅。它强调将心比心，自己不愿意的事，不要强加给别人，这是尊重他人的精神。只要把别人当人看，把别人放在心上，人人都可以做到。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孔子强调“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他认为，仁就在自己身边，“我欲仁，斯仁至矣。”在1993年通过的《全球伦理宣言》中，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界定为“适用于人生各个范畴，家庭和社会，种族、国家和宗教”的“终极的、绝对的标准”。现在，这八个字，作为一条标语，挂在了联合国大厅里。
忠恕之道指明了人类社会人与人相处的基本道德准则。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它对于培育文明礼貌、诚实守信、团结友善、助人为乐、尊老爱幼、见义勇为的新风尚，具有重要意义。在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进程中，它对于以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的精神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以相互合作，普惠共赢的精神推进经济全球化；以相互借鉴，求同存异的精神推进人类文明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
忠恕之道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就是把天地视为父母，把人民视为兄弟，把万物视为朋友的“天人合一，民胞物与”思想。它对于保护人类生态环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同样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