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文化之实践性漫谈
摘要：行孝观念广泛渗透于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组织、及人生礼仪等方面，这些都是孝文化实践性特征的体现。道德模范人物是在孝文化熏陶下培养出来的，人生礼仪则是孝文化实践的外在体现，社会关系是我们孝文化的终极关怀也是意义上最广泛的实践。
关键词：孝文化、实践性、道德模范、人生礼仪、社会关怀
孝文化作为一种传统文化,有丰富的生命力。因为传统是我们成为文化人的重要依据,每个人都借着传统在社会里成长。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有着重大意义，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追求理想的工具，传统文化究竟是导致社会的进步抑或是退化，完全靠人自己。现在，我们最大的问题不在于传统文化本身，而在于有没有把传统文化的创造力激发出来，在中国逐渐走向工业化、自由民主的现代化过程中，如何使我们的传统文化适应社会新发展的需要。
孙观汉说：“台湾经济起飞，而社会的精神还在踱传统的方步！”李国鼎说：“一个社会不可能长期保有进步的经济和落后的民众。”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的精神建设远赶不上物质的建设。在社会走向现代化过程中，我们欠缺自觉、互动、普遍的精神革命。孝文化在全国各地相当普遍，但把孝文化制度化则为中国所特有，而孝文化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实践性特征，这种特征渗入到文化的各个方面，形成文化中具有支配性力量。本文将分别从几个方面来论述孝作为一种文化的实践性特征。
一、道德模范是青年人需要
传统孝文化一直被人们认为是家庭伦理道德中的内容，对社会道德建设有重要的意义。可以说，“孝”既是人们道德情感的本源，又贯穿人们道德情感发展的全过程，影响着人们的道德行为。从道德实践的角度来说，除了少数伦理学者之外，绝大多数的人所关心的道德问题是它的实践性，比如说在当前中小学基础教育中，思想品德这门果的教学主要是靠实践模范，语言文字仅居辅助地位，“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给警察叔叔……”，“学习雷锋好榜样……”，这是八九十年代的道德标准。21世纪出现的是新世纪的道德模范,像湖北职业技术学院孝老爱亲楷模谭之平,以及以她为首的义工社队伍的壮大等,都证明了孝文化作为一种社会伦理道德,其特征在于实践,在于道德模范给我们树立了一个高层次的标杆。
葛登纳说：“年轻人并非借着学习那些文字（真理、正义等）及其定义来同化于他们团体的价值，他们学习的是态度、习惯和判断事理的方法。他们在与人接触之中学习，自例行生活与特殊事件中学习，也从歌曲、故事、戏剧与游戏中学习。他们并不学习道德原则，而是仿效有德行（或无德行）的人。他们并不把自身愿意发展的属性特质列表分析，而是认同于那些在他们看来似乎具有这些属性特质的人。这就是何以年轻人需要模范。”①
葛氏的话强调了道德具有实践性的观点。当前我们社会正处于转型期，面对各种价值观、文化思潮及物质的横流，会多多少少影响到我们的思想，尤其是八九十年代后出生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新的道德模范。圣贤、豪杰、高僧等是传统社会的道德模范，多偏重于德操。现代社会的模范人物是科学家、发明家、企业家等，此时其标准不再是德操，而是高水平的专业知识、创造力、组织力以及改变现状的行动力。到如今，在一个相对自由开放的社会，我们的道德模范应该立足于各种现实，具有独立的精神和坚定的思想信念，积极实践自己的信念，这样的道德模范应该是一个充满活力、充满希望的社会的象征。
如果一个社会在道德教学上只偏重言辞、缺乏实践模范，或是教的是一套、社会上普遍流行的又是另一套，那么这个社会就会产生道德的危机。在我们生存的社会，这种危机已经存在，那么如何来扭转或改变这种危机呢？新的道德模范的出现不失为一条有效的方法。像丛飞、吴天祥、谭之平等这样的道德模范他们是有信仰的，也是有行动的人，更重要的是他们以实际行动践行着信仰。这样的道德模范给我们建立了新的价值或伦理观，也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社会道德风尚。
二、孝文化与人生礼仪
“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信而好古；内外合一。在孔子看来，繁文缛节的礼教形式，不过是道德教育的文饰，反之将仁、义、信灌之于礼的教育中，注重道德的本质，才能有“礼”的外在形式。“道德者，礼之始也”《左传·文公二年》。内在的仁、信是孝文化的又一实践性特征，表现在外也就是“礼”。孝与礼是内情外行、孝里礼表的关系。如果说，孝为德之本，为天经地义之事，为万物之纲纪，那么，礼是指导行孝的具体实践原则和实践规范，或者说，人们的孝心、孝行无不通过合乎礼仪的行为表达出来。孔子认为，孝本之于人的天性，萌发于心，而礼则是孝的具体外化，并且在其发展中凝固为程式，整个社会、每个成员都应该无条件地遵循。
孝的传统文化内涵之一是“善事父母”之伦理意识，体现着孝之、尊之、长之、贵老等伦理精神。孝不能违背礼仪，事父母生与死以礼也就是行孝的一种方式。
三、孝的实践特征之三：社会关怀
那么，社会关怀或社会参与如何实践呢？社会服务是最有效最直接的方法。社会服务的项目很多，然而，要想做好任何一个项目，仅凭热忱是不够的，它关系到观念、态度与技巧，这些都必须经过专门训练。义工社作为一个有组织、有章程的社会团体在这方面就显出优势来了。
孝文化作为一种伦理道德，其实践的前提是假设人皆为理性，且必须朝着善的理想前进。但在很多时候，事实并非如此，这时法律、道德规则、行为规范等作为一种工具参与到具体的道德实践当中来了。然而，社会关怀作为实践性很强的一种方式，具有它独特的优势，一是观念和行为上潜移默化地践行伦理道德，二是它的参与主体即义工成员，这些义工本身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社团的品格和权威。湖北职业技术学院感恩义工社是一群由在校大学生中志愿者自愿组成，从事非营利性公益活动的社会组织，组织人力参与扶贫、帮困、助残、失学儿童结对等慈善活动。目前已经在湖北高校中形成了广泛的影响力，其义工社拥有注册会员8355人，因谭之平的模范作用而自发组织的武汉城市圈义工联盟吸引了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数十所高校的大学生参加，在全国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韦政通先生给社团规则作了这么一个指导：揭示长远目标，建立社会共识，激发全民潜能，促进彼此关怀。②我想这不仅是对社会关怀的指导，也是给义工社、整个社会实践孝文化的一个指导。
韦政通先生给社团规则作了这么一个指导：揭示长远目标，建立社会共识，激发全民潜能，促进彼此关怀。②我想这不仅是对社会关怀的指导，也是给义工社、整个社会实践孝文化的一个指导。
参考文献：
①葛登纳著，马毅志译：《自我更新——个人与革新的社会》，三山出版社，1972年，第153页。
②韦政通《伦理思想的突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9月11版，第1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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