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多元文化冲突与融合（张践）
1993年，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文问世，立即在全世界引起了激烈的反响。数年以来，全球化和文化冲突成为学术领域里常见的话题。但是由于参与这个讨论的学者学术背景不同、学术见解各异，所以使讨论难以获得统一的“语境”。因此在进入这一话题之前，首先必须对所讨论的问题进行一些界定。什幺是全球化?当然首先是经济的全球化，当今世界由于市场经济和高科技的发展，已经变成了一个小小的地球村。与经济的全球化相伴随，文化也存在着世界趋同的趋势，在文化各个领域里的交流与互动也是非常明显的。
然而，在这种种交流并非畅行无阻，而是会受到各种各样的认为障碍。正如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所说：“只有在地理与文化一致时，区域才可能作为国家之间合作的基础。离开了文化，地理上的邻近不会产生共同性，而可能会出现相反的情况。”（第136页）他以西欧联盟为例，说明共同的价值观念和哲学思想使这些国家的联系日益紧密，而由印度教、穆斯林和佛教徒组成的南亚联盟，则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从而他得出结论：经济的全球化会加剧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
如果不带偏见地评价亨廷顿的著作《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我们不得不承认他关于文明冲突的理论有一定的合理性。如果说是由于以色列将巴勒斯坦人逼上了绝路，巴勒斯坦游击队员才会前仆后继地用人体炸弹去攻击以色列平民。那幺，我们也不能不看到，9?11事件的主角，多是埃及、卡塔尔等石油生产国的富人子弟，在西方受过高等教育，不然他们也学不会开波音飞机。特别是被称为恐怖大亨的本?拉登，本人曾经是沙特阿拉伯的建筑商，家资亿万，他仇恨美国绝不是因为被美国资产阶级剥削得无法生存。解释拉登组建“基地”恐怖组织，很难说与他们信仰的伊斯兰教文化无关。
再看作为西方世界领袖的美国，它不遗余力地反对阿拉伯国家如果还有争夺石油资源的战略考虑，那幺它把中国列为它的“战略竞争对手”（实际上就潜在敌人），则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西方文化对外扩张的本质。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源头是地中海沿岸的古希腊、古罗马文明。这里自古以来就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点，激烈的冲突乃至战争从来未曾间断。没有坚韧不拔的战斗精神，在这里是无法生存的。因此，古希腊文化传统中既有崇尚科学、民主的优良成分，也有好勇斗狠的“海盗精神”。这样一种文化精神，可以说一直积淀在其后辈儿孙的血液中。中世纪十字军的东征，发现新大陆后对印第安人的野蛮屠杀和掠夺，到非洲贩运黑奴，对南联盟的狂轰乱炸……西方国家对全世界的征服从来没有停息。
文明是什幺?文明就是人类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成果和足迹。每一种文明的核心，都是一种基本的价值判断，不管这种判断是出世的还是入世的，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文明的价值，就是在相似的经济背景下使不同的人群能够获得精神认同。因此在不同文明交汇的过程中，文明的边缘部分容易融合，而文明的核心部分则很难融合。例如我们中国人，就很难认同西方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价值观念。在论证中国传统文化的合理性时，我们很常用的一种口吻就是西方文化不行了。
中国的儒家文化一向提倡：“以和为贵”，“天下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中庸、和平、宽容是儒家文化的基本性格。在当今东西方存在尖锐对峙的形势下，我们应当大力提倡儒家的文化观，提倡不同文明之间的共存、对话、互助、共荣。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儒家文化的主体是在古代的自然经济环境下形成的，而且，儒家文化中也有“立夷夏之大防”，“威武不能屈”，“尊王攘夷”的文化基因。面对来自外部的破坏势力，我们也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
从历史的发展经验看，当物质文明交往达到一定程度，不可避免地会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一定的文化冲突。然而冲突的结果，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是一方吃掉一方，而是矛盾双方融合成一对新范畴。中国古代曾经发生过佛教文化的大量“入侵”，也曾发生过“三武一宗”四次“法难”，文化的冲突何等激烈。但是冲突的结果不是中国被佛化了，也不是佛教被从中国消灭了，而是佛教文化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代，西方文化再一次大规模传入中国，一时也曾被传统文明的卫道士们视为洪水猛兽。但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痛苦的摸索、选择和试验，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今天中国流行的文化既不是从西方或苏俄照搬来的洋文化，也不是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而是一种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古为今用的中国新文化（尽管这种新文明的主干和边缘还都不很确定）。因此笔者认为：我们既不应当害怕冲突，回避矛盾；也不应当在思想上走上极端，搞狭隘民族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正确的态度只能是：努力在冲突与融合的过程中，探索和重构一种新的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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