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学与新国学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
面对新世纪以来不断升温的国学热，有两个看似老生常谈的理论问题尤为值得人们冷醒地思考：首先，说国学热是一种“大国学”运动，国学的范围究竟有多“大”呢？其次，说国学热是一种“新国学”运动，国学的意义究竟有多“新”呢？结合近期学术界的探讨看，如果说国学的范围属于“体”的问题，国学的意义属于“用”的问题，那么，唯有这两个问题在理论上得到了有效的解决，当代的国学热才有可能在“大国学”的轨道上承诺并推定“新国学”的目标，所谓“大”其体而“新”其用也。
一、体之为“大”：国学的范围问题
中山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李宗桂的《国学与时代精神》一文，首发《学术研究》 2008 年第 3 期，后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 2008 年第 8 期重点转摘。作者指出，如果抛开成见，以平和之心参与讨论，我们就可以在国学的范围问题上取得大致相近的意见，亦即“近年所谓国学，本质上就是传统文化。就时限而言，包括古代传统文化和近现代传统文化（不包括当代文化）；就学科门类而言，包括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就国别而言，相对于西学而言是中学，相对于世界而言是国学；就内容而言，《十三经》《诸子集成》《黄帝内经》《本草纲目》《周髀算经》《孙子兵法》《孙膑兵法》，二十四史等是国学，民俗风情、元宵节、春节、清明节、端午节等也是国学。道理很简单，这里所谓传统文化，是广义的说法，既包括思想文化、制度文化、物质文化、行为文化，也包括生活方式、风俗信仰，而不仅仅是某家某派学说。”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 2008 年 7 月 4 日 举办的首届“国学研究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方克立做了《创建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国学》的演讲。这一演讲随后在 7 月 15 日 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理论版》以及 8 月 4 日 的《光明日报·国学版》发表（后者比前者简略）。作者认为，狭义的国学指的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广义的国学则还包括西学和马克思主义传入后的中国近现代学术文化，跟海外“中国学”或“汉学”研究的对象、范围大体相同；但是，按照约定俗成的狭义国学概念，当前国学研究的对象仍然是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这是一座蕴藏着丰富资源和宝藏的大山，是一个几千年积累、传承下来的知识宝库，我们必须以虔诚、敬畏的态度来对待这个研究对象，在此基础上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进行深入研究和具体分析，揭示其发展规律，形成服务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和积极参与人类文明对话的国学理论体系。
比较李宗桂、方克立对国学范围的定位，两者的区别还是相当明显的：第一，在设定国学有狭义、广义之分的框架下，方克立倾向于狭义的角度，李宗桂则选择了广义的角度；第二，在设定国学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前提下，方克立侧重于古代，李宗桂则兼顾古代和近现代；第三，在设定国学研究文化的基调下，方克立更关注学术文化，李宗桂则全面重视所有的文化样式。以上两位学者在国学范围上的定位差异，足以视为目前学术界两种最有代表性的意见。尽管如此，两种代表性意见至少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认为国学是一个极为广泛的概念。即使在“最低”限度上，仅仅以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作为研究对象，这样的国学仍然还是一种“大国学”，
“最低”限度上的国学，其实也是“最难”研究的。就此而言， 2007 年两个有关国学学科建设的举措，有必要进入我们的视界：其一，中国人民大学 2005 年 10 月举行了国学院开学典礼， 2007 年 10 月决定向有关部门提交设立国学学位的申请，基本设想是把国学作为一级学科，下设经学、子学、国史、国文、国艺、小学以及中国少数民族文化与边疆研究七个二级学科；其二，自 2001 年起创办国学试验班，并培养七届本科学生后，武汉大学整合文史哲等院系的力量， 2007 年 12 月决定建立国学专业博士点，下设经学研究、子学研究、史部典籍研究、集部研究、佛教与道教研究五个研究方向。众所周知，“校”际之内创建国学专业博士点，未必是件难事；“国”际之中设立作为一级学科的国学学位，却不是一件易事。但是，从长远的眼光看，增设“国学学位”的建言可能恰恰揭示了“大国学”的本质之所在。
二、用之为“新”：国学的意义问题
复旦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姜义华在《河北学刊》 2008 年第 3 期发表了与人合作的《人文与市场的纠结：第三次国学思潮反思》一文。该文认为，从对国学的基本认知态度看，当下正在进行的第三次国学思潮主要有以赵吉惠、纪宝成等为代表的“重倡派”，以舒芜、章立凡等为代表的“反对派”，以刘梦溪、张绪山等为代表的“缓行派”，还有暂时没有突出代表人物的“谨慎派”、“补充派”、“重估派”。派别如此之多，可见论争的激烈程度。如果把问题更加简单化，关乎国学有无意义，其实只有肯定、反对两派。在笔者看来，反对派的观点并不足取，原因或如方克立在前引文章中所说：“在创建新国学的过程中出现认识分歧和‘百家争鸣’的情况也是很正常的，但它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不会改变，中国人永远需要到它那里去寻找自己的文化根源和民族身份认同，到它那里去汲取智慧和力量。我们相信，经过若干代人的努力，在近现代学术转型中曾经被边缘化的国学必将以新的面貌重新进入中国学术文化的主流和中心，它的命运与国家的兴衰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同样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的首届“国学研究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兼国学院院长纪宝成做了《国学与中华崛起之关系》的演讲，中央文史馆馆长、北京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袁行霈做了《国学的当代形态与当代意义》的演讲。两个演讲先后在 2008 年 7 月 15 日 、 22 日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发表，纪宝成的演讲还以《国学何为》为题发表于 7 月 21 日 的《光明日报·国学版》。纪宝成认为，重振“国学”具有四个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是唤起文化自觉、恢复文化自信、实现文化认同、增强民族凝聚力；二是挖掘国学的当代价值、提高国人的道德水准、提升国人的文化素养、建设和谐社会；三是增强我国文化竞争力、提升国际影响；四是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袁行霈指出，当代的国学应当立足现实，服务于振兴中华、增强民族凝聚力，实现现代化的伟大历史任务；应当建立在对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文物认真整理的基础之上，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应当注意普及，要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应当吸取人类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同时要确立文化自主的意识与文化创新的精神。
正如纪宝成的“四意义”、袁行霈的“四应当”所揭示的，中华民族要夯实其“身份认同”、培育其“人文教养”、强化其“文化竞争力”、挺立其“民族自主性”，就有待于“新国学”的任重而道远。与此相比，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王学谦在《求是学刊》 2008 年第 2 期发表的《新国学运动：跨世纪的文化浪漫主义——对新国学的文化确认与功能分析》一文，在“国学 = 封建理性”的认知下以为国学无法为现代化提供合理资源，在“情感家园≠文化实践”的认知下以为国学越出情感家园而介入文化实践则对现代化进程并无益处，掉进的仿佛还是舒芜多年来一直持守的“反儒学尤反理学，尊五四尤尊鲁迅”那个窠臼。该文跟李宗桂前述文章的立场明显不同，也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 2008 年第 8 期在“国学再思考”栏目下重点转摘，则映证了“激烈反传统”的思维方式至今仍是我们这个时代中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
国学要具备自己的“当代形态”，根子上逃不脱“大国学”的范围制约；国学要展现自己的“当代意义”，本质上离不开“新国学”的意义敞开。比较而言，国学的范围问题是一个更具学理性的问题。为此，我们需要真切地践履方克立在前述文章中提到的三种态度：坚持“分析”的态度，分清国学中的精华和糟粕，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坚持“开放”的态度，处理好中外文化的关系，既树立民族文化主体意识，又善于学习、吸收世界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博采众长，为我所用，使中华文化不断获得新的发展生机；坚持“前瞻”的态度，正确处理古今关系，不抱残守缺，不迷恋于故纸堆，而是立足现实面向未来，为中国当前的现实和未来的发展提供历史智慧和有价值的思想资源。大之又大，“大”之其体，进而“新”之其用，新之又新，当代的国学运动才会紧扣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这个宏伟目标达成自身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