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内外学者汇聚江城研讨“国学与道德建设”博主发言【原创】
  2012年10月26-29日，“国学与道德建设”学术研讨会在湖北省武汉市举行。
来自国内及香港、澳门、韩国、日本的专家学者260余人汇聚一堂，
进行了学术交流，研讨结束后，与会人员还一同参加当地举行的大型祭孔典礼。
本次研讨会由香港冯燊均国学基金会、湖北炎黄儒学会、武汉岳飞文化研究会等合办，
会议为期四天，共有30多位学者进行了大会发言。
在两天的研讨期间，与会人员畅所欲言，进行了多场思想交锋，研讨气氛热烈。
其中，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左亚文教授的《道德滑坡与信仰缺失》、
四川省党史研究室编审魏明生《符法艺术的国学地位》、
福建省茶文化专家梁贤文《谈茶与道德修养》等发言引起较大反响。
本博主应主持人要求作了题为《管子“四维”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练》的大会发言，
也受到与会人员好评。
学术研讨最后由左亚文教授作总结发言。会后，会议组织与会代表赴新洲区云深书院参观考察，
并参加了书院举办的秋季祭孔大典。
    中华义理国学研讨会 今年已是第五届，前四届分别在曲阜、桂林、昆明、青岛举办，博主共参加了三届。
五年来国学研讨会已探索出一条较为成熟的办会模式。
会议经费由冯燊均国学基金会承担，并由主办方接受企业赞助。
会议注重实效，围绕主题，发言自由，讨论热烈，并在会后出版论文集。同时，每届会上还确定下届主办城市。
具体由各办学单位会上公开申请，并拿出书面材料，然后由基金会集体决定。
本次会上提出申办2013年研讨会的城市有西安、兰州、郑州、洛阳、长沙、温州等。
究竟花落谁家，还要看基金会的最后决定。如有网友愿参加明年会议可向博主提出，
届时一同参加国学研讨，共同为振兴国学、弘扬传统尽些绵薄之力。

冯燊均（中）、潘树仁（右二）黄钊（左二）在主席台就坐，发言席为鲍俊萍女士

与武汉大学教授左亚文（左二）、澳门孔子学会会长梁保平（右二）、臧志新（左一）

博主在作《管子“四维”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练》发言发言

安徽淮南子研究会张子贺会长在发言

桂林孔子学院肖先华院长在主持研讨

会议策划师孙君恒教授在会场忙碌着

为提问和解答留下了时间，这也是国学研讨会的一大亮点，总是格外的吸引人。

适逢凤燊均先生80华诞，国学同仁为冯老先生祝寿

孙君恒教授向冯先生献花篮

研讨会外激烈争论的场面，两位主角都已争论得红红了脸。

会议结束，参会代表合影留念。

香港学者、基金会董事潘树仁先生在云深书院。

云深书院的志愿者

云山书院祭孔典礼前与工作人员合影--近朱者赤，和年轻人在一起是不是也显得年轻了

大典之际，天降甘霖，武汉大学孙君恒教授代表主祭发言

雨中祭孔--大雨中，因为是主祭，他们一动不动，雨水从他们头上脸上流下，浇湿了衣服。

作为参与祭孔而非主祭的博主雨中还可以打一把雨伞

 附：我的文章
 
    《管子》“四维”论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练
管子名叫管仲，公元前723年生于安徽颍上县，担任齐国宰相四十余年，帮助齐桓公取得了“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辉煌政绩。其丰富的治国思想，存于《管子》一书。
“四维”论是管子关于国家学说的重要内容，在管子思想中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在我国古代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史领域也占有重要地位。它对于我国早期封建社会的形成和治国安邦，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且对后世政治和社会治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管子“四维”论的合理内核，对于我们今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    管子“国有四维”论及其历史影响
管子非常重视礼义伦理在治国安民中的作用，在开篇《牧民》中开宗明义，提出了著名的“四维”论。其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子认为，“守国之度，在饰四维”。什么是“维 ”？维是指系物或结网的钢绳，四维就是四条钢绳，也就是治国的四条纲领，是齐国当时社会的核心价值观。
“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礼不踰节，义不自进，廉不蔽恶，耻不从枉。故不踰节则上位安，不自进则民无巧诈，不蔽恶则行自全，不从枉则邪事不生。” （《牧民》）管子还进一步指出，“一维绝则国倾，二维绝则国危，三维绝则国覆，四维绝则国灭。”管仲认为，有礼，人们就不会超越应守的规范；有义，就不会妄自求进；有廉，就不会掩饰过错；有耻，就不会趋从坏人。人们不逾越应守的规范，为君者的地位就安定；不妄自求进，人们就能各自相安，不巧谋欺诈；不掩饰过错，行为就自然端正；不趋从坏人，邪乱的事情也就不会发生了。“四维”对于一国到底有多么重要呢？缺了一维，国家就倾斜；缺了两维，国家就危险；缺了三维，国家就颠覆；缺了四维，国家就会灭亡。倾斜可以扶正，危险可以挽救，倾覆可以再起，如果灭亡了，那就不可收拾了。正是：“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错也！”
“礼维”是管子道德伦理思想的核心内容。《管子·牧民》中说：“礼不逾节。”亦即人们的行为和言论，不逾越应守的规范就是礼。管子在《五辅》篇中对礼有一段较详细的阐述：“礼有八经……曰上下有义（同议），贵贱有分（名分），长幼有等，贫富有度。凡此八者，礼之经也。”可见礼的实质是通过制定一系列地位、身份不同，在社会上扮演不同角色的人们各应遵守的行为规范，来维护君主的统治地位和国家的安全。如果“礼维”所要求的八经能够实现，便会出现各守本位、尊卑相安、贵贱相合、贫富相睦、国泰民安的局面。管子指出，如果礼的八个方面都能各得其宜，那么，作君主的就会公正而不偏私，作臣子的就会忠信而不阿党，作父母的就会以教育实现慈惠，作子女的就会以严肃实现孝悌，作兄长的就会以教诲实现宽厚，作人弟的就会以恭敬实现和顺，作丈夫的就会以专一实现敦厚，作人妻的就会以贞节进行劝勉。如能这样，就可以做到下不叛上，臣不杀君，贱不越贵，少不欺长，疏不间亲，新不间旧，小不越大，放荡不破坏正义。所以人必知礼然后才能恭敬，恭敬然后才能尊让，尊让然后才能做到少长贵贱不相逾越，少长贵贱不相逾越，乱事就不会发生，祸患就不会发作。
“义维”旨在维系各个阶层之间的关系。《管子·牧民》中说：“义不自进。”意即不妄自求进，不用不正当的手段去谋取官位和财富。管子《五辅》中说“义有七体”，即七个方面的内容，是指用孝悌慈惠来奉养亲戚，用亲敬忠信来侍奉君上，用公正友爱来推行礼节，用端正克制来避免犯罪，用节约省用来防备饥荒，用敦厚朴实来戒备祸乱，用和睦协调来防止敌寇。在管子看来，人民必须知义然后才能中正，中正然后和睦团结，和睦团结才能使社会安定。如果说礼主要是规范人们行为的话，那么义则主要是规定人们的思想，培养人们的社会道德意识，陶冶人们的情操。礼是外化的，义是内在的。“礼维”论和“义维”论主要从思想上要求人们自我约束，以维护礼义制度。
“廉耻”论是由管子最早提出的一对辩证范畴。廉是清廉，高尚，无私无欲，不贪不占，洁身自好，奉公为民。耻是羞耻心，是做人的最起码的底线，否则，就不配做人。“廉耻”论是管子塑造人的思想和灵魂的学说，是进一步从精神和道德层面深化人的思想教育的学说。“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就会恶化官民关系，激化官民矛盾，天下就不稳定。管仲为官一方，在促进齐国富国强兵的同时，大力推行廉洁政治，确实为当地经济发展和民生安定作出很大贡献，使齐国很快成了东周列国中公认的霸主。
管仲的“四维”论具有深远的社会伦理意义，这一思想的实践结果，不仅使当时的齐国一跃成为“一匡天下、九合诸侯”的东方大国，同时也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我国自春秋至今两千多年的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
孔子及其儒家学派将管子的荣辱廉耻思想贯穿于其儒家思想之中，孔子主张要加强“礼义廉耻”教育，提出“行己有耻”的思想，孟子则提出了仁、义、礼、智“四端”（四德）学说，对儒家学说进行了新的整合。汉代，董仲舒又在孟子“四德”的基础上增加“信”德，表明当时“信”已经成为一种公共生活准则和社会发展需要。从此，“仁、义、礼、智、信”推为“五常”，成为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核心价值观。唐太宗李世民在贞观初年，下令编纂《群书治要》一书。这部集中古圣先贤修齐治平的方法、经验、效果的集大成之作，在《为政》篇中，就收录了管子对“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的重要论述。到了宋代，朱熹又提出了“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其中再次恢复了管仲提出的“四维”，去掉了“仁”，增加了“孝”、“悌”与“忠”，将家族道德置于首位，“家”乃国之基。明末思想家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还说，“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又说，“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
中国近现代史上几位著名政治家对管子的礼义廉耻思想更是推崇有加。1912年，孙中山阐述中山装的思想和政治含义时指出：衣服外的四个口袋代表“四维“，即礼、义、廉、耻，因此，中山装就成为儒家文化礼义廉耻思想的体现。新中国成立后，由于革命领袖和领导干部都穿中山装，人民群众也以这种服装来表达对新时代的欢迎。1934年2月，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确立了“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的地位，并重新解释为“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楚楚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在抗日战争时期再度改为“礼是严严整整的纪律，义是慷慷慨慨的牺牲，廉是实实在在的节约，耻是轰轰烈烈的奋斗”。蒋介石要民众把“礼义廉耻”结合到日常的“食衣住行”各方面，作为民众的行为规范。他还从古人所谓“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引申出“四维既张，国乃复兴”的结论。毛泽东同志在建国之初就引用管仲的“四维理论”告诫全党：“治国就是治吏，礼义 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不国。如果臣下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而国家还没有办法治理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会是这样。”
二、   “四维”论对当前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启示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是兴国之魂”。这一论断毫无疑问地同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连在一起，成为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最重要的基本经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是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灵魂和前提，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灵魂。从2006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六年来，理论界相关的研究成果可谓是汗牛充栋，对核心价值观的讨论，出现了上百种的概括，目前仍在如火如荼的进行着。如何将这一复杂的问题简单化，我们可以从管子的“四维”论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第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要高度凝练、简单明确、易记易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包括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即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这四个方面的基本内容相互联系、相互贯通，共同构成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但作为进入实践领域的核心价值观，则重在能够体现社会主体成员的价值诉求，因此，它一方面要高度凝练、通俗简单、易懂易记，最好由几个简单、清晰、明确的词组来构成。如果过于繁琐或深奥，就会名不正言不顺，不利于传播和推广；另一方面，还要能够较为完整的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科学内涵，两者缺一不可。管子的“四维”论为何能够长期影响中国历史，就是因为它具备了以上两点。从目前学术界研讨的情况来看，在这两方面都存在着较大差距。有的字数过多，过于繁琐，如“施仁政得民心,持正义兴天下,崇礼仪序国家,明智德弘理性,普信德百姓宁”，再比如“共同富裕、公正民主、科学文明、公平正义”，“实事求是、和谐富强、崇尚真理、品德高尚”等。这样的概括，出发点是想尽可能的全面些，但殊不知言多语失，漏掉的内容更多，且构词上没有统一标准，不便记忆。有的则偏于一见，不能体现本质特征、反映核心内涵，如“和谐、公正、仁爱、共享”，再比如，“以人为本、民主公正”等。
第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要做到纲举目张、统分结合，各得其用。管子关于德育的内容很丰富，包括了礼、义、廉、耻、孝、悌、慈、惠、仁、信等道德规范，但“四维”--礼义廉耻是他的核心内容，而“礼维”则是核心中的核心。管子在此基础上，还对最高统治者、官员和普通百姓都提出了具体的行为规范，这相当于职业道德规范。《管子·权修》说：“民无廉耻，而求百姓之安难，兵士之死节，不可得也。”如何加强百姓的廉耻意识？管子则主张从“小”处着手，并从礼义廉耻四个方面都作了相应的教育要求，从而达到“谨大礼、行大义、修大廉、饰大耻的政治效果。对于齐桓公，管子则要求他提高自身礼义廉耻的修养，成为有道之君，所谓“礼义廉耻不立，人君无以自守也。”对于人臣，管子也阐述了每一类大臣应该具备的为官准则。在《任法》中提出“任共不认私”的治国原则，并提出了“爱民无私曰德”等观点。《管子·四称》说：“事君有义、使下有礼、贵贱相亲、若兄若弟，忠于国家，上下得体。”这也启发我们，在核心价值凝练上，一定要有核心中的核心。笔者认为，中国文化的核中之核就是和谐，从目前媒体刊登出的核心价值观来看，“和谐”一词的使用率也是最高的。因此，必须把“和谐”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核。抓住了和谐，就抓住了根本，就能达到纲举目张。同时，我们凝练的核心价值观，要浓缩整个社会主义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像“改革开放”、“共同富裕”、“诚信”、“富强”此类反映奋斗目标的词语，虽然当下符合国情，但随着时间的发展，其局限性就会显现出来。在核心价值观凝练的基础上，还要进一步确定不同行业、不同人群、不同阶层的核心价值观，这样才能做到统分结合，取得相得益彰的功效。
第三、“文明、和谐、自强、厚德”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高度凝练和本质反映。笔者认为，以“和谐”为内核、以“文明、和谐、自强、厚德”为主要内涵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将中华文化和社会主义本质结合起来的高度凝练，具有高度凝练、简捷明快、易记易行、生命力强大、大众化鲜明等特征。
“和谐”这一范畴来自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历史长河中长期孕育形成的核心价值，也是当代中国和世界的的主题词，具有鲜明的现代色彩，也能够体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愿望。帝尧首倡和谐理念，《尚书·尧典》曾载，帝尧时期，契作司徒，“敬敷五教”，使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建立了伦理到的新秩序，而且取得了“九族既睦，协和万邦”的和谐局面。此后历朝历代，和合之道不仅成为影响统治者的一种行为手段和领导艺术，也是人民群众的一种道德取向和处事精神。和谐，“和而不同”，既承认“不同”，充分肯定、尊重、保障社会主体的多样性、差异性、独立性，包含了自由、平等所应有的内容，同时也是“和谐相处”，在更高的层面上达到融合、协调、有序的状态。从而能最终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人及其群际的和谐相处、经济社会的全面和谐发展，即“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坚持以“和谐”为内核、以“文明、和谐、自强、厚德”为主要内涵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最大程度地实现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现代文明成果的有机结合。“文明”是指人类所创造的财富的总和，把“文明”作为核心价值的重要内容，在继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同时，同时也把我党新时期倡导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四个文明”建设，作为了核心价值观的题中之意，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自强”、“厚德”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是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灵魂所在。《周易》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1914年，梁启超在清华作题为“君子”的演讲时，以这两句话勉励学生，此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成为清华的校训。自强、厚德是中华民族的风骨和美德，是支撑中国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强调自强的理念，既指个人修养、历练，也指国家民族精神方面的传承与弘扬。强调厚德则主要指个人及民族道德规范，同时也是指包容性的心态和胸怀。如今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自强厚德的价值观不论对于我们处理内政外交、还是家庭事业问题，都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总之，坚持以和谐为内核、以“文明、和谐、自强、厚德”为主要内涵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在实践基础上进一步凝练，推导出各行业、各阶层的具体规范和要求，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一步得到充实和拓展，进一步大众化，最终成为全社会共同的价值理想，这对于中华民族文明复兴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也必将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响应，得到世界范围内爱好和平的国家的理解和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