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杰
一、清人对考据的批评
据《辞海》"考据"条，考据或称考证，是"研究历史、语言等的一种方法。根据事实的考核和例证的归纳，提供可信的材料，作出一定的结论"。按前人的看法，系统的考证之学源自宋人（张之洞《轩语·语学》："考证校勘之学，乃宋祁、曾巩、沈括、洪迈、郑樵、王应麟开其端。"），而大兴于清代。尤其是清乾隆、嘉庆时代，各家辈出，著作丰富，学者们在文字、训诂、校勘、辑佚、辨伪、证误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一系列震古烁今、垂诸不朽的辉煌成就，形成当时的学术主流。
但主流之外，一是流弊随之产生，如门户的森严、方法的繁琐等；二是质疑同时响起，其中最著名的是史学理论家章学诚：
学问之途，有流有别。尚考证者薄辞章，索义理者略征实，随其性之所近，而各标独得，则服、郑训诂，韩、欧文章，程、朱语录，固以角犄鼎峙而不能相下。必欲各分门户，交相讥议，则义理入于虚无，考证徒为糟粕，文章只为玩物。汉唐以来楚失齐得，至今嚣嚣有未易临决者。惟自通人论之则不然，考证即以实此义理，而文章乃所以达之之具，事非有异，何为纷然？（《文史通义》内篇二《原学下》）
以上是总论考证、辞章、义理的不同作用；以下就是章氏对考据的历史和方法的具体批评：
学问文章，古人本一事，后乃分为二途，近人则不解文章，但言学问。而所谓学问者，乃是功力，非学问也。功力之与学问，实相似而不同，记诵名数，搜剔遗逸，排纂门类，考订异同，途辙多端，实皆学者求知所用之功力尔。即于数者之中，能得其所以然，因而上阐古人精微，下启后人津逮，其中隐微可独喻，而难为他人言者，乃学问也。今人误执古人功力以为学问，毋怪学问之纷纷矣。（《章氏遗书》卷二十九《又与正甫论文》）
他还意犹未尽，比喻说功力不是学问，犹如造酒的秫黍本身不是酒一样，就这样直截了当地把考证当作既是学问的基础、又与学问有别的"功力"，从学问的领地赶了出去。这等于说当时大多数的学者所从事的学问根本不是学问。他举王应麟为例，说王氏"搜罗摘抉，穷幽极微，其于经传子史，名物制数，贯串旁骛，实能讨先儒所未备，其所纂辑诸书，至今学者资衣被焉"，但"王氏诸书，谓之纂辑可也，谓之著述则不可也；谓之学者求知之功力可也，谓之成家之学术则未可也。"而当时的学者"宗仰王氏，而误执求知之功力以为学即在是耳"：
方四库征书，遗籍密册会萃都下，学士侈于闻见之富，别为风气，讲求史学，非马端临氏之所谓整齐类比，即王伯厚氏之所为考逸搜遗。是其研索之苦，襞积之勤，为功良不可少，然观止矣。至若前人所谓决断去取，各自成家，无取方圆求备，惟冀有当于《春秋》经世，庶几先生之志焉者，则河汉矣。（《丙辰札记·邵与桐别传》）
与章学诚同时的戴震是乾嘉考据学的中坚，不愧大师之称的段玉裁、王念孙等皆出其门。在大量的考据著作之外，他又有《原善》和《孟子字义疏证》等著作。而当时的主流学者朱筠等却批评他是"将有用精神耗于无用之地"，这些"空说义理"的书"可以无作"。怀着不被理解的痛苦，戴震慨然长叹："六书九数等事，如轿夫然，所以轿中人也。以六书九数等可尽我，是犹误轿夫为轿中人也。"这也就是说，思想家是坐轿子的，考据家是抬轿子的，只重视我的考据而忽略我的思想，那是只把我当作轿夫了。
二、近人对考据的批评
尽管有少数通达的学者也就是古人所说的"通人"在会通融合义理与考据的关系上不断付出努力，但思想家和考据家由于渊源与取径的不同似乎存在着天然的矛盾。到了20世纪，这种矛盾仍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突出考据的作用，在注重思想的学者看来或有碍于个人心灵的完善，或有损于民族精神的高扬，或有害于学术发展的健康，而对考据提出不同程度的批评。
以考据有碍于个人心灵完善的学者，可以熊十力为代表，他除明示诸生"勿偏尚考据功夫而忘其所以为学之意，勿只注重学问的工具而忽略学问的本身，勿驰骛肤泛驳杂的知识而不为有根据、有体系之探究"外，还曾这样教育一位"欲驰驱于考据、义理之间"的学生：
义理贵创获，脱然超悟，怡然独得，有诸己矣。乃征之天地万物，而识夫众理粲然者，无不左右逢源。所谓"殊途同归，一致百虑"，所谓"一以贯之"，所谓"通其一，万事毕"，皆彻底语也。虽未尝不资于书册，而读书但为引发神思之助耳。世固有以经师之见，而薄通儒或思想家者，于思想家何与哉？考据尚积累，据文籍以按索名物度数，举例而博求其征，亦或集证而始发其凡。读书不多而审，则积累不富，无以为推断之具。此其用心在致曲，在考迹，故恒系于曲而?=于通理也，恒泥夫迹而丧其神解也。从来学者欲兼考据、义理而并有之，吾实罕见……汝诚志于义理之学，则每日必于埋头书册之外，得以若干时间瞑目静坐，或散步幽清旷远之地，庶几穆然遐思；所谓遐思，正是宗门云："恰恰无心用，恰恰用心时"也。真理著现，恒于此时遇之。若终日钻营书册，精疲神敝于名物度数之搜求，岂有神解可言耶？（《十力语要·答邓子琴》）
以考据有损于民族精神的高扬的学者可以钱穆为代表。钱氏本以考据登上学坛，但他的《刘向歆父子年谱》、《周官制作时代考》等考据著作都是对欲缩短民族历史的疑古思潮的反驳。等到中央研究院以历史、语言的考据为研究中心，而尤其是对考古实物的重视远远超过对民族精神载体的传统文献，从而产生了不亚于疑古思潮的负面影响时，他就表现出强烈的批判态度，认为专务考据流弊有二，一是琐碎："不务明正通达而务其难，则往往昧其大体而玩其细节，其必陷于琐碎无疑也"；二是好胜："苟专务其难以施我考释之功，则前人学术大体有不暇问，而惟求于小节僻处别出新解以凌跨乎其上"。在《国史大纲》的引论中，他又批评以"考订"为治学特点的科学派"往往割裂史实，为局部窄狭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换为死的材料。治史譬如治岩矿，治电力，既无以见前人整段之活动，亦于先民文化精神，漠然无所用其情。彼惟尚实证，夸创获，号客观，既无异于成体之全史，亦不论自己民族国家之文化成绩也"。
以考据有损于学术发展的健康的学者可以梁启超为代表。梁氏对清代考据有热烈的赞颂；但对时人专务考据的流弊，他在晚年也有与钱穆相近的反思：
最近几年来时髦的史学，一般所注重的是别择资料。这是自刘知几以来的普通现象，入清而甚盛，至今仍不衰。发现前人的错误而去校正他，自然是很好的工作。但其流弊乃专在琐碎的地方努力，专向可疑的史料注意，忘了还有许多许多的真史料不去整理。……推求以上诸风气，或者因受科学的影响。科学家对于某种科学特别喜欢，弄得窄，有似显微镜看原始动物。欧洲方面应该如此，因为大题目让前人做完了，后学只好找小题目以求新发明，原不问其重要与否。这种风气输入中国很利害。一般学者为成小小的名誉的方便起见，大家都往这方面发展。这固然比没有人研究好，但老是往这条捷径走，史学永无发展。我们不能够从千真万确的方面发展，去整理史事，自成一家之言，给我们自己和社会为人处事作资治的通鉴；反从小方面发展，去做第二步的事，真是可惜。不过这种大规模做史的工作很难，因为尽管史料现存而且正确，要拉拢组织，并不容易。一般作小的考证和钩沉、辑佚、考古，就是避难趋易，想徼成名，我认为病的形态。真想治中国史，应该大刀阔斧，跟着从前大史家的作法，用心做出大部的整个的历史来，才可使中国史学有光明、发展的希望。（《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比起清人，现代学者对考据的批评起因更复杂，论述也有了发展。
三、特定环境下考据的尴尬
20世纪50年代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大陆政治与学术的指导思想，考据自然不可能再成为学术的主流与中心。身处新时代的旧考据学者甚至连考据是否还有必要存在都产生了怀疑，胡适的学生、以考据为专擅的罗尔纲先生在自传中给我们留下了生动的回忆：
1954年夏，我从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调到近代史研究所。刘大年副所长适因公赴上海，范文澜所长嘱他顺道到南京看我，并写了一封充满热情的亲笔信交他带给我，欢迎我到近代史研究所来工作。我见了大年同志，就问他："今后做历史研究还要不要考证？"大年同志严肃地回答我："谁说不要考证！马克思主义最讲实事求是，研究历史要从事实出发，你写考证文章来，《历史研究》给你发表。"大年同志的话是说明马克思主义做历史研究是尊重历史事实的。乾嘉学派从实际出发，依靠证据解决问题的考证方法，正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精神。
原来考据学不但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异端，还与马克思主义如此密切相关，我们可以想见得了这一指示的罗氏不仅打消了顾虑，而且一定是欢欣鼓舞。于是从1954年到1956年，他把历年所作的考据文章编为七集，以"检查解放前所做考据的缺点，和解放后所做考据得到了什么新认识，以及如何改写旧作和撰写当前新问题的考据为主要任务"，作者到80年代末期还清晰地记得"经过这一次全面的检查，并通过自己工作的实践，逐步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从而加深了我的认识，加强了我的改造"。
是的，"改造"--以上这些内容都出自作者《生涯六记》中的第三章"改造记"。作者把他这两年的心得洋洋洒洒地写成了近三万字的长文《论科学的考据与旧考据的不同》，对自己以往的考据成果进行了不留情的批判。可是罗氏在自传中只记录了刘大年对他的教导，却没有记录陈垣对他的批评，好在我们今天还能看到当时由陈垣所写的对罗文的审查报告：
此文作者叙述本人考据方法转变的过程，把自己从前的考据方法批评一番，说是不科学的考据，这种谦虚自讼的精神，是值得钦佩的。但将自己从前的考据称为"旧考据"，一若前人的考据方法都同作者一样，这是不妥的。旧考据有不科学的，但也有科学的，不能一笔抹煞。故此文题目只能说科学的考据与不科学的考据不同，不能说"科学的考据与旧考据不同"。文中第二章标题甲：只能说片面地孤立地看问题不是科学考据方法，不能说"旧考据方法都是片面地孤立地看问题"。乙：只能说从现象看问题不是科学考据方法，不能说"旧考据方法都是从现象看问题"。丙丁戊己准此。总而言之，因为作者的努力及进步，发现自己的考据不科学，也只能说作者自己从前的考据方法不是科学方法，不能说旧考据不是科学方法。前人的考据有不科学的，也只能说某人某文或某书的考据方法不是科学方法，不能说旧考据不是科学方法。诚如此文所标志，容易令人误会，以为旧考据都是要不得的。
引言中又提到"顾炎武的《日知录》完全为封建统治者服务；赵翼的《廿二史记》骂农民革命为盗为贼"，这都是时代关系，无可苛求。如果说这些都是要不得的，那么我们就无历史可看，更无前人文化遗产可继承。恐怕作者意思不是如此，不过标题不妥而已。
由于所处环境与地位的差异，陈氏与罗氏的心态有本质的不同，但面对考据的尴尬大概是相同的。陈垣早年曾讥讽章学诚"读书少的人好发议论"，而当他在批判胡适的运动（批判对象自然也包括胡适所力倡的考据）已经全面展开、更大的山雨即将到来的1957年，批改着一位考据学者的荒谬议论时，他的真实心情又会比罗氏轻松多少呢？
四、义理与考据相争之弊
除了学术观念的歧异之见，还有学术地位的高低之争，也影响到学者对义理与考据的认识的客观与冷静。王学典先生对当代"唯物史观派史学地位显著下沉"作了这样的描述：
唯物史观派的下沉从20世纪末人们绘制的种种现代中国的学术地图中可以看得很清楚。在刘梦溪先生笔下，陈寅恪及其所代表的史料考订派处于现代中国学术版图的中央位置，郭沫若如同胡适、梁启超一样被挤到这幅版图的边角地带；在张志哲先生笔下，处于这幅地图中央位置的除陈寅恪外尚有陈垣、钱穆和吕思勉；在"国学大师丛书"策划者的心目中，这幅地图也多被传统学人占据着--没有一本写郭沫若、写范文澜、写侯外庐。另外，在北京大学，人们正在重续"中央研究院"的学统；在清华大学，人们亦在打捞当年"国学研究院"的遗产；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一幅幅新绘制出的学术版图，四至各有不同，疆域或大或小，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唯物史观派所占有的版面正在急速缩小乃至消失。换句话说，唯物史观派在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立足之地正在被一块块地抽掉，这一学派赖以存在的合法性资源正在流失。无须讳言，曾经主导统治中国学坛达几十年之久的唯物史观派正面临、正经历一场比较深刻、比较严峻的合法性危机。（王学典《近20年大陆史学的主要趋势》）
按文中所说的"张志哲先生笔下"云云，其实张说只是严耕望确立的"史学四大家"的转述，不能代表大陆学者的创见。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的国学大师丛书，首辑十种，其中确无上举郭沫若诸人，但那个名单的先后是以组稿的顺序来确立的，并不代表入选者的重要性，因为那里不但没有郭沫若、侯外庐，也没有他们所共同推重的王国维以及侯氏所佩服的章太炎。而由谢保成先生所著的《郭沫若评传》作为第二辑中的一种，已先于第一辑的若干种于1995年出书。论者针对大陆出现的陈寅恪热指出："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一现象可能标志着学界从重思想到重学术、从重义理到重考据这一重要变迁进程的完成。"他把郭沫若和陈寅恪作为史观派和史料派的代表人物，说"这两派不但谁得势谁就不拿正眼瞧对方，更重要的是谁得势谁就重写学术史。于是，90年代所写的一些20世纪学术史就只能以陈氏为中心了"。
不管我们是不是完全同意作者的描述，但偏重史观与偏重考据这两种不同侧重的学者之间的矛盾也和清人一样，是显而易见的。就学派而言，则似乎是一派得势，就要压倒、排挤甚至消灭另一派；就个人而言，似乎一提倡考据，则必须是人人尽作考据，而一提倡义理，则必须人人皆言义理。在以傅斯年为首的史料派占据学术主流时，注重史意的钱穆被排拒在中央研究院八十一位院士之外，以致他到晚年仍耿耿于怀。而据曹道衡先生的回忆，在80年代中期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以考据为主业的研究人员因为文章缺乏轰动效应而受到排挤与压制，有主事者明确提出搞考据不能评研究员，甚至提议停业整顿（见曹氏回忆录《困学历程》）。
由于禀赋、师承和作风的不同，不同的学者或长于理论的发挥，或长于史实的考订，虽然有少数的杰出学者能将两者加以有机的融合与贯通，但大部分学者大概只能偏于一隅。而问题在于，数不在少的、包括很杰出的学者却不肯把义理和考据当成是学术发展中应该并行、不可偏废的两翼。傅斯年以史料的搜寻考订为史学，就宣布"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起的人，绝对不是我们的同志"。而林毓生不满台湾"许多学者仍然从事于考据工作"，就放言"我们要求的是创造，每个时代的知识分子都必须有其独特的见解以贡献他们的时代。他们都必须是具有创造性的思想家。就此而言，考据也是边缘性的东西"，因为考据学者的工作"与我们今日所面临的时代问题背道而驰，不但没有接触到问题的核心，而且颇有本末倒置的倾向"。不断地争主流、斥异己，纷争无已，进步几稀，所造成的不良后果使处于问题中心的学者也不能没有痛切的反思，如傅斯年就曾这样揭示"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误谬"：
中国学人，每不解计学上分工原理，"各思以其道易天下"。殊类学术，皆一群之中，所不可少，交相为用，不容相非。自中国多数学人眼光中观之，惟有己之所肄，卓尔高标，自余艺学，举无足采。宋儒谈伦理，清儒谈名物，以范围言，则不相侵凌，以关系言，则交互为用：宜乎各作各事，不相议讥。而世之号称汉学者，必斥宋学于学术之外，然后快意；为宋学者，反其道以待汉学；一若世上学术，仅此一家，惟此一家可易天下者。
而与傅氏相互不以为然的钱穆也有这样的憧憬与呼吁：
让我们且退一步来矫风气，且使学术界能在学术圈子里安下心来。能深知从事学术不比从事政治，更不比从事革命。能开放门户，解淡斗争。莫太看重地盘与声势，莫太认真交结与排挤。让学术界真成一学术界，让从事学问的，可以埋头潜心，可以平流竞进，可以孤芳自赏，亦可以抱残守缺。在各求猛进中，对别人报宽容，务使学术界空气稍宁静，天地较宽阔。
可惜这个憧憬在20世纪中并未实现。
五、义理考据鸟之双翼
我们希望学者能有平心静气的心态、自由研究的环境，发挥各自的专长，做出不同的贡献。我们也希望学者能够服人之善，取长补短（尽管义理与考据的兼善连熊十力都叹为少见），而不是自骄其所能而轻议其所不能。具体来说，一是偏重于考证的学者如能更自觉地注重目的、注重取舍、注重理论的指导作用，则可能获得更具深远意义的成果，解决更棘手的复杂问题。其最有代表性的成就，仍然是陈寅恪的一系列重要成果。正如田余庆先生所概括的，以陈氏为代表的一部分优秀学者既继承了乾嘉的务实学风，又突破了乾嘉的狭隘眼界。他在学术研究中虽然保持着传统史学的风貌，但是他的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都具有全新的内涵。他着眼于较长的历史过程，在较高的层次上探讨中古史的脉络所在，提出并解答了许多前人所不能及的问题。他重视以不同的种族、家族、地域、文化为背景的社会集团的活动，从中发现历史的联系和推移并以之解释各种纷繁的历史现象，是师承乾嘉、又不拘泥于乾嘉的典范。而田氏本人的如《说张楚--关于"亡秦必楚"问题的探讨》等一系列"探微"之作，由字词的考辨抉发出政治史的隐微，不是兼具深厚的考据功力与精深的理论素养者，是不可能为之的。
二是偏重于理论的学者如能以翔实的史料为基础、为支撑，就更可能使立论立于不败之地，更具解释能力。其最有代表性的例子是侯外庐在晚年总结自己的学术道路时说明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的总体取向外，在具体研究中相当注重的一点是"实事求是，谨守考证辨伪方法"：
中国史料汗牛充栋，真伪相杂。无论研究社会史、思想史，要想得出科学论断，均须勤恳虚心地吸取前人考据学方面的成果，整理出确实可靠的史料。考据学本身算不上历史科学，但它却是历史科学不可缺少的专门学问。如果要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是古代史，就必须钻一下牛角尖，在文字训诂、史料考证辨伪方面下一番功夫。要遵守前人的严谨的方法，不可随意采择史料。例如，如果拿《周礼》来论证周初的制度，如果拿《管子》来论述管仲思想，就会犯错误。此外，还有充分利用经过专家董理的出土文字资料和实物资料，作为古史研究的必要论据。科学重证据，证据不足或不确，结局便会是闭门造车和主观臆度。而且古书文字有一定的时代含义，决不能拿现代语的同类字句相比附，否则，就会犯望文生义的错误。因为古人所用的词句在字面上尽管和现代的一样，可是实际意义有时却是相反的。今文经学家常犯的毛病就是"托古"、"影古射今"。历史科学要求实事求是的研究，不能流入夸诞和虚构。
这也就是陈垣所说的"欲实事求是，非考证不可。彼毕生从事考证，以为尽史学之能事者故非，薄视考证以为不足道者亦未必是也"。在不真确的事实上所发明的义理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是郢书燕说。稍远的例子是40年代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著称的某教授著殷商史，以不具备对殷商基本史料甲骨文的解读考证能力，因而鲁莽灭裂，错误累累，其书的价值自然也就相当有限了。甲骨学家胡厚宣先生，专门以该书的错误为原料，写成《古代研究的史料问题》，张舜徽先生将之作为"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基本书籍"，列入所著《中国古代史籍举要》，要求学者参考，因为它把"研究古史应注意的问题，以及近人治甲骨学的弊病，都简括地指出来了"。较近的例子是杨义先生解读宋玉的《高唐赋》的艺术特点时，特别提醒我们注意其中的"当年遨游，更唱迭和，赴曲随流"三句：
当年的"当"字，有"过去"、"以往"之义。李商隐《锦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陆游《古筑城曲》之四："惟有筑城词，哀怨如当日。"都是如此使用这个"当"字。更明显的是《晋书》卷九十二《文苑列传序》："逮乎当涂基命（按：'当涂高'乃是三国曹魏代汉的谶纬之词），文宗郁起，三祖叶其高韵，七子分其丽则，《翰林》总其菁华，《典论》详其藻绚，彬蔚之美，竞爽当年。"这个"当年"，便作往年、昔年之解。由作者无意中写下"当年"二字，与全赋开头的"昔者"二字相对照，可以进一步加深我们对《高唐赋》为宋玉晚年追忆青年时代之事的认识。（《杨义文存》第七卷《楚辞诗学》）
其实"当年"一词并不见于先秦典籍。不烦论者自己考证，只要关注一下清人的考据成果，就可以避免这类的错误。清人朱《文选集释》指出字为"当羊"之误，也就是"尚羊"即游戏的意思（参看吴广平编著《宋玉集》）。无论是从"当年"成词的时代，还是从楚辞构词造句的特点来看，朱说无疑是正确的。杨氏之论，只能说是他希望中的宋玉作品的特点，而未必是宋玉作品本来固有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