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治国思想与“中国梦“

作者；杨兰

最近读了《管子》和一些关于管仲的书与文章，对管仲的治国方法感受颇深，甚至有一种时空错乱的感觉，以至于怀疑管仲属于穿越人士。在读《管子》时，你能在字里行间读出来“开放搞活、抓大放小”，能读出来“宏观控制，微观放开”，甚至能读出来“黑猫白猫论”。在管子的书中，你还可以看到儒道墨法兵等诸子百家从中吸取的营养，特别是“四维理论”对儒家的影响，“任法治国”对法家的影响最为深远。在管仲辅佐齐桓公治理齐国的四十多年，可谓是殚精竭力费尽心机，不记身前谤誉身后名声，完全是一派现代自由派经济大师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由此君臣协力，上下一心，将齐国打造成为春秋时期第一霸主。

2012年底，总书记习近平带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参观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现场。习近平定义“中国梦”－－实现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而且满怀信心地表示这个梦想“一定能实现”。笔者认为“中国梦”的本质内涵是实现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当代中国所处的发展阶段，决定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梦”的根本要求。这个要求应该具备四个特征：一是综合国力进一步跃升的“实力特征”这是“中国梦”的第一要义；二是社会和谐进一步提升的“幸福特征”；三是中华文明在复兴中进一步演进的“文明特征”；四是促进国人全面发展的“价值特征”。

习近平总书记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中国梦是民族的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有梦想，有追求并没有错，但是说着容易做着难，如何实现梦想，如何实现追求则值得每个追求“中国梦”的人去研究。笔者通过对《管子》的系列学习，认为管仲早在2730多年前已经为中国人绘制好了通向“中国梦”的路径，那就是管仲的治国理念。

 

一、     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   

管仲真的不愧于中华第一名相的美誉，“以人为本，本理则国固，本乱则国危。”以人为本的治国思想，正是管仲最早提出来的。他任齐国相国四十年之久，矢志不移，就是在这一指导思想下，使得齐国日渐强盛起来。现在，我们的执政党很好的继承了先人这一治国思想，走全民富裕的道路，可谓是非常明智的做法。

  管仲认为“得人心之道，莫如利之；利人之道，莫如教之。”这确实是至理名言，自古得民心者得天下，已经经过历史反复验证！而且管仲还以“四顺理论”丰富了其以人为本的思想：“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故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罚繁而意不恐，则令不行矣；杀戮众而心不服，则上位危矣。故从其四欲，则远者自亲；行其四恶，则近者叛之。故知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管子牧民》可见，民心对于治国是何等的至关重要。那如何得到民心呢？管仲很简单的两句话，就道出了其中的真谛。只要通过教化百姓，使他们靠自己的努力就可获得和维护切身的相关利益。

大家都知道现在西方发达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比较完善，但是很少人知道社会保障制度是由管仲首创。“爱之、利之，益之、安之。四者道之出，王者用之而天下治。 ”《管子.枢shu言》这句话指出了如何才能俘获百姓的芳心，是切实的做法，体现前面所讲的以人为本的思想。如何具体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管仲在2730年前的齐国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实行了“九惠之教”的社会保障制度，其具体内容是：“老老；慈幼；恤孤；养疾；合独；问病；通穷；赈困；接绝。 ”据《管子·入国》介绍：“老老”，是规定年龄在70岁以上的老人，他的一子可以免除征役，每三个月由政府供养一次肉食，一次倡导赡shan养老人的社会风范；“养疾”，是把重残疾人养在“疾馆”； “合独”，是“鳏寡而合和之”，促使他们合婚，给予田宅安家，并免除三年的职役；“问病”，是慰问重病人老人。其他“五教”是对孤独幼儿、贫苦穷困者、烈士家属的救助。“九惠之教”是中国最早的社会保障制度。

我们从以上可以看到。管仲治国可不是空喊口号，言传身教、利益驱使、社会保障等等，多管齐下保障民众利益，给我们现实的人本思想作了最好的注脚。

二、     强国先富民的治国理念

笔者现在如果问你，什么是国家？你会怎么回答。要是你只学过马克思主义的话，你一定会回答：国家是一个阶级用来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暴力机器。其实不只马克思、恩格斯，大多数学者考虑国家都是从政治角度考虑的。

但管仲告诉我们，国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经济职能，这绝对是人类经济史上划时代的理论。管仲把国家设计成了一个经济机器，不断地聚集财富。管仲认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民贫则难治。固治国常富，而乱国必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管子 治国》这话说的太好了，只要人民生活富足了，国家就能够长治久安。“为之患者三：有独王者，有贫贱者，有日不足者。”意思是：国家有三大忧患：君王独断专行，社会贫富悬殊，财政入不敷出。在那个奴隶制末期，管仲就已经明确指出了贫富悬殊的社会危害性，这给后世的我们很大的启迪意义。

要怎样才能使人民富裕呢？我国自古就是农业大国，农业也一直被视为本业。加强本业的发展，便是让人民富裕起来的最根本手段。“明王之务，在于强本事，去无用，然后可使民富。”《管子.五辅》英明的统治者想使人民富裕起来，首先要做的就是加强农业生产，而把那些不利于农业生产的事情排除在外。“务五谷则食足，养桑麻、育六畜则民富。”种植五谷能使人民就会有充足的粮食，种植桑麻，饲养牲畜百姓就能富裕。除此之外，对那些有利于农业发展的事业也应该鼓励，譬如“辟田畴，…，修树艺，…，勉稼穑，…。”，即开辟田野土地，学习研究农业技艺，鼓励耕织，修建房屋等等。这样一来，农业就能比较迅速的发展，人民也就能更容易的富裕起来。

很多《管子》的研究者误以为齐国是个商业国家，其实不然。在那个历史时期，农业始终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头等大事，管仲岂会忽略？《管子·权修》曰：“地之守在城，城之守在兵，兵之守在人，人之守在粟。”管仲要解决的首要问题，还是农业。

　　比如一到春耕的时候，管仲就勒令修墓室、修城墙、盖房子、煮盐等等活动必须全部停止，都给我种地去。管仲最擅长运用政策调节经济矛盾，最突出的政策有三点：　　

　　第一，控制粮价。管仲经常动用国家机器，强行提高粮价。这样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大幅提高，甚至外国的粮食也纷纷涌入齐国。此时，再放开价格控制，粮食供过于求，粮价立刻狂跌。怎么办呢？政府出面，贱价收粮。等到荒年的时候，政府再以较高的价格将粮食抛出。国家在整个过程中大赚一笔，而同时又在灾年平抑了粮价，避免了财富聚集到囤积居奇的富商手里。在管仲的眼里，富商永远是国家的敌人，是重点打击的对象。

　　第二，借贷功能。国家利用各种手段，已经聚集了大量的钱粮。这样，在春耕之时，国家可以贷给困难的农户先进的农具、优质的种子，这些本来是他们买不起的。于是，农业生产率有了保障。等到收获的时候，国家再连本带利收回来。赚了钱，还避免了因贫困导致的劳动力闲置。

第三，改革税制。管仲推行了中国税务史上大名鼎鼎的“均地分力，相地衰征”的政策。其实就是推行了土地私有制，把周初的井田制改成了私田，分给农民，再根据土地肥沃程度征收相应比例的税赋。给自己干活当然积极性高了，齐国农业迅速发展，百姓生活自然富足。

管仲认为“凡将为国，不通于轻重，不可为笼以守民；不能调通民利，不可以语大治”。《管子.国蓄》意思是说：如果国家不懂得调节经济的轻重，就不能笼住人民，就不能合理调节民众的利益，就谈不上国家的大治。“相地而衰征”，也就是按照土地肥瘠的不同，分等级合理征税，从而使农民愿意留在乡间耕作，这是具体做法。

“为人君不能谨守其山林菹zu泽草莱，不可以立为天下王。”《管子.轻重》说的是国家不能谨慎地管理、守护山林矿产、渔业等资源，则不可能成为富强之国。“山林虽广，草木虽美，禁发必有时；国虽充盈，金玉虽多，宫室必有度；江海虽广，池泽虽博，鱼鳖虽多，wang罟gu必有正，船网不可一财而成也。”《管子.立政》这段话翻译过来就是说：山林虽广，草木虽美，但是，封山和采伐是要有规定的；国家虽充盈，货币虽多，但官府收支必须要有节制；江海虽广，湖泊虽博，鱼鳖虽多，但也不可一网打尽。2730年前的管仲，已经清楚明白的指出了各种资源，对于富民强国的重要性，已经开始立法保护自认资源。

自然资源是大自然馈赠给人类的礼物，中国的资源本来就不多，人均资源更是少的可怜，也是实现“中国梦”不可或缺的。到目前为止，中国各地仍然滥採滥伐严重，矿产资源未经深加工就卖了出去，然后再以十倍百倍的价格买回制成品，这确实是对资源的浪费，是拖“中国梦”的后腿。

三、国家理财的治国理念　　

　　管仲采用一系列方法和政策使齐国民富国强，但是要想实现这么多功能，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得有钱。屯粮、放贷、轻税，在在都是得大把钱投入，那么齐国靠什么赚钱呢？天才的管仲提出了“溥本肇末”的观点，也就是本末并重，既重农又重商。在商业上，管仲的经济天才显示得更加淋漓尽致，我们来欣赏一下管仲的表演吧。　　

　　第一招，首倡社会分工——2730年前的专业化

　　在奴隶制与封建制交接的时候，手工业还很原始的阶段，社会分工的概念实在是太超前了。为了确保这一先进思想的贯彻落实，管仲提出，将国民分为士、农、工、商四等，并把国家分出不同区域，四等人要被强制住在不同的区域。

　　管仲坚信：“老鼠的孩子会打洞”，士农工商要从娃娃抓起。于是，每个行业都挤满了家学渊源的人才。这还不算，为了增加工种、提高生产水平，管仲还推行高额奖励政策。比如：喂猪喂得好的，赏黄金一斤；种树种得好的，赏黄金一斤；看病看得好的，赏黄金一斤；养蚕养得好的，赏黄金一斤等等等等。重赏之下必有勇夫，齐国各行各业突飞猛进。　　

　　第二招，国家垄断经营——官山海

　　这就是管仲时期与“相地衰征”齐名的“官山海”政策。山里产的是铁（中国这个时候已经开始使用铁器了），海里产的是盐，这些东西原本都是由贵族们在经营，管仲将他们收归国有。但重要的不是归谁管，而是怎么管。

　　管仲在论述开矿时有这样一段话：“发徒隶而作之，则逃亡而不守。发民，则下疾怨上，边境有兵，则怀宿怨而不战。未见山铁之利而内败矣。”也就是说你不管用奴隶还是平民，开矿都不是一件轻松的活，国家还没怎么赚到钱，就已经民怨沸腾了。

这其实是老问题了，统治者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武力镇压。管仲再度拿出他的牧民精神，又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政策：“与民量其重，计其赢，民得其七，君得其三。”也就是说，所有权归国家，开采权下放给平民，国家只抽取30％的利润而已。

看到这里，你是不是感觉到管仲干脆就是个现代人！在春秋时代，盐铁这些利润极高的东西被理所当然地认为该归上层社会所有，私人的开矿、煮盐是被严格禁止的。管仲新政策的施行，对齐国百姓来说，等于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我们只要想想，新中国的经济思想为了突破几十年的主义禁锢，走过多少弯路，那么管仲时代，经济思想要突破数百年思维习惯的禁锢，又是何等艰难的事情。我们想想改革开放对我们的意义，再把它放大数倍去衡量管仲改革对齐国居民的意义，那就只有四个字—— 不可估量。　　

　　

　　第三招，发动贸易战——不战而屈人之兵

　　齐国由于政策得当，盐铁大量产出，销往国外，赚了个盆满钵盈。管仲称之为“向天下征税”。但这还不算，管仲还要进一步打击别国。我们看一个有趣的故事。

　　有一天，桓公把管仲找来说：“咱们想点什么办法收拾收拾鲁国和梁国吧。” 管仲说：“这好办。鲁、梁国民，向来以织绨为业。您就带头穿上绵绨的衣服，下令左右都穿，百姓也就会跟着穿。同时，再下令禁止齐民不准织绨，只从鲁、梁进口。鲁梁二国人民必然会放弃农业而全都跑去织绨了。”

　　绨是一种很漂亮的丝织品，富有的齐国人那个时候也喜欢赶时髦，齐桓公引领了一把时装潮流，数日之后，临淄大街上全是穿绨的齐人了。由于供不应求，绨价暴涨。鲁、梁二国财源滚滚而来，两位国君一看乐了，下令百姓都去织绨。

　　一年之后，鲁、梁两国的城市里已经相当繁华。可用现代人的话说，这叫泡沫经济。管仲对齐桓公讲：“鲁梁可下矣。您现在改穿帛po料衣服，百姓也就跟着不再穿绨。”齐桓公乃是花丛高手，想必是很帅的。他成功地再次引领时装潮流，再没齐人穿绨了。

　　与此同时，还断绝了与鲁、梁的经济往来。数月之后，鲁梁遍地饥民。这时国君再命令百姓停织务农，可粮食不是种下去立刻就长出来的。鲁、梁粮价飞涨，齐国每石米十钱，鲁、梁每石千钱。鲁、梁百姓纷纷大半投奔齐国。鲁、梁两国在齐国兵临城下，不战而降。

之后，管仲又如法炮制，使得莱、莒、楚、代、衡山诸国都大受打击。大约是因为那个时候信息流通较差，这些国君一个接一个上了同样的当，只不过把织绨换成了柴薪、生鹿、狐皮、兵器而已。在一场接一场的商战中，齐国已经非常富足，管仲开始由内向外，将齐国霸业推向高潮。

四、     收税于无形——拔鹅毛的最高境界

西方国家是非常重视税收的，如何让纳税人不对税收感到厌烦是一种技巧，17世纪英国经济学家哥尔柏曾把征税的艺术概况为：拔最多的鹅毛，听最少的鹅叫。早在2730年前，天才的管仲不仅仅发明了“相地衰征”，并且把收税的艺术发挥到了极致，做到了“拔最多的鹅毛，听不到鹅的叫声”。

有一次齐桓公曰对管仲说：“寡人欲藉于室屋。”管子对曰：“不可，是毁成也。”“欲藉于万民。”管子曰：“不可，是隐情也。”“欲藉于六畜。”管子对曰：“不可，是杀生也。”“欲藉于树木。”管子对曰：“不可，是伐生也。”“然则寡人安藉而可？”管子对曰：“君请藉于鬼神。”桓公忽然作色曰：“万民、室屋、六畜、树木且不可得藉：鬼神乃可得而藉夫？”管子对曰：“厌宜乘势，事之利得也；计议因权，事之囿大也。王者乘势，圣人乘幼，与物皆宜。”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对曰：“昔尧之五吏无所食，君请立五厉之祭，祭尧之五吏，春献兰，秋敛落；原鱼以为脯，鲵ni以为肴。若此，则泽鱼之正，伯倍异日，则无屋粟邦布之藉。此之谓设之以祈祥，推之以礼义也。然则自足，何求于民也？” 翻译过来大意就是桓公说：“我想要征收房屋税。”管仲回答说：“不行，这等于毁坏房屋。”又说：“我想征人口税。”管仲回答说：“不行，这等于让人们抑制情欲。”又说：“我想要征收牲畜税。”管仲回答说：“不行，这等于叫人们宰杀幼畜。”又说：“我想征收树木税。”管仲回答说：“不行，这等于叫人们砍伐幼树。”“那么，我征收什么税才行呢。”管仲回答说：“请您向鬼神征税。”桓公很不高兴地说：“人口、房屋、牲畜、树木尚且不能征税，还能向鬼神征税么？”管仲回答说：“行事合宜而乘势，就可以得到好处；谋事利用权术，就可以得到大助。王者善于运用时势，圣人善于运用神秘，使万事各得其宜。”桓公说：“作法如何？”管仲回答说：“从前尧有五个功臣，现在无人祭祀，君上您建立五个死者的祭祀制度，让人们来祭祀尧的五个功臣。春天敬献兰花，秋天收新谷为祭；用生鱼做成鱼干祭品，用小鱼做成菜肴祭品。这样，国家的鱼税收入可以比从前增加百倍，那就无需敛取罚款和征收人口税了。这就叫作举行了鬼神祭祀，又推行了礼义教化。既然如此，那么自己满足了财政需要，何必再向百姓求索呢？” 

这就是管仲的税收艺术，善于审时度势，利用人们的喜好在人们欢欢喜喜中悄悄地收税。管仲对齐桓公提出的对人口、房屋楼台、树木、六畜征税否定之后，提出自己最理想的税收策略，办法是“取之于无形，使人不怒”。据此，管仲提出了“寓税于价”的办法。

《管子·国蓄》：“民予则喜，夺则怒，民情皆然。先王知其然，故见予之形，不见夺之理。”把税收隐藏在商品里，实行间接征收，使纳税者看不见、摸不着，在不知不觉中就纳了税，而且不至于造成心理上的抵抗。在具体办法上，管仲给出了简单的七个字：“唯官山海为可耳。”——只要把山、海的资源垄断起来就可以了，山上出铁矿，海里产海盐，是为盐铁专卖制度。

在农耕时期，盐和铁是最为重要的两大支柱性产业，无一民众可以须臾离开。管仲对盐和铁的专卖收入做过举例说明。他说，万乘之国的人口约为千万，如按成人征人头税，应缴纳者约为一百万人，每人每月征三十钱，为三千万钱。如果进行盐的专卖，每升盐酌量提价出售，每月可能得到六千万钱，就可望得到一倍于征人头税的收入。而在表面上，政府确乎不曾征税，不致引起人民的反对。不仅在国内如此，还可运盐出口而获取重利，这等于煮沸取之不尽的海水就可以迫使天下人向齐国纳税，即“煮沸水以籍天下”。

《管子·海王》：“令盐之重升加分强……千钟二百万……禺策之……万乘之国，正九百万也。月人三十钱之籍，为钱三千万。今吾非籍之诸君吾子，而有二国之籍者六千万。”

铁的专卖也是一样。管仲说，大凡一个农户，无论是从事耕作还是做女工，都需要针、刀、耒、耜、铫、锯、锥、凿等铁制工具，只要在一根针上加价一钱，三十根针就可收三十钱，即等于一人应缴的人头税了，由此类推，则全国收入总数亦不下于人头税的征收总额。表面上，国家并没征税，实际是“无不服籍者”。

比起管仲收税于无形，目前国家采用的税收政策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比如工薪税，为减轻中低收入群体的负担，中国曾多次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到2011年9月1日，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调高到3500元/月，工资薪金所得的九级超额累进税率调整为七级，取消了15%和40%两档税率，将最低的一档由5%降为3%。又如中国的证券市场，散户投资者据统计人均亏损5万余元，股市跌跌不休，但是税收调节至今未见降低，税收的杠杆作用成了股市下跌的帮凶。以至于业内人士表示，“见鹅就拔毛”而不顾及其他是不可取的。“中国梦”需要的是惠及全国百姓，取得全国百姓一致努力才可以实现。

五、尊王攘夷——协天子令诸侯的早期版本　　

天才的管仲知道，光靠做生意国富而兵不强，等于是儿童穿金戴银进匪窋，等着人家来抢。管仲的治兵方略也堪称一绝，有了强大的军队，管仲心中一匡天下的宏图霸业才得以最终实现。

管仲被任命为相国没多久，齐桓公对管仲说：“现在大家好久都不打仗了，咱们是不是小小的加强一下军备啊？”管仲说：“公未始于人而始于兵，外不亲于诸侯，内不亲于民。”也就是说，你大张旗鼓地加强军备，会搞得诸侯警觉，民众不安。不过齐桓公却是一个追求痛快的人，对于当年鲁国阻挠自己即位之事一直耿耿于怀。即位第二年，齐桓公不听管仲劝告，起兵伐鲁，打了一场有名的长勺之战。

　　这场长勺之战之所以有名，并不是因为齐桓公，而是因为它成就了鲁国一个毫不起眼的小人物——曹刿。“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以逸待劳，堪称中国军事史上的经典战例。自长勺铩羽而归的齐桓公决意要加强军备，管仲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也开始了他的军事改革。管仲主要着手在两个方面：　　

　　第一，改革兵役制度。管仲将士、农、工、商分开居住，士就是兵士阶层。由于大家自小就在一起长大，相互熟悉，所以“夜战其声相闻，足以无乱；昼战其目相见，足以相识”，配合默契，战斗力也更强。齐国有三军，每军一万人，下设四级编制：旅（两千人）、连（两百人）、小戎（五十人）、伍（五人），对应四级行政单位：乡（两千户）、连（两百户）、里（五十户）、轨（五户）。也就是说，士阶层每户只要出一人当兵，即可免除全家种田的赋税，甚至再立点战功，当了军官，全家就可以坐等吃饭了。管仲的兵制改革，给了当兵之家以实惠，就是一个卓有成效的办法。　　

　　第二，注重兵器和训练。中国古代的军事科学是相当发达的。比如《左传》，表面是一部历史书，事实上是一部兵书。里面详尽地记载了精彩纷呈的兵家故事。自此之后，几乎每一部史书都少不了对战争的细致描写，甚至深入分析。

　　管仲提出，必须聚集天下的精良材料，打造精锐无匹的兵器，因为武器装备是取胜之源。管仲是中国历史上明确提出武器必须精良的第一人。仅凭这一点，管仲被称为军事家当之无愧。此外，管仲还十分重视军事训练。每年春秋两季，必定要各搞一次军事演习。在当时，同样是相当先进的军事理念。

　　完成整兵之后，齐国尊王攘夷的霸业便逐步展开，而实现这一霸业的手段是一种古老的活动，叫做会盟。史载齐桓公九合诸侯，其实会盟不止九次。齐桓公与管仲的会盟与以前只有一点不同，那就是多出了一个被遗忘的角色：周王室。

　　几十年的动乱，将四百年来逐渐形成的礼制思想渐渐抹杀。强大的诸侯就有了两种选择：其一，像郑庄公那样，在落魄的周王室身上再踩上一脚，继续摧毁礼制；其二，像齐桓公和管仲这样，总把周王室抬出来，在礼制维护者的名头下，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郑庄公得了面子，齐桓公得了实惠。人们往往在要面子的时候就忘记了实惠，管仲则给后来的霸主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事实证明，尊王确实给齐国的军事活动带来了方便。在周王室的许可下，齐国把自己周边的小国逐个吞并。在管仲在任时期，据《韩非子》记载：“齐桓公并国三十，启地三千里”，极大地拓展了齐国版图。

　　但是，给齐桓公和管仲带来真正威望的则是他们的攘夷战功。在春秋初期，诸侯之间连年混战，早忘了四周游牧民族的威胁。重近忧而轻远虑，见小利而忘大害，是人类历史的常态。管仲则是清醒认识到游牧民族危害的第一人。如果后世的子孙们能牢牢记住管仲对桓公说的那句“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华夏团结，一致对外），中国的历史中将有多少悲剧不会上演，华夏的土地上将有多少家园免遭蹂躏。

　　齐与戎狄的数次战役中，以远征孤竹一仗最让人敬服。公元前664年，山戎族大举攻燕。燕向中原诸强求救。

　　其实之前齐桓公搞过数次诸侯会盟，燕国从未参加，对中原诸国可谓极为藐视。可见燕国与中原关系并不密切，大多数诸侯都对燕国的求救无动于衷：怎么这时候想起我们来了。况且跨境远征从无先例，像鲁国群臣就说：“师行数千里，入蛮夷之地，必不返矣。”

　　齐国同样有着充分的理由去拒绝，但他们没有。在邀请他国未果的情况下，齐军跨出了历史性的一步，独自出征。齐桓公亲率三军，管仲辅佐，千里远征。管仲改革之后，齐军战力今非昔比，山戎溃不成军。齐桓公一直追到了山戎老巢孤竹国，灭国而还。越过齐国北面的燕国去打山戎，春去冬返，历时一年，对齐国来说简直毫无实际利益可言。打下来的土地全归了燕国，而且使得燕国百余年再无外患侵扰。燕庄公感激涕零，将齐桓公一直送入齐国境内。齐桓公却说道：“非天子，诸侯护送不出境，吾不可无礼于燕。”立刻将燕庄公所至之地五十里齐境割给燕国。

　　千里救燕，割地护礼，齐国的表现彻底征服了中原诸侯，桓公霸业已具规模。中原人民阔别已久的秩序终于回归。　　

　　公元前661年，狄族攻邢。就是在这个时候，管仲讲出了那番“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的名言。齐军救邢，退狄而还。

　　之后的十数年间，狄族灭卫国，齐桓公率军救卫国赶跑狄人，收容卫国难民，联合宋、鲁、曹三国为他们建起一座新城，重建卫国；狄族再次攻灭邢国，齐桓公同样赶跑狄人，筑新城，重立邢国。在一连串的战争之后，北部戎狄之患终于暂时止歇，管仲去世之前，再未掀起大的风浪。　　

　　在齐国还在忙着救援邢、卫之时，南部的楚国开始挺进中原了。公元前659年楚国的兵锋指向了中原腹心郑国。此时的郑国早已不复几十年前庄公时期的国威，在楚国的接连打击之下，不得不投靠楚国，旁边的蔡国也紧接着依附楚国。

　　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掉转枪头，指向楚国。齐桓公首先聚起数国联军，讨伐附楚的蔡国。蔡人立刻举国投降。大军一直开到楚国边境陉邑。楚国见此阵势也怕了，连忙派大臣屈完求和。最终双方签订了召陵之盟。召陵盟会之后楚国很长一段时间不敢向中原挺进，开始专注于往东南方向发展。可以说召陵之盟，影响了今后一段时间的中国格局。

齐国的尊王攘夷，利用周室仅存的政治号召力，利用手中的精兵强将，联合其他各国，遏制了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袭扰，成就了齐国的霸业，也给后来的野心家们指明了一条利用皇族式微，挟天子以令诸侯开辟了一条大路。

  “地不垦，非吾地；民不牧，非吾民。”当今，我国国力虽然日渐强盛，但是国家领土还不完整，这是中华民族“中国梦”大国崛起路上的一道荆棘。其中“南海问题”一直困扰着我们，多年来我们在“搁置争议，共同开发”和“睦邻友好”外交政策下，一再妥协、忍让，只有外交上的口头抗议，这不但没有遏制住东南亚一些小国的侵略步伐，反而使他们越来越嚣张，侵略行径越演越烈。南海诸岛，只要一天没有收复，一天没有去开发，就不能够真正算是我们的领土，我们的执政党要正视这个问题。管仲早就做出了榜样，该出手时就要出手。

六、     对后世影响极深的齐国文化

管仲在相齐的政治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治国思想，这些思想最终形成了个性鲜明的齐文化，成为春秋时期的中国主流文化，对中国封建社会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孔子称赞管仲的功绩：“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梁启超说管仲是“中国最大之政治家，而亦学术思想界一钜子也”，说：“其以伟大之政治家而兼为伟大之政治学者，求诸吾国得两人，于后则有荆公，于前则有管子，此我国足以自豪于世界也。”由此足见管仲的思想和业绩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对今天的社会发展也具有启示意义。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              植根中华民族的四维思想。

美国芝加哥的中国城有一个标志性的大门，上面大大地写了四个字：礼义廉耻。这四个字，就是管仲提出的治理国家的思想纲领：四维论。

管仲在推行富国强兵政策的同时，对齐文化做了大手术。西周时期的齐国，姜太公实行“因其俗，简其礼”的基本国策，对原来的夷俗夷礼未作大的改动。到了管仲相齐时期，在齐国推行了一系列文化改革。“修旧法，择其善者举而严用之。”（《管子•小匡》）通过整饬、修复文武周公旧法，择其适合齐国社会实际的部分，创造性地加以运用。主要表现在：其一，创造性地借用周文化中的礼、义文化。管仲认为：“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四维者，“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管子•牧民》）。四维之中，礼、义为先，通过用礼、义来规范人们行为，整饬社会秩序，挽救了处于紧张之中的夷礼、夷俗。其二，吸收了周公“明德慎罚”的思想。管仲认为，德是国家长治久安的要素之一。“错国于不倾之地者，授有德也。”（《管子•牧民》）,在明德的同时，管仲亦主张慎罚。他说：“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罚繁而意不恐，则令不行矣；杀戮众而心不服，则上位危矣。”（《管子•牧民》）,因而他主张刑罚上要慎重而严谨。其三，汲取并发展了重农爱民传统。管仲认为，统治者应该以民为本，求天下“始于爱民”（《管子•小匡》），“下令于流水之原者，令顺民心也。”（《管子•牧民》），管仲又把爱民具体概括为六个方面，即“厚其生”，“输之以财”，“遗之以利”，“宽其政”，“匡其急”，“振其穷”。

由上可知，管仲期望通过对齐文化的继承和改革，将周人的礼义精神、明德慎罚思想、重农爱民等传统引入齐国，使齐地的文化迈入主流文化之列，具有更强的生命力，从而对周边构成了强力的吸引。

以礼义廉耻为核心的齐文化，

 

第二、强国富民文化

管仲有一句千古名言：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基于这个思想，管仲就提出了他独特的治国理念：四顺论。管仲说：“民众不喜欢忧劳，我们就让他们享乐；民众不喜欢贫贱，我们就帮他们赚钱；民众不喜欢危险，我们就给他们安定；民众不喜欢灭绝，我们就鼓励他们生育。”

一句话概括为顺应民心。人们不管是尊礼也好，重义也好，讲究廉耻也好，都是次要的，首要问题是过好日子，向往幸福美好才是人们的天性。

春秋战国时期，是我国社会大变革的时期，这一时期奴隶制逐步瓦解，封建制逐步形成，周王室衰微和诸侯争霸构成当时政治活动的主要特征。要在混乱的格局中保全和发展自己，富国强兵是长治久安的基础，也是管仲治国战略的物质前提。富国是治国的根本。管仲说：“错国于不倾之地，积于不涸之仓，藏于不竭之府。”（《管子•牧民》）强调了发展经济的基础性作用。而管仲富国思想的独到之处在于：他把富国和富民有机地统一了起来。在中国传统的政治认识中，往往把国家和人民不自觉地对立起来，把国家富裕建立在对老百姓的赋税和盘剥之上。而管仲把富民作为治国的第一要务，这在先秦诸子中是没有的。《管子•治国》开篇明义：“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为什么会这样呢？“民富则安乡重家，安乡重家则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则易治也。民贫则危乡轻家，危乡轻家则敢凌上犯禁，凌上犯禁则难治也。故治国常富，而乱国常贫。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又说：“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廪。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管子•牧民》）从此出发，管仲强调治国者必须善于与民同利，因为“凡人者，莫不欲利而恶害”。所以，“与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久；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谋之。”（《管子•版法解》），“欲为天下者，必重用其国；欲为其国者，必重用其民；欲为其民者，必重尽其力。”（《管子•权修》），只有不断增强自己的实力，做到民富国强，才有力量与诸侯抗衡。“圣人之所以为圣人者，善分民也。圣人不能分民，则犹百姓也”（《管子•乘马》）。在管仲执政期间，齐国推行“慈于民，予无财；宽政役，敬百姓”（《管子•小匡》）的政策，尽量做到“静其民而不扰，佚其民而不劳”（《管子•形势解》），通过“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管子•霸言》），使得齐国百姓生活得到保障，政权获得巩固和稳定。

管仲的富国强兵思想，不仅促使齐国在经济上富足殷实，政治上安定秩序，也为齐国称霸春秋准备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后世各个朝代借鉴管仲这一富国强兵理念者在所多有，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国家上去了，但是百姓得到的实惠并不多，在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需要切实注意。

管仲以九合诸侯，“尊王攘夷”之功，使齐国一跃成为当时的政治、经济中心，而与此同时，同周边文化的交流、整合使齐国同时也成为中原文化的中心，成为文化大国。管仲立足革除当地文化，倡行华夏文明，将齐文化改造成兼容并包、开放务实的新文化的融合体。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多地域文化中，齐文化展现出其强大的活力和丰富的内涵，融汇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文化主流当中，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使当时的齐国能够在政治上统领诸侯，军事上震慑周边，文化上构成对中原地区强大的辐射力。

一种文化或者思想，必须反映当时的社会需要和环境。管仲从现实的社会条件出发，制定了符合齐国现状的治国策略。他从传统文化中吸取精髓，创立了一套适应时世的政治哲学和政治方略，提出了影响至今的治国思想，维护和保障政治和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对于当代社会的治理和构建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实践证明，文化兼容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只靠封闭的文化和单一的手段治国理民是不可行的。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的到来，各民族文化之间交流和融合的空间障碍逐渐消除，在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交流过程中，各民族文化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冲击，如何保存、弘扬和发展本民族的优秀文化，同时，如何在文化多元的世界中与其他文化进行交流和共处，这是个世界性的难题。从管仲的文化治国思想中，我们看到，当代社会文化的建构，最重要的是价值观念与民族文化精神的全面更新，这就需要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剖析和把握，寻找出传统文化在当代最具生命力的闪光点，从而确立有中国特色的民族精神和价值体系，引领着我们政治文明、制度文明的重构。

管仲的治国理念和思想，影响了中国许多朝代，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曾经长期成为世界的中心，管仲可以说居功至伟。满清入主中原之后，长期实行的愚民政策和文字狱，打断了中华民族的脊梁，使得中华民族200年来成为西方国家和强邻欺辱的对象。如今中国人再次崛起，新一届领导人的“中国梦”，将成为中华民族再次步入世界强国的目标。如何从《管子》管仲的治国理念中吸取营养，为实现“中国梦”增砖添瓦，需要我们大家共同研究。

杨兰于2014年6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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