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格物补传意义再诠释
郭 淑 新
（安徽师范大学国学研究所，安徽芜湖，241003）
南宋朱熹在《大学章句》中，以其理学思想对《大学》（《礼记》第四十二篇，又称“《大学》古本”）进行了诠释，并增补“格物致知”传，使得《大学》这一儒家经典在“形式上”完善了文本结构；在“思想上”继承和发展了儒家的知识论传统；在“理论上”涉及到了下学与上达、形下与形上如何贯通的问题；在“方法论上”加强了对逻辑分析方法的重视和运用，因而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一、经典与经典诠释
所谓“经典”，指的是经过历史的积淀，被筛选出来的具有典范性、权威性、原创性、奠基性且经久不衰的传世之作，是值得用毕生的精力和整个生命去阅读和理解的书籍。
“经典”是经典作家独特的生命体验，它通过个人独特的不可重复的创造，凸显出丰厚的文化积淀和思想内涵，它提出的是人类精神生活的根本性问题，这些问题关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大问题。
任何人的“体验”，如果要想将其传达给他人，都必须有其特定的表达方式。只有通过表达，经典作家的体验才能被他人所理解。因此，体验需要表达，而表达则需要理解，在此，体验-表达-理解三者之间的勾连，使经典成为历史的存在。其中，“表达”作为体验、理解的中间环节，其目的是想让读者理解作者的思想。而“理解”在一定意义上说是经典与读者的邂逅，经典作者的思想，通过读者的阐释，使得历史意识与当下意识交融在一起，从而形成重要的思想文化传统。在此意义上说，经典的意义是诠释者与被诠释文本之间互动的结果。
从经典的创造与传承看，经典在存在形态上具有开放性、超越性和多元性的特征。先贤们创制经典，主要是为了通过书面语言的表达方式，以展示对宇宙、社会、人生的生命体验，传播文化成果；后人尊崇经典，主要是为了透过书面语言的表达方式，从现实的文化视界出发，超越时空间距，重新对先贤的生命体验进行再体验，接受并发展前代的文化成果。而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对经典的理解与诠释。正如伽达默尔所言：“关于所有文本来说，只有在理解过程中才能实现由无生气的意义痕迹向有生气的意义转换。”（《真理与方法》，第215页）也只有实现了这种转换，经典才是有生命的、有价值的。因为经典的生命和价值就存在于对它的不懈的创新性诠释过程之中。
朱熹的学术活动是以经学研究为主，围绕着探求诸经本义和以义理诠释儒家经典而展开，因而留下了大量的经学论著。他在二程思想的基础上，通过对儒家经典的诠释，积极地进行理论创新。朱熹既注重以训诂、考证、注疏去探寻经典文本的原意，也十分重视对经典文本所蕴涵的“微言大义”的阐发，甚至还对经典文本的篇章结构提出质疑，并对经典文本重新进行审定和补阙，这突出地表现在朱熹的《大学章句》中。
朱熹在继承和发展儒家思想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诠释经验，形成了丰富的诠释思想。朱熹认为，从理论上看，任何经典都是作者生命体验的“表达”，经典诠释首先应该“一切莫问，而惟本文本意是求”，（《朱子文集》卷48）进而识得“天地之理”。但从实际情况看，任何经典作者的“本意”，都不可能完全准确地被探求出来，因为“他那前圣，是一时间或因事而言，或主一见而立此说。后来人却未见他当时之事，故不解得一一与之合。”（《朱子语类》第2625页）更何况，读书乃格物致知、明理经世之事，探求作者的“本意”，并非经典诠释的唯一目的。将圣贤的思想与精神引入现时代，使之发挥作用并得到发展，才是经典诠释的最高目标。诠释经典，既要努力探求“本意所向”，又要极力随“本意所向”而阐发出新的意蕴。基于此，他特别强调：“大凡看人解经，虽一时有与经意稍远，然其说底自是一说，自有用处，不可废也。不特后人，古来已如此。”（《朱子语类》第1942页）
如果没有自孔子以来就逐渐形成并为朱熹所总结的这种既要努力探求经典“本意所向”，又要极力沿着“本意所向”去阐发适应时代需要的思想理论的诠释原则，中华国学又怎能从先秦子学向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演进？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以及对文化典籍的诠释传统何以能形成？由此也可以发现经典诠释的重要价值——赋予经典以生命力。
二、《大学章句》为《大学》古本补传
朱熹以上的诠释思想为他重新解读《大学》这一经典奠定了方法论基础。朱熹在《大学章句》中对《大学》古本进行了创造性诠释，其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把《大学》古本划分为“经”、“传”两个部分，并重新编次了篇章秩序；二是依据八条目的秩序认为古本缺失格物传，遂根据程颐的意思补上格物传。
朱熹为了重定《大学》古本，他一方面根据已掌握的史料，说明《大学》之旧本“颇有错简”，“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经文，别为序次”（《四书集注》第5页）；另一方面为了能够对《大学》文本进行增补，又创造性地将《大学》分为经、传两个部分：“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四书集注》第5页）朱熹之所以将《大学》古本划分为经、传两部分，主要是因为，在中国思想史上，对经典的理解、研究，往往是通过对经典的训诂、注疏来进行的。“经”的权威性，在一定意义上意味着神圣性、不可更改性。这也决定了当人们研读经典有了新的见解时，往往只能用注经的形式即“传”表现出来。“经”和“传”的关系，反映了经典与读者、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关系。读者通过对经典文本的诠释而进入传统，并使传统走进当下，从而使传统与现代有机地勾连起来。也使得经典的意义得以延展、生命力得以延伸。
《大学》开篇即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朱熹将《大学》古本中的“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称为“三纲领”，把“平天下”、“治国”、“齐家”、“修身”、“正心”、“诚意”、“致知”、“格物”谓之“八条目”。并且认为，“三纲领”靠“八条目”来落实，而“八条目”又最终落脚在“格物”上。“格物”是整个“大学之道”的落脚处，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大学》古本对八条目的阐释，惟独缺少了对“格物致知”的论述。在朱熹看来，由于《大学》古本缺失了对“格物致知”的论述，不仅造成了文本结构的不完整，而且作为“初学入德之门”、“学者必由是而学，则庶乎其不差”(《四书集注》第3页)的经典，便显得不够完满。因此，朱熹断定此处乃系阙文，因而有必要加以“补”述。
在《大学章句》中，朱熹阐发了格物致知的思想，以己意增补《大学》传文134个字，即增加第五章《格物补传》，以弥补《大学》传文缺少的内容，以之作为其格物致知论的纲领。
朱熹在《格物补传》中明示：“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有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四书集注》第8-9页)
对于朱熹补格物传，明代大儒王守仁认为，朱熹格物补传犹如画蛇添足，反而偏离了经典：“格物本于诚意，原无缺传”，“补之以传而益离”（《王阳明全集》（上下册）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清代学者皮锡瑞云：“宋人不信注疏，驯至疑经。疑经不已，遂至改经、删经、移易经文以就己说，此不可为训者也。……朱子……于《大学》，移其文，又补其传，……未免宋人习气。”(《经学历史》第189-190页) 尽管皮锡瑞对“宋人习气”不满，但由于《大学》的文本结构确乎缺少“所谓致知在格物者”的内容，后人尽可说朱熹补之不当，但不能说《大学》定无阙文。对此，现代新儒家熊十力先生在其晚年所作的《明心篇》中认为：“大学格物，朱子补传，确不失圣人之意，陆王甚误。”（第33页）“阳明反对格物，即排斥知识。”（第137页）当代学者陈来先生认为：“按照传文的整体结构考察，今本大学确乎缺少‘所谓致知在格物者’、‘所谓诚其意在致知者’的内容，朱熹为作补传，于此不为无见。”(陈来：《朱子哲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82页)
诚然，朱熹由理学家的立场出发，立足于自己对《大学》古本的解读，来为《大学》补格物致知传，其是否能真正地恢复《大学》的本来面目虽然值得商榷，但就古本《大学》的文本结构的完整性、思想内容的连贯性、理论内涵的深刻性、思维方法的拓展性而言，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朱熹格物补传之意义
首先，在形式上完善了《大学》古本的篇章结构。
中国思想史上对《大学》古本是否有误问题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对于郑玄注、孔颖达疏的《大学》古本，宋代儒者认为有这样两个疑问：一是《大学》中的八条目，不应该只是“诚意”以下六目有释义，而“格物”“致知”二目没有释义；二是《大学》中的“三纲”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比八条目更为重要，不应没有释义。这两点疑问，使后代学者怀疑古本《大学》有错简或阙文。有错简则必须调整文章的章节结构，有阙文则要补其缺漏。宋儒自二程开始就对《大学》古本做出改正。他们都主张移古本中“诚意”章往后，而将“《康诰》曰：克明德……至……与国人交，止于信”作为三纲释义，并将古本中的“子曰：‘听诉吾犹人也’……此为知之至也。”与“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结合而作为对“格致”的解释。朱子继承二程的看法，对《大学》作了“移其文，补其传”的工作。从而在一定意义上完善了《大学》这一经典的篇章结构。
其次，在思想上继承和发展了儒家自孔子开创、荀子接续的知识论传统。
儒家的知识论路向是由其创始人孔子开辟的，《论语》彰显了孔子对知识的重视。子曰：“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阳货》）在孔子看来，不学习就会造成愚昧、放荡、贼害他人、暴乱、狂妄等毛病。孔子认为他的知识之所以比别人丰富，就在于“丘也好学”，（《公冶长》）“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好学不仅表现为读书，而且还体现在“每事问”（《八佾》）、“多闻”、“多见”（《述而》）。“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公冶长》)虽然“学”的对象在孔子那里主要以伦理道德为内容，但也表现出“撒开心胸去理会”外物的知识论倾向，为后学在此一路向上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孔子在强调知识来源于感性经验的同时，也强调理性思维对人们获得知识的重要性。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
荀子继承和发展了这一知识论路向，他一方面承认后天学习的重要性：“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曰：其唯学乎!”(《荀子•儒效》)，另一方面又否定了孟子所说的天赋的良知良能，认为人作为认识主体，虽具有“所以知”、“所以能”的认识能力和活动能力，但只有当它们和客观事物接触，才叫做才能：“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知有所合谓之智。所以能之在人者谓之能，能有所合谓之能。”(《荀子•正名》) 荀子还将学习视为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学不可以已。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劝学》
然而，由孔子开创的这一路向在荀子之后的孟子以及以孟子的心性论为其路向的儒家那里，却将向内求理、不假外物的思想予以强调，而向外求理的知识论则少有人论及，因此此一知识论传统在儒学发展过程中长期受到忽视。《大学》虽然提出了以格物致知为修齐治平的基础，但没有对格物和致知给出明确解说，朱熹补格物传，在内容上接续、发展了《大学》乃至儒家的格物致知思想，因而延展并活化了儒家的知识论传统，并赋予儒家知识论传统以方法论的时代特征。
再次，在理论上试图解决下学与上达、形上与形下如何贯通的问题。
隋唐哲学的演变，是儒、释、道相互作用而趋于合流的过程，到了宋代，儒学主要以理学的形式得到复兴，并逐步取得了独尊的地位，但儒学仍然深受佛老之影响，表现出空谈心性、脱离实践的倾向。朱熹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通过补格物传澄明儒学之本以作回应。朱熹试图通过格物致知论来划清佛学与儒学之界线，在朱熹看来，格物就是儒学与佛老的分界线，同时，也是重正儒学之本的关键。因为“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大学》)格物实乃儒学之起点，是达于性与天道的入手处，如果离开格物谈致知、谈心性，便偏离了儒学的正道。
朱熹以其理学思想释格物致知，批判了当时流行的不重下学，空言“天道”的观念，一方面注重下学的积累功夫，另一方面又努力使其得到上达，为形而上与形而下之贯通做出了有益的探索。认为，“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方可达到“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四书集注》第7页)的境界，这便是下学而上达的过程。它不仅解决了分殊向理一、格物向致知过渡的难题，而且为形而下与形而上、下学与上达的贯通提供了可能。
最后，在方法论上为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的更新注入了新元素。中国哲学在方法论上有重体验、轻逻辑，重综合、轻分析的传统，这既是中国哲学的特色也是其缺撼，朱熹补格物致知传体现的理学思想是对此思维方式的一种摇撼，在一定意义上为中国哲学的思维方式的更新注入了新鲜血液。哲学作为人类对宇宙和人生的总体的概念把握，“无论在提出问题时或在谋求获得这些问题的逻辑结论时，都必须分辨明白”。(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20-21页)分析的、逻辑的因素对哲学无疑是非常重要的。冯友兰先生曾以逻辑分析的“正”方法来补充内心体验的“负”方法，其目的也是为了中国哲学在方法论上的发展和完善。
胡适在《先秦名学史》中对朱熹的努力予以充分的肯定：“哲学是受它的方法制约的，宋代哲学家……很着意于找寻方法论。他们在这小书（《大学》——引者注）中找到了那提供他们认为可行的逻辑方法的儒家唯一著作。”（第770-771页）
朱熹主张：“学问须严密理会，铢分毫析”。(《朱子语类》卷八)精密的分析方法应贯穿于格物过程之始终。格物是手段，致知才是目的。“致知”是在“格物”基础上，运用“推类以通之”的方法，由有限之知扩展为无限之知、由万理上升到一理、由认识的知性阶段上升到理性阶段。朱熹的“推类以通之”方法是归纳与演绎、个别与一般的统一。由此可见，朱熹补格物传体现出的认识论思想，具有严密的逻辑分析（条分缕析、铢分毫析）的特征，从而为中国哲学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重视逻辑分析方法奠定了基础，虽然这一方法在陆九渊与王守仁那里仍然予以拒斥，但毕竟有了自觉的方法论问题意识。
参考文献
[1]伽达默尔:《哲学解释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版。
[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
[3]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2004年版。
[4]陈来:《朱子哲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5]（清）张伯行编订《朱子文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6]朱熹:《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94年版。
[7]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作者简介：郭淑新，女，安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哲学系教授；国学研究所
所长；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史的教学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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