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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文正公的礼仪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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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文正公的礼仪论
陈丽  段文仲
(武汉科技大学文法学院,武汉430081)
作者简介:
陈丽(女)、段文仲(男),均为武汉科技大学研究生。热爱传统文化,参加了《荆楚佛寺道观》编写,参与了陶渊明国际研讨会、传统道德建设学术研讨会、河洛文化研讨会等。2012年为冯燊均国学基金会在武汉举办的国学研讨会,作为志愿者很用功。
通信地址:
430081
湖北武汉青山区建设一路武汉科技大学文法学院/
陈丽 
移动电话:186086075987
E-MAIL:sjh871218@gmail.com
 
曾文正公以诗礼传家, “九岁毕五经,十五岁读周礼仪礼史记文选。”[1]直至二十岁才离开家乡,到衡阳唐氏家塾去求学,饱受儒家礼仪熏陶,曾经担任礼部侍郎,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2] 自 1851 年 5 月上疏指责咸丰帝“苟责礼仪细节,不求国家大计”始。曾氏的人脉关系有君臣、官场、朋友、门生、僚属5个方面,再现了晚清一代风云人物的丰富人生。“经世宰物,纲维万事,无他,礼而已矣。”[3]曾国藩的言行说明了他对封建礼仪的尊崇和改造,值得进行反思。
一、    礼仪的根本在于仁
曾文正公遵照儒家的传统,强调仁义为道德的基础和核心,主张礼仪是仁义的外化。关怀生命、共学立道才是本,主动发心、历事练心、回归本心才是本。主曾文正公提出:“昔仲尼好语求仁,而雅言执礼,孟氏亦仁礼并称,盖圣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争,内之莫大于仁,外之莫急于礼。”[4]
曾国藩《三十六字诀》,包括:
­18、忠:忠实处事,忠诚为人;忠孝持家,忠心敬人;
­19、仁:仁术并用,以仁爱人;仁礼并施,稳聚人心;
­20、诚:推心置腹,言而有信;精诚所至,始终如一;
­21、敬:平易近人,不卑不亢;内外兼修,乐道人善;
­22、恕:宁人负我,我勿负人;宽以待人,容人之短;
­23、和:恶语难消,忍过事堪;和睦相处,万事谐通;
这里主要是强调了仁是礼仪的核心思想,并且用忠、诚、敬、恕、和等35项美德,来确保“仁”这样的核心。
曾国藩极力推崇儒家的根本思想:“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人之才智,上哲少而中下多;有生又不过数十寒暑,势不能求此四术遍观而尽取之。是以君子贵慎其所择。而先其所急·择其切于吾身心不可造次离者,则莫急于义理之学。”[5]
个人修养应该存仁心。曾国藩要求纪泽、纪鸿等日修“四课”,“慎独则心安,主敬则身强,求仁则人悦,习劳则神钦。”
用兵也应该循仁心。曾国藩说:“用兵之道,以保民为第一要义。除莠去草,所以爱苗也;打蛇杀虎,所以爱人也;募兵剿贼,所以爱百姓也。若不禁止骚扰,便与贼匪无异,且或比贼匪更甚,要官兵何用哉?故兵法千言万语,一言蔽之曰:‘爱民。’”爱民不能仅限于口头,官吏要“廉洁”,曾国藩反复告戒将领“居官以不要钱为本”,所有将士不得“强掠民夫,强占民房”。如有违抗者,“即行指名禀明,军法从事”。最后,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曾国藩把封建伦理道德视为湘军的精神支柱,“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说至千百语”。用所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孔孟之道和岳飞的“不要钱,不怕死”的口号激励将士。曾国藩在《讨粤匪檄》里明确指出:“本部堂德薄能鲜,独仗忠信二字为行军之本,上有日月,下有鬼神,明有浩浩长江之水,幽有前此殉难各忠臣烈士之魂,实鉴吾心,咸听吾言。”
理学的创始者之一程颢指出:“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宋代哲学家张载说:“民,吾同胞;物吾与也”。仁爱心缩短了我们与万物间的距离,敬畏给与我们平等的眼光,去除了自我中心的态度。大爱和敬畏使我们的认识更加客观,以友爱情怀善待一切。如果没有仁义为坚实的基础,那么礼仪则无法实施。在曾国藩的礼学中,“理”中的仁义根本,总是“礼”的最高依据。他曾专门著有《顺性命之理论》,将人的视、听、言、动所必须遵循的“礼”,归之于人必须顺从的“性命之理”,“其必以仁、敬、孝、慈为则者,性也;其所纲维乎五伦者,命也。此其中有理焉,亦期于顺焉而已矣。”[6]
二、    祭祀之礼
曾家有祭祀的宝贵传统。曾家祖辈务农,是典型的耕读世家。在堂屋神龛两侧也挂着对联云:“奉祖宗一炷清香,必诚必敬;教子孙两条正路,宜耕宜读。”这就是曾族祖传的治家之道。
曾国藩强调对天地、祖先的敬意。他在《五箴 ·居敬箴》里指出:“天地定位,二五胚胎。鼎鼎作配,实曰三才。俨恪斋明,以凝女命。女之不庄,伐生戕性。谁人可慢?何事可弛?弛事者无成,慢人者反尔。纵彼不反,亦长吾骄。人则下女,天罚昭昭。”这说明,天与地各在其位,阴阳五行孕育生命,国家礼仪祭祀仪式,实则天、地、人的道理是相通的,严谨恪守整洁身心,才是真正珍惜自身。国人最讲求对祖先的祭祀.因为追念远祖,深怕有辱先人,自然不敢为非作歹,自我的德性便能做到朴实厚道。所以曾国藩对于祭祀祖先非常重视,常交待其夫人必亲自办理。
曾国藩曾经到曲阜,拜谒至圣先师庙,会见衍圣公孔祥珂,还在曲阜城拜谒了复圣颜子庙。到邹县,拜谒亚圣孟子庙,接见孟氏宗子孟广钧。到嘉祥拜曾子宗圣庙。曾国藩整肃衣冠,对着正面那座色彩斑剥、通体不成比例的泥塑曾参像,恭恭敬敬地行了三跪九叩大礼。曾广莆带着族人跟在后面跪满一大片。对于破坏庙堂的行为,曾国藩认为大逆不道,感到是可忍孰不可忍。他在《讨粤匪檄》里论述道:
自古生有功德,没则为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虽乱臣贼子穷凶极丑亦往往敬畏神祗。李自成至曲阜不犯圣庙,张献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粤匪焚郴州之学官,毁宣圣之木主,十哲两庑,狼藉满地。嗣是所过郡县,先毁庙宇,即忠臣义士如关帝岳王之凛凛,亦皆污其宫室,残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朝不焚,无像不灭。斯又鬼神所共愤怒,欲一雪此憾於冥冥之中者也。
曾国藩把“早扫考宝”(“起早、打扫洁净、诚修祭祀、善待亲族邻里”),作为治家之法。考,就是祭祀活动,进行祖先祭祀,敬奉显考、王考、曾祖考,言考而妣可该。曾国藩很注意祭祀的具体环节,指出:“其诚修祭祀一端,则必须尔母随时留必,凡器皿第一等好者,留作祭祀之用;饮食第一等好者,蛮备祭祀之需。凡人家不讲究祭祀,纵然兴旺,亦不久长。至要!至要!   ”[7]
曾国藩非常强调对去世英灵的祭祀。在咸丰十一年六月十九日通信中,谈到对方望溪先生的祭祀,嘱咐要做好祭祀的准备工作。曾国藩指出,方望溪先生的事,于公于私都不满意,公牍中要有一本事实册,把生平履历,某年中举中进土,某年升职降职,某年获罪,某年昭雪,以及生平所著书名,先人表扬称赞他的学问品行的评语,一一罗列,不写一句空泛大约的话。曾国藩特别重视对死亡英雄的祭祀。他因势利导,借以加强教化,策划湘乡县城建立“忠义祠”,祭祀死难官弁勇卒,所谓“以慰死者果毅之魂,而作生者忠奋之气”。 这是湘军勇敢作战的重要精神文化动力之一。
三、    为官礼仪
曾国藩为臣既忠既刚,治军更是诚刚并用。他一直把“带勇之法,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礼。”他认为 身居高官,“总以钱少产薄为妙”。“居官以耐烦为第一要义”,“德以满而损,福以骄而减矣”。
曾国藩认为,身为高官,就应怀着匡济天下、忠心为国的抱负,投身到他所认定的事业中去。为人处世须“专在‘稳慎’二字上用心。”世上之事风云变幻,处处藏着危机,稍不小心就有可能使事业陷入困境甚至绝境,而凡事求稳慎则可以使人稳打稳扎,少犯错误,有助于事业的长远发展。因此,对于成大事的人来说,凡事不可稳慎,切不可过急。“以耐烦为第一要义”。凡事当求稳慎谨言慎行方是长久之道,锋芒不可太露,不越雷池一步。处世必须戒傲,时时犹履薄冰。
为官礼仪的根本,在于忠于国家。1858年11月,陈玉成部太平军攻逼曾国华、李续宾湘军大营,曾国华、李续宾战死。对于曾国华的死,曾国藩感到非常痛心。曾国藩在家书中表示,要为曾国华作哀辞、墓志、家传等文,并建议曾国荃也应作文以抒其意。曾国藩的理由不仅仅因为曾国华死得惨烈,死后多日才收捡到尸骨,更重要的是曾国华在“生前于科名之途太蹇,死后又有缺憾”,所以,曾国藩要为弟弟立传扬名于天下。四年之后,曾国藩的最小弟弟曾国葆病逝军中,对此,曾国藩深表哀痛,除为其撰墓志铭外,在挽联中情意深切地说:“大地干戈十二年,举室效愚忠,自称家国报恩子;诸兄离散三千里,音书寄涕泪,同哭天涯急难人。”曾国藩尽管由于两个弟弟接连死于军中,颇觉悲痛,发出“举室效愚忠”的慨叹,但曾国藩认定:急国家之难,是最大的“公”。曾国葆死的同年四月,曾国藩还写信给初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告诫他说:“吾辈当为餐冰茹蘖之劳臣,不为脑满肠肥之达官也。”
曾国藩的父亲曾麟知道曾国藩家当了大官而兴奋不已,惟恐刚做大官的儿子有什么闪失,立即写信一封,嘱咐再三:“官阶既高,接人宜谦虚,一切应酬,不可自恃。见各位老师,当安门生之分。待各位同人,当尽协恭之谊。至于同乡官如何子贞,尔请他作祖父大人七十寿序,写作俱臻绝顶,有此学问,品行必端,尔宜善待之。做官宜公而忘私,自尽厥职,毋少懈怠己耳。”由于曾国藩父亲的殷殷教诲,曾国藩自为高官之日始,就投身到他所认定的事业中去。
四、治军礼仪
曾文正公继承了传统的儒家思想,特别是程朱理学的说教。曾文正公强调捍卫封建名教,是由于太平天国“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 ,打乱了封建等级秩序,造成“开国以来名教之奇变”。曾国藩是晚清理学经世学派的代表。在他看来“军旅食货杂凌,皆礼家应讨论之事”。他打破儒生不问兵事的习气,投身镇压太平天国中去。
曾文正公率领湘军初次出征时就明白告示:“不特纾君父宵肝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除了“忠君勤王”之外,还特别打出了捍卫封建名教的旗号。曾文正公按照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的治军原则编练新军。戚继光说过,练兵必须从军礼入手,“军中名分,须从军礼为始”。 戚继光所说的“军礼”,在曾文正公看来就是辨等明威,即从大处说,是整个封建纲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统治秩序,从小处而言,是湘军中大帅辖统领,统领管分统,分统制营官,营官统哨官,哨官领兵卒……层层管辖,辨等而后明威。
曾文正公在湘军中推行儒家礼仪原则和规范。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孟子曰:‘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守是二者,虽蛮貊之邦可行,又何兵勇之不治哉?”他明确指出,“带勇之法……用恩莫如仁,用威莫如礼”,将孔、孟的仁、礼思想贯穿于官兵的头脑中,以“内仁外礼”的形式表现出来。曾文正公视此为以礼治军的核心内容。他把封建伦理观念和尊卑等级融合在一起,将军法军规与家法家规结合起来,用父子、兄弟、师生的关系,弥补军中上下尊卑等级的不足,来减少军中官兵之间的摩擦和抵触情绪。曾国藩认为军训之义有二:一曰训营规,二曰训家规。营规是指点名、演操、巡更、放哨等;家规是指禁嫖赌、戒游惰,慎语言,敬尊长。对将帅,曾文正公也进行严格的训导,要求他们做“内仁外礼”的模范,从而成为忠良之将,无以负君父、国家之望。曾文正公还强调士兵的日常道德规范,为湘军作《爱民歌》:“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家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另有《得胜歌》:“起手要阴后要阳,出队要弱收队强。初交手时如老鼠,愈打愈狠如老虎。”
曾文正公以儒家仁义礼治湘军的效果是十分明显的。1858年,李续宾、曾国华(曾文正公的三弟)率七千湘军,在安徽三河镇与太平军陈玉成、李世贤部恶战有三天三夜,全军战至一兵一卒,无一投降,无一生还。消息传来,湘军各营各哨自动搭设灵堂,集体祭奠亡灵,是以证明礼治的人际关系格局对军队向心力、凝聚力的巨大作用。这样的做法类似于当代西方的临终关怀,也类似于中国古代的祠堂,给英雄人物歌功颂德,让他们精神不朽,以激励士兵勇敢作战,不怕牺牲。1863年—1864年,曾国荃的雨花台驻军耗时一年多向天京城暗挖八条地道,盘旋几十公里的挖洞工程,规模浩大,却居然将消息封锁得定得密不透风,太平军全然不知坚城之下遍是工程,这也说明了曾文正公以礼治军对于湘军内部人际关系的定位所起的重要作用。
五、家庭礼仪
曾文正公在家训中主张:“安定而不骄傲,威严而不猛烈,这是用礼来养心”,“守礼仪,门第才会鼎盛”。曾文正公一直强调家庭的“礼义之旗帜”的家风,同治四年曾文正公给其澄、沅二弟的信中说:“纪瑞侄取得县案首,喜慰无已。吾不望代代得富贵,但愿代代有秀才,秀才者,读书之种子也,世家之招牌也,礼义之旗帜也。谆嘱瑞侄奋勉加功,为人与为学并进。”
《曾国藩家书家训》近一千五百篇,主要记录了曾文正公从清道光30年至同治10年前后二十多年的翰苑和从武生涯。近二百封最能体现曾文正公思想精髓的家书,涉及的内容极为广泛:有家庭琐事,有劝勉学业,有军事指示,有人物评论等等,是曾文正公一生主要活动以及其治家、治国、治学、治政之道的精要总结。
曾文正公在家庭礼仪中,非常重视这个“孝”这个核心内容。曾国藩在家训中写道:“孝友为家庭之祥瑞,凡所称因果报应,他事或不尽验,独孝友则立获吉庆,反是则立获殃祸,无不验者。”[8] 曾国藩认为孝敬和友爱是处理好家庭内部关系的基础,是家庭和睦祥瑞的体现,是家庭能兴旺发达的根本。人们常说的因果报应,在其他事情上未必全部能应验,只有在只要孝悌友爱就立即获得吉庆,不孝悌友爱就立即招来灾祸这个问题上,没有不应验的。曾国藩以孝敬双亲、兄弟情谊作为立身进业的首要义务,在信中强调“于孝悌两字上尽一分便是一分学,尽十分便是十分学,”并反复督促“贤弟在孝悌上用功。”曾国藩反复告诫诸子弟说:“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9]
曾文正公非常重视子女守礼仪伦常。他要求:对待长辈,语气谦恭有礼,用辞谨慎小心;对待同辈,毫无兄长的架子,从兄弟的角度考虑,避免发生误会;对待晚辈,称赞与教诲交加,避免他们走自己走过的弯路。这样为人,其子女也断不至于拔扈飞扬而堕入歧途。曾文正公强调,对待别人要谦虚,真诚,不可盛气凌人。心中不可有所依仗,否则会全现于脸上,表现出“傲”来。需做到“抑然自下,言忠信行笃敬”。“厌人之俗,嫌人之鄙,议人之短,发人之覆,皆骄也。”[10] 曾国藩在同治二年八月初四日于安庆写给曾纪泽的信中提到:余每见嫁女贪恋母家富贵而忘其翁姑者,其后必无好处。余家诸女,当教之孝顺翁姑,敬事丈夫,慎无重母家而轻夫家,效浇俗小家之陋习也。
曾国藩的持家教子方法,体现了家庭礼仪的要点。他强调主要应注意以下十事:一、勤理家事,严明家规。二、尽孝悌,除骄逸。三、“以习劳苦为第一要义”。四、居家之道,不可有余财。五、联姻“不必定富室名门”。六、家事忌奢华,尚俭。七、治家八字:考、宝、早、扫、书、疏、鱼、猪。八、亲戚交往宜重情轻物。九、不可厌倦家常琐事。十、择良师以求教。这些,现在看来仍然具有参考和借鉴价值。
六、    朋友交往礼仪
曾国藩对交友之道颇有见地,写有格言十二首,基本上概括了他的处世交友之道。
曾国藩认为交友贵雅量,要“推诚守正,委曲含宏,而无私意猜疑之弊”。“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宜。不可轻取人财”。要集思广议,兼听而不失聪。“观人之法,以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为主”。
    曾国藩专门谈论了在交往中的八交、九不交、与小人交的情况中交往的主要原则,其实为交往礼仪的基本要求和善意告诫提醒。
     交:
 一要交胜已者。 从其身上学习优点,互相切磋,提高自己,结交这样的朋友,对人生大有益处。 
    二要交德盛者。心态平和,总是称赞别人。
    三要交趣味者。心胸开阔,生活态度积极,和这样的人常来常往,可增加无限人生乐趣。
    四要交每事吃亏者。凡是每事宁愿自己吃亏,牺牲自己利益的人,必为君子。
    五要交直言者。  “直友难得”,能直言不讳者,往往存诚务实,患难时每每即是这样的人还在你身边。
    六要交志趣远大者。如两次公考同期者,青干班同学、出国班同学等。
    七要“交惠在当厄”者。在别人困难的时侯,肯出援手,最为可交。
    八要交体谅人者。能理解人、体谅人、体贴人,可称宜友。
    九不交:
     一是不交志不同者。志不同者不必强合,勉强之事,必不能久。
     二是不交善于奉承,奸得过分的人,应当远而避之。
     三是不交恩怨颠倒,全无性情者。这种人没什么人情味,今天仇人,明天知已,反复无常,交不得。
     四是不交不孝敬长辈,不友爱兄弟的人。
     五是不交迂人。迂腐之人顽固而不开化,一事不合则轻率决裂,且引以为恨。
     六是不交在别人伤心时,还去落井下石,责备别人的人。
     七是不交好占便宜的人,特别是不要发生经济往来。
     八是不交孤傲刻薄,口含怨言,德性轻薄的人。
     九是不交忘恩负义的人。
与小人交
     士有三不斗:毋与君子斗名,毋与小人斗利,毋与天地斗巧。
     不因惧祸而入小人之党;
     待小人要宽,防小人要严;
     恩不可忘,怨不可结;知恩图报,力避结怨;结怨于人,谓之种祸。 勿以小怨忘大恩。
七、    国际关系礼仪
当时的朝野要求洋人遵从中国觐见皇帝的礼仪。曾文正公通过几年的对外交涉,认识到国际规则不能以一国的体制为由而拒绝之。所以,曾国藩首先提出了“许”与“勿许”、“放松”与“苦争”的界限。他认为: “其争彼我之虚仪者许之,其夺吾民生计者勿许。”又说:“鄙意办理洋务,小事不妨放松,大事之必不可从者乃可出死力与之苦争。”[11]
曾国藩主张传统礼仪应该根据历史变化而进行调整。针对清廷长期以来因为礼仪问题而无法和外国沟通,曾国藩把对外关系中坚持中国的礼仪视为“虚仪”。这可以看出曾文正公的务实精神。而他对关乎中国老百姓的民生大事,则主张不要答应西方的掠夺要求,则可看出曾文正公的原则性。
八、    捍卫传统礼仪
曾文正公说:“吾少读《论语》,克己复礼为仁一语,深服其言,书诸座右,日必三复,厥后用兵执政,时时不忘此言。”[12]作为封建统治忠实卫道士,他本能地知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礼乎”,“舍礼无所谓道德”,“舍礼无所谓政事。”[13] 因此,曾国藩立下了“以礼自治,以礼治人”的信条。
曾文正公高度赞扬了古代的礼仪学说,认为它们是道德的体现,展示了礼仪之邦的美名。“古之君子之所以尽其心、养其性者,不可得而见,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秉乎礼。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政事。故六官经制大备,而以《周礼》名书。”[14] 在祭祀、家庭、朋友、政治、外交等方面,曾国藩大力推行儒家礼仪(见上面论述),在实际行动中发扬光大了儒家的礼仪文化。
曾文正公强调捍卫封建名教,是由于太平天国“举中国数千年礼仪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 ,打乱了封建等级秩序,造成“开国以来名教之奇变”。这在曾文正公看来是不能容忍的,甚至比军事上的失败更为可虑。他在围剿太平天国军队的活动中,治军采取了儒家的礼仪,严格要求军队士兵,对死亡的士兵进行追悼、建立祠堂设牌位供奉。曾国藩看准了太平天国否定中国儒家礼仪的弊端,以传统的封建文化纲常伦理,来作为战争正义的道义根据和理论支撑,来维系军心。在《讨粤匪檄》中说:“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呼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衣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贾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乌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
 
在毛泽东的早期文稿中,时常出现有关曾国藩的文字。1915年8月致萧子升信:“尝诵程子之箴,阅曾公之书,上溯周公孔子之训,若曰惟口兴戎,纳言敏行,载在方册,播之千祀。”这里把曾氏列入圣哲之位,推崇讷言敏行的修养之遁。1917年,毛泽东在读书笔记中写道:“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15] 1969年毛泽东评价曾国藩:“曾文正公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近代中国人,尤其湖南人,从权贵政要,志士仁人到青年学子,大多佩服曾文正公,佩服其治学为人和带兵做事……可谓‘道德文章冠冕一代’,是中国封建专制阶级最后一尊政治偶象”。胡适认为:“ 在古典文学的成就上,在世故的磨炼上,在小心谨慎的行为上,中山先生当然比不上曾文正。”[16] 伟人对于曾国藩的评价,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曾国藩在礼仪思想方面的独到认识和实践。
 
参考文献
《曾国藩全集 家书》.岳麓书社,1985
《曾国藩全集 书信》.岳麓书社,1985
《曾国藩全集 诗文》.岳麓书社,1986
《曾文正公全集 文集》.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
《曾文正公全集 日记》.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
    《曾文正公全集 轶事》.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
    《曾文正公全集 杂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
何贻火昆.曾国藩评传.上海:上海书店,1989
尹福廷.关于湘军的产生与曾国藩办团练的关系.历史教学,1981(8).
    朱汉民/吴国荣 曾国藩的礼学及其经世理念,中国哲学史,2007(1)
章育良.论曾国藩的经世改革思想与实践.湘学.第一辑,湖南人民出版社,1999
冬青.曾国藩的一生.山东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3(3).
    宋湘绮.曾国藩文化思想与中国近代化.中南大学,2004.
  


[1] 《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第256页
[2] 《笔记二十七则·礼》,《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第358页
[3] 郭嵩涛:《曾文正公墓志铭》,《曾国藩衰荣录》,第94页
[4] 《王船山遗书序》,《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第278页
基金项目: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十一五”规划资助课题,编号:[2010]182;武汉科技大学教学研究课题:大学礼仪教育研究
[5]《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第442页
[6] 《顺性命之理论》,《曾国藩全集·诗文》,岳麓书社,1986,第133页
[7] 《五种遗规》,《曾文正公全集》 
[8]  曾国藩,家书:同治九年六月初四谕纪泽纪鸿
[9]  曾国藩,家书:咸丰十一年八月二十四日谕纪泽
[10]  曾国藩,家书:咸丰十一年正月初四日致澄弟
[11]《复吴竹庄廉访》,《曾文正公书札》卷六,第10页。
[12] 杨公道:《曾文正公轶事》
[13] 曾国藩《笔记·礼》,《杂著》卷一
[14] 《笔记二十七则·礼》,《曾国藩全集 诗文》第358页
[15] 毛泽东:1917年8月23日写给黎锦熙的信,《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版,第85页
[16] 胡适: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对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的孔子诞辰纪念会上提倡尊孔的讲演词》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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