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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儒学实践在儒学复兴中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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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儒学实践在儒学复兴中的价值
昆明理工大学人文素质教育中心 娥满
20世纪儒学命运起伏跌宕,世纪初被视作中国落后挨打的罪魁,儒学从主流价值跌落至边缘,成为当时中国舞台上三家意识形态思潮——共产主义、自由主义和民粹主义——中势力最弱的一支。1949年共产主义中国兴起,美国学者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中宣告了儒教中国的死亡,他说,“20世纪的第一次革命浪潮真正打倒了孔子,珍贵的历史延续性、历史认同感似乎也随之而被割断和湮灭,许多学派试图重新将孔子于历史的延续、认同统一起来,共产主义者在寻找逝去的时光中发挥了作用,并有自己明智的策略与方法: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还孔子的真相,置孔子于历史。”[①]在列文森看来,孔子仅仅存在于已逝的过去,孔子失去了对传统中国的主宰力量,成为了博物馆中的藏品,无法再对新生的共产主义中国产生影响,儒学中国死亡了。可是,在后来的中国社会和中国思想发展潮流中我们又处处可以见到儒学的身影,列文森的宣告未免太过武断,儒学从来没有真正退出中国的舞台,它在整个20世纪余脉不绝,以各种方式辗转于华人地区,并掀起过四次复兴的浪潮。
20世纪20年代,梁漱溟、张君劢、熊十力、钱穆等人一直执著于儒学,他们一方面认同中国进行现代化的必要性,但对西方现代性的弊病也有足够的警惕和批判意识。他们以继承儒家道统,复兴儒学为己任,力图以儒家学说为主体和本位,吸纳修正西学,完善现代性,是为第一次浪潮。1949年共产主义中国建立,儒学在大陆已几无生存空间,第一代人的弟子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等人转战港台,继续开创儒家的局面,是为第二次浪潮。1958年,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张君励等人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可以看作港台新儒家的宣言。进入80年代,西方的自由、民主等概念再次占据大陆思想界主流,“黄色文明终将汇入蓝色文明的怀抱”,只有西方的蓝色文明才具有普世价值,才是中国文化的最终归宿的论调甚嚣尘上,此时儒教文明以“汉学”的名目被海外学者关注,这一方面反映了作为政治、文化、伦理资源的儒教的衰落,但另一方面,海外汉学的勃兴以及新儒家本身成为研究对象,并成为一时之显学,也为儒学复兴提供了新的机遇,汉学家中以杜维明、成中英等人为代表的华裔学者成为第三次儒学复兴浪潮的中坚力量。此时,儒学中心进一步远离大陆,远赴欧美。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势力的快速崛起,传统文化的自信得以恢复,中国知识界的精英和民间势力开始思考这样的问题,作为新兴经济体的中国在向世界输送大量廉价的工业产品之外,还能够输送什么?此时,儒学复兴的浪潮历大陆、港台、海外之后,再次回到他的源头之地,并提出创造性重建传统的思路,是为第四次浪潮。在儒学复兴的第四次浪潮中,2004年是值得关注的一年,这一年发生了一系列的具有开创性价值的值得关注的事件。
9月5日,北京举行的“2004高峰论坛”结束后,由许嘉璐、杨振宁、季羡林、任继愈和王蒙五位著名人士发起,72位名流联合发表了《甲申文化宣言》,主张重新评估和重建文化传统,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同年,一年一度的曲阜孔子诞辰纪念仪式,成为了国家性质的公祭活动,山东省省长主持祭孔大典,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和政协副主任参加,中央电视台首次直播。这一年,教育部新成立的国家汉办开始在海外设立孔子学院,汉办最初的计划是在未来几年创立100所孔子学院。截至2010年10月,已在96个国家(地区)建立了322所孔子学院和369个孔子课堂,共计691所。[②]发展势头的迅猛远远超出当初的设计。2004年6月1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儒教研究中心”正式成立,儒教研究中心由一直积极倡导“文化保守主义”和建立儒教的陈明担任秘书长,国家宗教局局长叶小文参加了成立仪式。也是这一年,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被称为“儒家原教旨主义者”的蒋庆选编的12册的《中华文化经典基础教育诵本》,该书内容涵盖19部儒家经典,15万字,这是中国自1912年学校教育废除“小学读经科”后第一次系统地、全面地精选和出版的少儿读经教材。
2004年后儒学复兴的力量进一步发展,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建立了第一个国学院,此后清华大学、武汉大学也恢复和开办了国学院,其他大、中、小学也相继设立了很多国学机构或课堂。2006年9月,文化部发布了《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③]。其中有一章的内容用于陈述“保护民族文化”,并主张实行以下措施:编辑和出版文化经典;复兴纪念中华民族炎黄始祖的传统节日和仪式;在小学、中学和大学加强传统经典阅读和传统艺术教育。2007年10月,宏大的国家文化建设工程,规划区域达300平方公里的“中华文化标志城”正式经中央批准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是2001年由69位两院院士联合倡议建设,它以山东曲阜、邹城两座儒家先圣孔孟的家乡为依托,按照“两城、三区、两轴”的空间布局,通过“三孔”及鲁故城、寿丘少昊陵、“三孟”及邹县故城、峄山及邾国故城、孔子诞生地尼山、孟子诞生地九龙山等六大遗址保护,来推动两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及文化资源的整合提升。[④]在《中华文化标志城战略规划》课题组的宏大设计中,标志城应建设成中国的“文化副都”,可以举办部分国家级典礼。
与前三次浪潮由知识精英主导,只在学界内部产生影响和力量不同,儒学复兴的第四次浪潮中,官方、学界与民间三股势力各有作为,共同促成传统文化走出边缘。而且在这轮潮流中,我们发现民间儒学实践在其中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各种国学班、书院、学堂、讲堂、民间出版物、各种启蒙性读物、儿童读经班,还有企业界人士的慷慨资助和参与,使得儒学复兴成为牵动全社会各阶层各群体关注的事件。
民间儒学是实践层面的儒学,它的最大特点是强调力行胜过学理。虽然也有学者怀疑这股国学热能否持久,以及它的社会基础是否可靠,比如台湾学者龚鹏程就认为在当今浮嚣、躁动的文化心态下,大家对待儒学主要是看热闹和表演的心态,而吝于基础的儒学研究、儒学发展体制和学术推进工作,令人沉思的儒学内涵,往往被简化成一客快餐,或一品点缀快乐生活的巧克力冰淇淋。 [⑤]我以为持这类观点的人往往只是站在学者立场一味地放大儒学研究在中国传统文化重构中的作用,没有看到民间儒学的生命力,以及它的延绵不绝的自我创生性。第四次儒学浪潮不同于前三次之处,正在于它不再是学界的自说自话,而是呈现出全方位的立体的面相。吊诡的是,龚鹏程为儒学复兴开出的药方正是要我们从生活场域来重构儒学,殊不知民间儒学恰好就在用自己的行动在日常生活里从事儒学的“学”、“思”与“行”。这点也是我参加历届中华义理经典教育工程全国研讨会时体悟到的,在这个会上,我们听到了太多人一直以参与纯公益性的活动为事业,它们无私地拿出自己的财富、精力和对国学的赤诚,把国学传播到学校、社区、企业和家庭,正是这些来自民间的力量给予我们这些仅只在学校教授传统文化、中华义理的教师一个启示,推广儒学“行胜于言”。
我们知道,中国文化需要传承,需要重新燃起火焰,而这股曾经的星星之火也确实开始呈现燎原之势。我们期待,通过民间、学界和官方共同的努力,让一个真正具有中国文化特点的经济文化大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①] [美]约瑟夫·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郑大华、任菁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24—325页。
[②] 国家汉办网http://www.hanban.edu.cn/hb/node_7446.htm
[④] 参见中华文化标志城官方网站http://www.ccsc.gov.cn/
[⑤]参考龚鹏程:“儒学复兴年代的隐忧”,凤凰卫视2009年1月17日《世纪大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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