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孔教学院：现代民间儒教的基地
作者：韩星
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经历了千古奇变，中国文化的主干儒学也经受了史无前例的冲击。在这一情况下，有许多志士仁人以保持和复兴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进行多元化的儒学复兴的努力。其中以宗教为形式在民间弘扬儒学就是很有影响的一条道路。这里以香港孔教学院为个案，探视海外孔教运动形成、发展及走势。
一、近代孔教运动及其思想
以香港孔教学院为代表的香港孔教活动是有其历史背景和思想来源的，这就是近代以康有为、陈焕章为代表所倡导的孔教运动。
近代孔教运动的兴起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和强烈的现实动因。无论是明末清初就传入的宗教思潮，还是随之而来的各种西学，都在给古老的中国带来新的希望的同时，又对中国传统构成了强大的冲击，预示着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文化的危机。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对这一危机有深切的感受，但他们并不悲观，而是起而应对。他们看到了基督教在西方文化中的独特地位和对西方社会发展的巨大作用，有感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学在宗教层面发展的不足，特别是对西方基督教在中国大肆传播，试图取代儒学占领中国人的精神信仰，因此，他们认为应该对传统儒学进行宗教化改革，以使儒家传统适应变化了的时代，并成为凝聚人心，组织力量，推动变法运动的宗教文化思潮。在民国初年政治腐败、社会混乱、道德失范、信仰危机的情况下，他们把改良政治、挽救中华民族和中国传统文化危亡的事业系于立孔子为教主，立孔教为国教，进行了一系列活动，产生了很大社会反响。
康有为建立孔教的思路是受西方的启示，认为孔教应该获得正式的宗教地位，但他又认为孔教与其他宗教有本质的不同，孔教为人道教，其他宗教都是神道教，而人道教是在神道教基础上的进化，是优于神道教的。也正因为孔教作为人道教才具有普遍意义，才可以包容其他宗教，但并不阻碍信仰自由，这也是其他宗教所没有的。
康有为不但是孔教思想的奠基者，也是孔教活动的实践家。康有为的孔教活动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1895年至1898年是其活动的第一阶段，此间正式向朝廷提出孔教主张并为之做了种种努力，形成了一定的声势。1899年至1911年是第二阶段，此间他流亡海外，其孔教活动虽然低落，但基本上完成了孔教的理论建设，并在海外成立了孔教会，积累了实践经验。1912年至1918年是第三阶段，是其孔教活动的再度活跃期，但参与者鱼龙混杂，统治者别有用心，因此，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以及康有为退出政治舞台，孔教活动实际上宣告失败。①康有为倡导孔教活动失败的主要原因是试图定孔教为国教。康有为欲模仿西方，把孔教提升为全民族的超越性的一神教，与专制体制剥离，这一思路是对的，应该沿此继续向前，使孔教世俗化、民间化、独立化（其实海外的孔教活动就是沿这一路子走的，所以应该肯定地说，这是孔教或儒教的正确发展路向），但他又要把孔教与现实中的专制君主联系起来，寄希望于专制政府。这样就造成专制政府乃是对孔教利用；一般民众对孔教不能信任；近代知识分子由于受西方科学理性主义的影响，难以理性上认同。结果构成了他一生无法解决的矛盾，并在这无法解决的矛盾中走向失败。②
继续阐发康有为孔教思想，组织孔教活动最得力的是康有为的弟子陈焕章。陈1905年留学美国，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他不仅是近代早期汇通中西的学者，而且是近现代杰出的思想家和教育家。陈焕章认为孔教兼明人道与神道，不仅是高于西方文化的文化，而且是高于西方宗教的宗教。他肯定孔教兼人道神道，而以人道为主，且孔子虽不言鬼神，却保持必要虔敬，也不乏宗教情怀。又论孔教之重伦理，其实都是儒学基本特征。他总结中国封建社会之灭亡，是有悖于孔教，不实行孔教之过。因为先秦孔孟重民，倡养民、保民、教民、通民气、同民乐，所谓“民本主义”。在《孔教论》一书中，他从经典、信条、庙堂、圣地、礼仪等方面，阐明孔教是一种宗教，孔教的经典是《四书》，信条详记于儒行篇，明列十七条，儒者以此自行奉守。孔教之庙堂就是各地的文庙，圣地是山东省的孔林。至于一切祭祀仪式，则详载于仪礼。凡读《四书》而受孔学熏陶的人都是孔教教徒。这些显然都是对康有为思想的深化和发展，表明陈之阐释孔教，还是以儒学为学理基础，以宗教为形式的。
陈焕章欲以先秦原始儒学重民思想来挺立孔教，以宗教的方式，向统治者输入重民理念，并形成与传统儒家的以道抗政、以学抗势类似而“以教抗政”的思路，在实现儒学更新改造的同时，使孔教成为可以与新政权抗衡的民间力量。可惜，孔教派把时代趋势没有看准，也把寄托希望的对象没有看准，造成了与封建军阀政客坑瀣一气的历史误解。因此，有学者这样评价：“孔教派作了复辟派的殉葬品。其实陈先生的尊孔读经和复辟派的尊孔读经不论宗旨和内容，都有原则上、本质上的不同。复辟派不过是利用伪儒作为篡权的工具，陈焕章先生却肯定辛亥革命，主张学习、借鉴西方文化的优秀成果，通过弘扬孔学，恢复民族的自尊自信和自强的精神，以振兴中华，造福全[第 1 页] [第 2 页] [第 3 页] [第 4 页] 认孔教为宗教，并邀请其参加1989年在澳洲墨尔本市举行的第五届世界宗教和平会议；美国曾在旧金山举行过前所未有的祭孔大典，在世界眼里，孔教俨然成为名副其实的宗教。②孔教学院70年来是爱国爱港团体，在教育、宗教等方面与其它团体教派平起平坐，担当重要角色，起了制衡作用，实为一个多功能的社会团体。他们倾其全力弘扬儒家文化孔子思想，以此为精神轴心，凝聚整个中华民族，用此来达致中国统一的伟大目标。孔教学院还以宗教社会团体的方式参与香港的政治和社会事务，《香港基本法》定孔教为宗教团体。孔教学院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是香港特别行政区首届立法会选举委员会委员，拥有七个选举人选票。孔教学院是香港各界庆回归执行委员，是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会议成员。孔教学院参与香港政府一切有关宗教活动，如每年举行的和平纪念的宗教仪式等等。
三、汤恩佳先生的孔教思想
汤恩佳的孔教思想立足于对孔子多层面的理解和发展。他说：“孔子文化博大精深。孔子是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又是圣人、宗师。他所创立的孔子文化，有哲理的思辨，有宗教的色彩，有社会政治学的宏观，有人学的终极关怀，有伦理规范的建构，有教育学的体系，具有文化的众多层面，体宏容深，识远思卓，无与伦比。” 当然他自己主要是继承康有为、陈焕章从宗教层面来理解和弘扬儒学的。为此，他对宗教进行了中国式的解释：
“宗教”二字照字面解释，就是祖宗教诲的意思，简读就称宗教。孔子系中国的万世师表、教育宗师，他的教义是人力可为的宗教，有别于玄之又玄、“莫测高深”人力不可为的宗教。世人有下意识的忽略，只将“莫测高深”的宗教作为宗教。其实二者均可称为宗教，但双方的教义有别，希望世人日后改变这个下意识的忽略。
“宗教”应从直觉的中华文化去解释， “宗”是指“万世宗师”的“宗”，“学者宗之”的“宗”，祖宗的“宗”，祖宗教诲的“宗”，儒家宗派的“宗”。“教”是“有教无类”的教，教育及教化的“教”。其实“宗教”二字就是上述的解释，英文应作ANCESTORS’ TECHINGS 或ORIGINNAL SOURCE’S TECHINGS，因RELIGION英文解释是信仰，其实“信仰”与“宗教”以中文为本位的词汇意义上是大有分别的，“信仰”有各派不同的含义。“神”字应是精神的“神”，精神还在的“神”，神态的“神”，神灵的“神”，及用于祭祀之用的，敬神如神在的“神”，英文译作“SPIRIT”不应译作“GOD”。天主教及基督教徒，称之为造物主或天主，英文译作“GOD”。其实“神”与“造物主”或“天主”以中文为本位的词汇意义上亦是大有分别的。中国人接受自己的传统中华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一定要以本身文化作主体观点去解释，不应用外来的文化及被动式的标准去界定本身的事物。
这是试图通过字源上的解释表达中国“宗教”的独特含义，寻求中国人自己对“宗教”的解释，以为区分孔教与其他宗教进行铺垫。世界上几乎每个民族都有宗教信仰，中国人也应该有中国的宗教。中国人讲宗教并不一定要和外在的“神”或“上帝”联系起来。 中国人的宗教与别国的宗教的根本不同就是：“中国人之宗教是道德、伦理、人性的宗教，因人之性而取体中和，用中庸为最胜义，自此观之，中国人可谓融情理于一炉，化人神于一体，所谓天人虽分而实合一也。” 孔教的道理讲的是眼前事，没有飘渺超逸的神仙境界，没有富丽堂皇的天堂景象，也没有震人心魄的地狱惨像，平平常常但切合现世。 基督教开始传入我国时，因为与我国传统文化和民间礼俗格格不入，很难被接受。这主要因为我国的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人文主义而非神文主义的。
汤恩佳探讨孔教是在正确把握孔子思想的前提下进行的，他说孔子有宗教思想而无迷信。对鬼神之事，常常不愿直言正视。《论语》曰：“子不语：怪、力、乱、神。”季路问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问死？”曰：“未知生，焉能知死？”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可见孔子是以人道设教，化民成俗，不想以神权的威胁，陷庶民于迷惑的境界。但在人力所不能做到的地方，他时常能信天命，顺其自然而不坠于迷信。一般人以为有神才是宗教，其实宗教的定义是以信仰为物件，所以除了有神道的宗教外，也有人道的宗教。孔子之道德伦理，便是人道宗教，为我国数千年之传统信仰，通称“儒教”或“孔教”。针对一般学者把孔教视为一种哲学，它是以身作则，以人治人，一切都属人生具体的规范，与其他的宗教有所不同，所以认为孔教非为宗教，孔子也非为一教主，他常常引用钱穆先生在《孔子与论语》当中所说的：“一种哲学，博得多数人信仰，便成为一种宗教。”强调我国传统文化一向以人道立教，孔子便是以人道立教的教主。孔子教义中的仁道，深入民间，源远流长，二千多年来成为社会各阶层人士所坚执的信仰。 这都很好地揭示了孔教作为人道宗教的基本特点。教，有利于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促进全球华人大团结。第五，弘扬孔教，有利于培养人民的道德观和人文素养，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第六，弘扬孔教，有助于提高中国的文化影响力，树立中国人的良好的国际形象，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第七，弘扬孔子儒家思想，有利于促进中国社会的健康发展，有利于中国综合国力的提高，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发展。第八，孔教中的仁爱思想，和而不同思想，符合时代的需要，是克服宗教极端主义，化解宗教冲突与民族冲突的法宝。第九，孔教的存在与发展，符合国家文化建设的需要，符合国家的宗教政策，符合“三个代表”的要求。第十，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史上，儒、释、道并成为三教，而且自汉代至清朝，孔教一直是“国教”，民国以后，按照政教分离的原则，儒家就应成为中华民族的主体宗教。第十一，孔教已越过自然宗教和神道宗教的历史发展阶段，已达到宗教的最高形态，即人道宗教。第十二，孔教在世界各国及港澳地区都被视为传统的宗教，享有极高的地位，如果在孔教的故土却得不到承认，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这是极不应当的。在宗教与文化上，应体现出“一国两制”中的“一国”理念。第十三，由于历史的原因，知道人不了解孔教，有的学者也持有不同的看法，但按中国人的宗教政策，人有信教的自由，也有不信教的自由，不能因为有一小部分人不信，就否定孔教是宗教。第十四，儒学是极有价值的，但局限于少数专家学者范围内，并将儒家文化转变为一种客观的研究对象，只有通过孔教，将儒家文化推向普及化、大众化，并且能将孔子的道德理想化为真正的信仰。第十五，由于在近现代中国社会中，孔教遭到了最为严重的破坏，因此，国家在执行宗教政策时将孔教作为重点扶持对象。第十六，拨乱反正，反“左”防右，使孔教获得公正的待遇，取得应有的地位。
但是，由于近代以来民族虚无主义和激进主义思潮的摧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民意识混乱了，传统文化中人文精神严重失落，造成了精神领域的空白，失去了抵御外来文化垃圾的屏障，人民陷入信仰危机，外来宗教乘虚而入。近几年来，基督教、天主教及其教派在中国迅速发展，教徒已有近亿之众，到处教堂林立，而且富丽堂皇。孔庙、书院等儒家文化的建筑却凋敝破败，甚至被任意拆除、改建，挪作他用，即使有人想修复、维护，一是缺乏资金，二是心有余悸，还要层层请示，不敢擅自行动。面对这种现象，汤恩佳有心如焚，害怕这样发展下去，用不了多少年，就有可能造成民族文化的失落而最终失去自我，最后被外教取代。为了思考和探讨儒学及儒教复兴的道路，他常常辗转不眠。 这说明在西方文化文化帝国主义的强势冲击下，孔教就是保护民族文化，抵制被西方同化的一种非常必要的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指出恢复孔教或儒教为宗教，对国家有百利而无一害：﹝1﹞对宣传儒教更有生命力！﹝2﹞如单是用学术去推行，只是教授与学者、专家、学生等范围之内，是占比数较少，普遍性不够。﹝3﹞有利于制衡外教入侵，坐大。﹝4﹞与西方各教派地位平起平坐。﹝5﹞更容易争取到更广大的各阶层民众，因而更能增强民族的凝聚、团结、防分裂、自尊心、爱国情与传统的价值观。﹝6﹞亦可说孔子他是先知者，因他的思想直至今天2550年后，亦为世人所用。﹝7﹞国人有信儒学的自由，亦有信儒教的自由，各有各自的立场，不能否定对方。
四、香港孔教学院与大陆儒教派和海外新儒家的比较
所谓“大陆儒教派”就是指任继愈先生“以一个宗教研究者的思维框架，用批判的眼光，按照宗教的一般样式，把儒教（理学）描绘成了纯粹意义上的宗教。他的这一思想得到其后学的认同，现在学术界逐渐形成了一个‘儒教宗教论派’”。 对此，李申先生表示赞同，“从二十年前仅是任先生一人的主张，而无一人响应，到今日能被称为有一个‘儒教宗教论派’，笔者作为赞成儒教是教说的一员，也就是作为‘儒教宗教论派’的一员，是感到高兴的。不论学术界将来会如何对待苗教授这个称谓，笔者本人作为其中的一员，是赞成这个称谓的。”
儒教是教说提出的社会背景和思想动因与孔教说是截然不同的。余敦康先生作为过来人曾经这样说：“大陆的学术界，在60年代争论孔子是唯心论还是唯物争论问题，一下争论了十几年。然后，到了‘文革’期间，又争论评法批儒，把儒家的一些人物又拿来争，如果是儒家的就要打倒，有一些稍微好一点的呢，楞说是法家，譬如说荀子是法家，王安石也是法家，明明是儒家也把他说成是法家。这种意识形态的争论呢，到了80年代以后，就演变为一个儒学是不是宗教的争论。首先有一个意识形态的顽固性，这一点我极为不满。另外呢，事先设定儒学是个不好的东西，不好的东西，那就是宗教。宗教是什么呢？就是鸦片烟，就是维护那个专制王权，为这个而服务，一整套专制王权靠儒学来支撑了几千年，现在我们不要它。儒学在这个里面，起了这么一个作用，所以把它定位为儒学是宗教。那么，在大陆学界有些好心人就认为儒学不是宗教，是哲学，是道德?。为了思考和探讨儒学及儒教复兴的道路、方法与途径，我常常苦思苦想，有时辗转不眠，儒学及儒教的复兴与传播成为我倾注心力的苦心追求与梦想。因为它的实现与十多亿人口大国的精神文明建设以及未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团结、统一，确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我把它作为生活中的第二事业来做，……” 以上都充分说明海外孔教运动是抱着一颗拳拳的爱国之心，把儒学及儒教的复兴与传播作为一项义不容辞的责任，并自觉地以促进中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最高目标，这与大陆儒教派确实是南辕北辙的。
港台现代新儒家和海外华人中的孔教活动是在西方文化背景下维系中国儒学和传统文化的两方面的力量，他们一在学术界，一在民间，一走哲学之路，一走宗教之路，一倾向于人文理性，一倾向于情感信仰，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各有贡献，各有局限。
关于儒学是否具有宗教性，或是否是儒教的问题，在中国历史上没有成为问题，说明这是从西方文化背景出发的问题意识。现代新儒家对儒学宗教性的肯定是有一个历史过程的。第一代学者由于距离五四新文化运动尚近，受五四激烈的反系统礼教，反孔教、反基督教运动的影响，以不同的西方学术文化背景，主要是从哲学层面肯定和阐发儒学的。前期的几位代表人物实际上都是贬抑宗教的，认为儒家的高明之处在于找到了“宗教”的替代品，所谓“伦理代宗教”、“哲学代宗教”，等等。他们对于“宗教”的认识本质上是与马克思主义相通的，认为宗教的功能在于“情感的慰籍”，区别在于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此种“慰籍”是一种“精神鸦片”，而梁漱溟、冯友兰等人则肯定此“慰籍”在调剂人生方面的功用。20世纪后半叶以来，第二、三代现代新儒家的理论创识就是从超越性、信仰性及终极关怀的角度来论证儒学在思维方式上的宗教性。他们身处西方文化的语境当中，认识到西方文化中最有底蕴和深意的不是别的，恰恰是宗教。同时，在西方宗教意识与宗教价值的启发下，基于与西方文化抗衡与护持中国文化精神的心结，开始以新的视域认识、发掘、诠解儒家、儒学中所蕴含的宗教精神。三代现代新儒家对西学的回应由对抗，逐渐转变成理解中的对话，汲取中的发挥，对话亦由被动变为主动，不断显示着中国文化在被西方打败后一步一步艰难崛起的过程。总体上看，他们不同意把一元宗教的“外在超越”移植过来，而是充分重视儒学在凡俗世界中体现神圣的特点，充分发挥儒学中许多未被认识的珍贵资源，以求在与现代世界沟通中寻求儒学以及传统文化的出路，他们的价值判断和价值指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和复兴，对中华民族功莫大焉，这是值得肯定的。
应该看到，他们毕竟不是要把儒学宗教化，也没有传教士、宗教信徒那样直接进入宗教当中，也不是象那些宗教人类学家、宗教社会学家那样去做宗教方面的实证研究，他们对儒学的宗教性研究本质上是一种哲学研究。他们中的一些人对儒学的宗教化，进行宗教组织活动是可以说是反对的。如牟宗三就批评说：
康有为的思想怪诞不经，大而无当。陈焕章于学术思想上亦无足称。他们不知孔教之所以为孔教之最内在的生命与智能，只凭历史传统之悠久与化力远被之广大，以期定孔教为国教。一个国家是需要有一个共所信念之纲维，以为立国之本。此意识，他们是有的。此亦可说是一个识大体的意识。但其支持此意识之根据，却是外在的。孔教之生命与智能，自明亡后，即已消失。在有清三百年中，孔教实只是典章制度、风俗习惯之传统。康与陈之道德宗教之体验与认识实不足，思想义理亦不够。他们的心思尚仍只是在典章制度风俗习惯之制约中，而不能超拔，故其根据纯是外在。①
牟宗三对康陈二人要为国家立一个共同信念来作为立国之本基本上是肯定的，但是对康陈二人只注意孔教外在的典章制度、风俗习惯，而对孔教内在的生命与智能，茫昧无知，把握不住表示不屑。事实上，孔教运动以宗教为形式弘扬儒学与现代新儒家在知识界中弘扬儒学构成了鲜明的对照，可以说是相映成趣。与现代新儒家比较起来，孔教派在学术思想方面显得薄弱一些，但在实践上则突破了现代新儒家只停留在学院书斋的局限，形成了儒学复兴的另一道风景线，我们应该站在学术史的角度给予客观的肯定。
以孔教学院为代表的海外孔教是一种曾经在殖民地的强势文化以及今天多元文化的氛围中成为海外华人心灵的寄托，感情的归宿，成为维系中华民族精神于不堕的象征。据许多出访海外的大陆学者反映，海外华人有一种心态，最怕大陆的学者去讲儒学不是宗教，儒学不是宗教它就不能与当地的其他宗教平起平坐，争取平等，华人就没有一个合法的精神活动的场所了。在有些国家，华侨的孩子出生时报宗教信仰为儒教或孔教，当地政府如不承认儒教或孔教是宗教，就会给他们带来诸多困难。因此，许多海外华侨希望中国宣布儒教或孔教是宗教。但是，对于中国大陆来说，儒教是不是宗教的问题仍然还在争论，大陆的历史和现状又使得官方在处理这个问题上比较谨慎，民间也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使得儒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