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国家、社会和公民三个层面概括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目标、价值取向和价值准则，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奋斗目标和中国人民的“中国梦”提供了理想信念上的精神支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不是空穴来风，它源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丰土沃壤，是在对中华民族几千年发展中形成的“礼、义、仁、智、信”、“和为贵”、“和而不同”、爱国主义等优秀传统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的概括和提升基础上形成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指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中原文化作为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代表，其中以儒家文化为主体，融合道家、墨家、法家等百家思想形成的包括中庸尚和的和合思想、仁者爱人的人道思想、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以及中原人民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精忠报国的爱国精神、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崇德重义的价值取向、诚实守信的处事原则、有容乃大的包容品格已经被中华民族广泛接受，内化为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处事原则，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一、中庸尚和的和合思想

中原文化有关中庸尚和的思想源远流长。孔子把中庸视为至高的道德修养境界，他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论语·雍也》）儒家所说的“中”总是与“和”相辅相成。《礼记·中庸》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孔子及历代儒学大师都极力推崇中庸之道与和谐精神，讲究执两用中、不偏不倚、适可而止、过犹不及，就是在处理问题时不要走极端，而是要找到处理问题最适合的方法。但“执用两中”的中庸之道并不是搞无原则的折中和迁就，而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其追求的是一种有原则的协调与和谐。

除儒家文化外，道家、墨家、法家等其他思想学派也都强调中庸尚和。比如，老庄道家的思想主张自然无为，和而不争，强调要“法自然”而为，《老子》曰：“天之道，不争而善胜。”（《老子·七十三章》）又说：“圣人之道，为而不争。”（《老子·八十一章》）强调“圣人”的准则，是帮助别人而不与民争利。墨子认为诸多社会矛盾纷争的根源在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猜忌和争斗，主张人与人之间应该“兼相爱，交相利”。墨子认为，“天下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墨子·兼爱上》）。乱世所有的不稳定不和谐现象都是“以不相爱生”（《墨子·兼爱中》），因此，应该天下之人皆相爱。墨家极力反对兼并战争，认为国与国之间的纷争应该通过和平外交的途径予以解决。法家主张对个人、社会、国家三者关系正确定位，在大一统的格局内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社会的稳定和谐。

“和合”不仅是人类社会的规律，同时也是自然界的规律。道家主张“天人合一”，肯定人与自然界的统一，在天人产生的本源上，道家认为天与人皆源于道，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二十五章》）强调人要以尊重自然规律为最高准则，以崇尚自然、效法天地作为人生行为的基本依归。庄子继承老子这一思想，明确提出“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论》）。强调人必须遵循自然规律，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儒家也有很多关于“天人合一”的思想的论述，《中庸》的“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礼记·中庸》），强调天、地、人的和谐发展。子思主张“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认为“中”与“和”乃是宇宙最普遍、最根本的法则。

“天人合一”的天人和谐观为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协调发展关系，实现人类与自然界关系的全面、协调发展，提供了合理的观念前提；而“中庸中和”坚持“和而不同”，与人友好相处，相互协作，共享祥和，为保持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有积极作用。

二、仁者爱人的人道思想

“仁者爱人”是儒家思想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也是儒家思想的精华之一。孔子最早提出“仁”就是“爱人”的思想。《论语·颜渊》云：“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孔子从道德感情的基础出发，以“爱人”来解释“仁”，提出了“仁者爱人”之说，并将“爱人”作为人的本性。孔子所提出的“仁”是一个道德感情和伦理规范相结合的范畴，“仁者爱人”应从“孝悌”开始，“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孝悌是为仁之本，一个人只有首先爱自己的亲人，才会去爱他人。并由爱自己的亲人开始，扩展到其他人，通过“泛爱众”达到“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境地。在处理人际关系，协调社会，强调与人为善，做到利人利他，所谓“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又云：“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宋代洛阳人程灏对孔子的“仁”学有新的发展。他认为，“大抵尽仁道者，即是圣人”[[1]]（p182）。又说：“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知、信皆仁也。”[1]（p1６）他把先秦儒家“仁学”所强调的爱人、博施济众、克己复礼等，进一步发展成为与“万物为一体”的境界，认为前者还只是仁的表现，后者才是仁的根本。

墨子对仁爱精神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说：“仁，体爱也。”（《墨子·经上》）墨子力倡兼爱说，即主张不分亲疏贵贱，一切人都应真诚相爱，就是“兼相爱”。兼爱的原则是“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兼爱的理想境界是“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墨子·兼爱中》）。道家庄子也认为：“爱人利物之谓仁。”（《庄子·天地》）意思是说，给人以爱或给物以利就是仁爱。

仁者爱人的理念提倡人与人相爱，尊重人的价值，同情人，帮助人，对于协调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稳定、保证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具有十分积极的价值。

三、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

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中，儒家强调“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意思是说人民才是国家的根本，根基稳固了国家才能安宁太平。孔子强调“重民”。《论语·尧曰》：“所重：民、食、丧、祭。”孟子主张民贵君轻，“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孟子·尽心下》）。西汉时期，洛阳人贾谊对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进行了系统总结，形成了系统完整的“民本思想”理论。他以为，民无不为本，“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新书·大政上》）。他告诫为政者，牢记“民不可欺”、“民不可不畏”、“不可与民为敌”，应时刻以“敬士爱民”为怀，“凡居于上位者，简士苦民者是谓愚，敬士爱民者是谓智。夫愚、智，士民命之也”（《新书·大政上》）。圣明的君主当政要给人民带来好处和实惠，他引用周成王的话说：“寡人闻之，圣王在上位，使民富且寿云。”（《新书·修政语下》）要达到“民治”，关键在于统治者要懂得一套如何养民、教民的安民之道，即所谓“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安民可与为义，而危民易与为非”（《新书·过秦论》）。

道家老子主张以“无为”的方法爱民治国，认为统治者应当以民众的意愿为自己的意愿，“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老子》四十九章）。老子看到民众的疾苦，也意识到民众的力量，他告诫统治者，“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老子》七十四章），只有“爱民治国”，“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老子》第三十六章），才能巩固统治。

墨子主张不管男女老少，富贵贫贱，无论身份高低，都要在平等的基础上相互友爱，要求统治者“爱人若爱其身”（《墨子·兼爱上》），“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

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对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产生过重要影响，对缓和阶级矛盾、维护王朝稳定、发挥过重大作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强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泛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对传统民本思想传承与创新。

四、尽忠报国的爱国精神

中华民族自古就提倡“夙夜在公”（《诗经·召南·采蘩》），“国耳忘家，公耳忘私”[[2]]（P2257）的精神。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一个有道德的人，应当有尽忠报国的精神。这一精神曾经有超阶级、超时代的历史光辉，并经过长期不断深化、积淀，孕育着中华民族特有的为国家、为民族而奉献的爱国主义思想。《左传》说：“忠，社稷之固也。”[3]（P705）；“将死不忘卫社稷，可不谓忠乎?”[3]（P932）又说：“临患不忘国，忠也。”[[3]]（P1146）当国家、民族面临患难和危险之际，一个人应当义无反顾，挺身而出，为国家、为民族而献身，当作是最大的忠。贾谊还把忠国与道义联系起来，当国与家、公与私的利益发生矛盾的时候，根据忠国的道德要求，一个人应当国而忘家、公而忘私。他说：“国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义所在。”[2]（P2257）《忠经》认为：“夫忠兴于身，著于家，成于国，其行一也。是故一于其身，忠之始也；一于其家，忠之中也；一于其国，忠之终也。身一则百禄至，家一则六亲和，国一则万人理。”[[4]]（P1）又认为：“报国之道有四：一曰贡贤；二曰献猷；三曰立功；四曰兴利。贤者国之干，猷者国之规，功者国之将，利者国之用。是皆报国之道，惟其能而行之。”[4]（P11）也就是说，报效国家和民族的方式有四种，那就是为国家、为民族举荐人才，为国家、为民族献计献策，为国家、为民族建功立业，为国家、为民族兴利除害。

在爱国主义思想影响下，中原大地上涌现出了众多感人至深的仁人志士。早在春秋时代，卫国君主的妹妹许穆夫人，当得知狄人攻打卫国时，就说服劝阻她的许国君臣，毅然从许都归国，与兄长一道，联合齐国，击退了狄兵，使卫国转危为安。唐代名将、河南邓州人张巡为维护国家统一，在外无救援，内无军储的情况下，坚守睢阳，取得了“守一城，捍天下”的历史功绩。南宋爱国将领、河南汤阴人岳飞为挽救民族的危亡，立下了“还我河山”的壮志，写下了充满爱国激情和英雄气概的诗篇《满江红》。和平时期，则有在本职岗位上艰苦奋斗，任劳任怨，不计索取，无私奉献的焦裕禄、史来贺、任长霞等。

五、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

与世界上其他民族大多流行神创世说不同的是，流传在中原地区关于中华民族起源的盘古开天、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大禹治水、愚公移山等等神话传说，基本上塑造和强调的是劳动创造世界，自强不息求生存的精神。由此可见，中华民族是一个崇尚积极进取，自强不息的民族。已故著名哲学家张岱年在《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把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看作是中国文化的主流精神。

《易·象传》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意为天道刚健，则周而复始，万物运行不息，君子应效法自然规律，发奋图强，自强不息。刚健之德在《周易》中多有提及，《易·彖传》解释“需”卦时说：“需，须也。险在前也，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释“大畜”卦说：“刚健笃实，辉光日新其德。”《周易·系辞上》说：“是以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中庸》说：“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废，吾弗能已矣。”（《礼记·中庸》）君子具有自强不息的精神，遵循天道而行，绝不半途而废。主张柔静无为的老子也强调自强，认为能够战胜别人的人只能算强壮有力，能战胜自己的人才是真正的强者，他说：“知人者智，白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老子》第三十三章），主张“柔弱胜刚强”（《老子》第三十六章）。

自强不息是革故鼎新、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周易·杂卦》“革，去故也；鼎，取新也”，《诗经·大雅·文王》“周虽旧邦，其命维新”都主张革故鼎新，除旧立新。《礼记·大学》记商汤在自己沐浴之盘山上铸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格言。《尚书·咸有一德》说：“始终唯一，时乃日新。”《周易·系辞上》说：“日新之谓盛德。”都是把不断革新看成大德。《周易·革卦》也极力赞赏革新，说：“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要不断革新，就必须自强不息，不断进取。正是这种坚持创新、勇于创新的精神的推动下，中华民族不断开拓进取，中国社会不断进步。

自强不息的精神，表现在困难面前就是不向困难低头，不向命运屈服。《周易》曰：“险在前也，刚健而不陷，其义不困穷矣”（《易·需卦·彖传》）。孟子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行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孟子正义·告子下》）正是凭着这种坚忍不拔、顽强不屈的进取精神，中国历史上的优秀儿女身处逆境时不甘沉沦，身受磨难而锐意进取。《史记·太史公自序》对此作了一段记载：“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5]]（P3300）经过两千多年的文化的积淀，自强不息精神逐渐渗入整个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之中，成为中华文化延续和承继的主要精神和民族自觉自醒、奋进前行的内驱力。

六、崇德重义的价值取向

重视品德修养，讲究道义气节，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早在先秦时期，儒家、道家均已认识到德的重要性。儒家把树立良好的品德作为人生头等大事，《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6]]（P1088）孔子提出了“为政以德”的思想，他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有德行的执政者，就像北斗星得到群星的拱卫一样，得到百姓的拥戴。老子将“道”与“德”对言，确立了“道德”于万物中的尊贵地位。老子曰：“孔德之容，惟道是从。”（《老子》二十一章）又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老子》五十一章）庄子也鲜明提出了“立德明道”（《庄子·天地》）的主张。

儒家把崇德与重义联系在一起，只有公正合宜的道理或举动才是有道德价值的。《礼记·中庸》说：“义者，宜也。”孔子十分推崇义的价值和地位，认为品德高尚的人，总是把义放在第一位，“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在义利不可兼得的情况下，应该重义轻利。见利忘义者是小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通过不义的方式得来的富贵，宁可不要，“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提倡“见利思义”，“义然后取”（《论语·宪问》）。在墨家学说中，“义”与“兼爱”、“相利”是同样重要的思想，是其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墨子·贵义》开宗明义第一句就是，“万事莫贵于义”。墨子主张道义高于俸禄，把“为义”即“国家百姓人民之利”看作自己的人生目的，认为“有义则生，无义则死；有义则富，无义则贫”（《墨子·天志上》），即只有合乎义的行为才能给人带来的好处，否则就不利。

崇德重义的价值取向，对于提高个人修养，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淡泊名利，不取非义之利有积极作用。

七、诚实守信的处事原则

诚信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所倡导的为人处世的道德规范。早在先秦时期，儒家就提出了“诚”“信”概念。《中庸》提出：“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礼记·中庸》）认为“诚”不仅是自然界固有的状态和规律，也是为人处世需要遵守的规则。诚信是个人的立身处世之本，“信以成之，君子哉”（《论语·卫灵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在处理人际关系上，与朋友交往要讲信用，“与朋友交，而不信乎？”（《论语·学而》），“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子路》）孔子还认为诚信是统治者治理国家的基本准则，“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

道家对“诚”、“信”也持肯定态度。老子在《道德经》一书中，多次谈到“信”的问题。如“信不足焉，有不信焉”（《老子》二十三章）、“轻诺必寡信”（《老子》六十三章）、“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老子》八十一章）、“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老子》四十九章），等等。庄子也非常重视诚信，认为诚信是一种美德，“无行则不信，不信则不任，不任则不利”（《庄子·盗跖》）。他说：“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故强哭者，虽悲不哀；强怒者，虽严不威；强亲者，虽笑不和。”（《庄子·渔夫》）大意就是不真诚就不能打动别人。

墨子也极讲诚信，强调言行一致，认为“志不强者智不达，言不信者行不果”（《墨子·修身》），并把“信”作为评价仁人的一条重要道德标准，“凡我国之忠信之士，我将赏贵之；不忠信之士，我将罪贱之”（《墨子·尚贤下》）。

韩非子认为，人们之间的交往要讲信，君主治国必须取信于民，“小信成则大信立，故明主积于信。赏罚不信，则禁令不行”（《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法不信，则君行危矣”（《韩非子·有度》）。

先秦诸子的诚信思想对于中华民族诚实不欺、讲求信用的文化传统的形成，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并在人际关系、社会交往、经济活动、治理国政等广泛的社会领域和不同的生活层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八、有容乃大的包容品格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农耕文明以及特殊的地理位置，铸就了中原人博大的胸怀和虚怀若谷的文化品格，“有容乃大”是其本色。中国古代思想家虽各有所尊，但又提倡“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礼记·中庸》）。春秋战国时期，发生在中原的百家争鸣，不同学派间互相驳难，却又互相吸收，“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周易·系辞下》）正反映了先秦百家学说互相包容荟萃的历史事实。在中国文化中，儒道互补、儒法结合、儒佛相融、佛道相通，援阴阳五行入儒、儒佛道三教合一，以至对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外来宗教的容忍和吸收，都是尽人皆知的历史事实。

有容乃大品格的形成与中原先民的“天下一家”价值取向有关。孔子的高徒子夏就曾说：“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论语·颜渊》）墨子则更为彻底的坚持“天下一家”的观念。他认为人们应该坚持对待他人如同对待自己、对待他人的国家如同对待自己的国家的原则，从而使普天之下达到“为彼犹为已也”（《墨子·兼爱下》）的和谐状态。《礼记·礼运》中则描述了大同社会的理想景象，即“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也体现了对天下一家的向往。此种思想在宋明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程颐、程颢认为，天下之人都是血脉之属、血肉之躯，各具特性，各亲其亲，各子其子，人世间呈现一派万殊景象，但万殊却不散乱，由于理具有天地间一统、一贯的功能，它将人世间的万殊现象统一、一贯起来，构成了天下一家，即“理则天下只是一个理，故推至四海而准”[1]（P38）。

有容乃大的包容品格，不仅在中华民族处理内部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外部交往过程中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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