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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谈经典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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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中天谈经典教育

来源:中国快乐亲子教育网 作者:易中天 
 

     一 我们为什么读经典
  

     读者朋友们大家好!这篇文章,原本是我为中国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栏目《我读经典》系列所做的一个开场白。因为受到电视节目时间的限制,许多内容没有放开讲,后来到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图书馆才讲全了。把它整理出来发表,是因为现在不少人都主张重读经典。我自然也是赞成的。这就产生了三个问题。第一,我们为什么要读?第二,读什么?第三,怎样读?在这里,我想发表一点个人的看法。
  
     先说第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读经典?其实说起来也很简单,因为经典是人类文化的精华。古人有云:取法乎上,仅得乎中。也就是说,你学最好的,充其量也就能有个中等水平。如果取法乎下,那就等而下之了。所以,我们读书,就应该挑最好的读。最好的书是什么呢?经典。所谓“经典”,就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著作。而且,它的意义和价值还是永久性的。什么叫“经”?经就是恒常,叫经常。什么叫“典”?典就是模范,叫典范。换句话说,经典就是“恒久的模范”。这样的书不读,读什么?那么,为什么要读先秦诸子?因为先秦诸子是经典中的经典,精华中的精华,是最宝贵的文化遗产。

     我们知道,先秦诸子所处的时代──春秋战国,是我们民族的黄金时代。在人类历史上,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时代,叫“轴心 时代”。“轴心时代”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的命题。他在1949年出版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说,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是人类文明的重大突破时期。在这个时期,世界各民族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成为世界各大文明的标志。比方说,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则有孔子、老子等等。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所以雅斯贝尔斯把这个时代称为“轴心时代”。

  轴心时代的思想家许多都是同代人。其中释迦牟尼的生卒年份比较麻烦,全世界有60种说法。按照中国学者的研究结论,他应该生于公元前565年,卒于公元前485年,活了80岁。这样,释迦牟尼(约前565-前485)就与孔子(前551-前479)同时,苏格拉底(前469-前399)则与墨子(约前468-前376)同时,柏拉图(前427-前347)可能与老子(不详)同时,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则与孟子(约前372-前289)、庄子(约前369-前286)同时。大家想想,这是不是很有意思?这样一些伟大的思想家,为什么会集中出现在历史的同一时期(公元前6-3世纪)、地球的同一纬度(北纬30度上下),这是一个谜。

     它也许只能用马克思的说法来解释,即那是“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之“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更有意思的是,虽然中国、印度、中东和希腊远隔千山万水,但这些思想家的思想却有很多相通之处,那就是对人与人类社会的“理性态度”和“终极关怀”。他们不约而同地在思考,人,究竟要怎样才能幸福;社会,究竟怎样才能和谐。正是这些思考,影响了各自民族的文化,而且达数千年之久。这样的思考,我们怎能不知道,不了解?
    

     或许有人会问:那么久远的思想,现在还管用吗?管用!实际上,这些思想家和先驱者的思想,也一直在影响着我们。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思想家思考的,是一些永远的问题。比方说,什么是人生,什么是幸福,什么是智慧,什么是永恒。这些问题,尽管哲学家们做过无数次回答,有过许多的结论,它们却仍然是问题。为什么呢?因为第一,这些问题不是关于物的,而是关于人的。只要人是一个问题,它们就永远成问题。第二,这些问题也不仅仅属于某某“学”,或者某某“家”。它们属于全人类,属于每个人。每个人都会面临这些问题,也都会思考这些问题,还会有不同的结论。这样,它们就永远是问题。

      于是,当我们为这些问题所困惑时,我们就会想到那些先哲,想到那些经典,想知道他们是怎样思考怎样回答的。这便正是哲学和经典的意义。也就是说,我们今天阅读经典,阅读先秦诸子,不过是为了帮助我们自己思考人生,获得智慧。

      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也就同时回答了第二个问题:读什么。读什么呢?读人,读人生,读人生智慧。

      那么,我们能够从先秦诸子当中,读出什么人生智慧?

      这就只能谈一点个人的体会了。由于先秦诸子博大精深,我们能够贡献的,不过是自己的一孔之见。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心得,引起大家的兴趣,并提供一些参考。至于我自己的体会,我想概括为这样几句话:读孔得仁,读孟得义,读老得智,读庄得慧,读墨得力行,读韩得直面,读荀得自强。

     二 读孔得仁

     先说读孔。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这一点大约没有什么问题。但什么是“仁”,说法就很不一样。孔子自己,就有好几种说法,比如“爱人”(《论语·颜渊》),比如“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比如“克己复礼曰仁”(《论语·颜渊》)。我自己比较认同的,是孟子的说法:“恻隐之心,仁也。”(《孟子·告子上》)仁,当然不等于“恻隐之心”,所以孟子没说“仁,恻隐之心也”。不过,一个人如果有了“恻隐之心”,那就是“仁”,或者说就有“仁爱之心”了。

     为什么这样说?我们先看什么是“恻隐之心”。恻和隐,都有忧伤、悲痛的意思。所以,恻隐之心,就是“忧伤之心”,就是“悲痛之心”。这又有什么稀罕呢?谁没有忧伤?谁不会悲痛?原来,恻隐之心,并不是自己悲痛,自己忧伤,而是能够体验到别人的悲痛,别人的忧伤,从而不忍心让别人悲痛忧伤。所以,恻隐之心,其实就是同情心、怜悯心。它的基础和核心,则是“不忍之心”。这个“不忍之心”,孔子没说,孟子讲了,在《梁惠王上》。我们且来看孟子和齐宣王的这段对话:

     孟子说,臣下听人讲,有一天,有人牵着一头牛从堂下走过。大王问他,这头牛要牵到哪里去?那人说,牵去宰了,用它的血来衅钟。大王说,放了它吧!我实在不忍心看它哆哆嗦嗦的样子,毫无罪过却要去死!但是衅钟的仪式又不能废除,结果大王便用一只羊换了这头牛,有这事吗?

     齐宣王说,有。

     孟子说,老百姓都认为大王小气吧?

     齐宣王说,是呀!不过齐国再小,寡人也不至于连一头牛都舍不得。实在是不忍心看着它哆哆嗦嗦地无罪而死,这才换成了羊。

     孟子说,老百姓这样讲,并不奇怪。要说“无罪而就死地”,牛和羊又有什么区别?

     齐宣王说,寡人也讲不清是怎么回事,看来只好让老百姓说寡人小气了。

     孟子说,没关系。事情其实很简单,就是大王只看见了牛,没看见羊。看见羊,大王也会不忍心的。这种“不忍之心”,就是“仁”啊(是乃仁术也)!有这份“仁爱之心”,就能够一统天下呀(是心足以王矣)!

     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三点。第一,仁,首先是“不忍之心”,即不忍心看见别人无缘无故地受到伤害(无罪而就死地)。这种“不忍之心”不但会加之于人,还会加之于动物,比如牛、羊。第二,这个“不忍之心”乃是道德的基础和底线。实际上人们为了生存,难免会做一些“不忍之事”。毛主席说得对,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只做好事,不做坏事。既然大多数人都不可能只做好事,不做坏事,那我们凭什么判断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呢?恐怕就看他有没有“不忍之心”。只要有这份“心”,那他就仍然是“仁者”,或者有成为“仁者”的希望。所以,孟子并没有要齐宣王把那只羊也放了,反倒一再肯定“是心足矣”。第三,有了这个基础和底线,我们就能建立起完整的道德体系,甚至建立一个道德的社会。因为一个人有了“不忍之心”,就证明他有一种设身处地、将心比心的心理能力。有这个能力,就能由此及彼,推己及人,由对某件事、某个人的“不忍”,推广为对全世界、全人类的“不忍”,进而推广为对全世界、全人类的“爱”。这不就正是孔子的主张吗?

     实际上孔子的主张,如果说得白一点,那就是“从自己做起,从身边做起,让世界充满爱”。孔子把这样一种由此及彼、推己及人的做法,称之为“能近取譬”,并认为这是“仁之方”(《论语·雍也》),即实践仁德的方法和途径。具体地说,则又有两个方面。正面的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反面的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这两个方面,哪个更重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因为你只有做到不把自己不愿意的事情强加于人,才能进而做到在自己追求幸福的时候,也让别人感到幸福。可见“让世界充满爱”的前提,是必须每个人都有“不忍之心”,包括对动物的“不忍之心”。

     这让我想起在 2006年4月21日《南方人物周刊》读到的一篇文章,标题叫《老鼠,作为证据》,作者是刘瑜。文章说,有一只老鼠,在厨房里被粘板粘住了,垂死挣扎。这让她想起了另一只也是被粘住的老鼠,叫了两天才死去。她还想起自己小时候,有一只老鼠被邻居老爷爷用开水烫死了。这些事搁在任何地方,可能都稀松平常。灭鼠嘛,好像没什么不对,作者也没说不该灭老鼠。让她受不了的是:一,生而为鼠,并不是它的过错。二,如果一定要死的话,为什么不能让它死得痛快一点,不那么备受折磨呢?文章说:“便是‘龌龊’如一只老鼠,也会痛,也会绝望,也会挣扎。更糟的是,它的痛,也会传染给你。”说实话,这篇文章让我很感动。我没有想到,一个人的恻隐之心竟会及于一只老鼠。在许多人(也包括我)看来,老鼠是肮脏的、丑陋的、作恶多端和死有余辜的。不是说“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么?既然必须消灭,又何必管它怎么死呢?但我们,就说我吧,却从来没有想过,生而为鼠,并不是它的过错;也没有想过,即便它“罪该万死”,也不意味着就该折磨至死。然而刘瑜想到了,这让我感到惭愧。是的,惭愧!因为只有彻底到连老鼠都能同情,才真正是有“恻隐之心”。不难想象,一个连老鼠之死都深感“不忍”的人,会怎样对待其他动物,怎样对待人!事实上,不忍心其无罪而死,不忍心其折磨至死,正是现代社会法治与人权的心理基础和人性基础。在这里,我们高兴地看到了传统与现代的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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