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民主社会主义之基本观点
（《儒家民主社会主义论纲》卷二）
陈杰思
全面发展：
文革时代，强调政治挂帅，全国人民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改革开放之后，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在实际工作中又出现经济挂帅的倾向，产生了以经济指标衡量一切的错误，产生了一切向钱看的思潮，忽视了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同步建设。在改革开放的第二阶段，应当强调社会的全面发展，经济建设放在中心位置，但同时还需要政治建设、文化建设、道德建设、生态建设、民生建设、宗教建设、教育建设、民族建设，推动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共同发展。在发展经济、军事等硬力量的同时，还要发展文化、道德、制度、政策等软力量。
社会和谐：
胡锦涛主席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胡锦涛主席所讲的和谐社会，正是体现仁、义、礼、智、信、忠、孝、廉、毅、和的社会，是充满儒家文化光辉的社会。社会和谐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身心和谐：“利以养身，义以养心”，人的心灵如果得不到儒家义理的滋养，在人的本能需要与不良的社会环境相互作用，就会出现身心失调、情感扭曲、精神空虚、人格分离、焦虑痛苦等问题，出现酗酒、吸毒、赌博、犯罪、自杀、精神疾病等社会问题，政治理论可以解决社会问题，但解决不了个人身心问题，电子游戏和庸俗文艺只会使人的精神危机加重，需要通过儒家文化，用丰富的精神营养来滋养心灵。二是家庭和谐：传统家庭伦理的瓦解，使离婚率高、单亲家庭、未婚同居、性别比例失调、包养二奶、老人失养、子女失教等现象日愈严重，需要恢复以孝道为核心的儒家伦理，来对治此种现象。三是人际和谐：当人与人的关系变为金钱利益关系之后，惟利是图、相互算计、坑蒙拐骗、冷漠猜忌、杀人越货等现象就会大量产生。健全的法治环境可以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但人与人之间的精神关系，只能由道德来调理。四是社会安宁：通过法治与德治共同造就社会安宁。五是人与自然和谐：西方现代工业文明因其内在的无法克服的矛盾，必然导致环境污染、资源匮乏、水土流失、气候变异等问题，儒家及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是重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法宝。
自主开放：
中国作为一个具有特殊文明传统的大国，在对外开放之时，一定保持高度的自主性：依据自己的国情走自己发展道路，而不是盲目照搬外国的发展模式；以中华文化为主体，吸取西方文化的有益成份，而不能把自己作为空洞的容器，毫无选择地吸取国外的一切；将儒释道三教作为中国人民的宗教信仰主体，抵御外教渗透；建设完整的民族工业体系，而不是将中国被动地完全变成国际市场的一部分；建立独立的农业生产体系和独立的国内粮食市场，以确保粮食安全。
公正改革：
儒家是改良主义者，支持改革，反对保守倒退，反对社会动乱。一个正常发展的社会，往往是通过改革来改变不合理的现象，化解社会矛盾，协调各方利益。保守倒退和消极无为，将会使各种问题累积起来，各种矛盾潜伏起来并不断激化，最终会引发大规模的社会动乱。在社会动乱中，暴力成为解决问题的主要方式，暴力解决问题常常是牺牲一部分人去满足另一部分人，让整个民族付出沉重的代价，但并不能产生公正的结果。但我们同时认识到，在民主政治不能充分发展的背景下，改革的主导权操持在强势群体的手里，设计的改革方案对强势群体有利，而对弱势群体不利。只有发展民主政治，弱势群体才能借助投票权的数量优势，将自己的正当要求反映在改革方案之中，如此才能达成公正改革之目标。
奉行中道：
儒家奉行中道，反对“左”，也反对右。从反“左”的角度看，我们要看清“左”倾思想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危害，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不赞同将马克思主义主义教条化，不赞同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对立起来，不赞同照搬前苏联的政治模式和经济模式，不赞同走专制社会主义道路；从反右的角度看，儒家反对全盘西化，反对极端民主化，反对极端自由主义、反对极端民族主义、反对权贵资本主义，反对照搬西方民主社会主义。任何事物的变化，会呈现三种状态：一是“不及”，一是“适中”，一是“太过”。孔子批评说“过犹不及”，反对将事物置于“不及”与“太过”两种状态，主张将事物置于“适中”状态。例如：在民族关系方面，民族意识淡薄为“不及”，维护民族尊严和民族利益，有民族认同感，这就是“适中”，将本民族的利益置于其它民族之上，或者用极端的行为对待其它民族，是为“太过”。在社会财富分配方面，绝对平均为“不及”，贫富悬殊、两极分化为“太过”，人民收入因能力和贡献而有一定的差距，但差距保持在一个合理的限度，则为“适中”。在性格方面，自卑为“不及”，傲慢为“太过”，自信则为“适中”。如此等等。在个体与群体之间，取其中道，既尊重个体，也需维护群体利益；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取其中道，既注重公平，也顾及效率。
一统多元：
“一统”是坚持国家的统一，维护中华民族的团结，“多元”是在“一统”前提下鼓励各地区的多样化发展，鼓励各民族文化的共同繁荣。儒家的“大一统”观念深入人心，虽然中华民族历史上有过分裂与外族入侵，但最终在“大一统”影响下一次又一次走向统一。另一方面，一统是指核心价值的统一，即坚持仁、义、礼、智、信、忠、孝、廉、毅、和十大义理作为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在此前提下发展多元文化，保障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反对思想专制。“一统”可以确立国家认同，确立核心价值，确立政治共识，避免思想的混乱与道德标准的缺失，避免出现墨子所讲的“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现象，创造同心同德的局面。
重建传统：
满清的剃头易服与文化专制主义、新文化运动的片面反传统、全盘西化浪潮、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文化大革命等势力共同摧毁了中华文化优良传统。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经历长期的破坏而成为废墟，圣贤英烈成为嘲弄的对象，国学经典退出了教育界，传统美德全面瓦解，人文精神沦丧，来自西方的垃圾文化与中国原有的文化糟粕合成一股巨大的浊流，在这片精神废墟上流溢，人们已习惯在这片废墟上游荡。优良传统已在事实上不存在了，只留下了优良传统的文字图片，因此，我们无法承接传统，而是要根据圣贤经典来重建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重建传统。中国社会应当是一个具有优良传统的社会，而不是一个只会求新求变而没有永恒法则、完全按照利益原则行事的无传统的社会。
义利相济：
在市场经济中，人成为一个纯粹的经济动物，发挥挣钱工具和消费者两大功能。市场经济要么将人的感情、心灵、信仰等精神需要驱逐出去，要么将这些需要简单化、低级化，同时制造满足这些需要的文化产品进入市场。在现代社会中，“利益诉求”主要表现为物质利益的需要，追求利益成为个人活动的主要动机，满足物质利益的需要和协调物质利益的关系，成为官员的主要责任。在这样的环境中，民众及官员逐步淡化甚至放弃伦理目标，即追逐“利”的目标，放弃“义”的目标。“义”不仅仅作为调整利益关系的手段，更主要的是“义”本身就个人、社会、国家追求的目标。孟子主张：“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个人不仅仅是经济的个体，而且是人文的、道德的、精神的个体；社会也不仅仅是经济的社会，而且应当是道德的、充满人文光辉的、有信仰的社会。
社会教化：
单纯的法治社会是一个缺乏温情、道德理想、神圣价值的冰冷的世界，走向平庸化和世俗化。法可以调整利益关系，但不能推行道德理想；法可以惩恶，但不能扬善；法可以禁止不良行为，但不能改变人心。董仲舒说：“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教化行而习俗美也”（《汉书·董仲舒传》）。因此，在建设法治社会的同时，必须推行道德教化。教化与教育不同，教育主要是学习知识，培养技能，传播道德知识，教化则主要指通过政府力量的推动之下，在儒者的积极努力之下，全面复兴儒家文化，大力兴办民间书院，建设社会礼俗，将儒家经典纳入教育体系之中，设置中华义理课程，用圣贤的教导培养人民的道德品质，养成人民的良好的风俗习惯。如果将道德教育仅仅理解为道德知识的学习，那么这样的道德教育只是道德教化的一个组成部分。道德教化关键就在一个“化”字，即首先建立一个充满道德精神的社会，一个拥有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社会，然后将个人放于其中，个人在其中接受熏陶、潜移默化，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道德精神流注于个人的心灵世界中，个人成为有道德的人。道德教化不是官员用道德词语去教训别人，而是官员以身作则，感化民众。道德只有传统道德，并且传统道德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而作相应的调整。绝对不可能在全面毁灭传统道德的基础上重建所谓新道德。新文化运动倡导否定旧道德，建立新道德，按此思想实践近一个世纪，结果是旧道德被毁灭，新道德却没有建立。在文化大革命中，试图用政治斗争的理论培养人的道德观，结果造就了一大批天不怕地不怕的造反英雄，造就了丧失自主性的奴性道德，造成了传统道德的断裂，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的灾难。培养中国人的道德观，只能有一条道路，就是弘扬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孟子曰：“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 尽心上》）
内圣外王：
此语可演绎出多种含义：一、对个人而言，内圣是指个人的心性修养追求达到“圣”的境界；外王则是指个人的外部行为产生济世救民的功绩。从这个意义上讲，儒学是生命实践之学，而不是单纯的客观知识，也不是纯粹的思辩哲学。二、从儒学的分流上讲，内圣之学是指心性儒学，而外王之学则是社会儒学。社会儒学与心性儒学是并列的，也是相互贯通，均表现儒家之道，同时也相互作用的。从宋明以来，心性儒学成为儒学的主流，而社会儒学则被忽视。按儒家理念设计和建设的政治体制、民间礼仪、民间习俗、文化环境、物质设施、文学艺术、社会舆论、社会风气等，都是社会儒学的使命。民众生活在儒家社会中，才能真正接受教化，而儒者个人的心性修养也有了表现之所，也有了客观保障。如果将心性儒学设为本，而社会儒学设为末，将社会环境的建设当作是主观心性提升的自然结果，如此则导致社会儒学的极度萎缩，忽视制度建设，忽视社会改造，导致心性儒学悬空。许多古代儒者个人修行较高，但是，忽视用儒家之道改造社会，进行制度建设，最终，修养极高的个人最后被社会的浊流所吞噬。
权威政府：
中国地域广大、人口众多、多民族、多宗教、发展不平衡、人均资源量低，为保持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团结，就必须建立强大的具有高度权威的中央政府。中央政府作为全国唯一的最高权力的中心，对全国所有地方都应当保持强大的统治力，有效制止分裂国家的行为；同时保持政府机构的高效运作，政令通畅，令行禁止。在权威政府中，应当有良好的民主运行机制，确保人民的意见通过正常的途径反映到中央政府，确保正确的意见得到采纳，确保错误的政策得到及时纠正和调整。权威政府发挥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功能，借助政府的力量，聚集民力，制定规划，制定产业政策，扶持重点产业，引进资金、技术，调配经济资源，培育市场，完善市场，推动经济发展，提高国际竞争力。中国面临着更加复杂，竞争性更强的国际环境，各种国际敌对势力侵入中国，对中国进行渗透、分化、破坏，需要强大的权威政府来能有效应对。
礼乐文明：
中国社会不仅仅是法治社会，而且是德治社会，德治社会最显着的标志，就是礼乐文明。“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荀子·乐论》）礼是人的健康的情感与良好的道德的外在表现形式，是善的制度，包括道德行为规范与文明行为规范，礼包括礼仪、仪容、礼节、程序化的民俗活动等。礼不能仅仅理解为“礼貌”，理解为一种外在的表现。礼必须体现“仁”、“敬”、“和”等内在精神。礼具有倡导功能，可以“化性起伪”，导民向善，压制邪恶。法着眼于利益，是中性的制度，具有保护功能与禁止功能，可以惩治犯罪，制止违法现象，但不能克制邪恶。在我们批判体现尊卑、等级、特权的封建礼教的同时，应大力弘扬中华人文礼教。儒家主张把“礼”与“乐”结合起来，“德音之谓乐”，具有道德教化功能的音，才是真正的“乐”。这样的“乐”可以陶冶性情，导人向善。
天人合一：
天在中国古代具有义理之天、自然之天、命运之天、神灵之天等多重含义。天人合一具有丰富的内涵：人的生命与万物的生命相互依存，人的生命与自然万物的生命共同构成宇宙生命，“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人同自然万物建立和谐、共生的关系；人的精神与自然万物的精神相交流，“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人应当对大自然充满了敬畏之情和珍爱之心；依据天道建立人道，人的道德观念来自于自然万物的生命精神，“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负有“赞天地之化育”的伟大使命，辅助大自然朝着生生不已的方向发展；人应当顺应自然，遵循自然规律，戒除违反自然本性和破坏自然状态的行为；人类要投入到自然循环系统之中，回到自然的生存状态中，利用自然万物的自然形态生存下去。
厚生利用：
扶持生命是善，伤害生命是恶。德政就是运用有限的资源和社会财富，能提供给民众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使饥者有食、寒者有衣、患者有医、老者有养、幼者有教。在中国古代，来自于政府的福利极少，这是因为，来自于政府的福利是当政者的恩赐，仅仅是出于当政者的良知，出于稳定政权的需要。民主政治的发展是建设社会福利的必要前提。只有在民主政体中，弱势群体作为社会福利的最大受益者，拥有每人一票的投票权，才成为推动社会福利制度建设的主要力量。在中国古代，家族成员之间的共济互助，可以说就是那个时代的最大的福利。现在，家族瓦解了，家族的福利无法享有了，只能依靠国家、依靠社会。中国的民间慈善事业不发达，主要原因是，缺乏宗教信仰，缺乏道德，从而缺乏慈善之心及行善的动机，当然，也有一些体制上的原因。
动态人权：
人权的内容极其丰富，可以有以下众多分类。生命权（禁止剥夺人的生命，禁止肆意对人施加恐吓、酷刑、虐待和折磨）、自由权（人身自由、通信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宗教自由等都是个人的基本权利）、政治权（公民参与政治的权利）、诉讼权（公民依法起诉和应诉的权利，防止滥用司法，秘密审讯和过度惩罚）、平等权（有关公民的平等, 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福利权(有关提供教育和免于遭受严重的贫穷和饥饿)、财产权（是对自我劳动的所得进行排他性的占有，是个人生存的基本保障）、道德权（一个人应当享有他人的关心、爱护、尊重、礼貌对待的权利，禁止以羞辱、威胁、骚扰、中伤对待）、获助权（人在出现于天灾、人祸之后获得政府、社会帮助的权利）、公正权（每一个人都受到公平合理的对待的权利）、发展权（每一个人获得平等发展的机会的权利）民族自决权（民族国家摆脱压迫的权利，民族国家自主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和生活模式的权利）、安全权（生活环境的安全与工作环境的安全）、生态权（人享有适宜的气温、充足的阳光、清洁的水和空气并生存于优良的自然环境之中的权利）。人权可以列出许多种类，但是人权的尺度是可变的、动态的。一方面，各种人权之间既有相互促进的关系，也有相互制约，相互消长的关系，例如财产权过度膨胀，会危及到生存权；自由权过度膨胀，会危及到道德权；福利权过度膨胀，会危及到发展权。因此，要在各种人权之间建立动态平衡的关系，不能让某一种人权的过度膨胀损害另一种人权。另一方面，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不同的民族、国家中，各种人权的尺度会产生伸展和收缩的变化，各种人权的重要性也会发生变化。经济落后的国家，生存权与发展权就放在第一位，其它权利就不得不相应地收缩；在一个战乱的国家，生命权和安全权就得放在首要位置，其它权利就得相应进行调整；古代的一个奴隶享有的生态权，可能比现代社会的一个总统更充分。人权的动态变化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我们尽可能地促进各种人权的发展，我们绝对不能以时空的特殊性为理由，人为地压制某种人权；我们也不能为了某种人权，人为地取消或限制另一种人权。
本文定稿于2009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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