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姜义华 转载于：智识学术网
一九七二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会见毛泽东主席时说:“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毛泽东当即回答说:“我没有能够改变世界，只是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
这是一段富有哲理意义的对话。在尼克松这样一个外国人的眼中，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可是，正经受着由自己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痛苦折磨而又不肯下“罪己诏”的毛泽东，这时却深深地感受了中国的变化原来远不是先前想象的那么巨大。
在中国，确实是十七世纪、十八世纪、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并存，而且还有不少更为古老的东西。在考察近代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发展过程时，人们都非常注意中国如何一步步从古代走向近代、现代，而往往忽略了历史运动中不断出现的各种盘涡、回流。当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世纪的历史在中国演进时，古代并没有按比例地逐步缩小它的地盘及影响。它一面被破坏，一面又在重建，在许多场合反而因新时代因素的出现而产生更为强固的粘合力。近代中国经济结构、政治体制的变化是这样，近代中国传统文化的双向运动，更鲜明地表现了这一特征。
正面与负面一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观念冲击传统自然经济观念的双重结果
近代化——现代化进程，首先具有经济的性质。表现于经济生活上，就其归趋而言，是要逐步变农业国为工业国，变自然经济体系为商品——市场经济体系，变乡村文明为城市文明，变狭隘的地域性经济为世界联系性经济。可是，中国这一历史性的大转变，却并不是中国农业社会、自然经济体系发展演变的自然结果。商品——市场经济体系最初是资本——帝国主义列强藉助炮舰与种种不平等条约骤然强加给中国的。列强将鸦片和其他商品向中国倾销，随后又向中国输出资本，从中国输入原料、产品及劳动力，始终具有很强的掠夺性质。广大农民小生产者，是这种不平等的殖民地半殖民地性质的商品——市场经济体系的直接受害者。以美国为例，从1894年到1937年，它在中国企业资本共10.5亿美元，汇回的企业利润是20.08亿美元;借给中国政府的贷款是7亿美元，汇回的借款利息是14.3亿美元。企业利润和借款利息的负担，都主要落在广大农民身上。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在旧的压迫与剥削之外，又加上了新的压迫和剥削。这一特殊的历史条件，使得中国的近代化——现代化进程，从一开始就处在自然经济体系与商品——市场经济体系、农业与工业、乡村与城市、本土封闭性与世界性联系异乎寻常尖锐的对峙中。
在西方，先有资本的原始积累，然后才有产业革命，资本的原始积累和产业革命，又都和血腥的海外扩张、殖民掠夺紧紧结合在一起，这大大减轻了自然经济体系的瓦解给农民带来的压力，使他们中间很大一部分人在商品——市场经济的发展中成为得益者。这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在西欧确立、产业革命得以在西欧实现的一个重要的条件。中国不然。产业革命和资本的原始积累几乎开始于同一时间。中国传统社会的内在结构使中国不具备殖民活动的内在动力，而沉重的半殖民地枷锁套在身上，中国也没有进行海外殖民的任何可能。中国资本原始积累的全部负担都落在仍处于自然经济体系之中的广大农民小生产者身上。中国产业革命的开始，完全不是发端于本国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广泛发展，中国第一批使用机器的工厂，是封建统治者在严重的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面前直接从西方移植过来的。中国最初产生的本国资本，是具有浓厚封建性的官僚资本。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用于兴办军事工业的国库经费即达四千五百万两，民用企业约一千七百万两。这些资本中的绝大部分，都属于封建统治者藉助于政治权力对广大农民实行经济的及超经济的掠夺所得。这些财富转化为资本，所经营的完全是以扩大统治者自身的军事力量与资产为目标的机器工厂。民族资本长期处于附属的地位，一八九四年，共约五百多万两，而这一部分资本主要来源于买办、官僚、士绅，实际上也主要来源于对农民的剥夺。这样的产业革命当然非常脆弱，它没有也不会给广大农民提供新的生产工具、新的生产力，而只是给农民增加了前所未有的新的负荷与灾难。正因为如此，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和产业革命与广大农民小生产者的切身利益不能不产生激烈的对抗与冲突。中国的资本原始积累和产业革命其实都很不发展，都处在很低下的水平，可是，在广大农民小生产者那里，它们却造成了异常强烈的逆反效果。广大农民对于资本主义的发生与发展，由此进而对于商品——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扩大，对于现代城市的兴起，对于世界性联系的发展，都抱着极端怀疑与极端不信任的态度;反转来，这又使他们对传统的自然经济体系、传统的农业社会及乡村文明、传统的封闭型生活方式分外留恋，增加了传统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结构自身的凝聚力。
由此，人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近代中国重商主义、实业救国这类呼声非常微弱，从传统的重本抑末思想演绎而来的农本主义、鄙视商品经济、重义轻利等思潮却影响甚广。人们同时也就不难理解，中国近代化——现代化的进程为什么从一开始就和防止资本主义的发展、防止商品市场经济对农村自然经济体制的冲击这种种努力紧密联系在一起，对商品——货币经济及资本主义乃至帝国主义的谴责，为什么又常常和对自然经济体制及农民小生产者平均主义倾向的理想化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些特征，可以说，正是殖民主义者的巧取豪夺、官僚资本的超经济盘剥以及资本原始积累全部负荷的重压这三重因素所造成的中国社会自身矛盾惶遽状态的直观反映。到了现代，以日本侵华为代表的外国资本赤裸裸的殖民掠夺，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官僚资本明目张胆的血腥搜刮，生活在夹缝之中的民族资本想尽一切办法将负担转加到一般民众身上，使得中国近代就已形成的这一种矛盾的运动非但没有缓解，反而变本加厉。
近代以来，许多思想家、政治家，都曾试图在自然经济与商品货币经济两种呈对抗状态的观念体系之间，寻找到使两者联系起来的结合点，但往往不免顾此失彼，左右支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在思考中国近代化与现现代化问题时，总脱离不了欧洲近代化与现代化的现成模式的羁束。他们不了解，问题的症结恰恰在于欧洲资本主义式的商品市场经济近代化与现代化模式只是欧洲社会的产物。马克思曾经科学地分析了欧洲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但马克思本人坚决反对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马克思指出，谁这样做，谁就“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卷，第129-130页)中国的传统社会由于它的结构与内在机制同欧洲的历史条件有着很大差异，决定了它没有也不可能走上同西方一样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近代殖民掠夺、官僚资本及原始积累的特殊重负，实际上给自己造成了最强大的反对者与不可逾越的屏障，从而愈加堵塞了资本主义式的近代化与现代化道路。
中国革命与中国社会经济建设的实践己经表明，要实现中国的近代化与现代化，必须建立一种新型的商品市场经济体系，它不是工业压迫农业，城市控制乡村，外部世界压迫中国，而是工业帮助农业，城市帮助农村，中国自主性地发展同外部世界的普遍联系，从而使占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小生产者在这场社会大变革中象其他新兴社会力量一样，成为真正的得益者。也只有这样，才能理顺我国从古代走向现代的过程中各方面的关系，使传统社会、传统经济、传统政治及传统文化变化中不再产生几乎势均力敌的双向运动。应当指出，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我国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已经建立了巩固的联盟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工人阶级掌握了国家主要经济命脉，就完全有了可能自觉地通过工农联盟关系发展我国的现代工业与现代农业，通过新型的商品市场经济体制改变我国传统的自然经济结构，实现我国的现代化。在这一方面，我们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传统的并在近代强化了的反对商品市场经济及将自然经济理想化的倾向，在现代中国仍然保持着很大影响。在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及推翻国民党反动政府统治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主要通过实行减租减息及土地改革，满足了农民对于保护小生产秩序及占有基本生产资料土地的要求，获得了农民的拥护，从而使一场现代农民战争得以胜利。这一历史过程，使得传统的自然经济观念、小生产观念增添了在二十世纪中国顽强地抗击商品市场经济观念及社会化大生产观念的活力。影响所及，人们面对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农村商品市场经济的发展，便常常战战兢兢，摇摆不定，甚至一再将这种发展直接等同于资本主义，害怕它们必定会导致资本原始积累的灾难而对它们大加挞伐;还使人们经常幻想在自然经济与小生产的基础上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与分配制度，结果，平均主义思想泛滥，反而导致对农民的普遍剥夺。所有这些，都使我国现代化进程遇到了本可避免的损失与曲折，也使得我国价值取向、思维方法及行为样式的变革，常常把握不住准前进方向。这方面的教训，是不应轻视的。
危机与生机一一传统整合意识的近代命运
中国文化的研究者常以“整合意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主要特征。他们认为，中国的“天人合一”讲的是人与自然的整合，大一统讲的是人与人的整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之道，讲的是人的内在修养与社会活动的整合，这种整合意识使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内聚力量特别强大的稳定结构或超稳定结构。
其实，中国传统的整合意识，本质上乃是极
端分散的个别主义与高度集中的权威主义的结合。它根植于中国以小农经济为代表的自然经济结构的单一性，根植于这种经济结构的运动所固有的喜一(单一化)不喜多(多样化、多元化)、喜静不喜动、喜定不喜变、喜稳不喜乱等秉性。因为自给自足的农民小生产者长期生息在一片极为窄小的土地上，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彼此之间没有频繁的经济联系，除了在严重的天灾人祸威胁面前不约而同奋起为保障自己原有小天地进行斗争外，平时确实如一片散沙。农民小生产者将自己所不识不知的一切都归之于高高在上的权威，从天上的神佛到人间的君王、官吏，希望由他们来代表自己、保护自己。象散沙一样的无数单个小农和他们所敬畏的权威，通过三道主要的纽带连接了起来：一是由自上而下运用行政权力对社会进行支配的官僚制度构成的政治纽带;二是由以父家长为中心的家族宗法制度构成的社会纽带；三是由以神圣化的经典对广大“愚民”绝对统制为终极目标的文化专制制度构成的思想纽带。所谓“天人合一”，所谓“大一统”，所谓“内圣外王之道”等等，都只不过是严峻的社会现实的一种美学再现。
西欧式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需要鸟一样自由的无产者，资产者本人当然需要同样的自由，这就必须冲破中世纪的整合体制、整合意识。在现代机器大生产中，在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商品市场经济体制中，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建立了一种新型的整体关系，这种整体关系不再是往昔那种若干孤立的个体消极地因处于同一地位而形成的关系，而是各个个体在商品交换与社会化大生产中互相联结，他们只有在这种联系之中，只有在其他个体之中，才能实现自己，使自己成为现实的存在。在近代中国，随着近代化与现代化进程渐次展开，传统的整合意识便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这场挑战是以造就近代化的个人与近代化的社会整体为中心，从争取个性解放、个性自由出发，以三道新的联系纽带取代三道旧的社会纽带，这就是政治上形成近代民主意识与民主制度而要求推翻君主专制下的皇权意识与官僚制度，社会关系上形成近代平等意识与政治上法律上平等地位而要求冲破封建伦理观念与宗法制度，思想文化上形成自由意识与确保思想、言论、创作、学术自由的种种制度而要求打破思想文化专制制度。从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到孙中山、章太炎，从陈独秀、鲁迅、胡适到中国共产党人，许多自觉追求中国近代化与现代化的志士仁人，在这场挑战中都不避锋矢，勇猛地呐喊冲锋。
传统的整合意识所面临的是一场真正的危机。但是，这场危机对于传统的整合意识并未构成致命的威胁。因为近代化与现代化所孕育的新意识基本上还只限于少数接受了较多近代教育与近代思潮影响的知识分子，占人口绝对多数的农民和其他下层民众，差不多都仍然处在传统的整合意识的宰制之下，传统的整合意识据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仍然相当强固。不仅如此，中国近代化与现代化的特殊环境与曲折道路，还出乎意料地反过来给传统的整合意识带来了新的生机，使它在危机与挑战面前很快就又重新站住了足跟。
给传统的整合意识带来新的生机的第一个因素，是由近代深重的民族苦难激起的我国民族意识国家意识的空前高涨。许多先进的中国人，为了使中华民族发展成为近代型民族，在建立近代民族语言、民族经济(统一的国内市场)、民族文化方面，作了具有开拓意义的探索;为了使中国建成一个近代国家，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流血与不流血的斗争。但是，并不是所有民族意识与国家意识都是近代型的。传统的华夷之辨、国粹主义，大一统观念及中国中心主义，这种种和唯我独尊的狭隘民族主义及笼统的排外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民族意识及国家意识，便是传统的整合意识在民族和国家关系问题上的典型表现，它们在近代中国反对列强的斗争中却多次起了吸引和动员下层乃至中层、上层民众的作用。反对列强侵略、抵抗列强瓜分中国的野蛮行径的斗争所具有的正义性，冲淡了传统民主意识与传统国家意识的落后性。中国近代化与现代化进程和一个浪潮紧接着一个浪潮的反帝斗争是密切结合在一起的，近代型的和传统的两种不同的民族意识与国家意识既互相抵牾，在反帝斗争中却又经常站在同一营垒，这一状况不能不助长传统的整合意识对于个性解放及现代民主与自由意识的压抑力量。
给传统的整合意识带来新的生机的第二个因素，是近代中国农民运动、农民战争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为扩展。中国农民，在近代基本上都还继续保持着原来的以手工劳动为主的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直到一九四九年，他们中间的绝大多数，经济生活和古代相差不多。由于封建统治者变本加厉的压迫，资本帝国主义的殖民掠夺，本国官僚资本与民族资本转加于农民身上的负担，使这些农民在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斗争中成了主力军。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这样震撼中国大地与世界的斗争，实际上就是农民的斗争;十九世纪晚期和二十世纪初期各地方此伏彼起的反洋教斗争、会党起义、饥民暴动，实际上也是农民的斗争。在这些农民运动中，带有浓厚的家长制、家族宗法制乃至村社、堡坞制的旧式结社形式。这些组织形式，在将分散的农民动员和集结起来这一点上继续显示了它们的活力;而传统的权威主义、行政权力对于社会的支配力，在这些大大小小、集中或分散的农民斗争中，也一如既往地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实质上也是一场农民战争。由于有了新的社会阶级力量的领导，现代人民军队、人民政权的建设都采取了新的形式。然而，即便是这样一场现代的农民战争，根深蒂固的权威主义、权力支配、宗法观念等等，没有也不可能就此完全失去影响。这些在经济生活上还停留在古代的农民，怀着“打土豪，分田地”的强烈要求投身革命战争，并习惯地将领导着他们实现这一目标的无产阶级领袖看作“大救星”。广大贫苦农民，特别是广大从土地上游离出来而又无法进入现代工厂的游民，由于生产方式、生活环境及所受教育的限制，在触及近代自由时，常常很快便使之变成小生产者散漫无纪的无政府状态，在触及近代民主时，常常很快便使之变成极端民主化。要使经常处于一片散沙状态的农民成为一支具有强大战斗力的有组织有纪律的部队，领袖的权威，政治上和精神上的权力支配，实际上都是不可或缺的。这些历史的机缘，必然反转来有助于增强传统的整合意识对近代平等意识与自由、民主意识的抗冲能力。
给传统的整合意识带来新的生机的，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这就是中国近代新意识本身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严重弱点。中国近代自由、平等、民主等意识，主要渊源于欧、美、日本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由半亚细亚社会步入社会主义的苏联。中国近代型的知识分子几乎都是在如饥似渴地虔诚地向西方和苏联学习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他们中间的中坚力量，基本上都是先后从日本、美国、法国、苏联及其他西方国家归来的留学生。他们或者主要通过译成中文的为数不多的一些西方著作，或者通过在国外直接阅读的西学著述，接触到西方近代意识，并忙不迭地将这种意识原封不动地照搬到中国来。他们的自由、平等观，或者和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结合在一起，或者为各种小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的幻想所笼罩，或者打着沙皇专制主义及俄国半亚细亚的深深烙印。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使他们没有时间从容地对中国传统意识进行自我清理与自我扬弃，也没有力量进行这一工作。他们想走捷径，由于自我批判的主体精神不足，结果反而常常运用传统的经、传、注、疏式的教条主义方法对待西拳。西方化的形式，教条化的方法，免不了又要带来逆反效果，让传统意识得以用民族意识、国粹主义、中国特殊国情等盾牌来对抗近代意识的传播与发展。同时，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时代，正是世界资本主义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的时代，社会主义已经在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薄弱环节上突破而取得胜利，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矛盾已经暴露得相当清楚，西方已经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批判资本主义的思潮，除了各种派别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思潮外，还有大量反科学主义、非理性主义思潮。中国在向西方学习时，将所有这些不同的思潮都当作最新的意识形态发展成果一古脑儿地搬到了中国，那些对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连带而对近代化与现代化本来就极度反感的传统思想维护者，对于那些非理性主义、反科学主义及许多非科学的社会意识当然欢迎之不暇。于是中国传统的整合意识与传统的文化结构，从这种种思潮中又为自己的继续存在找到了外在的依据。
在历史的发展中，常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两极相逢，并不一定就你吃掉我，或者我吃掉你，而是在相当一段时间中，相反者相成，彼此为用。中国近代化与现代化进程同中国传统社会及其整合意识的关系，可以说便是很典型的这种关系。然而，这种情况的出现，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中国近代化与现代化的不发展。新的社会联系的纽带本身过于脆弱，不足以击破旧的社会纽带盘根错节的统治地位，旧的社会纽带也正是利用了新的社会纽带的幼稚与弱小，才能在新的历史运动中继续起作用。近代以来，包括“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以民主与科学为两面大旗的新思潮一次又一次地向传统的政治、社会、文化意识及其制度冲击，而传统的社会联系方式依旧甚至在一些方面还变本加厉，除了新的社会纽带自身不健全外，主要原因即在这里。如果离开了这一特定的环境，夸大传统整合意识在我国近代化与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甚至以为这种作用具有普遍性意义，是缺乏说服力的。
共和国建立以后，由于胜利，对于当年行之卓有成效的那些组织旧式农民、领导农民战争夺取政权的方法的弱点或局限性便缺乏警惕，反以为这些方法可以现成地用来指导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建设。在完成对官僚资本的没收、建立统一的国营经济，以及随之而来的在农村普遍实行合作化、公社化，在城市对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及手工业的改造中，自上而下的政治权力和强化了的政治上
、思想上的权威主义所发挥的显著作用，进一步助长了这种意识。事实证明，在中国这样一个小生产者充斥的国家，不籍助于行政权力对于社会的束配作用，不藉助于高度发展的权威主义，要把农民小生产者及受小生产影响甚深的甚他社会阶层发动起来，组织起来，是不现实的幻想。但是，在此同时，这个作用的另一侧面也不容忽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中，由于世界性联系与资本帝国主义侵略联系在一起，同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人的自由发展与平等权利同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博爱合在一起，在抵制资本主义的侵蚀时，政治权力和权威主义便常常连带被用来遏止经济上的、科学技水上的，文化上的世界性联系的发展;在遏止资本主义的发展时，政治权力和权威主义便常常连带被用来压制商品市场经挤的发展，在防止资本主义思想的自由泛滥时，政治权力和权威主义便常常连带被用来干预思想、言论、新闻、艺术及人自身的自由发展。事实表明，传统的整合意识及维系这一意识的三大纽带在近代化现代化进择中既面临危机，又不断获得生机。它是一支双刃剑，它被用于反对封建主义统治和殖民侵略时，是在为近代化与现代化扫清道路；被用于抵制商品市场经济、世界性的发展及人身的解放时，又在阻碍着近代化。对此如果没有足够的自觉，便会挥舞错这支双刃剑的方向。
多系发展与主体精神一一百年来文化论争的再思考
关于中国近代化与现代化同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思想界、文化界、学术界至少已经争论了一百年，并形成了清朝末年、“五四”新文化运动至三十年代初，以及近几年来争论三个高潮。国粹主义与全盘西化，中体西用与西体中用，中西分途与中西调和，这些在清末时就已出现的互相联系又互相对立的思潮与派别，尽管从形式到内容都发生了不少变化，至今却仍然各执一端，相持不下。
一个世纪来的文化论争，决非一群书生的空泛议论，因为所有各派文化论，都同经济的、政治的及社会的实践不同程度地直接联系着。然而，这场文化论争毕竟主要局限于知识界。对于广大民众特别是广大农民来说，他们的价值取向、思维方法及行为样式，所受到的触动其实极少，毛泽东对尼克松所说“没有能够改变世界”，就农村及农民而言，更为确切。
值得注意的是，近百年来知识界中坚持传统的礼教不变，原封不动地固守自然经济观念、宗法伦理观念及大一统观念的人，数量是在急邃地减少，他们的影响也明显地缩小了。从清王朝到袁世凯及北洋军阀，直到蒋介石政权，他们或明令尊孔读经，或企图重建纲常名教，但是他们的行动实践，却大体遵循着“中体西用”路线。“中体西用”论想在保持中国传统的价值取向、思维方法及行动样式基本不变的条件下，从西方移植一部分现代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政治制度。持此论者数量不小，政治思想上能量甚大。他们不了解，物质生产方式才是真正的本体，它一旦改变了，人们的价值取向、思维方法及行动样式就不可能继续保持不变。但是他们运用政治权力维护传统的价值取向等等，确实增加了建立现代化生产方式及相应的各项制度、文化形态的困难与曲折。
同样，这一百多年来直截了当地宣传“全盘西化”的人也是少数，而且比传统礼教的维护者还要少得多。注意到了西方物质文明的创造有其必要的精神支柱，有其必然的新的价值取向与思维方式，中国想继续保持传统的文化，撇开西方的精神文明而单取西方的物质成果，结局必然无成。这一认识有其合理的因素。但是，全盘西化论者常常忘记了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历史的创造，不可能凭空进行。创造历史的主体——人，本身就是先前历史创造出来的，在他们身上，不可能不保留有大量先前社会文化的基因。而这些创造者进行历史的创造时，他们所使用的生产力、资金、社会交往关系及各种精神材料，又无不是先前全部历史发展的积累与遗存。人们利用这些材料进行新的创造，但是，这些材料本身同时也规定了人们创造历史的方式与限度。全盘西化论者不了解西方现代文明毕竟只是西方社会历史发展的结果。中国的社会历史不同于西方，更不是一张白纸，想将西方文明无论是物质生产方式还是精神生产方式原封不动地搬到中国来，必然脱离中国的历史与实际必它们非但在中国生不了根，反而会严重妨碍乃至破坏中国同西方及整个世界正常联系的发展。
比之“全盘西化”影响大得多的，是各种与“中体西用”针锋相对的“西体中用”说。近代以来，思想家、改革家们最初是从形式上，然后又从内容上，逐步接触到了近代化与现代化如何体现中国的特殊环境、特殊条件这样一个根本性间题。康有为可以说是这样做的第一个人，他从初期译成中文的西书中接受了西方的价值取向、行为样式，为了使时代的其他人比较容易地接受这些东西，他寻来今文经学特别是“春秋公羊学”的微言大义作为这些新观念的表现形式，走了一条“托古改制”的道路。其后，章太炎从先秦诸子和佛学典籍中，给他的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思想涂上了浓厚的古典色彩。孙中山在早年并没有给中国传统文化多少注意，在晚年，则有意识地将儒家仁爱说教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一套“内圣外王”之道加以理想化，将他自己的政治学说宣布为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真传。他们都是真诚的改革者，在致力于改革时，也都已注意到了中国区别于欧洲的特殊性。但是，他们的改革目标，基本上没有跳出欧洲现代化模式的案臼。他们原先是想将这一模式适当加以变形，使它比较能体现一些中国的特点，并取得一种“国粹”的身份与形式。结果却不如他们所希望的那样成功。以西方现代化模式为体，就很难不使中国削足适履;为使这一模式“国粹”化而精心重建传统文化的框架与脉络，降低了对传统文化清理的科学水准，放松了对习惯势力的警惕，结果便不免一次又一次为传统的力量所压倒。
站在这两大流派中间的各种中西文化调和论，理论上是想对“西体中用”或“中体西用”进行折衷，实践中其实总是不依附于这一个方面，便投身于那一个营垒，没有形成值得重视的足够影响。
所有这些思潮与派别，就文化建设而言，都缺乏现实的活生生的民族主体精神，即以中华民族为主体进行文化再创造的精神。历次文化运动的不免失败以及未深入到广大民众之中，不能不说与此有密切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人从西方特别是从苏联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逐步懂得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从中国虽有了新的生产方式而旧式农民仍占人口绝大多数这一基本实际出发，成功地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开始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民族主体精神在这方面得到了发扬。然而，在文化间题上，很长一段时间中，我们将中国传统文化主要视为封建文化，将西方近代和现代文化主要视为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文化，采取了相当严峻的批判态度，尽管成绩很大，但以我为主体的新文化建设没有来得及大规模地普遍进行。在革命战争年代，这个问题整个说来不是很突出，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化建设在我国社会现代化建设中先导性意义越来越清楚地显示出来，而我们基本上仍然沿袭了过去的态度，矛盾就逐渐激化了。因为中国社会主义新文化和整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既不可能离开中国原有的文化基础凭空建设，也不可能脱离世界性联系而采取闭关政策，孤立地进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谈到生产力的创造与发展时便再三强调过，某一个地方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是否会失传，是否会遭到彻底的毁灭，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只有在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在谈到无产阶级与共产主义时，他们又一再强调：“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象它的事业—共产主义一般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而各个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就意味着他们的存在是与世界历史直接联系的。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51-52, 30页)这一切，决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以今日之中华民族为主体，充分自觉地了解、吸收、利用和改造中国传统的文化遗产与近代现代世界文化资源，适应中国社舍变革，逐步形成新的价值取向、思维方法、行动样式和新的文化结构。可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中，我们对这一工作很不自觉，做的很不得法，而忙于采取各种措施，防止封建主义特别是资本主义思想文化的自由泛滥。登峰造极的行动就是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要八亿人民都做“批判家”，同包括传统文化及西方文化在内的全部旧思想、旧文化彻底决裂。结果，造成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及整个现代化建设上一场浩劫，彻底决裂反而使人们倒退到学唱忠字歌、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的文化蒙昧主义，倒退到对领袖的画象、名字顶礼膜拜的原始的图腾崇拜。
返观我国文化论争的近百年史，一个非常值得人们深思的事实就是:一方面，由于传统的单一化的积习太深，几乎所有各派都不免受传统文化“定于一尊”倾向的影响，总想变近代化与现代化进程为确定自己一派思想文化独尊地位的过程，而另一方面，现代化进程本身却正利用着文化的多系发展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在曲折与反复之中开辟着符合中国及世界实际的自己的道路。事实表明，现代化是整个社会全方位的不断发展与变化过程，只有通过多侧面、多层次的认识活动，人们才能够超越单一化认识的局限性，掌握现代化进程的纷繁复杂的内在规律，也只有藉助于文化的多系发展，才能使现代化进程在它们的矛盾与冲突之中充满了不断创造、不断前进的活力。现代化的进程也给人的全面发展创造了实际的可能。而人的多样感情、多样愿望，他们不同的兴趣、爱好、需要、精神，只有依靠文化的多系发展，才能得到满足，现代化要使人的生活比先前任何时代都充实而丰富，这就为先前时代各种色彩斑烂文化的保存与复活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良好环境。同时，现代化进
程在解决了旧时代的许多矛盾以后，又孕育与造成了许多新的矛盾，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现代化所造成的高情报化、高组织化、高效率化往往会使人独立的主体精神受到伤害，妨碍人的全面发展与自由成长。这一矛盾也只有在文化的多系发展中才能寻觅到解决的办法。然而，所有这一切，又都离不开中华民族在新文化与新文明创造中的主体精神。“定于一尊”，在一定意义上正体现了这种主体精神离开了对多系发展的自觉驾驭，结果使自己变得苍白无力。真正的主体精神是在创造现在与未来的实践中，以无畏的气魄及博大的胸怀，使古今中外所有文化资源都为我所用，由我进行再创造。
近百年来多系文化在中国的形成及为“定于一尊”而产生的冲突，给中国近代化与现代化进程带来了众多的波澜与曲折。然而，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这并不是一件坏事。经由这样的阵痛，整个中华民族都在进一步警醒，民族主体精神正在进一步发扬，一个具有中华民族特色而充分吸收世界文化全部优秀成果的新型文化将会在中国大地上诞生。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一九八八年第三期(1987年1月15日于大阪千里山竹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