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逆境奋起垂世范
武汉科技大学哲学系2025级研究生
李晓燕
摘要：
文天祥所处的时代，恰逢昏君无能，奸臣当道，政治腐败，外族入侵，人心涣散的南宋末期，他个人仕途也十分不幸，他忍辱负重，尽忠报国，出谋划策，力挽狂澜，与奸臣斗争，践行了一个儒家士大夫的家国情怀，死而无憾，君子人格，彪炳千秋。
主题词：
文天祥，人生境遇，大丈夫，历久弥新
文天祥，作为朝廷命官，尽忠报国，恪尽职守，在逆境中孜孜以求，成就了辉煌的人生，让人刮目相看。“文天祥等士大夫为代表的一批志士仁人勇担民族大义，彪炳史册。尤其是当国家面临危难之时，宋代士大夫的天下情怀不仅表现在能够毅然与国家共存亡的气节方面，更表现在一些现实的效果之中。”
一、国家危难
（一）内忧
南宋，危机重重，贫富分化，奢侈与贫困并存。
一方面是民不聊生。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民力枯竭。文天祥指责过当时朝廷与官吏的病民：“今之生民困矣！自琼林、大盈积于私贮而民困……自所至贪官暴吏视吾民如家鸡圈豕，惟所咀啖而民困。”另一面是歌舞升平。官员，腰缠万贯，极度腐败。“琳宫梵宇，照耀湖山”，“霓裳羽衣，靡金饰翠”；“量珠辇玉，幸宠希恩”（文天祥：《御试策一道》）。
官民矛盾激化，形成尖锐的对照。宋理宗端平元年，刘克庄曾说：“至于吞噬千家之膏腴，连亘数路之阡陌，岁入号百万斛，则开辟以来未之有也。”（刘克庄：《后村大全集》卷五十一《端平元年札子》）谢方叔曾说：“豪强兼并之患，至今日而极”；“百姓膏腴皆归贵势之家”（《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
“贵势”即官家。南宋晚期，某些地方的农民，如秀州（今浙江嘉兴）的农民，竟全部丧失了土地，全部变成了佃户（方回：《续古今考》卷十七《附论班固计井田百亩岁入岁出》条，有秀州农民“皆佃户也”的话）。佃户处境极为悲惨，“主户生杀，视佃户不若草芥。”（《元典章》卷四十二）地主不出钱、不花一点力去经营土地，而是毫无例外地把土地出租给一点经营能力也没有的、日与死为伍的所谓“佃户”去耕种。南宋的地主盼望做官，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地主不需投入“资本”去经营土地，地就是全部长草，也亏不了本，而地租照收，坐享其成。地主无不放心大胆去占有土地，而占有土地的多少，往往与政治势力的大小成正比。做官占地，升官发财，就成了众务之的。南宋出现了“吞噬千家之膏腴”，年收租百万斛的情况，显示了国家治理已经陷入危机，社会发展处于停滞。
（二）外患
文天祥生不逢时，其出生和成长的时代，南宋王朝如坐针毡。文天祥出生的前一年，即端平二年(公元1235年)，在北方呼伦贝尔草原上崛起的蒙古向南宋大举进攻，引发了蒙宋全面战争。到文天祥出生的这一年，蒙军攻陷成都，逼降秦（甘肃天水）、巩（甘肃陇西）等二十余州；另一路攻破郢州（湖北钟祥），逼襄阳守军反叛献城。襄阳历来是宋蒙争夺的军事重镇，它的失守，标志着南宋京湖沿边防线被突破，蒙军直压长江北岸，构成对南宋的严重威胁。
外地入侵，岌岌可危。宝祐六年（1258年），蒙哥亲自率领数万大军南修，进入西蜀，派忽必烈攻鄂州，塔察儿攻荆山，并命远征到安南的兀良合台自交、广北进，会师于鄂。这又是一次欲亡南宋的大进攻。宋理宗得到边报，问丞相丁大全，丁大全却谎报说：“三边有备无患。”（《宋史》卷四七四《奸臣传四丁大全》）开庆元年（1259年），蒙哥死于合州钓鱼山下，而董宋臣却请理宗迁都四明，以避锋镭。蒙古侵宋，生灵涂炭，南宋王朝疲于应付，陷于混乱。
二、个人遭遇
文天祥多次被贬迁和罢黜，坎坷人生，历历在目。他的诗词《金陵驿》，再现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家破人亡的凄惨，老百姓流离失所，颠沛流离，万死南归，字里行间，澎湃着至死不渝的爱国激情和民生哀愁，读之令人泪下。原文如下：
草合离宫转夕晖,孤云飘泊复何依?
山河风景原无异，城郭人民半已非。
满地芦花和我老,旧家燕子傍谁飞！
从今却别江南路,化作啼鹃带血归。
（文天祥：《金陵驿》）
文天祥家破人亡（母亲被俘、妻妾囚禁、长子夭亡）。1278年前后，母亲曾氏与幼子文道生相继病逝。其妻欧阳氏及二女柳娘、环女被元军俘获，沦为宫奴。
屡遭罢官。他多次上书，表达对王朝的赤胆忠心，建言献策，弹劾宦官董宋臣、权相贾似道，多次被排挤、罢官，仕途起伏不定，郁郁不得志。
被俘入狱。1276年正月，临安危急，谢太后任命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赴元营议和，却被伯颜扣押。1278年12月，文天祥在广东海丰五坡岭用餐时突遭元军袭击，吞冰片自杀未遂，从朝廷重臣沦为阶下囚。晚年的文天祥在元大都监狱中度过了三年的监禁时光。
三、君子选择，为国尽忠
文天祥，在国破山河在的情况下，无论是为官还是为民，都尽到责任，不忘爱国、报国、卫国之志，为了国泰民安，矢志不渝，付诸行动。“在士人和民众中，文天祥始终是浩然正气的典型，反抗侵略奴役的一面旗帜。”
（一）保国，军备首当其冲
文天祥作为朝廷命官，文武双全，进入官场，一身正气，洁身自好，不同流合污，不趋炎附势，不当狗苟蝇营之辈。他秉着公而忘私、国而忘家的精神，踏上仕途，走自己应走的路，报效国家，保家卫国。他以此为当务之急，头等大事。
文天祥根据蒙军的特点，具体建议军事防御切实可行的对策。在江西，他主张仿方镇以建守，发挥当地的力量，发动起来包围家乡，“莫若立一镇于吉，而以建昌、南安、赣隶之；立一镇于袁，而以临江、抚、瑞隶之……仿此而行之，江东、广东无不可者。”果能把吉州、袁州等镇建立起来，则旬月之间，天下必“雷动云合，响应影从，驱寇出境外，虽以得志中原可也，尚何惴惴宗社之忧哉？”（文天祥：《乙未上皇帝书》）
军事上牵涉到了镇将的选择和镇兵的征集问题。文天祥在《己未上皇帝书》中，提出了解决办法。他指出，在使用人才上要严格把关，知人善任，真正发挥人才的价值，奸臣当道，国家遭殃。宋朝用人“专守资格”，以致“有才者常以无资格而不得迁，不肖者常以不碍资格而至于大用。”一旦天下有变，“不肖者言之，而有才者拱手熟视”，因此常遗国家之忧。”（文天祥：《己未上皇帝书》）贾似道以不肖出当制阊大任，便是一个活生生的证据。他告诫说： “今天下事势，溃决已甚，一有蹉跌，事关存亡。百夫不可轻择将，一垒不可轻畀守，况其重者乎？！”他要求“破资格以用人”，在建立方镇的同时，“收拾人才。”（文天祥：《己未上皇帝书》）
至于兵力配备，文天祥建议方镇的统帅从地方团练产生，组织征兵，进行训练，这一优势在于他们了解当地地形，人情稔熟，出入死生，相依为命，在战斗中能所向披靡。他意在改变军队贫弱的状况，增强御敌的实力：“陛下忱能委数州立一方镇，莫若俾为帅者，就团结之中，凡二十家取其一人，以备军籍。一郡得二十万家，则可以得二十万精卒。例而行之诸州，则一镇新兵当不下二三万。”州郡现存的租赋“可以备兵食”，现存的财利“可以备军需”。他认为“于二十家取其一，则众轻而易举，州县号召之无难，数月之内，其事必集。”他指出： “如此兵者，一镇得二三万人，当凛凛然不下一敌国。今请路列镇，则精兵虽十余万可有也。”（文天祥：《乙未上皇帝书》）
（二）尽职尽责，忠心耿耿
文天祥出任地方官，无论是知瑞州也好，任江西提刑也好，知宁国府也好，又无论时间多长多短，都能兢兢业业，取得成绩，的的确确，“公论在人心，不可磨灭处。”（文天祥：《与知吉州江提举万顷》）
他自始至终抱有爱国利民理想，希望发挥士大夫的情怀。“读书临民，正为今日行志”之心。而他的志向，也就是他在《赠莆阳卓大著顺宁精舍三十韵》中说过的：“天之生贤才，初意岂无为，民胞物同与，何莫非己累。”在他《御试策一道》中说过的“臣始以不息二字为陛下勉，终以公道、直道为陛下献。”正因为他有这种孟子的仁政“怵惕于孺子之入井”的感情与为公道、直道斗争不息的志气，所以取得显著政绩，就非偶然的了。
官场沉浮，文天祥不改其忠心耿耿，为国为民效力。他在讲读与当制任内，山居与起复，说度宗，斥师臣，尽心尽力。咸淳六年（1270年）正月，文天祥受任军器监，兼右司。四月，离开宁国府，赴临安供监职，免兼右司。但不久又用文天祥兼崇政殿说书、学士院权直、玉牒所检讨官，重要的是兼崇政殿说书、学士院权直。《宋史》卷四十六《度宗纪》，记咸淳六年夏四月戊寅，“以文天祥兼崇政殿说书”。这个官职使他获得了一个向度宗阐述他的哲学思想和政治见解的机会。他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为了社稷安危，直言不讳，建言献策，不遗余力。
在途沉浮中，他始终坚守着对国家的忠诚。当元军大举南侵时，毅然决然地起兵勤王，散尽家财招募士卒，以保卫国家和人民的安全。然而，由于内部失和等原因，在援救常州时退守余杭，后升任右丞相兼枢密使，奉命与元军议和。在元营中，面斥元主帅伯颜，展现出了坚定的民族气节和忠诚。因此被元军扣留，经历了艰难曲折的逃归之路。
他不断投身于抗元斗争之中。他重建抗元队伍，各地民众闻风影从，大军进攻江西，取得节节胜利。然而，在强弱悬殊的情势下，最终还是不幸在广东五坡岭被俘。在元军的押解下，北上到了北京，被囚禁了三年多。在这期间，他受尽肉体与精神的种种折磨，在威胁利诱的情怀下，但始终威武不屈、富贵不淫，以诗歌抒发豪情，留下了《正气歌》等千古绝唱。
（三）与奸臣不懈斗争
文天祥痛恨庸才和奸臣，经常上书皇帝，要求清除不利国利民的官员，与奸臣进行了不懈抗争，彰显了忠义仁勇的士大夫精神。他指出国家安危存亡的关键不在于境外敌人的进攻，而在于朝廷内部的奸邪小人。奸险的人执政，使陛下身边的人才被赶走，能够挽救国家危亡的建议被禁止，皇帝的短处无人指责。更严重的是奸邪小人搜刮民财，使陛下丧失了民心，国家出现危机，进而还阻挠陛下的斗志。他恳请皇帝能以国家大事为重，割去私爱，听从大臣们的意见，杀董宋臣以安定人心。他说董宋臣此人是国家的祸害，恶贯满盈，应该早早革除，这样的人，怎能委以重任呢？。
他期望宋理宗收回成命，谨慎用人，则国家幸甚。文天祥的《癸亥上皇帝书》，表现了文天祥对坏人峪事的绝不妥协的精神。他多次忠言逆耳，书奏上去。文天祥屡屡遭受权臣和昏君的排斥与打击，多次被贬官，虽然他没有被排出官场，但被排出了京城，远离权力中心，英雄无用武之地。
文天祥除去佞臣之愿痴心不改。他廷对上书，要求改革政治，试图有利于南宋的政局，让老百姓得以安宁。他既认定“圣贤非坐视民物之屯者而安于需，若此，则其道所存也”（文天祥：《跋番易徐应明梯云帙》），君子仁爱落实到位，需要利民亲民，知行合一，言行一致，就不能该讲不讲，该斗争不斗争。他给何尉写过一封信，坦言自己的忠心耿耿：“别后不图世变泛江，天下大事几去。某始而骇，中而疑，继而忧愤，又继而大声疾呼，以至于流涕出血。”（文天祥：《文集》卷三《贺何尉书》）
文天祥正直的君子人格，在其一生淋漓尽致。他在廷对和官场的斗争，忠于自己的思想主张,不顾个人安危，大胆揭露南宋统治集团的腐朽，朝政的腐败，斥责了奸邪小人董宋臣之流误国害民，提出了自己对挽救国家排解国难的建议，反映了文天祥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不畏权势刚直敢言的品格。他矢志不渝，脚踏实地，执着追求儒家士大夫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
总之，文天祥挥笔写下的《正气歌》，彰显仁人志士的美德，热情地歌颂历代的忠臣义士的崇高气节。在他的遗体衣带中发现赞曰：“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文天祥舍生取义，表达了他自己以死殉国的决心，给后人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碧血丹青，万古流芳。
评语：本文围绕文天祥逆境奋起的人生轨迹展开论述，从国家内忧外患、个人坎坷遭遇、君子忠勇抉择三个维度，深刻诠释其儒家士大夫家国情怀与忠义品格。文章史料扎实、立意鲜明，结合经典诗文与史实，生动展现文天祥舍生取义的精神风范，行文流畅、主旨突出，对弘扬传统正气与君子人格具有积极的教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