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东方儒学共同的价值观
一
儒学文明圈又称儒教文明圈、汉字文明圈、中华文明圈、中国文化圈、亚细亚文化圈、或形象地称为筷子文明圈（因该文化圈内各国人民大多有使用筷子吃饭的习惯）。中国、日本、朝鲜、韩国、越南、新加坡等国家都属于这一文明圈。儒学和中国传统文化是这一文明圈的文化基石。我们所说的东方儒学就是指这一文明圈的儒学。
我在1995年第3期《山东大学学报》上发表的《东方儒学论纲》一文，提出的东方儒学有三个层次。首先，是儒学文化圈国家的儒学，儒学文化圈内的国家，是受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影响很深的国家，主要是朝鲜（包括今日韩国）、日本和越南。其次，新加坡等以华裔为主要构成民族的国家，历史上本来就曾经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移居新加坡之后仍受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极大影响，十几年前又由政府推行儒家伦理运动，因此，也是东方儒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再次，在其他东方国家，如泰国、马来西亚，儒学的传播也有很长的历史，在华人社会中有很大的影响。而在阿拉伯国家，儒学的传播晚起，但儒学的研究同样也受到重视，所以也是东方儒学研究应该重视的内容。
既然在儒学文明圈里，儒学是分层次的，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表现形态，而且还有儒学儒教的不同叫法，那么，儒学文化圈会不会有一种共同的价值观呢？
应该承认，儒学文化圈内的东方儒学不仅是一种世界观、价值观、思维方式、道德伦理原则，也是一种文化结构模式。东方儒学虽然有差别，分层次，但是还是有共同的价值观。这个共同的价值观，具体表现在儒家的天人哲学、伦理哲学、管理哲学、政治哲学、教育哲学等层面。
二
东方儒学的天人哲学是大致一致的，就是提倡一种天人和谐的观点，认为天与人是同一世界的两个既互相对立又互相依存的部分。人作为这个世界的主体，对自然界这个客体不应该是疯狂地掠夺、无限制地利用和开采、不顾后果地侵吞，而是应该处处想到人和自然界是一体的，人如果得罪了自然界，自然界是会报复人类的。
《礼记·易本命》对帝王提出警告说：“故帝王好坏巢破卵，则凤凰不翔焉；好竭水搏鱼，则蛟龙不出焉；好刳胎杀夭，则麒麟不来焉；好填溪塞谷，则神龟不出焉。”“
故王者动必以道，静必以理；动不以道，静不以理，则自夭而不寿，妖孽数起，神灵不见，风雨不时，暴风水旱幷兴，人民夭死，五谷不滋，六畜不蕃息。”《礼记·祭义》记载，曾子曰∶“树木以时伐焉，禽兽以时杀焉。”夫子曰∶“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又《礼记·卫将军文子》也记载孔子说：“开蛰不杀当天道也，方长不折则恕也，恕当仁也。”《礼记·月
令》篇记载：“孟春之月：禁止伐木，毋履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麛，毋卵，毋聚大众，毋置城郭，掩胳埋胔。仲春之月：毋竭川泽，毋漉陂池，毋焚山林。季春之月：命野虞毋伐桑柘。”孟夏之月：继长增高，毋有坏堕，毋起土功，毋发大众，毋伐大树。是月也，驱兽毋害五谷，毋大田猎。季夏之月：树木方盛，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斩伐。”
因此，古人十分重视斧斤适时入山林。
孟子说：“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櫱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人见其濯濯也，以为未尝有材焉，此岂山之性也哉？櫱，五割反。牛山，齐之东南山也。邑外谓之郊，言牛山之木，前此固尝美矣，今为大国之郊，伐之者众，故失其美耳。息，生长也。日夜之所息，谓气化流行未尝间断，故日夜之闲，凡物皆有所生长也，萌，芽也。櫱，芽之旁出者也。濯濯，光洁之貌。材，材木也。言山木虽伐，犹有萌櫱，而牛羊又从而害之，是以至于光洁而无草木也。虽存乎人者，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孟子·告子上》）
《荀子·
王制》篇谈到：“圣王之制也，草木荣华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鼋鼍鱼鳖鳅鳝孕别之时，罔罟毒药不入泽，不夭其生，不绝其长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而百姓有余食也；污池渊沼川泽，谨其时禁，故鱼鳖优多，而百姓有余用也；斩伐养长不失其时，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余材也。”
这些论述正说明儒家的宇宙学即天人之学是一种整体性的大生命观，它与当代生态学相一致，同时又表现出热爱生命、泛爱万物的纯朴情感，在中国生态环境虽然局部有所改善、整体却在继续恶化的情况下，我们应当依照儒家天人一体的思想，吸取现代科学的最新成果，建立起生态哲学，从而向更高级的生态文明转型。
因此，这些论述在今天看来也不过时，是我们应该时刻牢记在心的。
西方世界以征服自然为出发点，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使西方人对自然界的欲望越来越大，对物质世界形成了一种疯狂掠夺的竞争，从而破坏了自然界的和谐秩序。最近一些年来，全球环境越来越恶化，天空的臭氧空洞越来越大，气候越来越不正常，这些现象都是对大自然不尊重的结果。近年来，在世界范围或局部地区猖獗的非典型肺炎（Sars）、猴天花、军团症等等疾病，其病因虽然还不能完全断定就是因为食用野生动物引起的，但是像人类不应该食用的果子狸、蛇，甚至穿山甲等野生动物却堂而皇之地摆到餐桌上，实在让人感到毛骨悚然。如果说自然界开始向人类报复，也不是说没有道理。
可惜的是东方思想家注重天人合一，时时警告人类不要破坏大自然，但是东方人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却同样犯过西方那样的错误，甚至比西方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当代中国，只顾经济发展和满足自己的物质欲望，而不顾生态平衡的做法司空见惯：食用野生动物的现象令人恐怖，带腿的除了桌子不吃什么都吃，带翅膀的除了飞机不吃什么都吃，会游泳的除了轮船不吃什么都吃；在我们身边随时可见的臭水河、污水河、黑水河，在警告我们的生存环境是多么的糟糕，这样下去我们会无水可喝；满天飞的白色塑料、黑色塑料、黄色塑料几乎能够挡住我们的视线，堵塞我们的呼吸；在植物领域，来自国外的一些破坏生态平衡的野生植物如水葫芦、紫茎泽兰、葛藤……肆无忌惮地侵犯了我国的领地，泛滥成灾，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失衡；近海频频出现的红潮，给我国的渔业造成的损害更是无法计算；许多动物濒临灭绝的境地，但滥杀的现象却没有断绝；森林被滥采乱伐，天然“氧巴”在减少；北方的不少小一点的河流已经从地面上消失，有些大的河流也在变成季节河，辽河、黄河的断流都不是少见的现象，长江水变得越来越浑浊。……这些恐怕与破坏了天人合一的秩序有一定的关系。我们还在重复着西方世界在工业化初期所犯过的错误，甚至比他们当时走得更远。西方的有识之士，比如欧文·拉兹洛就对我们提出了警告：
中国的社会与生态非可持续性，较之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更为危险。尽管一般人都认为中国刚刚迈进产业时代，中国已有长足进步，但这成就是否能维持，关键在于她必须正视的问题：社会生态根本上的非可持续性。[1](p51)
欧文·拉兹洛指出的严重事实是：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5倍，耕地却只有美国的1/10。中国是以全球7%的耕地和全球淡水贮存量的7%，养活全球22%的人口。淮河的191条支流里就有4/5是河水变成墨绿色；80%的河川与45%的地下水遭污染；76%的饮用水不符最低健康标准。而造成这种非可持续性乃是目前城乡的环境、每年流失70万公顷土地、每年增加1400万人口等现状造成的结果。[1](p52-53)
面对未来世界不顾后果的发展，大自然已经给人类发出了警告：如果继续掠夺式地开发自然，破坏自然，其结果最终会导致整个人类的灭亡。在这样严峻的形式面前，东方宏儒季羡林先生提出，人类脑筋里必须先有一根弦，先有一个必不可缺的指导思想，这个指导思想就是“天人合一”思想。没有这个指导思想，人类就会像是被剪掉了触角的蚂蚁，不知道往哪里走。从发展的最初一刻起，就应当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之下，念念不忘过去的惨痛教训，想方设法，挖空心思，尽上最大的努力，对破坏自然的现象加以抑制。在开发大自然的时候，应该把“天人合一”思想作为人类的紧箍咒，使人类在开发之时，不忘应该把和大自然的和谐放在首位。天人哲学是儒学综合思维的典型表现。综合思维要照顾到事物的整体，有整体概念，讲普遍联系，用一句通俗的话说，就是既见树木，又见森林。中医讲究头疼治脚，脚疼治头，把人体当作一个整体来看待。用东方儒学的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和行动，可以济西方“征服自然”之穷。[2](p92)
上文提到的古代中国人的生态意识非常值得我们深思。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可以作为当代生态意识加以提倡。儒家提倡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之间的关系是相同、相类和统一的关系。这种思想在儒家学者那里是一贯的，孔子已经提出“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论语·述而》)，强调“巍巍乎唯天为大” (《论语·泰伯》)。所以，人不应该“欺天”
(《论语·子罕》)，而是应该“畏天命” (《论语·季氏》)、“知天命” (《论语·为政》)，因为“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
(《论语·尧曰》)。如果说孔子所主张的，还不是明确的“天人合一”思想，那么，《易传》则说得明确了：“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
(《易·乾卦·文言》)，“天人合一”成为人生追求的理想境界。孟子提倡“仁者无不爱”，“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
(《孟子·尽心上》)。《中庸》的“天人合一”思想更为明确，“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人与天地万物融为一体，就必须实现整个宇宙的整体和谐，做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为此，荀子提倡对于草木鱼畜都要“不夭其生，不绝其长”，做到“万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长”，群生（包括人类在内）才能“皆得其命”
(《荀子·王制》)，才能正常生长和发展。董仲舒更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但他把天人合一向天人相类的方向发展，认为“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
(《春秋繁露·阴阳义》)，因此，人如果得罪了天，破坏了自然，天就要发出警告，甚至降下灾祸以报复。为了不受到自然的报复，程颢要求“仁者与天地万物一体”
(《遗书》卷二)，王守仁也主张让人与鸟兽、草木、瓦石“皆为一体”，做到“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一体之仁”
(《王阳明全集·大学问》)。
儒学重视与人与天的相通，达到天人协调、和谐与一致的境界。这样的思想，强调人只有尊重自然规律、顺从自然规律，人才能得到自然的赐予和恩惠，反之，只会身受其害，破坏了自然只会尝到自然报复的苦果。
正是儒家思想中蕴含着这种人与自然要和谐一致的思想，所以诺贝尔奖获得者才号召到孔子中去寻找人类彼此能和平共处、共同生存的智慧。人称现代大儒的日本人冈田武彦，也把儒学思想同克服现代人因科技进步而产生的忧虑结合起来。他认为科学文明的进步一日千里，但本来应该贡献于人类共存繁荣的科学文明反而产生了危害人类生存的弊害。在此前提之下，在拯救人类的对立斗争中，万物一体论基于人我共存的人道主义立场，对不同的思想、文化和宗教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是一种宽容的、具有普遍性的思想[3](p40-41)，因为儒家期望与物一体从而实现理想的人、理想的社会，与物一体就是使物各得其所，实现万物生存的理想的态度[4](p52)。这正说明儒家的宇宙学即天人之学是一种整体性的大生命观，它与当代生态学相一致，同时又表现出热爱生命、泛爱万物的纯朴情感，在中国生态环境虽然局部有所改善、整体却在继续恶化的情况下，我们应当依照儒家天人一体的思想，吸取现代科学的最新成果，建立起生态哲学，从而向更高级的生态文明转型。[5](p53)
儒家的伦理哲学强调做人的重要性,做人的根本问题是要处理好三种关系：天人关系、人际关系、人自身与思想的关系。天人关系前边已经述及，此不备论。人际关系之重要，陈寅恪先生说：中国最发达、最成熟的是家族伦理之道。周公之典章制度，实中国上古文明之精华。我平生最爱诵者，是《礼记》中《乐记》、《礼运》二篇。中国文化的精髓在礼。何谓礼？礼者天地之序也。儒家以礼乐教化为本，实为中国文化之最高峰。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也说：“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则在纳上下於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团体。周公制作之本意，实在於此。”人际关系的核心，陈寅恪先生在《悼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进一步阐述说：
吾中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犹希腊柏拉图所谓Eiaos者。若以君臣之纲言之，君为李煜、亦期之以刘秀；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鲍叔。其所殉之道，所成之仁，均为抽象理想之通性，而非具体之一人一事。夫纲纪本理想抽象之物，然不能不有所依托，以为具体表现之用。其所依托表现者，实为有形之社会制度，而经济制度尤其最要者。故所依托者不变易，则依托者亦得因以保存。吾国古来亦尝有悖三纲，违六纪，无父无君之说，如释迦牟尼外来之教者矣。然佛教流传播演盛昌于中土，而中土历史遗留纲纪之说，曾不因之以动摇者，其说所依托之社会经济制度，未尝根本变迁，故犹能借之以为寄命之地也。
陈寅恪先生所说的君臣、父子、夫妇、诸父、族人、兄弟、诸舅、师长、朋友，实际上是处理人与人之间的九个关系，这九个关系用现代的观点来看，就是：国家与人民、父子、夫妇、父亲的兄弟姐妹、族人、自己的兄弟姐妹、母亲的兄弟姐妹、师长和朋友。这九个方面的关系处理好了，国家和社会自然会安定团结。当前，我们国家的稳定，是保证市场经济正常秩序得以建立的前提，而纲纪学说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调节社会秩序，可以加强安定团结，保证社会的稳定。儒家纲纪学说不合理的地方，在于只强调单方面的服从，强调了前者为后者的纲，这是其糟粕的方面。而在当代，我们应该加以改革，强调两者之间的平等的关系、相互尊重的关系。[2](p92)（2）参见蔡德贵：《季羡林先生的东西文化互补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在人与社会之间，儒家向来关注社会的统一和稳定，提倡天下一家。《礼记·礼运》提出“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为了实现天下一家，必须树立天下为公的思想，此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这就要求把个人、家庭、国家、天下看做一个统一的整体，一切都从天下一家着想，做到“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步步实现社会的稳定。在日益现代化的今天，由于市场经济不断推动工业化和都市化两大过程，人际关系冷淡、下岗失业者增多、家庭社会组织结构趋于松散，有一些不稳定因素。在此形势之下，要用儒家的忠恕来调节，忠要求积极为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恕则要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将这种忠恕推及人际关系，既能减缓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对峙与冲突磨擦，又能促进人与人之间情感上的结合；推及社会，就可以孕育出敬业乐群的工作观，使社会管理趋于合理。
儒家的管理哲学涉及的方面很广，其核心是强调道德经济合一论、义利合一论，突出以人为本的管理哲学。儒家强调管理哲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人自身的管理，或者说是自我管理。人自身的管理，要通过修身来解决。修身，自古以来被称做“务本”的功夫，是对孔子“君子务本”（《论语·学而》）的发挥。《大学》强调“富润屋，德润身”，非常重视人自身的道德建设。按照儒家的观点，不管是企业领导者，还是一般员工，人人如果都能做到“克己复礼”，也就可以做到自我管理。在完成自我管理的前提下，进行企业管理，就要容易一些了。在儒家看来，企业管理要突出道德与经济的合一，义与利的合一，崇德与广业的合一。《易经》强调“利者，义之和也”，《大学》强调“生财有大道”、“以义为利”，都是道德经济合一论的典型表述。日本企业家涩泽荣一认为，《论语》中有算盘，算盘中有《论语》，指出：“据《论语》把算盘，四方商社陆续竞兴。……是《论语》中有算盘也。《易》起数，六十四卦莫不曰利，是算盘之书，而其利皆出于义之和，与《论语》见利思义说合，是算盘中有《论语》也。算盘与《论语》一而不二。……世人分《论语》、算盘为二，是经济之所以不振。”
[6](p36)
在用儒家思想进行管理方面，日本企业界做得好于中国企业界，所以有一种说法，孔子讲道理，日本实践道理。现在中国企业界应该急起直追，迎头赶上。
人与企业或单位之间的关系，可以运用儒家伦理来调节。企业经营者应遵从“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的古训，把追求企业利润和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结合起来，一味追求企业利润，会遭到消费者报复。企业领导应以身作则，遵守国家和企业的法令、方针和规章制度，领导者“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其身正，天下归之”（《孟子·离娄上》）。对自己严格要求，对部下，则坚持“和为贵”（《论语·学而》），就可以使企业保持凝聚力。日本企业开发儒家的伦理功能，创造出一种《论语》加算盘或《论语》加计算机的模式，在企业内部实行日本式经营，用三种神器即终身雇佣制、年功序列制和集团主义的核心观念，来经营家族式企业公司命运共同体，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中国在一定范围内，也开始推广儒家管理哲学。在这方面，香港孔教学院、山东威海光威集团、青岛海尔集团都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在东方文化圈内，也出现了一些儒商集团。它们在用儒家伦理整治企业伦理方面，取得了一些经验，如光威集团提出了“孝为大，礼为先，俭为本，勤为根”的厂训，作为广大员工的行为准则，在此基础上，又形成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拼搏，追求卓越”的企业精神和“科技进步，质量万岁，勇于超前，争创一流”的兴业宗旨。在其厂训中就渗透着儒家伦理。如果能把这些企业的经验很好地总结一下，上升到一定的高度，然后在一定范围内推广儒家伦理，取得进一步的经验，就有可能在一国之内、数国之内把儒家伦理推广开来，然后在更大的范围内推广开来，逐步形成普世伦理，参与全球伦理的创建。
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要提倡仁爱、忠信和中庸之道。要用爱己之心去爱人，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人与人之间以诚相见，忠信，礼之本也，所以要“主忠信”（《论语·学而》）。奉行中庸之道，就可以做到不偏不倚，保持人际关系的平衡与和谐。因此，中庸应成为最高的美德，“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人际关系和谐了，社会自然也就和谐稳定了。
儒家的政治哲学强调王道政治，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并重，提倡“己不正，焉能正人”，“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强调做清官，为民做主。在治理国家和社会方面，孔子首先提出了仁礼结构和德治主张，由仁爱之心到礼制，到德治，是以德治国的逻辑进展。“仁”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仁要具体落实到爱人上，而爱人不是抽象的，要通过恭、宽、信、敏、惠、敬、忠等条目的实施，来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由这种仁爱之心推发到仁政，就可以得天下。儒家向来主张“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得民心者得天下，“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上》）。把儒家的这些思想应用到当代的社会实际，当政者时刻考虑到人民的利益，把仁爱之心推及到普通百姓，杜绝向百姓索、拿、卡、要，时刻想到减轻人民的负担，使人民不仅能得以解决温饱问题，而且能有愉快的心情，那么，这样的国家还会治理不好吗？
儒家政治哲学的最高境界和终终极目的是“天下太平”。而实现理想境界的途径，则要有一系列的步骤，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环紧扣一环，就可能实现清明的政治。为此，就要求人们使自己的家庭井然有序，先做到“齐家”，而做到这一点又必须提升自我修养，加强“修身”的工夫。这种政治哲学强调政府的作用，强调为使天下太平，统治精英必须承担道德义务，因此儒家认同以德治国的原则。儒家政治哲学思想的基础是“德治主义”，亦即在上位者以德政统治人民。一国之中，不论法律与制度如何完美，如果统治者无德，也无法引导人民步人正轨。这正是个人道德修养（修身）与政治目标（平天下）常常并提的缘故。三不朽论是很高的道德标准，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到三不朽论的是叔孙豹：“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在此之前的历史人物中，唯一称得上三不朽者，非周公莫属。周公其人成为孔子心目中立德、立功、立言的伟大典范。
按照孔子为中国提供的政治哲学，重点强调政治问题基本上是个伦理问题这样一种观念。在他看来，社会的和谐全靠有德行的统治者为其臣民提供福利和幸福，所以，正如个人应该服从家庭那样，家庭应该服从皇帝。对于皇帝而言，他又应当做慈父的楷模，而不能成为暴君，才能使社会的和谐得到保证。中国的政治哲学就这样建立在伦常文化的基础上。孔子所讲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四点，“君君”就是说领导人要确实做一个领导人，领导人有领导人的道德。臣是臣，作干部就要像一个干部，规规矩矩做个好干部，好宰相，好辅助人。反过来，如果君不君，领导人不是一个领导人，违反了领导人应有的道德，这时臣也就不臣了。同样，做父亲的就要尽一个父亲的职责，如果父亲不合一个父亲的标准，却又要儿女孝顺，尽儿女的本分，这怎么可能呢？所以父母是父母，子女就是子女，这才是所谓的父慈子孝。这种政治哲学的实现，只有遵循儒家伦理观而不是某种法律制度，才能做到。
儒家政治哲学的最根本精神是“大一统”的思想，这种社会政治哲学不仅主张“天下”的“大一统”，而且还主张人类与整个宇宙相互融通、和谐相处，体现为“天人合一”的思想。
儒家提倡的王道政治，主张圣王的王道应该为人民的福利尽一切努力，要求国家一定要建立在殷实的经济基础上。在孟子看来，中国压倒一切的重大问题是土地的问题，所以王道最重要的经济措施就在于平均分配士地。孟子理想的土地制度，就是以“井田”著称的制度。这个制度的框架，是每平方里(一里约为三分之一英里)土地分成九个方块，每块为一百亩。中央一块叫做“公田”，周围八块是私田，每家一块。八家合种公田，自种私田。公田的产品交给政府，私田的产品各家自留。(《孟子·媵文公上》)。
儒家的教育哲学把教化作为儒家最基本的社会职能，孔子提倡“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论语·述而》）《孟子·尽心上》提倡“得天下英才而教之”是人生最大的快乐之一，这些思想都把教育放在很高的地位。孔子提出四个字，可以说是中国的民主主义教育哲学，就是：“有教无类。”但他教育人什么呢？孔子教人着重于仁、义、礼、智、信五德，而仁居首位。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这是了不得的地方。这个“仁”就是人的人格，人的人性，人的尊严。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修己是做教育自己的工作，但还有一个社会目标，就是“安人”，使社会稳定。
孔子在教育方面，注意既教人做学问，更教人做人，而且把如何做人放在如何做学问之上，这就把培养人成为有德有用之才综合起来考虑，这一思想，在当代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礼记·学记》说：“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
“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一个人，有了好的道德，再有了好的技术和知识，会为社会做出很大的贡献；而即使没有很多知识和技术，也不至于对社会形成危害。相反，一个人如果仅有丰富的知识，很高的技术，但是道德败坏，这样的人，知识越多，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就越大。希特勒是非常典型的例子，网络犯罪的出现也是典型的例子，其他高智商犯罪也是典型的例子。
中国的传统教育哲学，也是今天儒家传统影响之下的东亚国家的教育传统，即“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学而》）。《易经·蒙卦》的教育哲学，主张作之君，作之亲，作之师，这就是政教不分的道理。全国的领导人就是大家长，就有教育全民的责任，这是中国古代观念的一个重点。他们的职责范围包括三层含义：作之君、作之亲、作之师。“作之君”，君是领导人；“作之亲”，亲是百姓的父母；“作之师”，师是模范。所以君、亲、师三种角色的责任集中在执政者一人身上，如能尽职，功德无量。
现代教育也应该把儒家的这种思想认识清楚，把教书和育人放在同样重要的位置，注意用先进的思想教育人，用先进的科学武装人，使受教育者在德、智、体诸方面均得到全面发展。“子以四教：文，行，忠，信。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儒家教学以孔子为标准，这个顺序非常合理。
三
总括以上天人哲学、伦理哲学、管理哲学、政治哲学、教育哲学，可以把东方儒学的共同价值观概括为：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忍耐；仁爱；和平；忠孝；信义；包容；谦和；尊重权力；个人服从社会；家国一体观念；步调一致；勤劳节俭；重视教育；……在克服东方文化中的不良因素如封闭、保守、自大、缺乏时间观念、缺乏法治、不重效率的前提下，继续完善东方儒学共同的价值观，是东方儒学文化圈国家共同的责任。韩国政府从1982年开始，将传统价值观中的优秀部分挖掘出来，注意克服国民的懒散习惯、封闭自守、精神空虚、缺乏创造力等不良素质，净化民族精神，通过教育改革，力求培养出新的韩国人：健康的韩国人——强健的体魄、刚强的意志、高尚的情操、丰富的情感；独立的韩国人——自信、自主决策力、进取开拓精神、强烈的民族意识；创造的韩国人——基本的学习技能、科学研究能力、理智解决问题的能力、创新的思维；道德的韩国人——正确的价值观、人类的认同感、优秀的公民意识、关心他人的精神。韩国人在金融危机中的表现，已经说明这种做法已经唤起了国民的高度自觉，他们把自己家的首饰等物贡献给国家，以帮助国家度过金融危机。这正是家国一体的价值观的现代体现。韩国政府的做法，是否值得儒学文化圈其他国家效法呢？如果东方儒学文化圈国家都能把传统文化的价值观进行现代转换，那么，东方文化确实会再现辉煌。
作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的孔子，既是时间人又是空间人。从他生活的时代到现在，2500多年来，一直对人们的思想起着巨大的影响作用。近代以来，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五四运动、文化大革命，都对孔子有过不同程度的冲击，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几乎把孔子彻底打倒。但时隔不久，随着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和深入，孔子的思想又密切地和现实结合起来，在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着作用。孔子的思想，不仅在中国国内有重大的影响，而且跨越了国界，在儒教文化圈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在韩国、日本、新加坡都有力行孔子思想的人，在努力推行孔子的道德，使孔子的道德思想不仅是中国人的行动指南，而且也是儒教文化圈国家和人民的行动指南。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与日本著名学者池田大作对话时，提出了他对未来世界文化的一些看法。他认为，全人类发展到形成单一社会之时，可能就是实现世界统一之日。这种统一不是靠武力，而是靠和平。而和平统一一定是以地理和文化主轴为中心，不断结晶扩大起来的。这个主轴在东亚，中国的可能性最大。因为中国人在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显示出在政治上、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经验。这样的统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绝对要求。中国早在汉朝时，就把中国人民族感情的平衡，从地方分权主义持久地引向了世界主义。将来统一世界的人，就要像中国这样具有世界主义思想，同时也要有达到最终目的所需的干练才能。他主张，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两千年来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汤因比的观点，得到池田大作的认同：“从两千年来保持统一的历史经验来看，中国有资格成为实现世界统一的新主轴。”[7]
(p294-295）
美国著名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致力于社会经济研究长达40多年，甚至自豪地认为自己是一个“商业通”、“市场通”，他在其名著《亚洲大趋势》中不无感慨地说：“在本（20）世纪九十年代以前，西方还在主宰一切。他们制定了‘游戏规则’。日本人就是遵从了这些规则而获得经济腾飞的。但现在，亚洲人——除日本人外——是按照他们自己的一套规则办事，并同样稳操胜券。即使日本也将被新崛起的东南亚各国抛在后面，也会由强大的中国及海外华人势力控制经济发展的走向。”“当今，西方需要东方远胜于东方需要西方。”他在分析了亚洲的现代化不等同于“西化”，它呈现出的是特有的“亚洲模式”之后，主张这种亚洲模式不论现在或将来，都不会实行给国家经济带来极大负担的社会保险和福利制度。在亚洲的文化体系中，家庭照顾好每一位成员是首要任务，强调个人的责任感。在此背景之下，他强调考虑一个问题——是否应以这种亚洲式的个人与家庭价值观来带动全球的经济复苏呢？他本人考虑的结果是：“‘世界’一词过去曾意味着‘西方世界’。今天，全球大趋势迫使西方人接受一个事实：东方在崛起。东方人和一些西方人已开始明白，我们正迈向一个亚洲化的新世界。操纵世界的轴心已从西方转入东方。亚洲曾经是世界的中心，现在它将重振昔日风采。”[8](p4-8)这里的亚洲化的新世界，指的是儒家伦理与现代市场理性相结合而形成的亚洲模式指导下的世界。这些国外的知名学者所持有的观点是值得注意的。波士顿大学神学院院长南乐山以儒家自称，且肯定儒学实际上已成为国际性运动，将在太平洋和北大西洋世界找到新的听众，也将变成欧洲思想自我意识的一个方面[15]。鉴于西方儒学研究的新趋向，有的学者预言：儒学作为价值信仰的一种类型，已进入全球意识，它不仅可以为中国、东亚地区的人士提供安身立命之道，亦会成为西方人士信仰方式的一种可能性选择[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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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欧文·拉兹洛.巨变[M].杜默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2.
[2]蔡德贵.季羡林先生的东西文化互补论[J].北京：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01,04.
[3]冈田武彦.儒教的万物一体论[C].儒学国际学术会议讨论会论文集.济南：齐鲁书社1989.
[4]冈田武彦.孔学的运用[J]，济南：孔子研究,1989-03.
[5]牟钟鉴.生态哲学与儒家的天人之学[J]，转引自傅云龙.海峡两岸首次儒学学术讨论会综述[J].孔子研究1992-01.
[6]参见廖庆洲.儒家的企管哲学[M].台湾台北:联经出版社1983.
[7]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M].苟春生、朱继征、陈国梁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
[8]约翰·奈斯比特.亚洲大趋势[M].北京：外文出版社，经济日报出版社，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9]彭国翔.从西方儒学研究的新趋向前瞻21世纪的儒学[J].济南：孔子研究,2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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