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在中国教育史上曾经发挥过重大的作用，那么书院教育究竟是什么样的，在胡适看来，所谓的“书院的精神”，大致有三：代表时代精神；讲学与议政；自修与研究。而最后一点尤为重要，因其“与今日教育界所倡道尔顿制的精神相同”。历朝历代的书院，都是引领当时学术风潮的地方；书院的学生设坛讲学、评议时政，形成所谓的“清流”，对国家大事影响很大。同时，书院的主要作用还是提供了士子学习研究的场所。

书院注重品德教育

书院是古代对官学教育的补充。鉴于官学教育功利的现实，古代的大儒们提出了最早的素质教育口号。目的就是培养人的学问和德行，而非求取功名。朱子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说：“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礼，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只有成为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学到的技艺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否则学再多的知识和技能都发挥不了作用，学生的心性和修养控制不了如此多的知识和技能，最后只能引发悲剧。所以孔子说：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只有成为一个合格的人，行为处事有了方法和标准，才能施以文教，使之成为一个完美的人。

朱子

“学也者，所以学以为人也”。而为人首先要立志，朱子说：“书不记，熟读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唯有志不立，直是无着力处。”（《又谕学者》朱子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指出：先之以五教之目：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次之以为学之序：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又次之以修身之要：言忠信，行笃敬。惩忿窒欲，迁善改过；处事之要：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接物之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不得，反求诸己；而陆九渊在《白鹿洞书院讲义》里所作的君子小人、义利之辨，数百年之下仍传为美谈。吕祖谦在《丽泽书院规约》当中提到：“凡预此集者，以孝悌忠信为本。其不顺于父母，不友于兄弟，不睦于宗族，不诚于朋友，言行相反，文过饰非者，不在此位。”

书院体现了学术独立的精神

中国古代的官学，在西周有辟雍；在汉代建立了太学；唐代有国子监；宋元之后国子监和州县学的模式一直保持了下来。官学最大的问题一是受国家政治动荡影响较大，遇到改朝换代往往废弛。再者就是学习的内容过于注重科考，对学生的道德修养和学术能力关注不够。朱子对此有过严厉的批判：“所谓太学者，但为声利之场，而掌其教事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而尝得隽于场屋者耳。”（《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四）为了补充官学之不足，古代很早就有私学的传统。中国古代私学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孔子，从孔子授徒讲学开始，学术就走向了民间。从稷下学宫的百家争鸣到汉代儒生讲学的精舍，都体现出了私学的优点：学术独立。

书院根据自己的需要聘请山长或教师，不在国家的官学体制当中，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书院。这种教师和学生都可以自由流动的办学方式，与近代西方的大学十分类似，因而书院可以集中很多志同道合的人，产生很多引领潮流的思想。这一点在宋代体现的最为明显：即理学与书院的互相促进。宋代被称为是“哲学的时代”，涌现出了一大批学术巨匠，理学鼻祖周敦颐晚年建濂溪书堂，授徒讲学；程颐程颢兄弟二人师从周敦颐，奠定了理学的思想体系，二程后来也建立伊皋书院。南宋的理学大家，如朱子、陆九渊、吕祖谦等人都曾经把书院作为自己开宗立派的场所，通过书院这种制度来传播自己的思想。朱子一生创建了寒泉精舍、同文书院等五所书院，而且他利用自己为官的机会，在所到之处恢复过去的书院并开坛讲学，门生弟子遍天下，形成了宏大的学术流派。

鹅湖书院

讲会制度也是古代书院的一大亮点。“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礼记·学记》），讲会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学习讨论的平台。讲会制度兴盛于明代，明代讲会类似于近代的学会组织，以书院为中心，联合志同道合的人共同组成，书院之间也联合经办，轮流主持，成为一个影响广泛的学术教育活动。讲会不仅有本院教师讲学，也聘请社会名流或其他书院的学者到本院参讲。各地书院甚至建立了联络制度，事先商定日期，明确讲会主题，届时各地学者不远千里赴会，并有隆重的仪式。讲会大大提高了书院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影响力。明代著名的讲会有：惜阴书院讲会、东林书院讲会、关中书院讲会等等，讲会都有特定的规约，制订的《学约》《会约》《会规》详细明确地标明讲会的宗旨、组织、仪式、程序等 。明代无锡的东林书院，每月订有开会时间，开会之先，由书院散发请帖，开会时由山长讲一段，然后学生自由讨论，互相切磋，终以茶点散会。这与现代的学术研讨会非常相似。

书院是思想活跃，理论新颖、受关注很大的地方。对国家政治、社会潮流都有很大影响。中国古代没有正式的议政机关，书院代行了某种议政的功能。东林书院以抨击时政、抵制阉党闻名，被人称作东林党。《明史·顾宪成传》提到: “其讲习之余，往往讽议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风者，多遥相应和，由是东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顾宪成撰写的名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更是家喻户晓，体现了书院对政治的参与。而清代以后，书院逐渐官学化，受政府控制越来越严，学术独立的精神也渐趋微弱，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书院起了文化传播、社会教育的作用

除了引领学术思潮，书院还承担了文化传播和社会教育的作用。由于官学覆盖的范围有限，书院承担了很多社会教育的功能。

首先，在学生的选择上，书院体现了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教育不分出身、不分地域面向广大学子。清代浙江求是书院招考章程规定：“外院每年正月、七月招考两次，无论本省外省，凡年在十二岁以上，十六岁以下，身家清白，气宇沉静，资质敏悟，气体充实者，由该生父兄或族长亲同该生致院，开明姓名、年岁、三代、籍贯、住址，呈报注册，取具绅士切实保结，听候传考。”这种招生方式，打破了官学禁止异地学生就学本地的规定，为学术的传播和文化的普及发挥了作用。

濂溪先生

其次，书院的会讲、辩难、讨论往往都面向公众，起到了文化传播的作用。公元1175年，以朱子、陆九渊为首的理学两大学派在江西铅山的鹅湖寺举行了重要的学术大辩论。辩论进行了整整3天。争论的焦点是关于认识论、世界观问题。理学各派的弟子齐聚鹅湖，成为中国学术史上的佳话。

清代岳麓书院院长王文清拟定的《岳麓书院学规》当中包含了社会教育的功能。学规的内容涉及家庭伦理、言行举止、生活习惯等方面，具有强烈的教化作用。选取其中几段如下：

时常省问父母，朔望恭谒圣贤。
气习各矫偏处，举止整齐严肃。
服食宜从俭素，外事毫不可干。
行坐必依齿序，痛戒讦长毁短。
损友必须拒绝，不可闲谈废时。

此外，书院在藏书、刻书方面的功能，对文化的保留和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书院藏书的来源一般有几种：一、皇帝赠书；二、官员和私人赠书；三、书院自己刊刻。宋代以后的皇帝为了表明重视文教都有向书院赠书的传统，如宋真宗咸平二年，皇帝向岳麓书院《九经义疏》等五种图书。清代雍正皇帝为奖励平苗有功的鄂尔泰，御赐其新编的《古今图书集成》一套，共12 000卷，鄂尔泰将这部书转赠于五华书院，供人阅览。清代后期经历太平军之乱，岳麓书院破坏殆尽，院长丁善庆发动当地的官商士绅捐献图书，并带头捐献《十三经注疏》《四书解义》等书800余卷。而随着印刷术的普及、学术的兴盛，书院刻书也十分成熟，清代的书院刻书质量优良，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甚至成为了书院的一项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