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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之“诚”与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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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之“诚”与力行
宋冬梅
(中国孔子研究院  山东曲阜  273100)
【摘  要】《中庸》之“诚”是先秦“诚”思想的一个高度与总结。本文阐述了《中庸》之“诚”在本体论意义上的提升与扩展;从体用关系出发,论述了“诚”的人生与社会效用;从功夫论的角度,梳理了从“诚”的心性修养到经纶治世的力行之道;指出了“诚”是儒家推行“中庸”之道的基础与前提,“诚”与“中庸”共同建构了《中庸》宏阔、奥妙、高深的思想体系。
【关键词】中庸;诚;本体论;效用;知行合一
 
《中庸》是儒家的重要经典之一。“诚”是《中庸》思想体系中重要的哲学范畴。《中庸》之“诚”在总结继承前人“诚”思想的基础上,将“诚”的哲学意义全面提升与扩展,把“诚”视为“天之道”,把“诚之”视为“人之道”,述及了“诚”的人生及社会效用,指出了“诚”的修养力行之道。在《中庸》中,“诚”的思想意蕴在本体论、道德伦、认识论、功夫论等层面上得到“十字打开”,从而发展成为一个贯通天地人、成己亦成物的完备而丰赡的思想体系。这是先秦“诚”思想的一个高度与总结。
 
一、“诚”的本体论提升及天人合一体系
 
“诚”是儒家学说的基本范畴之一。在《中庸》之前的《尚书》、《周易》、《礼记》等儒家文献中,“诚”已经被使用。在《尚书》中,“‘诚’字的最初字意却是用来表达对鬼神的虔诚态度,即‘诚’产生之初是与原始宗教活动有关。”(李见生.论儒家思想中“诚”的理论建构.今日南国.2008 02.第145页.)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诚”在《周易》、《礼记》等儒家文献中转变为具有“真实无妄”、“勿自欺”等德性意义的范畴。
在继承前贤提出的德性意义的基础上,《中庸》将“诚”的意义作了本体论提升。这是《中庸》对“诚”的思想意义的重要发展。《中庸》载:“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在这里,《中庸》将“诚”既视为“天道”,又视为“人道”。
从“天道”形上本体而言,“诚”是天命之性,是万事万物存在的根据。《中庸》载:“天命之谓性”,又载:“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这里,“诚”被视为天道的自然属性,诚一不二,天地之性博厚,高明,悠久。所以,这种自然属性,具有绝对性、合理性、超越性、至上性。它与天同在,自成无依。除此之外,“诚”又作为万事万物存在的本质和依据而贯穿其中,生生不息,大化流行,相伴始终。《中庸》载:“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对于形上本体的“诚”,朱熹注解为:“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不过曰诚而已。”(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6.第34页.)牟宗三先生以儒者胸怀从“诚”为天道之性的角度,体悟“诚”的形上本体意义,他说:“中国儒家从天命、天道说性,即首先看到宇宙背后是一‘天命流行’之体,是一创造之大生命,故即以此创造之真几为性,而谓‘天命之谓性’也。”(牟宗三.中国哲学的特质.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第63页.)
从“人道”德性意义而言,“诚之”是指人的求诚之道,《中庸》载:“诚之者,择善而固之者也。”人道的求诚择善,是为了求得与天道之诚相互关合。“《中庸》诚者天之道也的论断不仅给宇宙确立了一个生生不已的诚体,而且也为道德主体的人寻找到了道德来源。因此,人道就是向天道之诚的复归。”(吴凡明.《中庸》诚说的理论建构及其致思理路.求索.2007 11.第204页.)德性意义上的“诚”是一切道德价值的总纲,是至善纯真的最高境界。所以,“《中庸》讲诚,其目的并不只为宇宙万物找到本体论上的依据,更重要的是由本体论意义上的诚体推导、引申出道德实践所要达到的终极目标,即它最终要落实到人,落实到道德主题的实践上,给其指明修身的最高境界。”(张寿.《中庸》“诚”思想初探.高等农业教育.2009 10.第25页.)通过道德主体的“诚之”功夫,可以达到自身修诚、明诚的目的,并且实现与天道之诚的相应。
总之,《中庸》讲“诚”,首先提升了“诚”的形上本体意义,其次又确立了天道之诚与人道之诚合一的理论体系。“《中庸》言诚,由天道及于人道,而人道必与天道合而为一。所以说,诚是天道与人道的合一。”(吴凡明.《中庸》诚说的理论建构及其致思理路.求索.2007 11.第204页.)“诚”是沟通天道与人道的本体范畴。《中庸》之“诚”建立起了上察于天、下达于人的丰赡、合和、完备的理论体系。
 
二、“诚”的效用
 
《中庸》之“诚”不仅是天道与人道合一的理论,而且是体用合一的理论。从哲学范畴看,体与用是一种形上实体与其功能作用的关系。“‘体’是一种根本的普遍存在,但这种存在只是潜在的,并不能直接实现自己,必须通过相对的现实存在实现出来。而‘用’正是这种现实存在,它是本体的功能、作用。从体用的关系来看,《中庸》论诚,既把诚作为‘体’,又把它当作‘用’,可以说,诚在《中庸》里是‘体’与‘用’的合一。”(吴凡明.《中庸》诚说的理论建构及其致思理路.求索.2007 11.第204页.)《中庸》讲“诚”的效用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诚”能与天地参。“与天地参”,是指与天地同功德,与天地并而为三。这是古代儒家对道德范畴的建构,对天人合一理想境界的追求。《中庸》载:“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里的“诚”首先具有天命之性的意义,是万事万物存在的根据。至诚尽性,充塞于天、地、人之间,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与天地并列为三。笔者理解“至诚”时,常常联想到与此相关的思孟学派的孟子所讲的“浩然正气”。《孟子•公孙丑上》载:“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正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南宋爱国将领文天祥,其正气学养由孟子接着来,作《正气歌》阐述孟子之论。他在《正气歌》中曰:“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此正气,如天道至诚的写真,蕴含正大光明之性,甄别贤佞,屏退群邪,器定乾坤。至诚尽性的另一意,朱熹解释为“圣人之德”。朱熹曰:“天下至诚,谓圣人之德之实,天下莫能加也。尽其性者德无不实,故无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细精粗,无毫发之不尽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赋形气不同而有异耳。能尽之者,谓知之无不明而处之无不当也。赞,犹助也。与天地参,谓与天地并立为三也。此自诚而明者之事也。”([宋]朱熹.徐德明校点.四书章句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第38页.)可见,至诚之德,具有正大光明之性,立于天地之间,配有参天地的地位与功效。
其次,“诚“可成己成物。《中庸》载:“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故至诚无息。”这里讲的“诚”,作为万事万物之本然,贯穿于一切事物的始终,没有“诚”就没有万物。“至诚”既能尽物之性,又能尽人之性,所以君子以诚德配天,以培养“诚”德为贵。这也是君子从德性培养上“成己”的一面。而“诚者”不以“成己”而止,还要推己以“成物”。成己,是仁的表现;成物,是智的表现。所以,儒家提倡的“诚”之德性的培养并非只是自我完善,还要用来成就万物。这体现了儒家仁智统一的智慧,同时也体现了“诚”的合天地、内外的理论。因此,至诚随时运行,无不适宜;诚德彰明天地,永不停息。
第三,“诚”能经纶天下。经纶,指整理丝缕,引申为筹划、治理;经纶天下,意指治理国家。《中庸》载:“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这里是讲,以“诚”德配天的圣人用“至诚”来治世的功能。圣人以“诚”德制定治理天下的法则,树立天下的根本,掌握天地化育万物的道理。依靠什么呢?依靠他的诚挚仁爱之心、渊博的聪明才智以及盛大的美德善行等。圣人通达天赋的美德,否则不知天地间的至诚,怎能用以经纶治世呢?荀子也认识到“诚”对于圣人修身乃至经纶天下的作用,他认为“诚”是君子之所守,是政事之本。《荀子·不苟》载:“天地为大矣,不诚则不能化万物;圣人为知矣,不诚则不能化万民;父子为亲矣,不诚则疏;君上为尊矣,不诚则卑。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
第四,“诚”可以前知。前知,即预知,有预见,事先知道。“诚”的前知功效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中庸》载:“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帧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至诚的力量超越时空和自我的有限性,达到先知先觉的神奇地步。在至诚的光环下,超凡的功效犹如月映万川,关照万有——国家将要兴旺,必然有吉祥的征兆;国家将要衰亡,必然有不祥的反常现象;呈现在著草龟甲上,表现在手脚动作上;祸福将要来临时,是福可以预先知道,是祸也可以预先知道;所以,至诚就像神灵一样微妙,能够洞悉世间万物的根本规律。
 
三、“诚”之力行
 
“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论语·卫灵公》)《中庸》讲诚,既是一个终极的理想目标,又是一个实践上的追求过程。修“诚”之道,是“诚”在功夫论上的落脚点。借鉴《大学》的“修齐治平”之道,依据《中庸》的修诚致思之路,笔者总结了从“诚”的心性修养到经纶治世的力行之道。
诚明有致。《中庸》载:“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具备真诚的天性就能而自然地明白道理,能了解人生与社会的常道,做事情时就会“不思而得,从容中道”,这就是“性”,是圣人的“诚明”;由明白道理而内心真诚,这叫教化。这是大多数非圣人的明诚力行之路,需要通过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学习过程,以趋向“诚”的境界,认识诚的自然天性,明白人情事理,领悟万事万物及社会人生之诚,然后反观自身的处世态度与行为方式,这是一个自然教化的过程,也是一种明诚的功夫与实践过程。真诚就会明白道理,明白道理就会真诚。诚明,或明诚,曲径通幽,最终达“诚”。
致曲有诚。人的禀赋与能力是有差别的,人非生而皆圣。《中庸》载:“其次致曲,曲能有诚。诚则形,形则著,著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唯天下至诚为能化。”不论或圣、或贤、或愚,只要心诚专一,就会有外在的表现;专诚为一而不松懈,其外在的表现就会显著;以诚努力去做,就会由显著而达到彰明的程度;有了彰明的程度,那些致力于其中的方面就会有转变;有转变的积累,就会产生化育的功效。所以,即使我们不是圣人,只要能够心存至诚,照样能够做到赞化万物与天地并立为三的大境界。致曲有诚,告诉我们这样的道理:人人通过努力都可以做君子,都可以成为贤人;只要努力奋斗,条条道路通罗马。
慎独明诚。慎独是儒家的重要思想,是力行诚的重要途径之一。《中庸》载:“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独,指个人独处;慎,指小心谨慎。这里是讲,一个人独处在无人看见的地方,或者在无人听到的时候,也要格外戒惧,时刻保持警惕谨慎。因为独处时,不正当的情欲容易在隐晦之处表现出来,不好的意念容易在细微之时显露出来,所以君子在隐晦处更应严格要求自己,防微杜渐,把不正当的欲望、意念遏制在萌芽状态。“诚”的养习,应戒慎自守,反躬自省,对不正当的情欲加以节制,自觉防范,这是力行诚的极高要求与细微审察。
知行合一。道不远人,修诚在行。“行”指行动、践履、实践等行为概念。知行合一,即将“诚”由内心转化到外在的行为,由道德意识转变为道德行为。这涉及到认识论意义的知行观。早期的儒家文献中曾指出基于“知”之上的“行”的重要性。比如:《左传·昭公十年》载:“非知之实难,将在行之”;《古文尚书·说命中》载:“非知之艰,行之惟艰”。“诚”,内修于心,外显于行。“诚”之力行,在《中庸》中表现为以修身为基点,扩充为实践“五达道”、“三达德”以及“治国九经”的进阶之路。三达德,指知、仁、勇;五达道,指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关系,也称五伦。《中庸》载:“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又载:“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五达道是天下通行的五种人际关系。运用中庸诚道正确处理这五种人际关系,以达到太平和合的理想境界。力行“诚”德的更大显发,则体现在《中庸》提出的治国九经上。《中庸》载:“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眩,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言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齐明盛服,非礼不动,所以修身也;去谗远色,贱货而贵德,所以劝贤也;尊其位,重其禄,同其好恶,所以劝亲亲也;官盛任使,所以劝大臣也;忠信重禄,所以劝士也;时使薄敛,所以劝百姓也;日省月试,既禀称事,所以劝百工也;送往迎来,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远人也;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朝聘以时,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中庸》倡导用九经治理国家,实行九经的方法虽然各有不同,但“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这里的关键在于一个“诚”字。这是“诚”之意义在实践应用中的最大发挥。
综上所述,《中庸》讲“诚”,一方面提升了“诚”的本体论,建构了天道与人道、体与用的合和思想体系;另一方面又指出了修“诚”的可行之道。“诚”道,极高明而道中庸。“诚”的理论建构与力行践履,与儒家的中庸之道密切相连,“诚”则达中庸,这是“诚”的理论归宿。至诚无言,时中守正,如《诗经·大雅·文王》载:“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又如《论语·阳货》所载:“天何言载?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诚”之道一如“中庸”之道,平常而实用,这即是《中庸》所阐述的:“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诗》云:‘伐柯,伐柯,其则不远。’执柯以伐柯,睨而视之,犹以为远。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余不敢尽;言顾行,行顾言,君子胡不慥慥尔!”诚然,“诚”的理论是儒家推行“中庸”之道的基础与前提,行中庸之道,须贯之以“诚”;同时,“诚”的力行践履与儒家的“庸言庸行”不可须臾离也,“诚”道以中正胸襟与“中庸”之道共同构筑了儒家的精神大厦,建构了《中庸》宏阔、奥妙、高深的思想体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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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
作者简介:宋冬梅,女,1968.01生,山东曲阜人,中国孔子研究院副研究员,山东省“泰山学者”孔子文化研究岗位团队成员,中国儒学研究会常务理事。联系地址:山东省曲阜市大成路九号孔子研究院学术研究部;邮编:273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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