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佛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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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者以近代学术方法研究佛教，始于1920年代初的佛学复兴运动时期。在这一时期，或出于救国治民之需要，如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等；或出于生命安顿之需求，如杨文会、欧阳竟无等；或出于学理之兴趣与清代考据学传统，如陈垣、陈寅恪。他们对佛教或借用或专攻，或重义理之阐发或重史料之辨析，佛教研究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佛学研究者队伍阵容庞大，研究成果迭出。但自新中国成立后，受唯物史观的影响，佛学研究进入低潮，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视各种宗教为封建迷信活动而加以禁止，佛教也不例外。在这种情形下，佛教研究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改革开放后，中国佛教研究得以恢复并迅速发展。经过三十年的积累，在教界内外佛教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中国佛教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因为佛教研究本身涉及哲学、宗教、历史、考古、文学、语言、艺术、建筑等多领域的内容，限于本文的容量和作者所掌握的资料(以专著和公开发表在学术刊物上的论文为主，参考了部分会议论文及佛教寺庙出版的学术刊物)，本文主要以佛教哲学研究、佛教宗派研究、佛教史研究、佛教经典研究等佛学研究的主体内容为重点，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佛学研究所取得的成果。
一、佛教哲学研究
把佛教中教理部分作为哲学来研究，是近代从日本舶来“哲学”这个词汇以后出现的新研究方法。但在对这一方法的认知上，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欧阳竟无先生反对把佛教当成一种哲学来研究，认为佛法“非哲学，非宗教”。而方东美、汤用彤诸先生则认为佛教既是一种哲学也是一种宗教。新中国成立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均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研究前提和基础，在此背景下佛教也成为被解剖和批判的对象。改革开放后的近三十年，随着中国佛教哲学研究的深入，从以唯物唯心来评判佛教哲学的标签式研究，逐渐转向了客观、理性的佛教哲学体系的建构。
在佛教哲学体系的构建方面，方立天教授的《佛教哲学》和《中国佛教哲学要义》 (上、下)是具有示范与象征意义的两部专著。《佛教哲学》一书，以佛教哲学问题为纲，重点从宇宙要素论、宇宙结构论、宇宙生成论、本体论和认识论等方面概述了佛教哲学思想。本书是大陆第一本比较全面论述佛教哲学问题的概论性著作，出版后多次再版，并译为英文。《中国佛教哲学要义》则是作者在《佛教哲学》之后，积数十年的心血而完成的一部对中国佛教中的哲学问题进行剖析的大部头著作。在方法和概念体系的应用上，作者基于西方哲学的训练，结合佛教自身的理论特征，大致承继了《佛教哲学》一书的表述方式，并更加细致和深入。
自竺道生首倡“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后，佛性论和心性论就一直是中国佛教中的核心问题。有学者认为佛性论和心性论关系密切，但后者包括的内容要比前者广泛。对于中国佛性论和心性论的特征，赖永海先生在《中国佛性论》中指出了中国佛性论重视心性、强调众生悉有佛性、主张简易修行、倡导顿悟、重视现世等不同于印度佛教的特征。张春波在《中国佛学的心性论——简论中印佛学兴衰的原因》一文中认为，印度佛教的基本矛盾是真如与无明的矛盾，把无明置于主导地位，最后战胜真如，导致佛学衰亡。中国佛教至南北朝《大乘起信论》提出心性本觉，真如熏习本觉，真如占主导地位，从而有别于印度的心性论，进一步发展为禅宗的心性论。方立天的《印度佛教的心性思想》认为，印度佛教有心性本净和心性不净两种说法，其主流是心性清净说。关于中国佛教心性论的范畴网络，方立天指出，佛教对心范畴的论述，主要分为三个方面：第一，从地位、功能、作用和结构的层次，把心分为心王和心所。第二，从性质上说，分为真心和妄心。第三，从心与精神现象的关系看，心与意、识二者的关系为体用关系。
对于佛教本体论，学界大致有两种研究路向：一是在传统哲学本体论框架下反思佛教本体论思想，这也是大多数学者所采用的方法。比如方立天教授的《印度佛教本体论简述》认为，佛教的一切皆空的思想，并不是一种无本体之学，而是否定实体性、本原性的本体之学。麻天祥教授在《中国佛学非本体的本体论》一文中指出，中国佛学的本体论以缘生为理论基础，否定外在的本体，并以性空为实相，顺化而为实相非相的本体论，是一种非本体的本体论。另一种路向则对大多数学者所默认的佛教本体论立场提出疑问。近年来一些学者从西方本体论的含义出发，来检视佛学本体论能否成立的问题。如傅新毅的《佛法是一种本体论吗?——比较哲学视域中对佛教基本要义的反思》、夏金华的《佛学理论中有“本体论”学说吗?》等文认为在佛教中不存在西方哲学意义上的本体论。
虽然佛教根本上追求的是彻底的觉悟和解脱，向往的是不在此世的彼岸世界，并不以世间的生存与价值为最重要的理论目标。但人是生活在世间的，因此又不能“离世间求解脱”。在世间，不论是方便，还是权宜，总是需要设定一种符合伦理的生活，这也是不同宗教中的一个共同特征。对于佛教的伦理思想，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方立天教授的《中国佛教伦理论纲》认为中国佛教伦理的理论基础表现在下述三个方面：伦理旨趣的依据是人生论，伦理价值的基石是果报论，伦理自觉的根源是心性论。王月清的《中国佛教伦理研究》是第一部研究佛教伦理的专著。业露华的《中国佛教伦理思想概述》、张怀承的《简论佛教伦理思想的基本观点》、方立天的《佛教伦理推动和谐社会建设的三个向度》、姚卫群的《佛教伦理思想与现代社会》等论文对佛教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进行了探讨。
二、佛教宗派研究
在对中国佛教宗派的研究中，天台宗、华严宗、禅宗、法相宗、密宗、三论宗、净土宗等的研究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各个宗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下述三个方面：一是宗派历史的研究，这既包括宗派通史的研究，也包括断代史的研究。二是各宗派宗师的研究，从传统祖统到实际的创始者都是研究的热点。三是对宗派理论问题的研究，既有从哲学角度的反思，也有对各宗派教理逻辑发展的梳理。限于篇幅，下面以天台、华严、禅宗的研究为重点，罗列在宗派研究方面所取得的部分成果。
1．天台宗研究
在通史方面，潘桂明和吴忠伟合撰的《中国天台宗通史》、朱封鳌和韦彦铎合著的《中华天台宗通史》、朱封鳌的《天台宗概论》、曾其海的《天台佛学导论》、董平的《天台宗研究》、心皓法师的《天台教制史》都是天台宗通史方面的著作。
在天台宗人物研究方面，关于慧文和慧思的论文有杨曾文的《天台宗史前史——慧文和慧思》、张风雷的《天台宗先驱慧思佛学思想初探——关于早期天台宗思想的几个问题》。关于智颢，张风雷著《智顗评传》、潘桂明著《智顗评传》、李四龙著《天台智者研究》对其生平和思想都作了细致的研究。杨曾文的《有关中日天台宗的几个问题》、张风雷的《天台智者大师的世寿与生平》考证了智顗生卒年的相关问题。此外，这方面的论文还有张风雷的《智顗佛教心性论述评》、李四龙的《天台智顗如来藏思想述评》、曾其海的《智顗天台宗与德国古典哲学比较研究》、王仲尧的《天台宗智顗的佛性思想》、心皓的《天台大师的三封遗书解析》、沈海燕的《智者对法华妙理的展开》、程群的博士沦文《智顗禅学探微》等。除了智顗之外，对灌顶和湛然进行研究的有陈坚的《灌顶对天台学和涅槃学的融通》、俞学明的《天台湛然祖师地位是如何确立的》等。
围绕天台的性具思想，发表的重要论文有杨曾文的《天台宗心性论述评》、潘桂明的《“性具实相”述评》、赖永海的《性具与性起——天台、华严二宗佛性思想比较研究》、杨维中的《天台宗性具善恶观论析》等。
2．华严宗研究
从华严通史的角度看，代表性的著作是魏道儒所著的《中国华严宗通史》。对于华严宗成立之前的华严经学研究，魏道儒撰有《兜沙经与华严学的开端》、《东晋南北朝华严学的发展趋向》、冯焕珍撰有《六世纪华严学传承考辨》。在人物研究方面，华严五祖皆有学者涉猎。关于杜顺，王颂撰有《关于杜顺初祖说的考察》、路远撰有《杜顺、华严寺与杜顺和尚碑》。对于智俨，习细平撰有《略论智俨法界缘起思想的核心及其思维特色》。三祖法藏作为华严宗的实际创始者，学者多有关注。方立天教授著有《法藏》一书，对法藏的生平与思想作了全面的研究。杨曾文教授的《华严宗创始人法藏的“法界观”》、邱高兴的《华严宗祖法藏的生平和思想》、徐绍强的《法藏“无尽缘起”说》也对法藏生平和思想进行了研究。澄观是华严宗理论的集大成者。杨曾文教授的《澄观及其四法界沦》、李蓉的《澄观的生平与思想》、韩焕忠的《清凉澄观的三圣圆融观》、董乎的《论澄观对华严思想的发展》探讨了澄观思想的各个侧面。宗密既是华严宗的五祖，又是菏泽禅宗的后人，身兼双重身份。董群在《融合的佛教——圭峰宗密的佛学思想研究》的专著中认为宗密佛学思想的基本特征表现为融合。向世山的《论宗密地方法论模式》、邱高兴的《宗密对以马祖道一为代表的洪州禅系的评述》、韩焕忠的《圭峰宗密对禅宗的判释》都是有关宗密思想的论文。李通玄是唐代以居土身份治华严的著名人物，其著作在两宋及以后颇受欢迎。邱高兴的《法藏和李通玄佛学思想比较》、《以（易）解（华严）——李通玄对(华严经)的新诠释》、秦团结的《试论李通玄的三圣圆融观》都是研究李通玄的论文。
针对华严宗的哲学范畴，方立天的《华严宗哲学范畴体系简论》认为华严宗特别重视和突出运用的范畴是法界(法性)与一真法界(一心)、理与事、性与相、一与一切、一念与九世、相即与相人。此外汤一介的《华严“十玄门”的哲学意义》对“十玄门”的哲学意义进行了揭示。
3.禅宗研究
禅宗研究是教界内外参与人数最多的一个研究领域，研究角度也是千差万别，所取得的成果位居宗派研究之首。比如在禅宗史研究方面，作者所藏的重要禅宗史研究著作就有十数种，如顾伟康的《禅宗：文化交融与历史选择》、洪修平的《禅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杜继文和魏道儒合著的《中国禅宗通史》、杨曾文的《唐五代禅宗史》和《宋元禅宗史》、葛兆光的《中国禅宗思想史》、潘桂明的《中国禅宗思想历程》、吴立民主编的《禅宗宗派源流》、邢东风的《禅悟之道——南宗禅研究》、杜寒风的《晚唐临济宗思想述评》、魏道儒的《宋代禅宗文化》、高令印的《中国禅学通史》、麻天祥的《中国禅宗史略》、邱高兴的《一枝独秀——清代禅宗隆兴》、纪华传的《江南古佛——中峰明本与元代禅宗》、徐文明的《中土前期禅学思想史》，等等，由此可见禅宗研究的兴盛。
在禅宗的研究中，有几个问题是学者们比较关注的：第一，南能北秀。以慧能和神秀为代表的南北禅法特征的研究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论题。任继愈的《神秀北宗禅法》、方立天的《论南顿北渐》、《中国禅宗创始人之辨析》、《慧能创立禅宗与佛教中国化》、杨曾文的《{六祖坛经)诸本的演变和慧能的禅法思想》、龚隽的《再论初期禅史中的顿渐》、伍先林的《神秀禅法思想》、林有能的《慧能与神秀思想辨析》、孔繁的《慧能“顿悟”说之评价》、刘梦骧《宗教改革：慧能禅学的深层结构与意义》、陈炎与赵建新的《慧能和海德格尔》等文章对慧能和神秀的思想进行了比较和研究。
第二，南禅传承。南禅在慧能后分为三支：一是神会系，也称荷泽大师，是对慧能一系取得禅宗正统地位起过重要作用的著名人物。杨曾文教授所编校的《神会和尚禅话录》取材丰富、整理精致，并收录了作者的研究论文，是研究神会思想的系统和代表之作。郭朋的《神会思想简论》、方立天的《荷泽宗思想略论》、潘桂明的《也谈神会在历史上的地位》、邢东风的《认知与般若》、乐九波的《论神会的佛学思想》、聂清的《神会与宗密》、《荷泽宗研究》等也都是这方面研究的论文和著作。二是南岳怀让及其弟子马祖道一系。关于马祖道一的洪州宗，有代表性的论文如方立天的《洪州宗心性论思想述评》、赖永海的《马祖道一与后期禅宗》、吕有祥的《马祖禅风述略》、向学的《马祖道一禅法之探讨》、邱环的《马祖即心即佛思想》、伍先林、刘艺的《试论马祖教学精神》、段玉明的《若即若离：马祖道一禅法略说》、杜继文的《洪州系的农禅学和农业乌托邦》等。此外对出于南岳一系的临济宗也有不少研究成果。方立天的《临济宗心性论述评》、潘桂明的《临济宗思想初探》、杜寒风的《临济义玄门庭施设宾主句探真》、李肖《临济义玄禅学思想述评》探讨了临济禅法思想及教学特色。三是青原行思系，包括后来出现的禅宗五家中的三家，即曹洞宗、云门宗和法眼宗。潘桂明的《曹洞宗回互说述评》、徐文明的《曹山本寂禅师的禅法思想》、夏金华的《试论佛教曹洞宗对易的利用》、冯学成的《云门宗史话》研究了这些南宗后起派别的禅学思想。
第三，禅宗的思想特色和精神。任继愈的《禅宗的特点和地位》认为，禅宗的思想特点：一是讲“明心见性”；二是注重“自我解脱”。方立天的《禅宗精神——禅宗思想的核心、本质及特点》一文认为，禅宗思想体系中最主要的是心性论、工夫论和境界论。楼字烈的《禅悟的认识论意义》认为禅宗的证悟特别重视具有主体意识的强烈体验，同时也包括具有极大灵活性的辩证法。邢东风的《禅的可说与不可说》对禅的不可言说提出质疑，同时指出，历来对禅有两种把握方式：参究和研究。研究是基础，参究是更深一层的工夫，研究是优先的，参究是根本的。单纯在《禅宗的佛性论及其意义》中认为禅宗将印度佛教本寂说转化为本觉说，突出了佛性自觉、反省体悟和顿悟成佛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吴言生的《禅学三书》分别从禅宗诗歌境界、禅宗思想境界、禅宗哲学象征三个角度，以理性和悟性并重的方式分析了禅宗之佛心、禅韵、诗情。
三、佛教历史研究
佛教产生于印度，兴盛于中国和东南亚诸国，传播于朝鲜、日本。近代以后又传播至欧美地区，影响遍及全世界。对佛教在这些地区传播的研究，主要有如下成果。
1．世界各国佛教史
对世界范围内佛教传播史作整体研究的专著当属杜继文主编的《佛教史》一书，该书从地域上看，涉及了佛教在印度、中国、朝鲜、日本、东南亚以及欧美各国的传播。关于印度佛教的研究，早期如吕激的《印度佛学源流略讲》、汤用彤的《印度哲学史略》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此后黄心川先生著有《印度哲学史》。本书虽不是一部有关印度佛学的专著，但将佛教哲学作为整个印度哲学发展史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加以详细论述。方广铝著《渊源与流变：印度初期佛教研究》对印度初期佛教中涉及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关于日本佛教的研究，杨曾文教授出版了一系列的成果。他于1992年翻译出版了村上专精博士的《日本佛教史纲》。而他自己的专著《日本佛教史》则是在利用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基础上，依据日本佛教原始典籍和资料而写成的，此书历史叙述和思想叙述并重，不同于日本学者侧重于历史活动叙述的佛教史书。作者认为日本佛教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佛法护国观念、神佛同体和一致论、鲜明的宗派意识、念佛和唱题的盛行以及世俗化倾向等五个方面。杨曾文教授在《近现代日本佛教史》一书中对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佛教的发展作了论述。关于朝鲜佛教的研究，何劲松著《韩国佛教史》(上、下)，主要论述了韩国自4世纪三国鼎立时期直至近代以来佛教的传人、传播、演变和发展过程。
2．中国佛教史
在中国佛教史的研究方面，前辈的著名学者如吕激先生、汤用彤先生等做了大量细致人微的工作，为后来的研究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严北溟的《中国佛教哲学简史》是以当时的意识形态为指导完成的第一部佛教通史著作。任继愈主编，杜继文、杨曾文等参加编写的多卷本《中国佛教史》是中国佛教史领域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目前已出版到第三卷。郭朋所著的《中国佛教简史》、《中国佛教思想史》(上、中、下)是作者在一系列佛教断代史的基础上撰写的中国佛教史著作。鉴于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仅出三册，只写到南北朝时期，郭朋的这些极有分量的著作无疑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佛教通史。邱明洲《中国佛教史略》是一部在改革开放后出版较早的佛教史著作。潘桂明《中国居士佛教史》对两千年中国佛教中在家居士信众的信奉史进行了研究。魏道儒《佛教史话》、方立天主编、华方田副主编的《中国佛教简史》、高振农《中国佛教源流》、刘克苏《中国佛教史话》、洪修平《中国佛教文化的历程》也都是中国佛教史方面的著作。
地方佛教的研究有助于深入和细化中国佛教的研究，近年来地方佛教史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游有维的《上海近代佛教简史》、史金波的《西夏佛教史》、班班多杰的《藏传佛教思想史纲》、胡思厚的《甘肃佛教史》、韩溥的《江西佛教史》、王荣国的《福建佛教史》、崔正森的《五台山佛教史》、严耀中的《江南佛教史》、王路平的《贵州佛教史》、陈荣富的《浙江佛教史》、王海涛的《云南佛教史》、徐孙铭、王传宗主编的《湖南佛教史》、严耀中《中国东南佛教史》、厦门佛教协会编写的《厦门佛教志》、宁波佛教协会编写的《宁波佛教志》等。
在佛教断代史研究方面，著名学者汤用彤先生曾写过几部有关佛教断代史方面的专著，如《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隋唐佛教史稿》等，均堪称佛教断代史研究中的权威之作，在国内外均有较大的影响。范文澜先生所著的《唐代佛教》是把《中国史简编》中佛教部分和张遵骝编《隋唐五代佛教大事年表》合在一起形成的。郭朋先生所著《隋唐佛教》、《宋元佛教》、《明清佛教》三部佛教断代史专著、任继愈先生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顾吉辰著《宋代佛教史稿》、任宜民著《中国佛教史：元代》等也都论述不同时代的佛教发展史。此外研究特定时代佛教某个方面发展的专著有张弓《汉唐佛寺文化史》(上、下)、李映辉《唐代佛教地理研究》、李芳民《唐五代佛寺辑考》、刘长东《宋代佛教政策论稿》、曹刚华《宋代佛教史籍研究》、周齐《明代佛教与政治文化》、何孝荣《明代南京寺院研究》等。
对近代佛教的研究也取得一些重要成果，比较有代表性的专著有郭朋、廖自力、张新鹰合著的《中国近代佛学思想史稿》、李向平《救世与救心：中国近代佛教复兴思潮研究》、何建明《佛法观念的近代调适》、麻天祥《晚清佛教与近代社会思潮》等。
四、佛教典籍的编纂、整理与研究
1．藏经编纂
1980年吕激先生出版了《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指出了过去的大藏经以及日本大藏在编目上的问题以及对失译经考订的过失，并提供了一个新大藏经目录，为汉文大藏经的编纂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从1982年起，任继愈教授开始主持编纂《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 •正编》部分。该藏经以《赵城金藏》为基础，共收录典籍1939种。到1997年出齐了全部106册，2004年又出版了《总目》。目前《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 •续编》的编纂工作也已启动。此外方广铝组织编写的《藏外佛教文献》，是以收录未被历代大藏经所收入的各类佛教文献为目标而编收的一部佛教典籍丛书，目前这套丛书已出版了九册。童纬编《二十二种大藏经通检》是一本有关大藏经的索引著作。
2．经典校勘与释译
改革开放后，为了满足广大读者阅读和研究佛教典籍的需要，学者们对具有广泛影响的佛教典籍进行了校勘、今译、阐释。由中华书局组织出版的《中国佛教典籍选刊》系列丛书，是从中国佛教典籍中选出反映中国佛教历史和思想的代表性著述加以标点、校勘、注释的佛教丛书。目前出版的有点校类：《五灯会元》、《宋高僧传》、《古尊宿语录》、《出三藏记集》、《神会和尚禅话录》、《祖堂集》。校释类：《坛经校释》、《华严金师子章校释》、《三论玄义校释》、《童蒙止观校释》、《高僧传校注》、《大乘起信论校释》、《成唯识论校释》、《法苑珠林校注》、《肇论校释》、《比丘尼传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推出了一套杨曾文、黄夏年主编的“中国禅宗典籍丛刊”，目前已出版《赵州录》、《临济录》、《祖堂集》、《禅苑清规》、《马祖语录》、《大慧书》、《禅源诸诠集都序》等七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了白话佛经系列，现出版有《宝积经今译》、《法华经今译》、《华严经今译》和《维摩诘经今译》、《净土诸经今译》、《圆觉经今译》、《金刚经今译》、《大般涅槃经今译》等。
除了这些系列丛书外，单本佛典的校勘和释译也有很多，比如对《坛经》进行校勘和白话翻译的著作加起来可能有数百种之多。其中较为重要如郭朋的《{坛经)对勘》、周绍良的《敦煌写本（经）本》、杨曾文的《敦煌新本六祖坛经》、李申合校、方广铝简注的《敦煌坛经合校简注》等。其中杨曾文教授校勘所据的敦博本(或称敦煌新本)，是任子宜先生于1935于敦煌千佛洞上寺发现的，后藏于敦煌县博物馆。该版本是伦敦大英博物馆所藏敦煌本的同源异抄本，因此该版本的发表和校勘，弥补了伦敦所藏敦煌本的错漏之处，为《坛经》和禅宗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佛教研究飞速发展，取得了众多的研究成果，上面所述的四个方面，仅是佛教研究的一个侧面。限于篇幅，还有很多重要的研究进展在文中没有提到，挂一漏万之处甚多。如果作简要概括的话，佛学研究在这三十年的发展，最值得注意的就是研究范式的不断转化和更新。改革开放初期，佛教研究处在恢复和重建期，恢复的是文化大革命中中断的研究，重建的仍是文革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框架下的佛学研究。其后，佛教研究逐渐摆脱了意识形态色彩，开始以哲学、历史、文学等方法对佛教进行客观研究，直到目前这一方法仍然是佛教研究的主流。近几年，随着佛学研究的深入和国外佛学研究成果的引入，一些新的研究方式开始出现，比如大量引用和采纳梵文文献资料的研究、对佛教概念体系进行反思的研究等。这些研究方式虽然尚未成型和普及，但却反映了佛学研究方法开始向多样化发展的趋势。（来源：《社会科学战线》）作者: 邱高兴
一、佛教哲学研究
把佛教中教理部分作为哲学来研究，是近代从日本舶来“哲学”这个词汇以后出现的新研究方法。但在对这一方法的认知上，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欧阳竟无先生反对把佛教当成一种哲学来研究，认为佛法“非哲学，非宗教”。而方东美、汤用彤诸先生则认为佛教既是一种哲学也是一种宗教。新中国成立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均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研究前提和基础，在此背景下佛教也成为被解剖和批判的对象。改革开放后的近三十年，随着中国佛教哲学研究的深入，从以唯物唯心来评判佛教哲学的标签式研究，逐渐转向了客观、理性的佛教哲学体系的建构。
在佛教哲学体系的构建方面，方立天教授的《佛教哲学》和《中国佛教哲学要义》 (上、下)是具有示范与象征意义的两部专著。《佛教哲学》一书，以佛教哲学问题为纲，重点从宇宙要素论、宇宙结构论、宇宙生成论、本体论和认识论等方面概述了佛教哲学思想。本书是大陆第一本比较全面论述佛教哲学问题的概论性著作，出版后多次再版，并译为英文。《中国佛教哲学要义》则是作者在《佛教哲学》之后，积数十年的心血而完成的一部对中国佛教中的哲学问题进行剖析的大部头著作。在方法和概念体系的应用上，作者基于西方哲学的训练，结合佛教自身的理论特征，大致承继了《佛教哲学》一书的表述方式，并更加细致和深入。
自竺道生首倡“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后，佛性论和心性论就一直是中国佛教中的核心问题。有学者认为佛性论和心性论关系密切，但后者包括的内容要比前者广泛。对于中国佛性论和心性论的特征，赖永海先生在《中国佛性论》中指出了中国佛性论重视心性、强调众生悉有佛性、主张简易修行、倡导顿悟、重视现世等不同于印度佛教的特征。张春波在《中国佛学的心性论——简论中印佛学兴衰的原因》一文中认为，印度佛教的基本矛盾是真如与无明的矛盾，把无明置于主导地位，最后战胜真如，导致佛学衰亡。中国佛教至南北朝《大乘起信论》提出心性本觉，真如熏习本觉，真如占主导地位，从而有别于印度的心性论，进一步发展为禅宗的心性论。方立天的《印度佛教的心性思想》认为，印度佛教有心性本净和心性不净两种说法，其主流是心性清净说。关于中国佛教心性论的范畴网络，方立天指出，佛教对心范畴的论述，主要分为三个方面：第一，从地位、功能、作用和结构的层次，把心分为心王和心所。第二，从性质上说，分为真心和妄心。第三，从心与精神现象的关系看，心与意、识二者的关系为体用关系。
对于佛教本体论，学界大致有两种研究路向：一是在传统哲学本体论框架下反思佛教本体论思想，这也是大多数学者所采用的方法。比如方立天教授的《印度佛教本体论简述》认为，佛教的一切皆空的思想，并不是一种无本体之学，而是否定实体性、本原性的本体之学。麻天祥教授在《中国佛学非本体的本体论》一文中指出，中国佛学的本体论以缘生为理论基础，否定外在的本体，并以性空为实相，顺化而为实相非相的本体论，是一种非本体的本体论。另一种路向则对大多数学者所默认的佛教本体论立场提出疑问。近年来一些学者从西方本体论的含义出发，来检视佛学本体论能否成立的问题。如傅新毅的《佛法是一种本体论吗?——比较哲学视域中对佛教基本要义的反思》、夏金华的《佛学理论中有“本体论”学说吗?》等文认为在佛教中不存在西方哲学意义上的本体论。
虽然佛教根本上追求的是彻底的觉悟和解脱，向往的是不在此世的彼岸世界，并不以世间的生存与价值为最重要的理论目标。但人是生活在世间的，因此又不能“离世间求解脱”。在世间，不论是方便，还是权宜，总是需要设定一种符合伦理的生活，这也是不同宗教中的一个共同特征。对于佛教的伦理思想，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方立天教授的《中国佛教伦理论纲》认为中国佛教伦理的理论基础表现在下述三个方面：伦理旨趣的依据是人生论，伦理价值的基石是果报论，伦理自觉的根源是心性论。王月清的《中国佛教伦理研究》是第一部研究佛教伦理的专著。业露华的《中国佛教伦理思想概述》、张怀承的《简论佛教伦理思想的基本观点》、方立天的《佛教伦理推动和谐社会建设的三个向度》、姚卫群的《佛教伦理思想与现代社会》等论文对佛教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进行了探讨。
二、佛教宗派研究
在对中国佛教宗派的研究中，天台宗、华严宗、禅宗、法相宗、密宗、三论宗、净土宗等的研究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各个宗派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下述三个方面：一是宗派历史的研究，这既包括宗派通史的研究，也包括断代史的研究。二是各宗派宗师的研究，从传统祖统到实际的创始者都是研究的热点。三是对宗派理论问题的研究，既有从哲学角度的反思，也有对各宗派教理逻辑发展的梳理。限于篇幅，下面以天台、华严、禅宗的研究为重点，罗列在宗派研究方面所取得的部分成果。
1．天台宗研究
在通史方面，潘桂明和吴忠伟合撰的《中国天台宗通史》、朱封鳌和韦彦铎合著的《中华天台宗通史》、朱封鳌的《天台宗概论》、曾其海的《天台佛学导论》、董平的《天台宗研究》、心皓法师的《天台教制史》都是天台宗通史方面的著作。
在天台宗人物研究方面，关于慧文和慧思的论文有杨曾文的《天台宗史前史——慧文和慧思》、张风雷的《天台宗先驱慧思佛学思想初探——关于早期天台宗思想的几个问题》。关于智颢，张风雷著《智顗评传》、潘桂明著《智顗评传》、李四龙著《天台智者研究》对其生平和思想都作了细致的研究。杨曾文的《有关中日天台宗的几个问题》、张风雷的《天台智者大师的世寿与生平》考证了智顗生卒年的相关问题。此外，这方面的论文还有张风雷的《智顗佛教心性论述评》、李四龙的《天台智顗如来藏思想述评》、曾其海的《智顗天台宗与德国古典哲学比较研究》、王仲尧的《天台宗智顗的佛性思想》、心皓的《天台大师的三封遗书解析》、沈海燕的《智者对法华妙理的展开》、程群的博士沦文《智顗禅学探微》等。除了智顗之外，对灌顶和湛然进行研究的有陈坚的《灌顶对天台学和涅槃学的融通》、俞学明的《天台湛然祖师地位是如何确立的》等。
围绕天台的性具思想，发表的重要论文有杨曾文的《天台宗心性论述评》、潘桂明的《“性具实相”述评》、赖永海的《性具与性起——天台、华严二宗佛性思想比较研究》、杨维中的《天台宗性具善恶观论析》等。
2．华严宗研究
从华严通史的角度看，代表性的著作是魏道儒所著的《中国华严宗通史》。对于华严宗成立之前的华严经学研究，魏道儒撰有《兜沙经与华严学的开端》、《东晋南北朝华严学的发展趋向》、冯焕珍撰有《六世纪华严学传承考辨》。在人物研究方面，华严五祖皆有学者涉猎。关于杜顺，王颂撰有《关于杜顺初祖说的考察》、路远撰有《杜顺、华严寺与杜顺和尚碑》。对于智俨，习细平撰有《略论智俨法界缘起思想的核心及其思维特色》。三祖法藏作为华严宗的实际创始者，学者多有关注。方立天教授著有《法藏》一书，对法藏的生平与思想作了全面的研究。杨曾文教授的《华严宗创始人法藏的“法界观”》、邱高兴的《华严宗祖法藏的生平和思想》、徐绍强的《法藏“无尽缘起”说》也对法藏生平和思想进行了研究。澄观是华严宗理论的集大成者。杨曾文教授的《澄观及其四法界沦》、李蓉的《澄观的生平与思想》、韩焕忠的《清凉澄观的三圣圆融观》、董乎的《论澄观对华严思想的发展》探讨了澄观思想的各个侧面。宗密既是华严宗的五祖，又是菏泽禅宗的后人，身兼双重身份。董群在《融合的佛教——圭峰宗密的佛学思想研究》的专著中认为宗密佛学思想的基本特征表现为融合。向世山的《论宗密地方法论模式》、邱高兴的《宗密对以马祖道一为代表的洪州禅系的评述》、韩焕忠的《圭峰宗密对禅宗的判释》都是有关宗密思想的论文。李通玄是唐代以居土身份治华严的著名人物，其著作在两宋及以后颇受欢迎。邱高兴的《法藏和李通玄佛学思想比较》、《以（易）解（华严）——李通玄对(华严经)的新诠释》、秦团结的《试论李通玄的三圣圆融观》都是研究李通玄的论文。
针对华严宗的哲学范畴，方立天的《华严宗哲学范畴体系简论》认为华严宗特别重视和突出运用的范畴是法界(法性)与一真法界(一心)、理与事、性与相、一与一切、一念与九世、相即与相人。此外汤一介的《华严“十玄门”的哲学意义》对“十玄门”的哲学意义进行了揭示。
3.禅宗研究
禅宗研究是教界内外参与人数最多的一个研究领域，研究角度也是千差万别，所取得的成果位居宗派研究之首。比如在禅宗史研究方面，作者所藏的重要禅宗史研究著作就有十数种，如顾伟康的《禅宗：文化交融与历史选择》、洪修平的《禅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杜继文和魏道儒合著的《中国禅宗通史》、杨曾文的《唐五代禅宗史》和《宋元禅宗史》、葛兆光的《中国禅宗思想史》、潘桂明的《中国禅宗思想历程》、吴立民主编的《禅宗宗派源流》、邢东风的《禅悟之道——南宗禅研究》、杜寒风的《晚唐临济宗思想述评》、魏道儒的《宋代禅宗文化》、高令印的《中国禅学通史》、麻天祥的《中国禅宗史略》、邱高兴的《一枝独秀——清代禅宗隆兴》、纪华传的《江南古佛——中峰明本与元代禅宗》、徐文明的《中土前期禅学思想史》，等等，由此可见禅宗研究的兴盛。
在禅宗的研究中，有几个问题是学者们比较关注的：第一，南能北秀。以慧能和神秀为代表的南北禅法特征的研究是一个备受关注的论题。任继愈的《神秀北宗禅法》、方立天的《论南顿北渐》、《中国禅宗创始人之辨析》、《慧能创立禅宗与佛教中国化》、杨曾文的《{六祖坛经)诸本的演变和慧能的禅法思想》、龚隽的《再论初期禅史中的顿渐》、伍先林的《神秀禅法思想》、林有能的《慧能与神秀思想辨析》、孔繁的《慧能“顿悟”说之评价》、刘梦骧《宗教改革：慧能禅学的深层结构与意义》、陈炎与赵建新的《慧能和海德格尔》等文章对慧能和神秀的思想进行了比较和研究。
第二，南禅传承。南禅在慧能后分为三支：一是神会系，也称荷泽大师，是对慧能一系取得禅宗正统地位起过重要作用的著名人物。杨曾文教授所编校的《神会和尚禅话录》取材丰富、整理精致，并收录了作者的研究论文，是研究神会思想的系统和代表之作。郭朋的《神会思想简论》、方立天的《荷泽宗思想略论》、潘桂明的《也谈神会在历史上的地位》、邢东风的《认知与般若》、乐九波的《论神会的佛学思想》、聂清的《神会与宗密》、《荷泽宗研究》等也都是这方面研究的论文和著作。二是南岳怀让及其弟子马祖道一系。关于马祖道一的洪州宗，有代表性的论文如方立天的《洪州宗心性论思想述评》、赖永海的《马祖道一与后期禅宗》、吕有祥的《马祖禅风述略》、向学的《马祖道一禅法之探讨》、邱环的《马祖即心即佛思想》、伍先林、刘艺的《试论马祖教学精神》、段玉明的《若即若离：马祖道一禅法略说》、杜继文的《洪州系的农禅学和农业乌托邦》等。此外对出于南岳一系的临济宗也有不少研究成果。方立天的《临济宗心性论述评》、潘桂明的《临济宗思想初探》、杜寒风的《临济义玄门庭施设宾主句探真》、李肖《临济义玄禅学思想述评》探讨了临济禅法思想及教学特色。三是青原行思系，包括后来出现的禅宗五家中的三家，即曹洞宗、云门宗和法眼宗。潘桂明的《曹洞宗回互说述评》、徐文明的《曹山本寂禅师的禅法思想》、夏金华的《试论佛教曹洞宗对易的利用》、冯学成的《云门宗史话》研究了这些南宗后起派别的禅学思想。
第三，禅宗的思想特色和精神。任继愈的《禅宗的特点和地位》认为，禅宗的思想特点：一是讲“明心见性”；二是注重“自我解脱”。方立天的《禅宗精神——禅宗思想的核心、本质及特点》一文认为，禅宗思想体系中最主要的是心性论、工夫论和境界论。楼字烈的《禅悟的认识论意义》认为禅宗的证悟特别重视具有主体意识的强烈体验，同时也包括具有极大灵活性的辩证法。邢东风的《禅的可说与不可说》对禅的不可言说提出质疑，同时指出，历来对禅有两种把握方式：参究和研究。研究是基础，参究是更深一层的工夫，研究是优先的，参究是根本的。单纯在《禅宗的佛性论及其意义》中认为禅宗将印度佛教本寂说转化为本觉说，突出了佛性自觉、反省体悟和顿悟成佛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吴言生的《禅学三书》分别从禅宗诗歌境界、禅宗思想境界、禅宗哲学象征三个角度，以理性和悟性并重的方式分析了禅宗之佛心、禅韵、诗情。
三、佛教历史研究
佛教产生于印度，兴盛于中国和东南亚诸国，传播于朝鲜、日本。近代以后又传播至欧美地区，影响遍及全世界。对佛教在这些地区传播的研究，主要有如下成果。
1．世界各国佛教史
对世界范围内佛教传播史作整体研究的专著当属杜继文主编的《佛教史》一书，该书从地域上看，涉及了佛教在印度、中国、朝鲜、日本、东南亚以及欧美各国的传播。关于印度佛教的研究，早期如吕激的《印度佛学源流略讲》、汤用彤的《印度哲学史略》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此后黄心川先生著有《印度哲学史》。本书虽不是一部有关印度佛学的专著，但将佛教哲学作为整个印度哲学发展史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加以详细论述。方广铝著《渊源与流变：印度初期佛教研究》对印度初期佛教中涉及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关于日本佛教的研究，杨曾文教授出版了一系列的成果。他于1992年翻译出版了村上专精博士的《日本佛教史纲》。而他自己的专著《日本佛教史》则是在利用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基础上，依据日本佛教原始典籍和资料而写成的，此书历史叙述和思想叙述并重，不同于日本学者侧重于历史活动叙述的佛教史书。作者认为日本佛教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佛法护国观念、神佛同体和一致论、鲜明的宗派意识、念佛和唱题的盛行以及世俗化倾向等五个方面。杨曾文教授在《近现代日本佛教史》一书中对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佛教的发展作了论述。关于朝鲜佛教的研究，何劲松著《韩国佛教史》(上、下)，主要论述了韩国自4世纪三国鼎立时期直至近代以来佛教的传人、传播、演变和发展过程。
2．中国佛教史
在中国佛教史的研究方面，前辈的著名学者如吕激先生、汤用彤先生等做了大量细致人微的工作，为后来的研究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严北溟的《中国佛教哲学简史》是以当时的意识形态为指导完成的第一部佛教通史著作。任继愈主编，杜继文、杨曾文等参加编写的多卷本《中国佛教史》是中国佛教史领域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目前已出版到第三卷。郭朋所著的《中国佛教简史》、《中国佛教思想史》(上、中、下)是作者在一系列佛教断代史的基础上撰写的中国佛教史著作。鉴于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仅出三册，只写到南北朝时期，郭朋的这些极有分量的著作无疑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佛教通史。邱明洲《中国佛教史略》是一部在改革开放后出版较早的佛教史著作。潘桂明《中国居士佛教史》对两千年中国佛教中在家居士信众的信奉史进行了研究。魏道儒《佛教史话》、方立天主编、华方田副主编的《中国佛教简史》、高振农《中国佛教源流》、刘克苏《中国佛教史话》、洪修平《中国佛教文化的历程》也都是中国佛教史方面的著作。
地方佛教的研究有助于深入和细化中国佛教的研究，近年来地方佛教史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游有维的《上海近代佛教简史》、史金波的《西夏佛教史》、班班多杰的《藏传佛教思想史纲》、胡思厚的《甘肃佛教史》、韩溥的《江西佛教史》、王荣国的《福建佛教史》、崔正森的《五台山佛教史》、严耀中的《江南佛教史》、王路平的《贵州佛教史》、陈荣富的《浙江佛教史》、王海涛的《云南佛教史》、徐孙铭、王传宗主编的《湖南佛教史》、严耀中《中国东南佛教史》、厦门佛教协会编写的《厦门佛教志》、宁波佛教协会编写的《宁波佛教志》等。
在佛教断代史研究方面，著名学者汤用彤先生曾写过几部有关佛教断代史方面的专著，如《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隋唐佛教史稿》等，均堪称佛教断代史研究中的权威之作，在国内外均有较大的影响。范文澜先生所著的《唐代佛教》是把《中国史简编》中佛教部分和张遵骝编《隋唐五代佛教大事年表》合在一起形成的。郭朋先生所著《隋唐佛教》、《宋元佛教》、《明清佛教》三部佛教断代史专著、任继愈先生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顾吉辰著《宋代佛教史稿》、任宜民著《中国佛教史：元代》等也都论述不同时代的佛教发展史。此外研究特定时代佛教某个方面发展的专著有张弓《汉唐佛寺文化史》(上、下)、李映辉《唐代佛教地理研究》、李芳民《唐五代佛寺辑考》、刘长东《宋代佛教政策论稿》、曹刚华《宋代佛教史籍研究》、周齐《明代佛教与政治文化》、何孝荣《明代南京寺院研究》等。
对近代佛教的研究也取得一些重要成果，比较有代表性的专著有郭朋、廖自力、张新鹰合著的《中国近代佛学思想史稿》、李向平《救世与救心：中国近代佛教复兴思潮研究》、何建明《佛法观念的近代调适》、麻天祥《晚清佛教与近代社会思潮》等。
四、佛教典籍的编纂、整理与研究
1．藏经编纂
1980年吕激先生出版了《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指出了过去的大藏经以及日本大藏在编目上的问题以及对失译经考订的过失，并提供了一个新大藏经目录，为汉文大藏经的编纂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从1982年起，任继愈教授开始主持编纂《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 •正编》部分。该藏经以《赵城金藏》为基础，共收录典籍1939种。到1997年出齐了全部106册，2004年又出版了《总目》。目前《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 •续编》的编纂工作也已启动。此外方广铝组织编写的《藏外佛教文献》，是以收录未被历代大藏经所收入的各类佛教文献为目标而编收的一部佛教典籍丛书，目前这套丛书已出版了九册。童纬编《二十二种大藏经通检》是一本有关大藏经的索引著作。
2．经典校勘与释译
改革开放后，为了满足广大读者阅读和研究佛教典籍的需要，学者们对具有广泛影响的佛教典籍进行了校勘、今译、阐释。由中华书局组织出版的《中国佛教典籍选刊》系列丛书，是从中国佛教典籍中选出反映中国佛教历史和思想的代表性著述加以标点、校勘、注释的佛教丛书。目前出版的有点校类：《五灯会元》、《宋高僧传》、《古尊宿语录》、《出三藏记集》、《神会和尚禅话录》、《祖堂集》。校释类：《坛经校释》、《华严金师子章校释》、《三论玄义校释》、《童蒙止观校释》、《高僧传校注》、《大乘起信论校释》、《成唯识论校释》、《法苑珠林校注》、《肇论校释》、《比丘尼传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推出了一套杨曾文、黄夏年主编的“中国禅宗典籍丛刊”，目前已出版《赵州录》、《临济录》、《祖堂集》、《禅苑清规》、《马祖语录》、《大慧书》、《禅源诸诠集都序》等七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推出了白话佛经系列，现出版有《宝积经今译》、《法华经今译》、《华严经今译》和《维摩诘经今译》、《净土诸经今译》、《圆觉经今译》、《金刚经今译》、《大般涅槃经今译》等。
除了这些系列丛书外，单本佛典的校勘和释译也有很多，比如对《坛经》进行校勘和白话翻译的著作加起来可能有数百种之多。其中较为重要如郭朋的《{坛经)对勘》、周绍良的《敦煌写本（经）本》、杨曾文的《敦煌新本六祖坛经》、李申合校、方广铝简注的《敦煌坛经合校简注》等。其中杨曾文教授校勘所据的敦博本(或称敦煌新本)，是任子宜先生于1935于敦煌千佛洞上寺发现的，后藏于敦煌县博物馆。该版本是伦敦大英博物馆所藏敦煌本的同源异抄本，因此该版本的发表和校勘，弥补了伦敦所藏敦煌本的错漏之处，为《坛经》和禅宗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佛教研究飞速发展，取得了众多的研究成果，上面所述的四个方面，仅是佛教研究的一个侧面。限于篇幅，还有很多重要的研究进展在文中没有提到，挂一漏万之处甚多。如果作简要概括的话，佛学研究在这三十年的发展，最值得注意的就是研究范式的不断转化和更新。改革开放初期，佛教研究处在恢复和重建期，恢复的是文化大革命中中断的研究，重建的仍是文革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框架下的佛学研究。其后，佛教研究逐渐摆脱了意识形态色彩，开始以哲学、历史、文学等方法对佛教进行客观研究，直到目前这一方法仍然是佛教研究的主流。近几年，随着佛学研究的深入和国外佛学研究成果的引入，一些新的研究方式开始出现，比如大量引用和采纳梵文文献资料的研究、对佛教概念体系进行反思的研究等。这些研究方式虽然尚未成型和普及，但却反映了佛学研究方法开始向多样化发展的趋势。（来源：《社会科学战线》）作者: 邱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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