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义礼智信与建构未成年人的共同价值观
王殿卿
帮助未成年人建构共同价值观，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一项战略，是学校德育的一项核心任务。它应当以人文教育为基础。通过“文以载道”的路径，精雕细刻，潜移默化，坚持不懈，力求实效。
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与道德的纷争已有百余年历史，对待“仁义礼智信”也必然是见仁见智。在20世纪的前八十年，中国传统文化与道德一直是被否定、批判、打倒和革命的对象。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尤其是1992年中国确定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后，文化发展战略从“革命”转向了建设，以往对待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与道德的习惯思维定势，也随着发生了重大转变。中华民族五千年的传统文化中有糟粕也有精华，而精华多于糟粕；对待传统文化与道德要坚持批判与继承，而批判是手段，继承是目的，两者不能颠倒；对待本民族的文化不能“革命”，只能建设等等，这些新的文化思维正在被国人所接纳。在这样的背景下，讨论“仁义礼智信”，就容易心平气和与客观公正。在此，仅从“仁义礼智信”与建构未成年人共同价值观的向度，提出几点粗浅的看法，以求指正。
必须用历史发展观对待“仁义礼智信”
两千五百年前，孔子提出过做人的三个标准，即智、仁、勇“三达德”，是“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然而，孔子有生之年，为之奋斗的伦理道德，是“礼”。
从公元前21世纪，就有了原始礼仪。周代以礼乐治天下，“周礼”的建设与发展前后八百余年。早于孔子百余年的齐国管仲，提出“四维”即“礼、义、廉、耻”，以礼为首，这些都是孔子所直接继承的伦理智慧。可见，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伦理是对中华伦理智慧的继承与发展。
孔子一生从礼、崇礼，对礼的建设有重要的理论贡献，以至对后世中华礼仪之邦的建设有着深远的影响。
孔子，提出了“仁”，但在他一生所推行的道德是“礼”，也就是说，“仁”并没有成为当时人们共识与实践的道德规范。然而，孔子在“仁”与“礼”的关系上，确有重要贡献，他的“内仁外礼”说，“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将“礼”融入“仁”中，使人的情感成为“循礼”的内在动因。这种外在与内在的和谐、内化与外化的统一，是孔子对礼的理论升华的突出贡献，成为中国建设“礼仪之邦”的理论依据，为当今礼的教育与礼的建设提供了参照。
孟子提出“仁、义、礼、智”“四德”，是对儒家伦理的新整合。其中，以“仁”为首，“义”为次，“礼”从首位降到第三，“智”也从孔子“三达德”之首，退居到末位。
汉代董仲舒，在孟子“四德”的基础上增加“信”德，表明当时“信”已经成为一种公共生活准则和社会发展需要。从此，“仁、义、礼、智、信”推为“五常”，成为国家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它将儒家伦理推向了新高度，并统领我国伦理道德教化与建设两千年。
到了宋代，又有了“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这其中再次恢复了管仲提出的“四维”，去掉了“仁”，增加了“孝”、“悌”与“忠”，将家族道德置于首位，“家”乃国之基。有了纵向的“父慈子孝”，又有了横向的“兄友弟恭”，建构一个纵横交错的家庭伦理十字架，就可实现“家和万事兴”。
从清末到民初，面对西方强势文化对于中国文化的冲击，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都认为，道德是中国之长项，只要推陈出新，就能够建构中国的新道德。
梁启超等维新派，试图以“孝、悌、忠、信”这“四德”为基础，吸收西方近代道德精华，建构中国新道德。孙中山提出了“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新“八德”，这是“中体西用”、中西道德精华相融合的杰作。
中华道德发展的历程表明：
以孟子“五伦”为标志，形成了“以人为本”的伦理道德观。
宋代以“八德”为标志，形成了“以家为本”的伦理道德观。
孙中山以新“八德”为标志，形成了“以国为本”的伦理道德观。
这“三个为本”经历了三千年。分别成为不同时期道德教化的着重点，反映了不同时代及其发展对道德发展的必然要求。道德是历史的产物，又推动历史的不断进步。
而今，中国又从一个全新的视角提出了“以人为本”的思想。“人”、“家”、“国”，这“三个为本”在当代的辩证统一，必将对反映当今人际关系的新伦理、新道德，做出新的概括，从而建构与小康社会相适应的新道德，在新的千年推动中华道德有个新的发展。
历史进程表明，道德的产生与发展都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需要，并随着社会生活的变迁而变化，这种变化既有基本道德规范数量的增减，也包括每个道德规范在不同历史时期自身内涵的丰富与发展。
一些恒久不变的道德规范，是由人类社会生活长久不变的内容决定的，即使这些似乎“千古不变”、相对稳定的道德规范，也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更新自己的内涵。因此，每个历史时代的中国人，都有继承前人道德智慧的责任，又有“推陈出新”发展中华道德的义务。
“仁义礼智信”与建构中国核心价值观
西方现代科学、管理技术和文化价值观铺天盖地而来，是当代中国面对的三大挑战。现代科学要引进，管理技术不能简单移植，文化价值观不能全盘进口，更不能用外来的文化价值观取代本民族的核心价值观。
一个国家不能没有核心价值观，也就是不能没有核心道德，因为它是治国安邦之纲。两千余年中华道德发展历史表明，具有跨越时空、超越偏见的核心道德，就是中国人的核心价值，因而，道德建设与发展的实质，就是核心价值的建设与发展。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背景下，如何从众多中华传统美德当中，精选和确定一些适合当今社会发展需要，易于青少年所接受，又能成为易记利行、人人皆知、“化民成俗”的美德，是一项重要历史任务。
古今中外，不同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其背后都是核心道德或是核心价值观的矛盾与冲突。所有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冲击与取代，都是核心道德或是核心价值观的冲击与取代。
我国历史上形成的核心道德，就是中国和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仁义礼智信”作为常“道”，在我国两千多年来的历史进程中，担当了中华民族核心道德的功能，它是我国传统道德之纲，它牵动、影响和辐射着整个社会道德规范体系，推动整个社会的道德教化，提升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
这五个核心道德，对于确定中华民族文化发展路向，锤炼民族性格，培育中华精神，起到了重要历史作用。正是由于中华精神的力量，支撑中华民族才能长存不亡，衰而复兴，在多灾多难中始终奋进不止。
要在“仁义礼智信”的基础上，开出中国当代共同价值观，就需要对“仁义礼智信”的内涵要进行现代转化，逐个赋予新的时代内涵。
仅以“仁”为例。
“仁”与“以人为本”有内在联系。
“仁者，爱人”，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一种“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人文精神的体现。
“仁”是人所以为人的道理，是人性的体现。
“仁”是人类的爱心，是关心人、体谅人、照顾人、包容人。
一个有仁爱之心的人，肯定会有良好品德和良好的人际关系，一定会成为有益于人民的人。
早在抗战时期，我党就对继承和发扬“仁义”二德，赋予了新的内涵：“有益于大多数人的思想行为谓之仁，处理关系于大多数人利益的事务而得其当谓之义。”
而今，党和政府提出的“以人为本”，胡锦涛同志主张的“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等等，都是仁德之体现。
参考我国历史和当代东亚的经验，能否建构五大共同价值观：
施仁政 得民心（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建设小康……）
持正义 兴天下（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建设法制社会……）
崇礼仪 序国家（人际和谐，建设礼仪之邦……）
明智德 弘理性 （治国大智慧、科学发展观、理性的民族、理性的社会……）
普信德 百姓宁（普天之下讲信用，人无信不立、业无信不兴、国无信不宁……）
帮助未成年人建构共同价值观
弘扬中华文化、承接中华美德、培育民族精神，是中国的学校教育一切责任的内核，丧失了这个内核是最不负责任的学校教育。落实这一内核的任务，是向学生传授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和道德规范体系，进而真正提升他们的人文与思想道德素质，成为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不论中国社会以何等速度与高度发展，帮助未成年人建构共同价值观是不容置疑的。西方自由、平等、博爱等核心价值观要借鉴，而中国未成年人也要建构中国人的共同价值观，诸如：关爱、正义、责任、诚信、崇礼、宽容等，这六个核心价值，是作为支撑国家未来的一代未成年人所必须具备的价值观。这就需要我们对于这六个核心价值进行深化研究，它与中华传统核心价值的历史联系，它与世界人类共同价值的关系，它与中国发展现状与未来的内在联系，它与国家共同价值观的建设，以及当代未成年人可能认同与吸纳的关系等等。
帮助未成年人建构共同价值观，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一项战略，是学校德育的一项核心任务。它应当以人文教育为基础。通过“文以载道”的路径，精雕细刻，潜移默化，坚持不懈，力求实效。
价值观是文化的灵魂，文化是价值观的载体。要通过各种专题讲座等多种文化活动，提升未成年人的人文素养，帮助他们理解、实践与建设共同价值观。
提升未成年人的人文素质，要注重历史教育。如果说，文化是民族的生命，道德是文化的灵魂，那么，历史就是文化的筋骨。历史教育不仅要学习历史知识，更要培育历史意识、历史情感和历史责任。不知史何以爱国？何以有民族气节？
何以形成科学的价值观？一个民族，若淡化历史教育，削弱新一代的历史意识、情感与责任，就等于慢性自杀。主张取消历史教育者，将成为历史的罪人。
提升未成年人的人文素质，要注意文化经典的教育。中华文化经典，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不仅是我国学术思想的历史渊源，而且是国人修身经世之本，其价值永恒不朽，历久而弥新。中国的传统文化经典，包括政治、经济、哲学、教育、科学、艺术等多方面的经典，这些经典之中包括着中华伦理道德与民族精神，是当今道德建设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智慧源泉。一个对于中华文化经典从未接着过的人，何以高谈阔论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学校是普及中国古代经典的重要场所和推向社会的辐射源。杨叔子教授认为：“丢失了民族文化，就丢失了民族精神；丢失了民族经典，就丢失了民族精神之源”。新加坡《联合早报》对于当今中国，在未成年人当中推动诵读经典的活动，发表评论《星星之火》认为，“复兴中国文化之风在神州大地上以超过我们预想之速传扬开来，其背后的动力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希望当代中国人也能有此种共识。
要理解“仁义礼智信”，至少要读一读“四书”，《论语》、《孟子》、《中庸》、《大学》。“四书”能使人体认中华文化的精髓，了解中国五千年立国的中心精神，肯定人性的尊严，确定人生目标和进德修业的准绳，鼓舞人奋发向上，培养完善的人格和提升处世的能力。
《论语》主“仁”。《孟子》主“义”。《中庸》主“中道”和“诚德”。《大学》主“修身”，内修于己，外施于人，为中国人指出了“修、齐、治、平”，实现人生价值的路径。
西方人将《圣经》作为人生宝典，东方人将《论语》作为自己的“圣经”。当代中国未成年人应当接触中华文化经典，了解中华文化精华。这既是中华民族文化意识的培育，又是中华精神与价值观的修炼。
台湾省自1953年至2003年五十年间，在高中阶段一直将“四书”作为中国文化必修的基础课程，使得18岁至68岁曾经接受过高级中学教育的人，都系统读过“四书”，这种教育并未影响台湾的经济与社会现代化，而且为三代人认同自己是炎黄子孙，打下牢固的思想文化根基。在这方面，大陆与台湾形成的反差值得反省。
来源于王殿卿教授专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