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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私塾怎样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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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私塾怎样读经

 

 

颜峻

(吉林大学研究生)

 

 

 

 

当下许多私塾以最理想化的标准要求所有学生,所有学生都要追求三十万字的背诵量。固然孩子的理解力有限,更适于背诵,背熟后有一辈子的时间去思考和实践。但是,尤其是在当今,只背诵不予讲解,会导致孩子对国学的智慧失去兴趣,产生厌烦情绪,这一点已经有许多案例了,也多见诸报端和网络。一味背诵其实也有局限,从头到尾能背,如果抽背其中一段,反而会背不出来。【参悦谦学堂《一线读经教师的反省:纯读经,真的可以认字吗》,点此查看

 

实践的层面上讲,旧式私塾教育的实际教学中的确多有要求背诵而不予讲解的,被总结为“念背打”。但是考诸古人蒙学理念,绝大多数是要求讲解的,并且要求讲解得浅近精要,说可以不讲解的寥寥无几。

 

宋代王虚中《训蒙法》里有《说书》一节:“小儿止可说句语义理,又须分明直说,不可言语多。如说仲尼居。则言仲尼者,孔子字也。字,是表德也。居,坐也。曾子侍者,曾子,乃孔子弟子也;侍谓侍奉也,乂手立于其侧也。子曰者,子谓孔子,乃弟子称师曰子也;曰,说也。此言孔子坐,曾子侍奉,而孔子说也。如此则分明而稚子易晓也。”【王虚中:《训蒙法》,见《养正类编》卷五,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本,第34页。】

 

元代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亦指出“师授说平日所读书。不必多,先说小学毕,次大学,次论语。假如说小学书,先令每句说通朱子本注,及熊氏解,及熊氏标题。已通,方令依旁所解字训句意说正文。字求其训。注中无者,使简韵会求之。不可杜撰以误人。宁以俗说粗解,却不妨。既通说每句大义,又通说每段大义,即令自反复说;即使自看注,沉潜玩索;使来试说,更诘难之,使自明透。如说大学论语,亦先令说注透,然后依旁注意说正文。”【陈宏谋辑:《五种遗规》,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年版,第57页。】

 

明代吕坤《社学要略》:“每讲书,就教童子向自家身上体贴,这句话,与你相干不相干。这章书,你能学不能学。”【陈宏谋辑:《五种遗规》,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年版,第83页。】

 

明清之际张履祥《澉湖塾约》:“塾者,熟也。诵之熟,讲之熟,思之熟,行之熟。”【陈宏谋辑:《五种遗规》,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年版,第86页。】

 

清代唐彪《父师善诱法》:“凡书随读随解,则能明晰其理,久久胸中自能所开悟。若读而不讲,不明其理,虽所读者盈笥,亦与不读者无异矣。故先生教学工夫,必以勤讲解为第一义也。”又说:“子弟虽年幼,读过书,宜及时与之讲解,以开其智慧,然专讲其浅近者……书虽浅近,若徒空解,犹未有即明其理。惟将所解之书义,尽证之以日用常行之事,彼庶几能领会,能记忆。”【陈宏谋辑:《五种遗规》,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年版,第93、95页。】

 

另外,读书的记忆,有了理解才能记得更牢。唐彪曰:“读书能记,不尽在记性,在乎能解。何以见之?少时记性胜于壮年,不必言矣。然尽有少年读书不过十余行,而壮年反能读三四行;或少时读书一二张,犹昏然不记,壮年阅书数十张,竟能记其大略者,无他,少时不能解,故不能记,壮年能解,所以能记也。”

 

在晚清学制改革中把讲解放在第一位,记诵放到了第二位:“以讲解为最要,诵读次之,至背诵则捡紧要处试验。若遍责背诵,必伤脑力,所当切戒。”【璩鑫圭、唐良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84页】

 

至于晚清、民国私塾中的确有许多塾师不予讲解,以胡适为例,“我们家乡的蒙馆学金太轻,每个学生每年只送两块银元。先生对于这一类学生,自然不肯耐心教书,每天只教他们念死书,背死书,从来不肯为他们“讲书”。小学生初念有韵的书,也还不十分叫苦。后来念《幼学琼林》,《四书》一类的散文,他们自然毫不觉得有趣味,因为全不懂得书中说的是什么。因为这个缘故,许多学生常常赖学。”但是胡适的母亲重视教育,给先生数倍的学费,从六元一直增到十二元,先生就给讲书了。胡适说:“我一生最得力的是讲书:父亲母亲为我讲方字,两位先生为我讲书。念古文而不讲解,等于念“揭谛揭谛,波罗揭谛”,全无用处。”看来,只要待遇高,先生还是给讲书的。不讲书有什么害处呢?他举例,某同学读过《四书》,却全然不懂“父亲大人膝下”是什么意思,这就是不讲书之弊。【参胡适:《四十自述》,《胡适全集》第十八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8-30页。】

 

之所以要花费这么多篇幅来引证,就是为了证明,无论是前人的理念和实践,都证明光重视背诵、不予讲解是不行的。经书繁难,儿童虽不能有深入理解,但通过讲解也能有一定的理解,从而增加一定的兴味。成人有成人阶段的理解,儿童有儿童阶段的理解,有理解才能受用。当今读经教育的理念即光读诵,不讲解,而且要求每天诵读量大。古人实践中这样还可以理解为功利性地应付科举,今天又没有科举了,这样岂不是很荒谬?不能当时受用,期待十年读经十年解经,不亦晚乎?当代的读经儿童很多就因此受害,报纸上也多有报道。

 

当代许多读经班的兴盛,应该讲就是受这个“不需讲解”观念的影响,不需讲解就等于任何人只要识字就可以当老师,何等简易直接,当然就利于推广。还有人声称孩子自然会解:“虽然没有人给他讲解,他读经时仍然会对经典有默默的感受和领悟,每个人都有对经典的感悟能力,尤其是孩子,他对经典的直觉感悟能力比大人还要强!”【空山:《就反思“读经运动”致柯小刚先生》】很可惜,这只是一厢情愿罢了,古今有无数实例,没有讲解,儿童只能读得懵懵懂懂。

 

现在有的读经儿童出现读经数年,能背许多经典,却不识字的情况,甚至报纸都读不下来,这不得不反思某些私塾的教育了(参悦谦学堂经验)。古代私塾有蒙师有经师,有蒙师开蒙,以《百家姓》《千字文》等蒙学教材教识字,然后才由经师授经。

 

王虚中《训蒙法》先要求解释生字:“记训释字:可令日记所读书上。训释字三两个。如不亦说乎。说,喜也。不亦乐乎,乐甚喜也。若不能晓得甚喜,则以方言教之,如云大故欢喜……如此记时,则读过论语,记得论语上训释了,七岁便可说书。”

 

唐彪谓:“穷乡僻壤之人,能识数百字者,十人中无一人;能识而又能书者,数十人中无一人,岂果风水浅薄,资质鲁钝至是哉!祗缘蒙师在其地训学者,徒悬空教之读书,而不教之认字与多写字故也。盖穷乡之教子弟者,十人之中,不过一人,此一人之教子弟,久不过一年二年,暂不过期年半载。童蒙读过:‘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彼焉知‘宇宙’作何解说?‘明德’、‘新民’何解说?此等书义,于何处用得着也!”

 

另外,有的儿童读经时书在某页,实际上却已经背到很多页之后了,这样在对汉字生疏的时候不是一个好习惯,应该要求指读,指着一字一字、一句一句往下读,不求快。

 

 

过度商业化与师资低下

 

 

追求商业利益在当代无可厚非,只是因为商业利益所在,许多人为了利益而开办读经班。因为利益驱使,就会有一些明显夸大的宣传,如过度贬低学校教育,过度夸大读经作用,比如读经儿童很多人可以做到过目不忘;虽不学数学,但是只要一学就会。实话实话,当代很多读经教育是在跟风“卖”儒学而已,对儒家的精神鲜有了解。商业化要求资本不断增值,文化推广要求四处开花,浮躁地推广,吊诡地以现代性方式反现代性。对教育体制的不满、对当代社会问题的不满、对传统文化的热忱、民族自尊心诸多因素混杂起来,形成一种类似宗教的氛围。

 

但商业化的直接后果却是师资素质非常成问题。很多老师空怀一腔热情,却没有相关的训练,自学国学,不懂教育学,只凭着一知半解的读经教育理念和自己的自由发挥来教学。大多数老师是从别的职业转行而来,如“辍学学生、茶艺服务员、IT工程师、餐馆老板、报社编辑、健身教练”【张瑞:《十字路口的读经村》,《南方周末》2014年9月5日】

 

笔者见过一位讲《弟子规》的老师,讲得慷慨激昂,内容偏离儒学,近乎邪教,却受到许多家长追捧。笔者还见过一位读经班老师,体育专业毕业,经历过司机等职业,后来开了少儿读经班,但问题是他对传统文化仅仅有最为肤浅的了解,还乐于将这样肤浅的了解到处宣讲,误人子弟已不足以形容了。这是一个很典型的读经班老师,经济利益和文化追求紧密混合,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大概还要胜过对传统文化的热情。

 

北京大学的一份对北京私塾的调查也证明了这一点,选择做私塾老师的原因中,最高票是“待遇好”,其次才是“弘扬传统文化”。【熊江宁、李勇刚:《北京“现代私塾”的现状与出路》,《北京社会科学》,2011年5月。】

 

在许多读经班和私塾里,老师仅仅是一个引导者、备问而不讲解,甚至连问题也不解答,每天仅仅是像复读机一样带着孩子读。“只要小朋友跟我读,阿猫阿狗也能当老师。”还一些读经推广者声称孩子读几年经就可以超过老师,这样老师岂能引导上正路?

 

陆世仪谓:“教子功夫:第一在起家,第二在择师。”如今两项都没有,如何能教好孩子?唐彪云:“且人生平学问得力全在十年内外;学生之言动宜时时训诲,使归于正也;所读之经书,宜精熟也;书法与执笔,宜讲明也;切音与平仄,宜调习也;经书之注,节读宜有法也。工夫得失,全赖蒙师。非品端学优而又勤且严者,不克胜任。夫蒙师劳苦如此,关系之重又如此,岂可以子弟幼小因而轻视先生也哉!”【陈宏谋辑:《五种遗规》,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年版,第92页。】

 

上面虽然指出了目前读经学堂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但这只是针对某些教育不得法的读经班、私塾而言的。也有很多读经班搞得非常好,读经的同时,重视现代能力的培养,也聘任了优秀的师资,在社会上有着积极的作用。读经教育进行了一二十年,现在到了亟需总结经验教训、调整方式方法的时候了。在这个时候,大家一起来学习古代私塾的传统读经方法,可能是必须及时补上的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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