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再兴国学”若干问题
国学，兴起于二十世纪初，而大盛于二十年代，八十年代又有“寻根”热，九十年代“国学”热再次欣起遂至今，无不是今人对于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正视.于今而言,则正是对传统文化在今日中国乃至世界多元文化中的重新定位！
有鉴于国学隶属古代文化，我们便不妨借用“再兴”二字，以表达做为今日国人之于再兴国学的拳拳之心、殷殷之盼。凡是一种学说，在未兴和兴起前后时间里，必然要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一种学说销声后而将“再兴”也是如此，再兴国学，更是不乏问题。于此，不揣所学甚薄，欲就再兴国学几大问题作一聊叙，成文如是----—
一、西学文明危机与国学之亟亟待兴
在我国，旧道统既遭否定，新道统又未建立，而西学大盛，于是西方文化的一切丑恶现象，表现地淋漓尽致。某些人居然无视西学本身弊病，认为中国文化是一大染缸，在西方一切“行之有效”的措施、法令，一移植中国就百弊丛生。实则，西方工业的迅猛发展，已经显露出许多社会弊病：一些人思想空虚，精神颓废，陷入吸毒、醺酒、嫖娼、“同性恋”的深渊而不能自拔，有的人甚至走上了信奉邪教而集体自杀的道路。这种情况的出现，既是工业文明的产物，也与西方长期走重科技而轻人文、厚物质而薄精神的片面追求物质享受的发展道路是分不开的。精神危机以及因此引起的各种社会问题日趋严重，美国、日本、台湾等社会的高自杀率便是明证。我们知道，日本和“四小龙”推崇儒学也是在它们已实现或者基本现代化后，为解决现代化所带来的信仰危机、道德滑坡问题而采取的补偏救弊措施。所谓“东南亚文化圈”，基本上是以儒学为主体的文化构成模式。它有力地推动了东南亚的社会文明与进步。随着历史的发展，我国的儒家伦理正在进入西方国家。
当今社会，不乏以下现象--物欲横流、人情疏离、贪污受贿、以权谋私、功利主义、拜金主义、世态炎凉、人情淡薄、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声色犬马、靡糜之音、唯利是图、见义不为等等，以及疯狂与镇定剂齐飞、颓废与麻醉品并驾的社会病态。以致如李洪志之流能够乘虚而入，象“***功”这样的迷信邪说却能一下子俘虏那么多人，造成了社会的极大危害。
而我们是否需要重建人格操守，呼唤人间温情？答案是肯定的，希望何寄？现代新儒家开山人梁漱溟早已有言：“西方文化发展到今日已经破弊不堪，世界未来文化当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文化的复兴。”
可以说，21世纪是儒学文化的世纪、东方文化的世纪，标志着西化主义泛滥之后，华夏文化中心主义的抬头。
二、国学定义与思想鉴借。
“国学”一说，产生于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而关于国学的定义，严格意义上，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给我们做出统一明确的界定。一般来说，国学应是指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以孔孟儒学为核心，为主体。
国学既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那么无疑也包括了医学、戏剧、书画、星相、数术等等，这些当然是属于国学范畴，但也可以说是国学的外延了。
国学以《四库全书》分，应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但以经、子部为重，尤倾向于经部；以思想分，应分为先秦诸子、儒道释三家等，儒家贯穿并主导中国思想史，其它列从属地位；以学科分，应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等，其中儒家哲学，至为重要。
邓实在1906年撰文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国学讲习记》，《国粹学报》第19期）邓先生的国学概念很广泛，同时也强调了国学的经世致用性。
是的，时值今日，国学更是不能趋向寺庙化，而应走出象牙塔。再兴国学，是求其思想，而并非整理古籍，辨别古书真伪，校正古书文字，考释名物制度等进行考据。在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等人因不满、痛恨宋明理学的空谈心性的流弊便竭力推崇汉儒那种“实事求是”（也就是古文经学派的“我注六经”）的学风，而兴起“汉学”。以文字训诂、名物考释等为手段来阐释文本的意义，这种偏重学术问题不注重政治人生的考据学，到乾嘉时代盛极一时。对于这不发表思想、脱离社会实际的考据训诂，清代后期龚自珍、康有为等人都曾大力反对。当代新儒学第二代代表人物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的学生弟子主办的《鹅湖》也是以宋明心性之学抗拒考据饣豆饣丁之学，以创造性地重建儒学，复兴中国文化。
现在，我们暂不论考据学的是非对错，我们知道经过乾嘉学派大师戴震等人的不遗余力之考证后，到我们这一代，考据学已没有必要再加深究了--尽管至今或许仍然难以离开训诂。至于考据学被现代某些学者视为钻牛角尖的“雕虫小技”，想来是有欠公允的。那么，我们所要鉴借的国学思想是什么呢？试举几例，如鉴借儒家的刚健有为精神，来激励自已发愤图强；鉴借儒家的公忠为国精神，来培育自已的爱国情怀；鉴借儒家的“以义制利”精神，来启示自已正确对待物质利益，鉴借儒家的仁爱精神，来培育自己热爱人民的高尚情操；鉴借儒家的气节观念，来培育自己的自尊、自强的独立人格；也鉴借墨家的“兼爱”、“尚贤”、“节用”；道家的少私寡欲，道法自然，反朴归真；法家的“废私立公”、“国之四维”等等思想。追本溯源，取其精华，自然大有裨益！
先贤有云:中华文化存,中国亦存.中华文化亡,中国亦亡。当时的国粹派便曾将国学与国家兴亡直接挂钩：“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既将影响于国家之存灭，是不亦视前世为尤芨芨乎？”
美国人以门罗主义为国魂，日本人以武士道为国魂，中国的国魂便是黄帝。高旭在其〈南社启〉也说：“国有魂，则国存；国无魂，则国将从此亡矣！”又说：“然则国魂何寄？曰：寄于国学，欲存国魂，必自存国学始。”毋论国家兴亡是否与国学有着逻辑关系或是依赖关系，但于中已大可见国学之要！
三、国学中主体儒家
儒家，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学派。《汉书-艺文志》：“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叙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儒家创始人孔子以继承华夏民族文化著称，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儒家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学术或学派，儒家学说是华夏民族的文化精华，也是华夏固有价值系统的一种表现。汉代以后的儒家以“经世”为心，故古代有“儒臣”、“儒将”之说。显而易见，传统意义上的儒家绝非埋头故纸堆的迂夫子，而是以天下为已任的学术精英，也是活跃在社会生活中、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虽然儒家所信奉的价值观念及其所提供的思想智慧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却也是华夏民族的文化传统，更是中国历代思想精英集体智慧的结晶。近代反孔非儒以来，经历了太平天国的农民革命思潮、资产阶级革派的民主思潮，以及达到反孔高潮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然而其间不乏有识之士执着于儒家价值体系，致力于儒学受挫后的重振和复兴事业，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改铸孔子到新儒家的“返本开新”，现代新儒家有“儒家资本主义”的说法，而且预言二十一世纪，儒家将在继秦汉儒学、宋明理学后，经过创造性的转化，迎来第三次辉煌的大发展。
儒家在先秦遭墨、法、道等派的激烈批判，在秦代和汉初，遭统治者排斥；在六朝先后受玄学、佛学的挑战，在五四反孔非儒高潮下历空前之厄，但还是绵延至今，其原因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它是东方最有价值的知识系统，以至于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国学（传统文化）的代名词。
梁任公曾指出：“......所以我们可说，研究儒家哲学，就是研究中国文化，诚然儒家之外，还有其他各家，儒家哲学，不算中国文化全体；但是若把儒家抽去，中国文化恐怕没有多少东西了。”（《饮冰室书话》〈为什么要研究儒家哲学〉）任公所说“研究儒家哲学，就是研究中国文化”这话或者稍过了点，但中国几千年文化史是以儒学为主流则无庸置疑。“儒家是中国文化的主流，中国文化是以儒家做主的一个生命方向与形态”（〈从儒家的当代使命说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牟宗三）
儒家是国学的核心、主体这问题，本来可以不提。但五四运动以来，今人对儒家已是疏远地厉害，且有着一种莫名的反感，一些偏激谬论充斥于世并混淆视听，在社会上也渐趋形成了一种影响。事实上，肯定儒家是国学主体，决不是只凭现代新儒家或某些学者的主观情感，而是有着客观依据的。儒家之所以是为国学主体，是由儒学的基本精神、广博范围、历史发展客观地确定的，而不是我们一厢情愿。在一定文化变革中或是出于政治需要的背景下，一些以攻击、轻视儒家文化为快事的人，其实是把儒学简单化了，把中国社会与中国历史的发展抽象化了。
因此，再兴国学，可以说便是重振儒学。而重振儒学却绝不是某些人所误解的“复古”，更不是什么开倒车，而是本着马克思主义对待古代学说“批判地继承”的态度，去理性地解剖它，应用它。儒学在现代化过程中完全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现代化不是对传统的否定，而是扬弃、赋予新解。中国现代化还需要儒学，之因为任何一个民族，它之能够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在于有它自己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学为主干；其次，我们今天要实现的现代化，是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这个中国特色，当然少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学色彩。
世界文化是多元的，单就中国大陆来说，将来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最低限度上）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儒学）复兴也必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统、“五四”以来的新文化三者的融合。
四、国学的继承问题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传统文化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从而形成“国学热”，并成为显学。关于传统文化的是否继承问题，毛泽东那时便已明确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遥想当年，五四时期以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科学主义者，试图用科学主义来代替一切，鼓吹科学万能论和理智一元论，用科学理性排抑了人文文化的独特价值。在对待中西文化的关系上，具有明显的民族虚无主义和醉心西化的倾向。尽管九十年代以来，在要不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这一问题上，我们已达成了共识，然而，直到现在还存在着民族虚无主义的思潮。一些人认为要“坚决立足于西方文化渊源的自由、民主和科学精神”，就必须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持“中国传统文化应当寿终正寝”论者，认为西方文化尽善尽美，是人类唯一应当效仿和普遍遵循的范式，这是极其天真的臆想。或者认为西方文明尽管存在着缺陷和弊端，但却是“现代化”的必然现象和结果，而中国“现代化”后不可避免地也要出现同样的问题和文化，是有待商讨的，甚至我们可断言，那么西学便是不足取的。
西学东渐而方兴未艾时期，一些西方学者及当年五四时留洋归来的中国学子认定国学根本缺点大致有三：其一、无科学思想；其二、无民主思想；其三、著述不够系统。所谓三点缺点，其实也是两条，无科学思想（著述不够系统是无科学思想的表现）和无民主思想。对此，过不惑之年后深悔自已浅妄（指因其也曾误以为“国学缺点有三”而弃儒学）的熊十力先生穷其余生研究国学，正是要发掘传统文化的固有宝藏--科学和民主思想。熊先生认为：“科学思想，民治思想，六经皆已启其端绪。”（〈读经示要〉）他与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励、唐君毅还在1958年发表的著名的论文〈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中提到：“我们承认中国文化历史中，缺乏西方之近代民主制度之建立，与西方之近代的科学，及各种实用技术，致使中国未能真正的现代化，工业化，但是我们不能承认中国之文化思想，没有民主思想的种子，其政治发展之内在要求，不倾向于民主制度之建立。亦不能承认中国文化是反科学的，自来轻视科学实用技术的。”并着力论证了科学和民主是国学题中的应有之义，是中国文化依其本身之要求，应当伸展出之文化思想的观点。
今日中国对于传统文化，势必要去继承的。谈到继承传统文化，社会上还有着这样一种谬论，说什么传统是好的，道德也不错，但传统对我们是一种束缚，道德对我们是一种约束云云。那么，如今我们是不是要抛弃传统，冲开一切，像“犬儒主义者”提出的“人要像狗一样活着”那样呢？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在〈国际学术界纪念孔子诞辰2550周年〉会谈中：与会专家学者认为，孔子思想及其学说，包涵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它不仅属于中华民族，而且属于全人类。儒学从天人一体大关系来观照人的生存与人的现实，突显“仁爱”、“和谐”、“秩序”的人文价值，对现代社会人，尤其是21世纪人们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以更好地实现人之自我，无疑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
我们相信，中国传统文化当能指导全世界，造福全人类。二十世纪“西学东渐”，那么在二十一世纪，东学即将西渐。
来源：国学文化艺术中心
有鉴于国学隶属古代文化，我们便不妨借用“再兴”二字，以表达做为今日国人之于再兴国学的拳拳之心、殷殷之盼。凡是一种学说，在未兴和兴起前后时间里，必然要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一种学说销声后而将“再兴”也是如此，再兴国学，更是不乏问题。于此，不揣所学甚薄，欲就再兴国学几大问题作一聊叙，成文如是----—
一、西学文明危机与国学之亟亟待兴
在我国，旧道统既遭否定，新道统又未建立，而西学大盛，于是西方文化的一切丑恶现象，表现地淋漓尽致。某些人居然无视西学本身弊病，认为中国文化是一大染缸，在西方一切“行之有效”的措施、法令，一移植中国就百弊丛生。实则，西方工业的迅猛发展，已经显露出许多社会弊病：一些人思想空虚，精神颓废，陷入吸毒、醺酒、嫖娼、“同性恋”的深渊而不能自拔，有的人甚至走上了信奉邪教而集体自杀的道路。这种情况的出现，既是工业文明的产物，也与西方长期走重科技而轻人文、厚物质而薄精神的片面追求物质享受的发展道路是分不开的。精神危机以及因此引起的各种社会问题日趋严重，美国、日本、台湾等社会的高自杀率便是明证。我们知道，日本和“四小龙”推崇儒学也是在它们已实现或者基本现代化后，为解决现代化所带来的信仰危机、道德滑坡问题而采取的补偏救弊措施。所谓“东南亚文化圈”，基本上是以儒学为主体的文化构成模式。它有力地推动了东南亚的社会文明与进步。随着历史的发展，我国的儒家伦理正在进入西方国家。
当今社会，不乏以下现象--物欲横流、人情疏离、贪污受贿、以权谋私、功利主义、拜金主义、世态炎凉、人情淡薄、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声色犬马、靡糜之音、唯利是图、见义不为等等，以及疯狂与镇定剂齐飞、颓废与麻醉品并驾的社会病态。以致如李洪志之流能够乘虚而入，象“***功”这样的迷信邪说却能一下子俘虏那么多人，造成了社会的极大危害。
而我们是否需要重建人格操守，呼唤人间温情？答案是肯定的，希望何寄？现代新儒家开山人梁漱溟早已有言：“西方文化发展到今日已经破弊不堪，世界未来文化当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文化的复兴。”
可以说，21世纪是儒学文化的世纪、东方文化的世纪，标志着西化主义泛滥之后，华夏文化中心主义的抬头。
二、国学定义与思想鉴借。
“国学”一说，产生于西学东渐、文化转型的历史时期。而关于国学的定义，严格意义上，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给我们做出统一明确的界定。一般来说，国学应是指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术，以孔孟儒学为核心，为主体。
国学既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与学术，那么无疑也包括了医学、戏剧、书画、星相、数术等等，这些当然是属于国学范畴，但也可以说是国学的外延了。
国学以《四库全书》分，应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但以经、子部为重，尤倾向于经部；以思想分，应分为先秦诸子、儒道释三家等，儒家贯穿并主导中国思想史，其它列从属地位；以学科分，应分为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等，其中儒家哲学，至为重要。
邓实在1906年撰文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国学讲习记》，《国粹学报》第19期）邓先生的国学概念很广泛，同时也强调了国学的经世致用性。
是的，时值今日，国学更是不能趋向寺庙化，而应走出象牙塔。再兴国学，是求其思想，而并非整理古籍，辨别古书真伪，校正古书文字，考释名物制度等进行考据。在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等人因不满、痛恨宋明理学的空谈心性的流弊便竭力推崇汉儒那种“实事求是”（也就是古文经学派的“我注六经”）的学风，而兴起“汉学”。以文字训诂、名物考释等为手段来阐释文本的意义，这种偏重学术问题不注重政治人生的考据学，到乾嘉时代盛极一时。对于这不发表思想、脱离社会实际的考据训诂，清代后期龚自珍、康有为等人都曾大力反对。当代新儒学第二代代表人物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的学生弟子主办的《鹅湖》也是以宋明心性之学抗拒考据饣豆饣丁之学，以创造性地重建儒学，复兴中国文化。
现在，我们暂不论考据学的是非对错，我们知道经过乾嘉学派大师戴震等人的不遗余力之考证后，到我们这一代，考据学已没有必要再加深究了--尽管至今或许仍然难以离开训诂。至于考据学被现代某些学者视为钻牛角尖的“雕虫小技”，想来是有欠公允的。那么，我们所要鉴借的国学思想是什么呢？试举几例，如鉴借儒家的刚健有为精神，来激励自已发愤图强；鉴借儒家的公忠为国精神，来培育自已的爱国情怀；鉴借儒家的“以义制利”精神，来启示自已正确对待物质利益，鉴借儒家的仁爱精神，来培育自己热爱人民的高尚情操；鉴借儒家的气节观念，来培育自己的自尊、自强的独立人格；也鉴借墨家的“兼爱”、“尚贤”、“节用”；道家的少私寡欲，道法自然，反朴归真；法家的“废私立公”、“国之四维”等等思想。追本溯源，取其精华，自然大有裨益！
先贤有云:中华文化存,中国亦存.中华文化亡,中国亦亡。当时的国粹派便曾将国学与国家兴亡直接挂钩：“夫国学者，国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故今日国学之无人兴起，既将影响于国家之存灭，是不亦视前世为尤芨芨乎？”
美国人以门罗主义为国魂，日本人以武士道为国魂，中国的国魂便是黄帝。高旭在其〈南社启〉也说：“国有魂，则国存；国无魂，则国将从此亡矣！”又说：“然则国魂何寄？曰：寄于国学，欲存国魂，必自存国学始。”毋论国家兴亡是否与国学有着逻辑关系或是依赖关系，但于中已大可见国学之要！
三、国学中主体儒家
儒家，是中国古代最有影响的学派。《汉书-艺文志》：“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叙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儒家创始人孔子以继承华夏民族文化著称，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儒家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学术或学派，儒家学说是华夏民族的文化精华，也是华夏固有价值系统的一种表现。汉代以后的儒家以“经世”为心，故古代有“儒臣”、“儒将”之说。显而易见，传统意义上的儒家绝非埋头故纸堆的迂夫子，而是以天下为已任的学术精英，也是活跃在社会生活中、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虽然儒家所信奉的价值观念及其所提供的思想智慧是封建社会的产物，却也是华夏民族的文化传统，更是中国历代思想精英集体智慧的结晶。近代反孔非儒以来，经历了太平天国的农民革命思潮、资产阶级革派的民主思潮，以及达到反孔高潮的五四新文化运动，然而其间不乏有识之士执着于儒家价值体系，致力于儒学受挫后的重振和复兴事业，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改铸孔子到新儒家的“返本开新”，现代新儒家有“儒家资本主义”的说法，而且预言二十一世纪，儒家将在继秦汉儒学、宋明理学后，经过创造性的转化，迎来第三次辉煌的大发展。
儒家在先秦遭墨、法、道等派的激烈批判，在秦代和汉初，遭统治者排斥；在六朝先后受玄学、佛学的挑战，在五四反孔非儒高潮下历空前之厄，但还是绵延至今，其原因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于它是东方最有价值的知识系统，以至于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国学（传统文化）的代名词。
梁任公曾指出：“......所以我们可说，研究儒家哲学，就是研究中国文化，诚然儒家之外，还有其他各家，儒家哲学，不算中国文化全体；但是若把儒家抽去，中国文化恐怕没有多少东西了。”（《饮冰室书话》〈为什么要研究儒家哲学〉）任公所说“研究儒家哲学，就是研究中国文化”这话或者稍过了点，但中国几千年文化史是以儒学为主流则无庸置疑。“儒家是中国文化的主流，中国文化是以儒家做主的一个生命方向与形态”（〈从儒家的当代使命说中国文化的现代意义〉牟宗三）
儒家是国学的核心、主体这问题，本来可以不提。但五四运动以来，今人对儒家已是疏远地厉害，且有着一种莫名的反感，一些偏激谬论充斥于世并混淆视听，在社会上也渐趋形成了一种影响。事实上，肯定儒家是国学主体，决不是只凭现代新儒家或某些学者的主观情感，而是有着客观依据的。儒家之所以是为国学主体，是由儒学的基本精神、广博范围、历史发展客观地确定的，而不是我们一厢情愿。在一定文化变革中或是出于政治需要的背景下，一些以攻击、轻视儒家文化为快事的人，其实是把儒学简单化了，把中国社会与中国历史的发展抽象化了。
因此，再兴国学，可以说便是重振儒学。而重振儒学却绝不是某些人所误解的“复古”，更不是什么开倒车，而是本着马克思主义对待古代学说“批判地继承”的态度，去理性地解剖它，应用它。儒学在现代化过程中完全可以发挥重要作用，现代化不是对传统的否定，而是扬弃、赋予新解。中国现代化还需要儒学，之因为任何一个民族，它之能够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在于有它自己的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学为主干；其次，我们今天要实现的现代化，是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这个中国特色，当然少不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儒学色彩。
世界文化是多元的，单就中国大陆来说，将来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最低限度上）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儒学）复兴也必是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统、“五四”以来的新文化三者的融合。
四、国学的继承问题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传统文化研究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从而形成“国学热”，并成为显学。关于传统文化的是否继承问题，毛泽东那时便已明确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遥想当年，五四时期以胡适、陈独秀为代表的科学主义者，试图用科学主义来代替一切，鼓吹科学万能论和理智一元论，用科学理性排抑了人文文化的独特价值。在对待中西文化的关系上，具有明显的民族虚无主义和醉心西化的倾向。尽管九十年代以来，在要不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这一问题上，我们已达成了共识，然而，直到现在还存在着民族虚无主义的思潮。一些人认为要“坚决立足于西方文化渊源的自由、民主和科学精神”，就必须彻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持“中国传统文化应当寿终正寝”论者，认为西方文化尽善尽美，是人类唯一应当效仿和普遍遵循的范式，这是极其天真的臆想。或者认为西方文明尽管存在着缺陷和弊端，但却是“现代化”的必然现象和结果，而中国“现代化”后不可避免地也要出现同样的问题和文化，是有待商讨的，甚至我们可断言，那么西学便是不足取的。
西学东渐而方兴未艾时期，一些西方学者及当年五四时留洋归来的中国学子认定国学根本缺点大致有三：其一、无科学思想；其二、无民主思想；其三、著述不够系统。所谓三点缺点，其实也是两条，无科学思想（著述不够系统是无科学思想的表现）和无民主思想。对此，过不惑之年后深悔自已浅妄（指因其也曾误以为“国学缺点有三”而弃儒学）的熊十力先生穷其余生研究国学，正是要发掘传统文化的固有宝藏--科学和民主思想。熊先生认为：“科学思想，民治思想，六经皆已启其端绪。”（〈读经示要〉）他与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励、唐君毅还在1958年发表的著名的论文〈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中提到：“我们承认中国文化历史中，缺乏西方之近代民主制度之建立，与西方之近代的科学，及各种实用技术，致使中国未能真正的现代化，工业化，但是我们不能承认中国之文化思想，没有民主思想的种子，其政治发展之内在要求，不倾向于民主制度之建立。亦不能承认中国文化是反科学的，自来轻视科学实用技术的。”并着力论证了科学和民主是国学题中的应有之义，是中国文化依其本身之要求，应当伸展出之文化思想的观点。
今日中国对于传统文化，势必要去继承的。谈到继承传统文化，社会上还有着这样一种谬论，说什么传统是好的，道德也不错，但传统对我们是一种束缚，道德对我们是一种约束云云。那么，如今我们是不是要抛弃传统，冲开一切，像“犬儒主义者”提出的“人要像狗一样活着”那样呢？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在〈国际学术界纪念孔子诞辰2550周年〉会谈中：与会专家学者认为，孔子思想及其学说，包涵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它不仅属于中华民族，而且属于全人类。儒学从天人一体大关系来观照人的生存与人的现实，突显“仁爱”、“和谐”、“秩序”的人文价值，对现代社会人，尤其是21世纪人们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以更好地实现人之自我，无疑有着重要的积极意义。
我们相信，中国传统文化当能指导全世界，造福全人类。二十世纪“西学东渐”，那么在二十一世纪，东学即将西渐。
来源：国学文化艺术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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