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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与当代文化建设”学术研讨会暨第六届(2013)中华义理经典教育工程工作年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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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与当代文化建设”学术研讨会暨第六届(2013)中华义理经典教育工程工作年会论文:
               儒家德育观与当代大学创新人才的培养*
       ——再论儒学文化在大学文化传承和创新中的地位与作用
  谦,樊继轩
(黄河科技学院,河南 郑州  450063
摘 要:德育教育是涵盖着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等诸多方面的教育,是高于一切教育的教育。儒学的突出贡献就是创造了一套相对完整的,以“仁”道为核心内容的道德规范体系,从而为儒学道德教育内容的确定奠定了理论基础。作者通过从儒家学说一个侧面——德育观入手,对儒家文化在当今大学创新人才培养中的地位和作用给予浅要的分析,认为只有在“德”字上下工夫的教育,才能培养出为国所用,为民所爱的合格的创新人才。
关键词:儒家德育观;大学文化传承;创新人才培养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其源远流长的灿烂文化在世界文化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尤其是博大精深的儒家文化,以其厚重的文化内涵为国人一代又一代的传承,途中虽频遭劫难,然其旺盛的生命力至今光辉不减。特别是随着国学文化被国人的普遍认同,儒家优秀传统文化又登上大雅之堂,成为当今人们孜孜以求的瑰宝。当我们重新拾起这块瑰宝之时,我们更觉得它的珍贵,更认为它在我们民族重建理想和信念,塑造风范和个性方面,将会起到不可多得的作用。但需要正视的是,当今社会对儒家传统文化的地位和作用仍存在着严重分歧,具体讲,在当今信息化高速发展的今天,该不该重拾老祖先留下来的东西,持怀疑的态度和反对的态度的人还相当的多,还有一部分人仍固执己见,仍以陈旧的眼光看待祖先留下的东西,容不得儒学等中国传统文化的存在,无形中已阻碍了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对此,本文仅从儒家学说一个侧面——德育观入手,再次对儒家文化在当今大学创新人才培养中的地位和作用给予浅要的分析。以求对上述一些糊涂观念的危害给以剖析,从而达到求大同,存小异,求发展之目的。
一、儒家的德育观
   什么是“德”和“德育”?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年出版的《辞源》曰:“德”,行道而有得于心者也;“德育”,育成其德性之谓。与体育,知育异称。义与意育者略同,但意育者别于知育、情育言之,言德育,则赅情育言育在内。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认为:“德”,指道德,品行,政治品质;“德育”,是指政治思想和道德品质教育。当代著名学者黄钊先生在《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史论》一书中,又对“德育”进行了深层次论述,他说:“‘德育’这一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教育仅指伦理道德教育;广义的教育则指的是‘思想道教’或‘思想政治教育’”。[1]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无论何种解释,都说明德育教育是关于思想观念方面的教育,它涵盖着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政治观、道德观等诸多方面,是高于一切教育的教育。
纵观中国五千年的文明发展史,可知古代中国早已有了德育教育活动,只是当时的人们并未创造出类似“思想教育”、“思想政治教育”、“思想道德教育”这样的现代名词;而多用的则是“传道”、“明法”、“劝贤”、“教化”等词语。同时,古代早已形成了风格各异的学术流派,并兴起了不尽相同的思想教育学说体系,如儒家学派的“仁者爱人”说、墨家学说的“兼爱尚贤”说,道家学派的“尊道贵德”说,法家学派的“明法审令”说等,都成为当时思想教育的重要内容而广为流传,甚至对后世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出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对儒家学派的一些德育观作一浅论,并以此引起人们对中国古代传统教育观的关注。
儒学创始于由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过渡的社会大变革时期的春秋战国年代。在这一时期,除儒家外,还出现了墨、道、法、名、阴阳等诸多学派,可谓是一个最有活力的年代。然而,在众多的学派中,其影响最大,最广,最深,且持久时间最长的唯有儒家。
儒家的创始人为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孔子一生以“存亡继绝”为己任,建立了以“德政”“礼制”为核心的内容,以“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为主要方法途径;以“修己以安人”为基本目的,以“仁”为最主要道德标准的教育学说体系;从而成为儒家学说的开山祖师,并在中国教育思想史上占有无与伦比的重要地位。后人称孔子为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可谓名符其实。
   为了实现德治,把人们引入德治的轨道,孔子一方面要求统治者治国必须以:“为政以德”,一方面又强调对被统治者要“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他曾说:“为政以德,譬如此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孔子又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又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随令不从。”“苟正其勿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 子路》),类似这样的教诲,孔子一生多多,不难看出,孔子的德政思想是其道德教育的基本目标。他这一伦理道德观至今仍有其时代意义,也正是如此,孔子一生特别崇拜传说时代的帝王尧、舜、禹。如他曾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惟天唯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论语. 泰伯》),又如赞禹说:“禹,吾无间然矣。非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敝冕,卑宫宝而尽力乎沟洫。禹无间然矣。”又赞舜禹说:“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论语.泰伯》)
孔子为了实现对百姓“道之以德”的目的,在道德教育方面进行了精心设计,付出了毕生精力。其突出贡献就是创造了一套相对完整的,以“仁”道为核心内容的道德规范体系,从而为儒学道德教育内容的确定奠定了理论基础。在这一体系中,“仁”是最主要的,是统帅,辅之以义、礼、忠、孝、恕、悌、慈、爱,勇、温、良、俭、让、以及恭、宽、信、敏、惠等具体教目。[2]他们的构建为后世人们遵循社会道德规范,自觉履行其社会责任和义务提供了理论依据。

关于“仁”,孔子也有多种说法,但概括说就是“爱人”两字,如《论语.颜渊》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孔子又曾说过:“泛爱众,而亲仁。”可见“仁”是孔子道德理论思想的精髓,而“利人也”是其阐明的特色,为此,孔子一生很重视人的道德修养,严于律己,追求“仁”道,并要求人们:“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要“无求生以害仁,有杀勿以成仁。”[3]不过在此需要提到的是,孔子倡导“仁”道之时,总将其与礼结合在一起,他认为仁、礼是相辅相成的,不应分割,如《论语.颜渊》记载:“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为仁矣”。又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乎礼。”从这些记载可以看出两点问题:一是礼、仁皆是孔子思想的实质,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二是受时代限制,孔子重礼,并为复礼而奋斗终身,这是可以理解的。当然,孔子道德范畴体系还表现在其他方面,如:“义”与“礼”,“孝”与“悌”,以及“恭,宽,信,敏,惠”

 
等五德方面皆是孔子”“仁”道思想的扩张,因为孔子向望人人都要具备高尚的人格,希望人人都能成为所谓的“君子”、“仁人”、“志士”,甚至成为他所希望的“圣人”,当然,孔子的这些希望和期盼是个人所见,但是他的这些伦理观念和道德观念对中华民族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吸引力。也激励着许多仁人志士英勇奋斗,建功立业。

在此特别要指出的是,孔子在追求“仁”道之时,尤其重视人的道德修养,重视“君子”人格的塑造,如《论语》中关于“君子”一语出现就达107次之多。他认为“君子”应该具备的德行必须是“仁以为己任”,(《论语.泰伯》)“君子义以为上”,“君子义以为质,礼义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同时,他还强调指出,要实现“义”,君子必须按照“礼”去实行,要以“信”来成就,以“博学”(即“知”)来丰富。可见必须进行“仁”,“义”,“礼”,“智”,“信”等多方面的综合修养。
另外,孔子认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应该终生孜孜以求真理和正义,而不能只求衣食住行方面的享受,如《里仁》载:“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特别在与人交往方面,孔子提倡忠信与宽恕,如《阳货》载:引此问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即五德)于天下,为仁矣......。恭则不悔,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矣,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就是说,在于他人交往中,只有笃守忠信,才能“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赢得别人的信任并使自己的学业获得成功。 
“百善孝为先”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句名言,也是孔子伦理思想中的另一精华所在,“孝”与“悌”与“仁”相通,并是儒家道德范畴体系中另一重要德目。所谓“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就是说明了这一点。孔子所谓孝,初为孝敬父母,强调儿女对父母(又指长辈)的“爱”;“悌”的最初内涵是友爱兄弟姊妹,强调的是互“爱”。但是,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孝”与“悌”的内涵均有一定延伸,发生了某种变化,那就是从家庭父母,兄弟姐妹中跳跃出来,延伸到对国家、执政者、社会大众等等的关爱,今人提出的“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观念,笔者认为也正是“孝悌”观的发展。
然而需要提出的是,没有“孝”德的人,不是有道德的人;没有“悌”德的人也称不起好兄弟。另外还要提出的是,一个在家庭中没有孝德的人,在社会上决不会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只有在家庭中敬爱父母、友爱兄弟的人,才有可能在进入社会后关心国家、关心集体、关心他人。
孔子在道德领域所作出的杰出创造影响了其弟子及其后代许多人。特别是其知名弟子孟子、荀子,以及秦汉以后诸多儒家学者都不同程度的传承了孔子这一思想道德体系,有些内涵还进行了发挥和再创,如孟子从“性善论”出发,强调要树立“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式的人格独立精神,倡导的“舍生取义”献身精神,“养浩然之气”的正义精神,和“反省内求”道德修养学说,以及荀子提出的“道德之威”概念。
所以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在提倡古代道德素质中,必须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作为育人之所,大学理应率先就范,在传授科技文化、提高学生科技创新和动手能力之时,更要将德育放在首位,以便履行自己崇高神圣的目标和责任。当我们重读儒家这些著作,诵读众多其至理名言时,更觉其对现代教育的重要性。
二、大学创新人才的培养与儒家教育观的关系
人类的历史是一部创新的历史,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前进离不开人们的创造,而关键的是离不开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人。仅以我国为例,在五千年的历史进程中,正是涌现出了许许多多像孔子、孟子、庄子、墨子这样一些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以及李时珍、郭守敬、王洵、许衡、杨振宁、李政道、李四光、钱学森等各行各业的科学巨匠,如李白、杜甫、白居易等文学巨星,才使中国的历史熠熠生辉,地位始终位居前列。在这些成名成家的人中,有自学成才者,但更多的却是由学校(或私塾)培养出来的,因为学校是人才成长的摇篮,是走向世界知识舞台的阶梯,是成就事业的最佳之路。
    当今的大学的责任就是为社会培养更多更优秀的人才,培养更多的拔尖者。然而,什么样的人才算是人才,才算是创新型人才,才算是拔尖者?笔者认为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度,甚至是每个人都存在不同的理解和看法。
所谓人才,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的注解是指德才兼备的人,或是具有某种特长的人;商务出版社民国二十六年版《辞源》谓:人之有才学者。对于什么是创新人才至今尚无统一定论。
有学者提出,创新人才是“新知识的创造者,新技术的发展者,新学科的创建者”[4];也有学者更进一步说,“具有优良品质,突出才智,雄伟胆魄,坚强意志,富有创新意识,具有创新精神,熟悉创新原理,掌握创新方法,在各种社会实践活动中,以自己的创新思维和创新性劳动去认识世界并改造世界,从而为人类和平幸福,社会繁荣昌盛和科学进步发展做出贡献的人,才是创新人才。”[5]笔者认为,后一种观点较为全面,能充分体现创新人才的基本标准,适应多国之要求。
纵观古往今来,世界各国,对创新人才的认识并不一致,标准也不统一,究其原因是不同的社会制度选择不一,人们的思维方式有相应的差异。换句话说,不同的国度,不同的人群都有自己的思维方式和人才选定标准,且这一不同至今仍未有大的改观,由于篇幅问题,本文不再举例论之,下面就国内外各界对此的看法做一浅述。
国内关于创新人才的提出约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呈现蓬勃发展之趋势,在这些年里,有关这方面问题的研究枚不胜举,如孟天雄《创造型人才的培养》;孙玉珠《知识经济与创造性人才培养》;佟景才《创新教育与创新人才的培养》;郭淑英《高素质创新人才研究》,林崇德《教育与发展——创新人才的心理学整合研究》等学说,从多方面,多角度对创新人才成长问题发表了意见。另外,国内相当一部分大学提出办学目标就是争创研究型大学来培养创新人才,还有些学者明确指出大学应该树立什么样的创新精神,以及学科建设如何与创新人才培养结合的问题。这些都对我国创新人才机制的确立和创新型人才的培养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也对大学健康发展提出了更高目标。但是,什么是对创新型人才,具体标准是什么?认知并不统一。具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点【6】:
——所谓创新型人才,是指富于独创性,具有创造能力,能够提出、解决问题,开创事业新局面,对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作出创造性贡献的人。这种人才,一般是基础理论坚实、科学知识丰富、治学方法严谨,勇于探索未知领域;同时,具有为真理献身的精神和良好的科学道德。他们是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继承者,是最新科学成果的创造者和传播者,是未来科学家的培育者。
——创新型人才的主要素质是:有大无畏的进取精神和开拓精神;有较强的永不满足的求知欲和永无止境的创造欲望;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较强的创造才能;同时还应具备独立完整的个性品质和高尚情感等。
——创新型人才是指具有创造精神和创造能力的人,它是相对于不思创造、缺乏创造能力的比较保守的人而言的,这个概念与理论型、应用型、技艺型等人才类型的划分不是并列的。实际上,不论是哪种类型的人才,皆须具有创造性。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国内学者的研究多从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创新成果来阐释创新人才的培养,这种理念上的局限性容易导致对创新人才的误解和实践上的偏执,如有的把创新型人才与理论型人才,应用型人才,技艺型人才对立起来;有的认为创新人才就是动手能力强,而把创新与知识对立起来;还有些人把培养创新型人才误认为是教其创造方法......
相对国内而言,国外提出的创新教育和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的理论构建较早,如美国从20世纪40年代就开始着手创造性教育,而到了70年代时,明确要尽快构建创新教育体系。不过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国外对创新型人才的理解大都在强调人的个性全面发展的基础上,突出人才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培养。这从国外一些学者和大学教育培养的目标阐释中和一些研究成果中可得到佐证。例如,巴伦等以不同领域的科学家和对象,研究了创新型人才共同的人格特质;斯坦伯格从能力,意愿,承担风险的愿望和自信心方面研究了创新人才的共有特点,又如,英国牛津大学校长C·卢卡斯认为,大学培养的人才,要有很高的技术,非常丰富的知识基础,有很强的个人责任感,创新能力和灵活性,法国教育家雅斯贝尔斯提出,大学应该培养“全人”前提下的创新,美国教育家耗九斯在批评美国大学教育的专业化和非智力化基础上,则指出了,培养“全人”的理念,认为被教育者应成为有作为的人,自由的人,而不是片面发展的工具”,美国的弗来克斯纳先生就直言大学教育应该培养“社会的精英”。
从国内外对创新人才的培养目标和方法看,笔者认为,无论上面的那种提法都有其不足和片面性,其中缺少的都是没有在人的“德”上下工夫,也就是强调“知”、“用”多了些,强调个性的发展重了些,而对一个人“德行”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一生乃至社会中的作用谈的少了,轻则说,重视得不够。其实,无论在什么制度的国家,需要的人才,尤其是创新型人才都是希望对社会有贡献者,都不希望培养出的所谓的人才是自私自利,害己害人的人,因此,只有正确的人生观,方可培养出利国、利民、利己的人,进一步说,只有在“德”字上下工夫的教育,才能培养出为国所用,为民所爱的合格人才。
中国是一个古老而文明的大国,自古以来都十分重视教育,特别是人的“德行”教育。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制定了较为完备的教育方针——“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并在教育实践中,始终如一地将“德育”教育放在首位,“坚持育人为本,以德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的办学之路,从而使我们的教育事业一直沿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并培养出众多像知名导弹专家邓稼先这样一些德才兼备的科学巨匠。
但我们也应该重视的是,近些年来,随着信息时代的快速降临、多元文化的影响,功利主义的膨胀,以及国内一些对外政策的变化,我们的教育理念、教育方针也在国门大开之后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化。特别是受西方文化渗透的影响,我们的教育者及受教育者的意识形态也在某些方面发生“错位”。具体表现在:以“孝悌”为核心的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逐渐淡出,长期以来为人所崇拜的“雷锋精神”的助人理念也或多或少的被人遗忘;而“理念信念淡化,人生目标虚化,社会责任淡化,价值取向物化”仿佛成为社会的“主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就时常听到这些话:“理想理想,有利就想,前途前途,有钱就图”,“大家都不负责任,我一个人负责任有何用”,“多管闲事多麻烦,少管闲事少麻烦”,“墙倒众人推”......都显示价值观出现危机、德行滑坡,即理想信念发生了变化,中国传统的孝悌观念及尊老爱幼的道德标准,高尚品格渐渐淡出。
为什么社会发展了,经济增长了,马路宽了,楼房高了,人们的判断也提高了不少,而人的道德观念却低了呢,一句话,就是我们将传统的“德”丢失了,将祖先遗留的精神给丢了。
回过头来,再看看我们的大学教育,我们的国家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必然教育也是头等大事,在党的领导下,教育事业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从解放初的扫文盲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可谓取得一个个辉煌成就,大学也不例外,当我们为此沾沾自喜的时候,我们看看,我们的教育成果当如何去体现,我们培养的人才当如何去体现,这是我们教育工作者乃至当今社会应深思的问题。
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有道德,有文化,有技术,有能力”的四有新人,不仅是党和政府对教育界的希望,更是教育者的责任和义务。然而,在当今大学提出的目标和口号里,其精髓仍是以“知”为重,将“才”类词看成“知”,人才就是知识高的人,动手能力强的人。实际上,这种人才培养观念是有背党和政府的教育宗旨的,也不符合社会的需要和全体人民的希望,对于创新人才的培养更是如此。
目前大学的思政课传授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这是当今社会大学政治思想教育的主流,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和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需要,然而当我们再次把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如儒家文化拿出来诵读时,我们便会惊奇的发现,儒家文化中的许多至理名言,核心理念都在某些方面与当今的教育方针不谋而合,与当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理论有相关之处。尤其是在创新人才的培养上,先人们的卓识见解至今仍熠熠闪光,并在当代大学教育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所以,前国家主席胡锦涛说:“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必须大力推进文化传承创新”,“要积极发挥文化育人的作用,加深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掌握前人积累的文化成果,摒弃旧义,创立新知。”他还淳淳告诫我们:要认真学习中华优秀文化和人类文明成果......积极加强自身思想品德修养......”由此可见,优秀文化是中华之瑰宝,传承中华优秀文化是全社会的责任,更是我们大学的责任,所以绝不可懈怠。
然而,在此仍要提出的是:在当今大学里,仍有相当一部分人对传承先人文化有疑虑,甚至持坚决反对态度,他们主要认为会冲淡政治文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又认为传播儒家文化为主的先人文化会导致方向走偏,甚至犯什么错误。对此,我们在武汉会议发表的《儒家文化在当今大学传承和创新中的地位与作用》中,已作了解释,然从众多学校反馈的信息中可以看出,这种误解或糊涂的观念在我们的许多学校中,仍有一定影响,占有一定的地位。当然,我们也注意到这样一个现象,近年来我国许多学校举办各种国学研讨班,甚至有些学校还将国学作为一门学科纳入教学体系中,并通过几年的努力,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经验:丰富了教学内容,活跃了学校学术氛围,多元文化在大学生了根,开出了果。最典型的实例就是处于华中枢纽的武汉大学,他们敢于冲破传统观观念的桎梏,大胆地将国学引入校园,纳入教学体系之中,同时他们不仅开办了本科教育随着教学改革之需要和思政教育的要求,又相继开办了硕士研究生教育和博士研究生教育,从而为全国大学教育内涵增添了新的花絮,可谓是创新之举。目前武汉大学的做法,已被国内许多大学所借鉴,并在许多大学的教育实践中,取得了一定成果。
日前,笔者又从中央电视台新闻节目中了解到,以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的中国礼仪文化研究会于5月18日在天津成立,其重要传播对象就是大学。由此也可以看出,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已不再是个别人的事,而是社会的责任。
当然,笔者以上的看法,绝非要求每个大学都像武大一样将国学纳入教学体系中,更不是将中华传统文化作为当今大学的主流文化纳入思政教育中,而是强调国学中的优秀成分是中华之瑰宝,作为炎黄子孙的中国人,特别是年轻一代要了解祖先留下的东西,不能任意抛之,更不容许污蔑之,这是其原意之一;另外是认为当今的大学要顺应多元文化之时代要求,在培养创新人才时,不会只重视“知”的目标,而更要重视人才“德”的教育,因为无论是何种社会。需要的人才并非仅是“知”才、“能”才,更不是“一切为己”的“私”才和不守诚信的人,而是需要千千万万有创新能力、乐于奉献、敢为人先的“德才”兼备的人。正如美国学者德怀特·艾伦所言:”如果我们使学生变得聪明而未使他们具有道德,那么我们就为社会创造了危害[7]。”
因此为了我们的未来,在当今大学的教学实践中,应将现代文化与中华乃至世界优秀传统文化融汇在一起,特别是将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融入思政教育中,必将会使中国的高等教育更有起色,创新人才的培养也将会迈上新台阶。
参考文献】
[1] 黄钊. 中国古代教育思想论(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自序).
[2] 黄钊.中国古代教育思想论(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67.
[3] 任继愈,施岱年等编,中国     通览【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4,68.

 
[4] 卢晓东:如何破解“钱学森之”问——兼论创新人才培养与大学教学改良【J】.中国高校科技,2011(7).

[5] 樊继轩.创新与创新人才的培养【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2:35.
[6] 荆克.什么是创新人才?如何培养创新人才? 【N】.中国教育报,2006-10-09:(7).

 
[7] 德怀特·艾伦.高等教育的基石【J】.新华文摘,2005(22):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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