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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符法艺术”的国学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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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与道德研讨会论文
 
“中国符法艺术”的国学地位
□魏明生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近二十年来对“中国符法艺术”的理论探索和艺术实践,论述了符法艺术在国学中的历史地位、经学地位和艺术地位,填补了国学理论研究与艺术实践的空白,对于发展文化产业,增强经济社会软实力,对于修心养性、复兴道德传统,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主题词】国学,符法,艺术,地位
【正文】“中国符法艺术”的国学地位
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除了中国汉字和书法艺术的特殊现象之外,还有一个几乎被遗忘了的特殊现象,那就是大量符号的存在和运用。中国古代没有“艺术”这个字眼,因而没有也不可能有“符法艺术”一说。近代从西方文化中引进了“艺术”概念,但直到今天,在各个艺术门类中,在广义的国学范畴里,却没有“符法艺术”的地位。1990年,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所长卿希泰教授在《道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一书中,第一次为道教符籙戴上了“艺术” [1]桂冠。笔者在卿教授的启示和指导之下潜心研究与开发,二十年来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以《易经》、《道德经》为基本经典,撰写了10多篇研究文章,应邀出席了10多次全国和国际性学术研讨会并被安排作大会发言,对“中国符法艺术”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及其历史价值、学术价值、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作了多方面探索,在中国历史文化基础上发掘并开发出一个有效益于修身养性、复兴道德传统的艺术品种,得到国内外众多史学家、道学家、医学家、书画家、音乐家、民俗家的认同;二是收集了考古发现的刻划符号、古代文献中的印刷符号和民间流传的手写符号共1000多种,经过疏理,归纳为原始巫符、道教符籙和民俗桃符三大门类,创制了新符谱,从中选出108道常用符,绘制出了《神符》、《道符》、《桃符》三大系列长卷,通高49厘米,总长3600厘米;三是以民俗桃符为主,开发出了以长寿符、和合符、生肖符、辟邪符、平安符、镇宅符为内容的纸质装裱件、木质挂件、摆件及胸章、书签等多项艺术品,通过举办展览、现场表演、设点销售、参加民俗活动等方式进入市场,受到广大群众和收藏家的喜爱,经中国驻美国第一任大使柴泽民、原常驻联合国大使林青及四川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推荐,作为外事礼品系列,进入钓鱼台国宾馆和中央机关,已成为美国、法国、德国、日本、韩国、泰国、新加坡、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国外交使节以及马来西亚、以色列、加拿大、澳大利亚、瑞士、奥地利、西班牙、俄罗斯等国商会、企业、学校负责人、专家学者的收藏珍品。四川电视台、中国新闻社、香港大公报、联合早报、四川新闻网、腾讯网旅游频道等40多家媒体作过跟踪报道。本文仅就符法艺术在国学中的地位谈点粗浅看法,以就教于方家。
一、符法艺术在国学中的历史地位
中国历史在世界文明格局中最为辉煌,也是中华国学极为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儒家“四书五经”之中,史学著作占两部,具有相当突出的地位。孔子编撰《尚书》,修订《春秋》,成为研究中华文明史的一个典范。
孔子在《尚书序》中说:“伏牺(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尧)、虞(舜)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书,虽设教不伦,雅诰奥义,其归一揆,是故历代宝之,以为大训;八卦之说,谓之《八索》,求其义也;九州之志,谓之《九丘》,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由此可知,除了《尚书》《春秋》之外,更久远的《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四部非常重要的著作,都没有传下来。此外,还有《河图》、《洛书》、《乐经》也失传了。因此,如果把国学仅仅局限于已经流传下来的历史文化典籍,就会使中华文明史的研究留下许多缺憾。
中国传统文化是与“西学”炯然不同的特色文化体系,在古代有“国学”之实,而无“国学”之名。现代意义上的“国学”概念,是针对“西学”东渐而提出来的。中国近代杰出的革命家、思想家、学术家和教育家章太炎称“国学”为“国故”[2],得到现代著名学者、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胡适的赞许。胡适指出:“‘国故’这两字”的“意义,即中国过去的历史、文化史,包括一切。”[3]所谓“包括一切”,当然是指广义国学而言。胡适还说:“‘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4]章太炎、胡适两位国学大师的言论十分清晰地告诉我们,中国历史作为国学的研究对象,除了有文字记载以来的5000年历史以外,还有“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也是国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中国符法艺术”是以符号为基本元素,通过点线组合表达一定心理冲动的原生态艺术形式。符者,符号也。中华文明发展史,是经过了漫长的磊石记事、结绳记事、符号记事逐步向文字记事过度的。结绳纪事是文字产生之前非常普遍的记事方法,记大事打大结,记小事打小结,事多结亦多,事少结亦少。“用绳子打结,是打不出形态万千的汉字来的”,但是,“有一种可能,古文字中的一些数字符号是由结绳符号演变来的”[5]。符号记事代替结绳记事,把华夏文明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记录了文字产生之前那段悠久的蛮荒史。对于这段符号记事的历史,孔子讲到了“八卦之说”,除了八卦,也许还有许多内容在早已失传了的《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或《河图》《洛书》中就有记载。就拿较近失传的《乐经》来说,也是“韦编成灰,字皆蝌蚪,不能识读”[6]的符号。这些都属于胡适所说的“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符号纪事的历史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国学的研究范畴,研究符号纪事的学问,也应当成为国学的组成部分。确认符号记事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确认符法艺术在国学中的历史学地位,不仅可以填补国学研究中的一大空白,更重要的是能够为悠久的中华文明史增光添彩。
二、符法艺术在国学中的经学地位
从西晋大臣荀勖著《中经新薄》开始,到唐代魏征等人编撰《隋书·经籍志》,中国古代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学”逐渐成型,奠定了中国传统学术的基本格局。经学是四部的主脑,是总纲。经学主要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其中,《周易》上承伏牺、轩辕,下启老庄、孔孟,自古被奉为“群经之首”或“群经之始”,作为中华文化基因,对中华国学的形成和发展方向起着决定性作用,具有超越群经的主体地位,堪称国学之源。然而,《周易》是一部结构完整而又举世无双的符号系统,以此为核心内容的“中国符法艺术”则是国学之源的艺术再现。
《周易》八卦符号系统作为“中国符法艺术”的核心内容,其基本元素是最原始的连“—”断“--”符号,又称阳爻和阴爻。据考古发现,在大约距今万年以前的陶片上就有些刻画貌似卦画,证明连“—”、断“--”符号早在伏牺以前就已出现并且普遍使用了。伏牺氏的贡献在于:为适应治理天下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将其三三相重,组成八“经卦”,开创了崭新的八卦艺术形式。殷商末期,西侯姬昌即周文王将伏牺八卦演绎成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创造了严谨的八卦符号系统。
历代对八卦符号的继承、发挥与解读,冲刷出源远流长而又无比宽阔的符法艺术长河,内容极为丰富,应用相当广泛,归纳起来,主要有三大门类:
一巫符。巫符是巫师用以进行人神交流的工具。巫师是人类社会的早期知识分子,伏牺、神农、黄帝以及尧、舜、禹等历代酋王,都是最具代表性的巫师,是传播华夏文化的姣姣者。伏牺八卦符、星象符,神农符、黄帝符、禹符等等,都曾是巫符的重要内容,而用得最多的则是太极八卦符。由于巫符是巫师用来与神交流的工具,因而为巫师所独占。随着社会的进步,巫师退出历史舞台,巫符大都失传。
二道符。道符继承了巫符的传统,被吸收为道教法术之后,统称“符籙”,主要包括:以原始符号为基础创制的“天书”“云篆”、以变形汉字为基础创制的“符篆”、以星象符为基基础创制的“神符”“天象符”、利用医术药物创制的“养生符”“治病符”等等,内容最为庞杂,形制变化多端。
三桃符。桃符是由原始先民的崇桃意识演变而来的一种民间习俗。相传在黄帝时代的东海度朔山上有大桃树,山下大洞中有恶鬼出没,守护桃树的神涂(读音“舒”)、郁垒(读音“律”)用苇索捆绑恶鬼喂了老虎,从此鬼不为害。于是黄帝命以“桃梗”代神涂、郁垒二神立于门户,驱鬼辟邪。桃符在周代已很盛行,不仅在民间,而且成为官方礼仪。汉、唐等皇廷曾专门颁布桃符形制规格,并有众多文人学仕参与。桃符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以桃木为原料的具有符号意义的实物,如桃梗、桃枝、桃人、桃茆、桃茢、桃杖、桃弓、桃剑、桃板等等;二是将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如八卦符、星象符、神像符等),画在桃木板或其它代用材质上。在桃符板上写字绘画演绎出门神和春联,并行不悖。桃符民俗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是在中华大地上流传最广、延续时间最长的民俗艺术。
在学术上将庞杂的符号表现形式区分为巫符、道符和桃符三大门类,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巫符作为原始符号,在人人交流和人神交流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它带有强烈的迷信色彩,在当代不宜面向社会传播。道符作为斋醮礼仪,只适用于宗教场所,其中有关养生治病等内容,也只适用于道教信众,不适宜于广大人群。桃符虽然也带有“驱鬼辟邪”“祈福禳灾”等迷信成份,但总体说来是流传了几千年的民间习俗,作为“春联”的前身,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既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又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可以开发系列产品,进入市场,发展文化产业,为复兴道德传统和发展经济服务。
三、符法艺术在国学中的艺术地位
国学是一个含义非常广泛的概念。可以说“四部之学”在国学中居于核心价值地位,但“四部之学”不能包含“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中国古代的博物学、花鸟虫鱼、琴棋书画、中医、武术等等,也都是国学的重要内容。国学是不断发展的具有生命活力的动态之学,近现代内容不断更新的文、史、哲、宗教、伦理、政治、经济、军事、音乐、美术等等,也应适时地进入国学研究范畴,特别是以汉字为基本元素的书法艺术,更是不可小视。
文字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中国历史文化是通过汉字来表现的,没有汉字就没有国学。汉字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们头脑中固有的,仓颉造字的传说,是以华夏先民长期的生产实践和文化创造为基础的。《易纬·坤灵图》说:伏牺“精作易,无书,以画字之始。”这里所谓“画字之始”,是指易卦符号为“画”。法国浪漫主义作家雨果认为,“符号起初都被视为图像”[7],但图像不是文字。中国文字学家也说:“单纯的图画,未必是文字,只有当图画和语言结合起来了,才算文字。”[8]易卦符号系统只有实现了从抽象卦爻符号“到具体物名文字符号即汉字符号的过渡”,才算完成了“成命百物”[9]的使命,“从而产生了汉字”[10]。符号先于文字,符号约定成俗便是文字,有了汉字才有书法艺术。
书法艺术和符法艺术是密切相关的。符号的出现,一开始就带有原始艺术特性。点线组合的质朴美,集中体现了原始先民自然纯朴的审美观,“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庄子·刻意》)。符法艺术最初既是人人交流的工具,也是人神交流的工具。直到从符号中分离出文字单独行使社会交流职能之后,符的社会功能削弱了,人神交流功能得到强化,继而演变成为人神共享的一种艺术形式。“符者,上天之合契也,群真随符摄召下降”,“群真百灵,各效其职,必假符咒,呼之而来,遣之而去。”(《灵宝无量度人上经大法》卷三六)指的就是以符法艺术作媒介,人与神之间相互沟通交流,与天地精神往来。人神交流的关键在于合,人神相合,道与人合,天人合一,符法为媒。《道法会元》卷四也说:“符者,合也,信也。以我之神,合彼之神;以我之气,合彼之气,神气无形而形于符,作此而彼应,此感而彼灵,果非于符乎!”符法艺术在人与神的交往中,形成了以神韵为特征的艺术品格。
符法艺术的神韵,是画符的艺术效果。符法,即画符的方法技巧和符的功能。古人作符,讲究“心若太虚,内外贞白”,“心不欲动,不生杂念,一意归中,气与笔俱转,意尽成符。”(《灵宝无量度人上经大法》卷六九)这种一气呵成的符法艺术,必是神来之笔。符法艺术的神韵表现为书法艺术和绘画艺术的“气韵生动”,以其“大巧若拙”的艺术精神和神韵品格,成为中国书法艺术和绘画艺术的“源头活水”[11]。王羲之、怀素等人学道学符,成为书法宗师。后代主张学书画先学画符者不乏其人。金人元好问有诗云:“万古文章有坦途,纵横谁似玉川卢?真书不入今人眼,儿辈从教鬼画符。”(《论诗三十首》)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当代一品堂编辑出版的《书法系列丛书》更是直截了当地提出:学习书法可以借鉴“中华文化的经典《易经》和‘太极图’”,并说:“传统的练字方法就是从这里来的”[12]
以《周易》符号系统为核心内容的符法艺术与音乐、舞蹈也有密切关系。宇宙之中,人和动物,各种物体,都会发出声音,相互交织,神秘莫测。西方哲人马里尤斯说:“世界可能是由最初的声音产生的,这种最初的声音来自原始时代”[13] 。对声音的反应,人类比动物更为敏感,在没有语言的时代,人和动物一样,只有用声音来交流。在长期的交流过程中,把飘浮不定的声音,用符号记录下来,男人的声音粗长,即用连“—”来表示,女人的声音细短,即用断“--”来表示。这两个符号的诞生,第一次把人的声音记录下来,是最原始的音符。据《周礼》所记,中国古代乐器,分为1金(钟等)、2石(磬等)、3土(埙等)、4革(鼓等)、5丝(琴瑟等)、6木(柷敔等)、7匏(笙等)、8竹(管萧等),共为八音,与伏牺八经卦相合。在湖北随州出土的产生于公元前400多年前的“曾候乙编钟”,可以说是通过实物,把八卦符图的音乐内涵表现得淋漓尽致。组成编钟的每挂扁钟,尾部都有挂孔,挂在由金属铸成的钟架上。挂者卦也,钟即是卦,卦就是钟。扁钟又称双音钟,每一挂扁钟有两个音,一个音高,一个音低,正好体现了声音的阴阳二重性。编钟的架构,分为上中下三层,和经卦三爻完全一致,排列形式在左边三分之一处转角,表示这种三层式是复合型的,其含义与两个经卦相重组成复卦相一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整套编钟去掉后来加上去的与原始结构无关的镈钟,恰恰是八八六十四挂(卦),和《周易》八卦符号系统完全吻合。
编钟出现之后,人们可以通过撞击扁钟而奏出美妙的乐章。而在编钟出现之前,尤其是在没有语言的时代,人们面对八卦符图,不会什么声音也没有,即是没有乐器演奏,也总会发出咿咿呀呀的声响,一旦有了语言,这种声响转化为咒语,发展为后来的歌曲。八卦与咒语的结合,形成符咒。巫师们在画符念咒之时,手在划,口在念,身体随之而动,下肢或行走,或蹦跳,舞蹈和戏剧的雏形自然而成,由此而演绎出丰富多彩的动的艺术,即舞蹈艺术。
总而言之,符法艺术在国学之中,无论是历史,还是经学与艺术,均处于源头地位。深入研究与开发符法艺术,不仅可以增加一个艺术门类,对于振兴文化与道德传统,发展文化产业,增强社会经济软实力,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1]卿希泰:道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福建出版社,1990,262。
[2]章太炎:国故论衡,商务印书馆点校本,2010。
[3]胡适:再谈整理国故,晨报副刊,1924.2.25。
[4]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见《胡适文存》(二集)。
[5]、[10]韩鉴堂著:中国汉字。五洲传播出版社,2009,11、9。
[6]《乐经:旬邑古庙发现竹简》。西京民报,1936.12.12。
[7]转自广文:我们身体的神秘投影,华西都市报,1998.12.23。
[8]萧启宏:汉字通易经,东方出版社,1999,11。
[9]常秉义:易经与汉字,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5。
[11]拙作:超能养生与超级艺术—老庄最高艺术精神与中国符法艺术。道教养生与当代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四川大学编印,2005。
[12]陆有珠编著:王羲之兰亭序行书基础技法与与训练大字谱,广西出版社,2005。
[13]英·朱丽叶特·阿尔文:音乐治疗,上海音乐出版社,1989。
 
作者简介】魏明生,笔名魏峡,湖北秭归人,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副编审,四川省老庄学会副会长,世界华人作家艺术家协会民俗桃符艺术家。长期从事文史研究,有多部著述出版,多次应邀出席全国和国际性学术研讨会并被安排作大会发言。获四川省政府三等奖2次,“国际《道德经》论坛”“清静奖”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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