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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与道德研讨会论文 |
“中国符法艺术”的国学地位
□魏明生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近二十年来对“中国符法艺术”的理论探索和艺术实践，论述了符法艺术在国学中的历史地位、经学地位和艺术地位，填补了国学理论研究与艺术实践的空白，对于发展文化产业，增强经济社会软实力，对于修心养性、复兴道德传统，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主题词】国学，符法，艺术，地位
【正文】“中国符法艺术”的国学地位
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除了中国汉字和书法艺术的特殊现象之外，还有一个几乎被遗忘了的特殊现象，那就是大量符号的存在和运用。中国古代没有“艺术”这个字眼，因而没有也不可能有“符法艺术”一说。近代从西方文化中引进了“艺术”概念，但直到今天，在各个艺术门类中，在广义的国学范畴里，却没有“符法艺术”的地位。1990年，四川大学宗教研究所所长卿希泰教授在《道教与中国传统文化》一书中，第一次为道教符籙戴上了“艺术” [1]桂冠。笔者在卿教授的启示和指导之下潜心研究与开发，二十年来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以《易经》、《道德经》为基本经典，撰写了10多篇研究文章，应邀出席了10多次全国和国际性学术研讨会并被安排作大会发言，对“中国符法艺术”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及其历史价值、学术价值、艺术价值和经济价值作了多方面探索，在中国历史文化基础上发掘并开发出一个有效益于修身养性、复兴道德传统的艺术品种，得到国内外众多史学家、道学家、医学家、书画家、音乐家、民俗家的认同；二是收集了考古发现的刻划符号、古代文献中的印刷符号和民间流传的手写符号共1000多种，经过疏理，归纳为原始巫符、道教符籙和民俗桃符三大门类，创制了新符谱，从中选出108道常用符，绘制出了《神符》、《道符》、《桃符》三大系列长卷，通高49厘米，总长3600厘米；三是以民俗桃符为主，开发出了以长寿符、和合符、生肖符、辟邪符、平安符、镇宅符为内容的纸质装裱件、木质挂件、摆件及胸章、书签等多项艺术品，通过举办展览、现场表演、设点销售、参加民俗活动等方式进入市场，受到广大群众和收藏家的喜爱，经中国驻美国第一任大使柴泽民、原常驻联合国大使林青及四川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推荐，作为外事礼品系列，进入钓鱼台国宾馆和中央机关，已成为美国、法国、德国、日本、韩国、泰国、新加坡、巴基斯坦、斯里兰卡等国外交使节以及马来西亚、以色列、加拿大、澳大利亚、瑞士、奥地利、西班牙、俄罗斯等国商会、企业、学校负责人、专家学者的收藏珍品。四川电视台、中国新闻社、香港大公报、联合早报、四川新闻网、腾讯网旅游频道等40多家媒体作过跟踪报道。本文仅就符法艺术在国学中的地位谈点粗浅看法，以就教于方家。
一、符法艺术在国学中的历史地位
中国历史在世界文明格局中最为辉煌，也是中华国学极为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儒家“四书五经”之中，史学著作占两部，具有相当突出的地位。孔子编撰《尚书》，修订《春秋》，成为研究中华文明史的一个典范。
孔子在《尚书序》中说：“伏牺（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尧）、虞（舜）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书，虽设教不伦，雅诰奥义，其归一揆，是故历代宝之，以为大训；八卦之说，谓之《八索》，求其义也；九州之志，谓之《九丘》，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由此可知，除了《尚书》《春秋》之外，更久远的《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四部非常重要的著作，都没有传下来。此外，还有《河图》、《洛书》、《乐经》也失传了。因此，如果把国学仅仅局限于已经流传下来的历史文化典籍，就会使中华文明史的研究留下许多缺憾。
中国传统文化是与“西学”炯然不同的特色文化体系，在古代有“国学”之实，而无“国学”之名。现代意义上的“国学”概念，是针对“西学”东渐而提出来的。中国近代杰出的革命家、思想家、学术家和教育家章太炎称“国学”为“国故”[2]，得到现代著名学者、历史家、文学家、哲学家胡适的赞许。胡适指出：“‘国故’这两字”的“意义，即中国过去的历史、文化史，包括一切。”[3]所谓“包括一切”，当然是指广义国学而言。胡适还说：“‘国学’在我们的心眼里，只是‘国故学’的缩写。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都是我们的‘国故’；研究这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就是‘国故学’，省称为‘国学’。”[4]章太炎、胡适两位国学大师的言论十分清晰地告诉我们，中国历史作为国学的研究对象，除了有文字记载以来的5000年历史以外，还有“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也是国学研究的重要内容。
“中国符法艺术”是以符号为基本元素，通过点线组合表达一定心理冲动的原生态艺术形式。符者，符号也。中华文明发展史，是经过了漫长的磊石记事、结绳记事、符号记事逐步向文字记事过度的。结绳纪事是文字产生之前非常普遍的记事方法，记大事打大结，记小事打小结，事多结亦多，事少结亦少。“用绳子打结，是打不出形态万千的汉字来的”，但是，“有一种可能，古文字中的一些数字符号是由结绳符号演变来的”[5]。符号记事代替结绳记事，把华夏文明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记录了文字产生之前那段悠久的蛮荒史。对于这段符号记事的历史，孔子讲到了“八卦之说”，除了八卦，也许还有许多内容在早已失传了的《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或《河图》《洛书》中就有记载。就拿较近失传的《乐经》来说，也是“韦编成灰，字皆蝌蚪，不能识读”[6]的符号。这些都属于胡适所说的“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符号纪事的历史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国学的研究范畴，研究符号纪事的学问，也应当成为国学的组成部分。确认符号记事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确认符法艺术在国学中的历史学地位，不仅可以填补国学研究中的一大空白，更重要的是能够为悠久的中华文明史增光添彩。
二、符法艺术在国学中的经学地位
从西晋大臣荀勖著《中经新薄》开始，到唐代魏征等人编撰《隋书·经籍志》，中国古代的经、史、子、集“四部之学”逐渐成型，奠定了中国传统学术的基本格局。经学是四部的主脑，是总纲。经学主要指《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其中，《周易》上承伏牺、轩辕，下启老庄、孔孟，自古被奉为“群经之首”或“群经之始”，作为中华文化基因，对中华国学的形成和发展方向起着决定性作用，具有超越群经的主体地位，堪称国学之源。然而，《周易》是一部结构完整而又举世无双的符号系统，以此为核心内容的“中国符法艺术”则是国学之源的艺术再现。
《周易》八卦符号系统作为“中国符法艺术”的核心内容，其基本元素是最原始的连“—”断“--”符号，又称阳爻和阴爻。据考古发现，在大约距今万年以前的陶片上就有些刻画貌似卦画，证明连“—”、断“--”符号早在伏牺以前就已出现并且普遍使用了。伏牺氏的贡献在于：为适应治理天下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将其三三相重，组成八“经卦”，开创了崭新的八卦艺术形式。殷商末期，西侯姬昌即周文王将伏牺八卦演绎成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创造了严谨的八卦符号系统。
历代对八卦符号的继承、发挥与解读，冲刷出源远流长而又无比宽阔的符法艺术长河，内容极为丰富，应用相当广泛，归纳起来，主要有三大门类：
一巫符。巫符是巫师用以进行人神交流的工具。巫师是人类社会的早期知识分子，伏牺、神农、黄帝以及尧、舜、禹等历代酋王，都是最具代表性的巫师，是传播华夏文化的姣姣者。伏牺八卦符、星象符，神农符、黄帝符、禹符等等，都曾是巫符的重要内容，而用得最多的则是太极八卦符。由于巫符是巫师用来与神交流的工具，因而为巫师所独占。随着社会的进步，巫师退出历史舞台，巫符大都失传。
二道符。道符继承了巫符的传统，被吸收为道教法术之后，统称“符籙”，主要包括：以原始符号为基础创制的“天书”“云篆”、以变形汉字为基础创制的“符篆”、以星象符为基基础创制的“神符”“天象符”、利用医术药物创制的“养生符”“治病符”等等，内容最为庞杂，形制变化多端。
三桃符。桃符是由原始先民的崇桃意识演变而来的一种民间习俗。相传在黄帝时代的东海度朔山上有大桃树，山下大洞中有恶鬼出没，守护桃树的神涂（读音“舒”）、郁垒（读音“律”）用苇索捆绑恶鬼喂了老虎，从此鬼不为害。于是黄帝命以“桃梗”代神涂、郁垒二神立于门户，驱鬼辟邪。桃符在周代已很盛行，不仅在民间，而且成为官方礼仪。汉、唐等皇廷曾专门颁布桃符形制规格，并有众多文人学仕参与。桃符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以桃木为原料的具有符号意义的实物，如桃梗、桃枝、桃人、桃茆、桃茢、桃杖、桃弓、桃剑、桃板等等；二是将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如八卦符、星象符、神像符等），画在桃木板或其它代用材质上。在桃符板上写字绘画演绎出门神和春联，并行不悖。桃符民俗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是在中华大地上流传最广、延续时间最长的民俗艺术。
在学术上将庞杂的符号表现形式区分为巫符、道符和桃符三大门类，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巫符作为原始符号，在人人交流和人神交流方面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它带有强烈的迷信色彩，在当代不宜面向社会传播。道符作为斋醮礼仪，只适用于宗教场所，其中有关养生治病等内容，也只适用于道教信众，不适宜于广大人群。桃符虽然也带有“驱鬼辟邪”“祈福禳灾”等迷信成份，但总体说来是流传了几千年的民间习俗，作为“春联”的前身，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既能为广大群众所接受，又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可以开发系列产品，进入市场，发展文化产业，为复兴道德传统和发展经济服务。
三、符法艺术在国学中的艺术地位
国学是一个含义非常广泛的概念。可以说“四部之学”在国学中居于核心价值地位，但“四部之学”不能包含“一切过去的历史文化”。中国古代的博物学、花鸟虫鱼、琴棋书画、中医、武术等等，也都是国学的重要内容。国学是不断发展的具有生命活力的动态之学，近现代内容不断更新的文、史、哲、宗教、伦理、政治、经济、军事、音乐、美术等等，也应适时地进入国学研究范畴，特别是以汉字为基本元素的书法艺术，更是不可小视。
文字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中国历史文化是通过汉字来表现的，没有汉字就没有国学。汉字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人们头脑中固有的，仓颉造字的传说，是以华夏先民长期的生产实践和文化创造为基础的。《易纬·坤灵图》说：伏牺“精作易，无书，以画字之始。”这里所谓“画字之始”，是指易卦符号为“画”。法国浪漫主义作家雨果认为，“符号起初都被视为图像”[7]，但图像不是文字。中国文字学家也说：“单纯的图画，未必是文字，只有当图画和语言结合起来了，才算文字。”[8]易卦符号系统只有实现了从抽象卦爻符号“到具体物名文字符号即汉字符号的过渡”，才算完成了“成命百物”[9]的使命，“从而产生了汉字”[10]。符号先于文字，符号约定成俗便是文字，有了汉字才有书法艺术。
书法艺术和符法艺术是密切相关的。符号的出现，一开始就带有原始艺术特性。点线组合的质朴美，集中体现了原始先民自然纯朴的审美观，“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庄子·刻意》）。符法艺术最初既是人人交流的工具，也是人神交流的工具。直到从符号中分离出文字单独行使社会交流职能之后，符的社会功能削弱了，人神交流功能得到强化，继而演变成为人神共享的一种艺术形式。“符者，上天之合契也，群真随符摄召下降”，“群真百灵，各效其职，必假符咒，呼之而来，遣之而去。”（《灵宝无量度人上经大法》卷三六）指的就是以符法艺术作媒介，人与神之间相互沟通交流，与天地精神往来。人神交流的关键在于合，人神相合，道与人合，天人合一，符法为媒。《道法会元》卷四也说：“符者，合也，信也。以我之神，合彼之神；以我之气，合彼之气，神气无形而形于符，作此而彼应，此感而彼灵，果非于符乎!”符法艺术在人与神的交往中，形成了以神韵为特征的艺术品格。
符法艺术的神韵，是画符的艺术效果。符法，即画符的方法技巧和符的功能。古人作符，讲究“心若太虚，内外贞白”，“心不欲动，不生杂念，一意归中，气与笔俱转，意尽成符。”(《灵宝无量度人上经大法》卷六九)这种一气呵成的符法艺术，必是神来之笔。符法艺术的神韵表现为书法艺术和绘画艺术的“气韵生动”，以其“大巧若拙”的艺术精神和神韵品格，成为中国书法艺术和绘画艺术的“源头活水”[11]。王羲之、怀素等人学道学符，成为书法宗师。后代主张学书画先学画符者不乏其人。金人元好问有诗云：“万古文章有坦途，纵横谁似玉川卢？真书不入今人眼，儿辈从教鬼画符。”（《论诗三十首》）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当代一品堂编辑出版的《书法系列丛书》更是直截了当地提出：学习书法可以借鉴“中华文化的经典《易经》和‘太极图’”，并说：“传统的练字方法就是从这里来的”[12]。
以《周易》符号系统为核心内容的符法艺术与音乐、舞蹈也有密切关系。宇宙之中，人和动物，各种物体，都会发出声音，相互交织，神秘莫测。西方哲人马里尤斯说：“世界可能是由最初的声音产生的，这种最初的声音来自原始时代”[13] 。对声音的反应，人类比动物更为敏感，在没有语言的时代，人和动物一样，只有用声音来交流。在长期的交流过程中，把飘浮不定的声音，用符号记录下来，男人的声音粗长，即用连“—”来表示，女人的声音细短，即用断“--”来表示。这两个符号的诞生，第一次把人的声音记录下来，是最原始的音符。据《周礼》所记，中国古代乐器，分为1金（钟等）、2石（磬等）、3土（埙等）、4革（鼓等）、5丝（琴瑟等）、6木（柷敔等）、7匏（笙等）、8竹（管萧等），共为八音，与伏牺八经卦相合。在湖北随州出土的产生于公元前400多年前的“曾候乙编钟”，可以说是通过实物，把八卦符图的音乐内涵表现得淋漓尽致。组成编钟的每挂扁钟，尾部都有挂孔，挂在由金属铸成的钟架上。挂者卦也，钟即是卦，卦就是钟。扁钟又称双音钟，每一挂扁钟有两个音，一个音高，一个音低，正好体现了声音的阴阳二重性。编钟的架构，分为上中下三层，和经卦三爻完全一致，排列形式在左边三分之一处转角，表示这种三层式是复合型的，其含义与两个经卦相重组成复卦相一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整套编钟去掉后来加上去的与原始结构无关的镈钟，恰恰是八八六十四挂（卦），和《周易》八卦符号系统完全吻合。
编钟出现之后，人们可以通过撞击扁钟而奏出美妙的乐章。而在编钟出现之前，尤其是在没有语言的时代，人们面对八卦符图，不会什么声音也没有，即是没有乐器演奏，也总会发出咿咿呀呀的声响，一旦有了语言，这种声响转化为咒语，发展为后来的歌曲。八卦与咒语的结合，形成符咒。巫师们在画符念咒之时，手在划，口在念，身体随之而动，下肢或行走，或蹦跳，舞蹈和戏剧的雏形自然而成，由此而演绎出丰富多彩的动的艺术，即舞蹈艺术。
总而言之，符法艺术在国学之中，无论是历史，还是经学与艺术，均处于源头地位。深入研究与开发符法艺术，不仅可以增加一个艺术门类，对于振兴文化与道德传统，发展文化产业，增强社会经济软实力，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参考文献】
[1]卿希泰：道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福建出版社，1990，262。
[2]章太炎：国故论衡，商务印书馆点校本，2010。
[4]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见《胡适文存》（二集）。
[5]、[10]韩鉴堂著：中国汉字。五洲传播出版社，2009，11、9。
[6]《乐经：旬邑古庙发现竹简》。西京民报，1936.12.12。
[7]转自广文：我们身体的神秘投影,华西都市报,1998.12.23。
[8]萧启宏：汉字通易经，东方出版社，1999，11。
[9]常秉义：易经与汉字，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5。
[11]拙作：超能养生与超级艺术—老庄最高艺术精神与中国符法艺术。道教养生与当代世界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四川大学编印，2005。
[12]陆有珠编著：王羲之兰亭序行书基础技法与与训练大字谱，广西出版社，2005。
[13]英·朱丽叶特·阿尔文：音乐治疗，上海音乐出版社，1989。
【作者简介】魏明生，笔名魏峡，湖北秭归人，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副编审，四川省老庄学会副会长，世界华人作家艺术家协会民俗桃符艺术家。长期从事文史研究，有多部著述出版，多次应邀出席全国和国际性学术研讨会并被安排作大会发言。获四川省政府三等奖2次，“国际《道德经》论坛”“清静奖”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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