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湖北大学

学院：哲学学院

专业、年级：哲学专业2022级硕士研究生

姓名：郭静文

学号：202221115010046

廉坛、十二、606

孝悌忠信是人之四本，礼义廉耻乃国之四维。孔子认为当官者要崇尚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这五种美德，要摒弃对人不加以教导只知道杀戮、不加以警醒而坐视其成、政令迟缓却要求限期完成、送人以物却非常吝啬，这一虐一暴一贼一吝，是四种恶行。“廉耻，士君子之大节，罕能自守者，利欲胜之耳。”（［宋］欧阳修《欧阳文忠公文集.廉耻说》）君子做到尊五美、摒四恶，才能从政当官，这是人性的温度、人性的方向。

孟子有四端之说，其中的“羞恶之心”即是知耻。有没有知耻之心，是人与非人的判定标准。“耻”和“廉”的连接，进一步成为治国理政的重要维度。“廉耻”不仅是立人之大节，更是立国之要义。顾炎武鉴于明亡的历史教训，痛言“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这是发人深省的人类尊铭，具有不可磨灭的警示意义，值得后世永远记取。

《大学》提出,“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说明实现天地之心、生民之命、万世太平的政治愿景,前提必须是每个人或多或少都要有君子人格的追求,有格物致知的实践,有诚意正心的体验,有内圣外王的理想。克治人欲,廉洁自律为民。“廉者常乐无求，贪者常忧不足。”（[隋]王通《中说.王道》） 存天理去人欲,为圣贤之道者必须有超越性,超越功名富贵,才能真正做到“道济天下之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相反,名利之念一动,存心便是往名利处走了,行事便失去了公心,竟是以私意行事了,这便是人欲的陷阱。这人欲就是好色、好货、好名、好利以及由此而来、为此而生的种种闲思杂虑。贪腐,就是这人欲在官员一面的典型表现。面对如何做到克治人欲,廉洁自律这一命题,儒者提出“义士不欺心，廉士不妄取。”（[汉]刘向《说苑.谈丛》）；“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唐]吴兢《贞观政要.贪鄙》）；“天下官吏不廉则曲法，曲法则害民。”([宋]范仲淹《范文正公集.政府奏议》)等。

廉政的目的不是为了廉政而廉政,廉政是为了更好的社会治理,所以化人合道才是王阳明廉政思想与实践的旨归。“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宋］包拯《乞不用赃吏》）孔子一脉相承的儒家文化提倡为官者要做到廉政，为人民起到表率作用。这为之后的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治理者、改革者开出了一条宏途大道。

智坛、八、239

众所周知，“仁”在论语中出现百余次，是孔子思想的核心所在，仅就出现频率来说，显然“智”有所不及。在孔子所谓仁、智、勇的道德序列中，“智”与“勇”常常被认定为次级的德性，于是仁智关系在传统儒家常常被视为一种“体用”关系，即“仁为体，智为用”。《论语·子张》：“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在宋明儒学那里，“仁为体，智为用”愈发清楚，“仁”决定“智”，“智”表现“仁”，“智”既被视为“仁”的具体条目和内容，也被视为“仁”的功能与作用。这是传统儒学在仁智关系上所呈现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在今天看来，似乎更加具有现代意义，就是“仁智并提”以及“仁智双修”。

陈来教授在《儒学美德论》中提到：“儒家哲学思想总是强调实践智慧必须转化为实践的行动，达到知行合一的境界。”《孟子·离娄下》讲世人与禽兽相差无几，而其差别就在于“仁义之心”，禽兽不知仁义所以为禽兽，君子则能保存此仁义之心；又讲圣人能够做到“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儒家传统的意思，“由仁义行”与“行仁义”是不同的，前者是仁义来自人的天性，仁义生于内，所以是由内而外；而后者则是对于“仁义礼智根于心”认识不足，遂有勉强去行为的意思。孟子“由仁义行”具有先验论的色彩，但亦具有道德实践的合理性，能够体现德性的自觉自愿、自由自律，也符合实践过程循环往复、螺旋上升的规律; 而所谓“行仁义”，则能展现道德活动中规范和他律的意义，亦能体现道德主体的能动性。于是，我们将这两层意思结合起来，在现代实践理性的层面上将智德的表述为“行仁智”：“力行仁智”与“由仁智行”的统一。我们在“致良知”和“明道义”之后，侧重于实践智慧的现代义理，将智德表述为“行仁智”。

在孔子人道实践中，“智”与“仁”都不是一个独立自成的完整体系，需要借助他力才能得以自存和完善。为此，孔子倡导“智而仁”的智、仁互动辅益的修身模式，并在智、仁的不同境界中，分化出人道进程的先后顺序与等次。《中庸》说：“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知所以治天下国家矣。”智、仁、勇都是孔子人道最为称颂的佳德，人道修为的基本进路就是先智而后仁、勇。“仁”与“智”是儒家人道进程中不可或缺的求善与求真之品质。二者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即仁不离智、智不离仁，仁中蕴智、智中涵仁，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仁智合一是儒家最高的人格理想和精神境界，“仁且智”因此成为儒家成圣之所归。

 

智坛、七、365

哲学家牟宗三曾说：“在孔子思想的概念群中，能与仁的概念可以看做是平行而真正是对举的，只有‘智’的概念”。孔子“智”德亦是人的专属，人既是认知的主体，亦是认知的对象。荀子说:“所以知之在人者，谓之知。”(《荀子 ·正名》) 孔子所谓的“知”即是“知人”(《论语·颜渊》) ，即认知人的立身处世之道，获得人道智慧。诚如肖群忠教授所说：“中国儒家智德观的特点在于，它把知或智主要看作是一种人事之智或者说是知人之明。”

明辨是非、指导行为、自知知人、成就美德是“智”所特有的价值。孟子说: “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 。“智”成为点亮人德性的慧烛，即如扬雄所言:“智，烛也”(《法言·修身》) ，人的择善由此有了智力保障。由此可知，“智”必然是理性与德性的紧密配合。孔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论语·为政》) 此即表明:理性认知与真诚德性的合一方可称为“智”。孔子说:“可与言而不与之言，失人；不可与言而与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论语·卫灵公》) “失人”含蕴失去做人的基本德性之义，“失言”含蕴缺乏人所应有的基本理性认知，智者就是兼顾理性和德性，即“不失人，亦不失言”，并使二者在“智”中有效统一。

以现代眼光视之，致良知聚焦理智德性，明道义专注价值理性，行仁智凸显实践智慧，儒家智德又呈现出生机勃勃的现代义理。对于推进社会道德建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提升社会文明程度，儒家智德的现代义理具有丰富深刻的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

义坛、十一、123

“义”所体现的人生“无待”维度的价值是第一位的，追求“利”必须以符合“义”为前提，这是先秦儒家在“义利之辨”上一致的观点。孔子极重视“义利之辨”。对于“利”，他本人是坚持“义然后取”（注：《论语·宪问》。 何晏注，邢昺疏：《论语注疏》，十三经注疏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的。孔子曾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注：《论语·里仁》。）他虽认可人追求富贵与厌恶贫贱的心理，但同时也告诫人们，获得富贵与去除贫贱都必得有一个前提，此即合于“道”。对于孔子来说，为人所敬仰的君子与为人所鄙视的小人正是在以求“道”为先还是以求“利”为先上区分开来，故而他反复提示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注：《论语·里仁》。）“君子上达，小人下达”（注：《论语·宪问》。）“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注：《论语·里仁》。）。

曾子继承了孔子在“义利之辨”上的态度，他说：“鹰隼以山为卑，而曾巢其上，鱼鳖鼋鼍以渊为浅，而蹶穴其中，卒其所以得之者，饵也，是故君子苟无以利害义，则辱何由至哉？”亦即是说，“利”往往构成败坏“义”的诱因，故而曾子提醒人“见利思辱，见恶思诟，嗜欲思耻，忿怒思患”（注：《大戴礼记·曾子立事》。王聘珍撰，王文锦点校：《大戴礼记解诂》，十三经清人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3。）。

子思学派在“义利之辨”上的态度也很分明，《礼记·缁衣》云：“轻绝贫贱，而重绝富贵，则好仁不坚，而恶恶不著也。人虽曰不利，吾弗信也。”（注：《礼记·缁衣》，并见郭店楚简《缁衣》。）在子思学派看来，君子取人的标准首重其人是否“好仁”“恶恶”，而不是首先考虑是否对自己有利。

孟子也承继孔子、曾子、子思对“义”“利”的观点，他说：“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注：《孟子·尽心上》。焦循撰：《孟子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7。）孟子并不是要人彻底舍弃“利”，但他也明确指出一个人如果只知道逐求“利”，那将成为像盗跖一样为人所不齿的小人，一国之人如果都以追求“利”为先，则势必导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注：《孟子·梁惠王上》：“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的局面，故而他指出无论对于一个人还是一个国家，都要懂得以“义” 为先的价值。

与以上几位大儒相比，荀子对“利”的价值看得更重些，但荀子同样明确主张“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注：《荀子·荣辱》。王先谦撰：《荀子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9。）。荀子指出：世道的治乱只在于世人追求“利”的心理与追求“义”的心理孰先孰后罢了。（注：《荀子·大略》：“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由此，荀子提出一种“欲恶取舍之权”（注：《荀子·不苟》：“欲恶取舍之权：见其可欲也，则必前后虑其可恶也者；见其可利也，则必前后虑其可害也者；而兼权之、孰计之，然后定其欲恶取舍。如是，则常不大陷矣。凡人之患，偏伤之也。见其可欲也，则不虑其可恶也者；见其可利也，则不顾其可害也者。是以动则必陷，为则必辱，是偏伤之患也。”），要人在见到“利”的时候多思考其有害的一面，最终做到“欲利而不为所非”（注：《荀子·不苟》。）。

礼坛、一、163

“礼”是儒家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古代中国以“礼仪之邦”著称，“礼”是人修身处世之道，与人们社会生活休戚相关。礼的精神在个人道德、社会和谐、国家治理等方面发挥重大作用，其精华部分值得当代社会吸收和借鉴。在我国传统文化中，礼是一种道德行为规范，它承载着人类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和对和谐社会的向往。礼的精神主要包括恭敬和仁爱，这两种品质不仅是个人修养的体现，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石。

恭敬，是对他人的尊重和敬仰，表现在言语、行为和态度上。恭敬他人是礼的重要体现。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学会尊重他人，不论对待长辈、同事还是陌生人，都应保持谦逊、友善、礼貌。恭敬还包括对自己的要求和约束，要有自律精神，对自己的言行负责。只有做到恭敬，我们才能赢得他人的尊重，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仁爱，是关爱他人、乐于助人的道德情感。它要求我们以人为本，关注他人的需求和痛苦，尽己所能帮助他人。仁爱是礼的精神内核，体现了人性的善良和崇高。在我们国家，仁爱被视为最高的道德品质。实践仁爱，就是要关心身边每一个人，让爱心传递，营造一个互帮互助、和谐共处的社会氛围。

恭敬和仁爱是礼的精神内核，是我们应当积极传承和践行的道德品质。践行礼的精神，需要我们在心中树立恭敬和仁爱的观念，将这两种品质内化为自己的行为准则。我们要在日常生活和学习工作中，时刻保持恭敬和仁爱的态度，对待他人要友好、和善，乐于助人。最后，我们要在遇到困难时，学会换位思考，理解他人的感受，克服自私、贪婪等不良品质，以实际行动践行礼的精神。通过践行礼的精神，我们不仅可以提升自己的道德修养，还能为构建和谐社会、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一份力量。让我们共同努力，将礼的精神传承下去，用恭敬和仁爱点亮我们的生活。

义坛、十四、127

义利之辩的本质是一种价值选择，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学者讨论的热点话题，朱子就曾明确提出“义利之说乃儒者第一义”。传统中国的义利观分为狭义的“道义”与“利益”，广义的“正义观”与“利己性”。何者是义勇？《荀子·荣辱篇》对此作了详尽辨析，写道：“有狗彘之勇者，有贾盗之勇者，有小人之勇者，有士君子之勇者：争饮食，无廉耻，不知是非，不辟死伤，不畏众强，恈恈然唯利饮食之见，是狗彘之勇也。为事利，争货财，无辞让，果敢而振，猛贪而戾，恈恈然唯利之见，是贾盗之勇也。轻死而暴，是小人之勇也。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桡，是士君子之勇也。”荀子把没有廉耻、不分是非，甚或竟是为了争饮食，而乱施蛮威的所谓勇敢和勇气，称为“狗彘之勇”。而那些贪私利、争财货、唯利是图，毫无辞让之心的人，此类人物尽管如何果敢猛戾，也只能是“贾盗之勇”。只有为了道义，不顾私利，能做到“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桡”，才是真正的“士君子之勇”。

《论语》通过对话和叙述的形式，阐述了以孔子及其再传弟子为代表的儒家义利观念。自西汉武帝“罢黜百家”伊始，儒家思想逐渐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孔子认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义”与“利”不但分别具有丰富的内涵，而且“义”离不开“利”又优于“利”，体现出儒家广义的义利冲突，对于中华民族的言行规范、禁忌等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民族品格。

礼坛、五、465

古人说，“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礼”是什么？或许很难给它下一个十分确切的定义，但是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礼”：在哲学层面，是敬天法祖传统的延续、民为邦本思想的发扬、和而不同观念的体现；在具体执行层面，是包括器用、仪节、制度在内的一切规范。

我认为礼是理解孔子的人生和思想的要害。礼首先不只是一些形式上的东西，对孔子来讲，礼是指人类实际生活中的时机化的方式。虽然礼表现出来有许多形式，有些要求，有些规则，但是礼的根源不在形式，而是在人的实际生活中涌现的天然情感的时中实现。这些情感本身就有一种要合乎尺度地表达的愿望，或者说韵律。

当时周礼已经成为比较程式化的东西了，而孔子的特点是把礼原来的意思再现出来，也就是把原本情感的合尺度的表达实现出来，让礼重新回到它原有的那种和人的天性直接相关的状态。“克己复礼为仁”表面上是一个比较保守、比较死板的说法，跟现代人要发展自己、实现自己好像有些冲突，可实际上恰恰不是这样。所要克的那个己，使生活失去原本的情感、意义、韵律；而复礼，是让它们复现，因此而打通感情和仪式、时间和名称。

张祥龙教授曾经把孔子对于礼的敏感，比作一口悬起来的钟，轻轻一敲，就能发出巨大的声音。在孔子看来，当时的礼已经是一座扣在地上、闷在那里的钟了，敲起来不再动人。而孔子把亲亲而仁的情感注入礼，就相当于重新把礼悬在了空中，也就是悬在了人的原本的实际生活当中。他把诗、礼、乐打通，成为一种通天道的艺术，引发美好的人生和美好的政治。

 

礼坛、三、948

儒家传统“礼”在古代经典文化典籍之中经常出现，“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礼，国之干也。敬，礼之舆也”。礼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代表性文化之一。几千年来，中国礼文化在维护社会和谐、增强民族凝聚力、坚定文化自信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礼记·曲礼上》亦明言：“道德仁义，非礼不成”。“礼”无处不在，并深深影响着中国人。传统“礼”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强调，“从历史的角度看，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对中华文明形成并延续发展几千年而从未中断，对形成和维护中国团结统一的政治局面……对推动社会发展进步、促进中国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平衡，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新时代结合时代背景重新审视儒家传统“礼”，剖析其蕴含的核心价值及对当代国家治理的重要启示。综合来看，儒家传统“礼”对新时代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等有着积极的促进意义，也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 提供现实理论支撑和方法指导。

 

 

仁坛、七、271

《论语》中常常是“仁智并提”，比如仁者安仁，智者利仁。(《里仁》)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雍也》) 问仁，子曰: 爱人。问知，子曰: 知人。(《颜渊》)。一般而论，先秦儒家所推崇的“仁”和“智”可分属于伦理学和认识论的研究领域。而“仁且智”思想，既可以视为对先秦儒家理想人格的一种描述，也可以在广义上看做关于道德德性和认知德性的期许，它发端于孔子，其后学多作生发、丰赡。

概括而言，从孔子开始的先秦儒家，始终将类属于伦理学领域的“仁”和认识论领域的“智”相与并提，并且常常将“智”作为“仁”的提前和辅翼提出。用字法中，“知”“智”通。先秦时期，尤其是儒家学者所谓的“知”往往聚焦于认识人们之间的伦理关系等，而且 通常将对伦理关系的正确认识视为仁德的前提。这种“仁 智并论”或“以‘智’辅‘仁’”的进路，为后世学者阐发德性与认识的关系留下了很大的诠释空间。

儒家“仁智统一”思想本是一体两面，是兼而有之的，但在后世儒学的承传和演进中，“智德”隐而不彰，“仁德”不仅被过度张扬，而且更加被伦理道德化了。在以往，学者对儒家德性的理解多是从“道德”的角度出发，片面强调“仁”而忽略了“智”。尤其是宋明以来，德性的泛道德化愈发严重。这一进路所产生的影响有二:一方面，与伦理思想被大加张扬相对照的是，认识论的发展建构呈萎缩之势;另一方面，“泛道德化”思维流行，成为衡量其他领域的标尺，不仅产生了“唯道德论”的基调，造假的道德典型的现象也层出不穷。即便在当今，“泛道德化”的基调依然成灾。网络上的语言暴力、普通判断或评价依然充斥着过分而浓烈的“道德判准”和“道德乱用”，大有混淆伦理和道德、混同法规和舆论的后果。而在当代，学者已在一定程度上达成共识，认为在中国哲学中“知识和美德是不可分的一体”。

 

智坛、十一、212

放眼古今中外，智德无疑是哲学家们探讨的重要话题。从苏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识”，到柏拉图所谓“四达德”——智慧、勇敢、节制、公正，再到亚里士多德区分道德德性和理智德性，进而宣称“思辨是最大的幸福”，智德、明智、智慧在古希腊哲学中可谓光彩夺目。伦理学是古代中国发达的学问，孔子有“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的经典表述，孟子有所谓“四端”——仁、义、礼、智，汉儒有所谓“五常”——仁义礼智信，宋代大儒张载亦有“见闻之知”和“德性所知”的区分，王阳明通过“百死千难”得来“良知说”——“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可以看到，儒家似乎天生就具有一种内在的道德智慧。

孔子视“仁”、“智”为人道之必须，并侧重于“由智而仁”的基本教序。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为“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论语·子罕》) ，作注曰：“博文、约礼，教之序也。”对“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 ，作注曰：“明足以烛理，故不惑；理足以胜私，故不忧; 气足以配道义，故不惧。此学之序也。”由此可知，孔子人道教与学的次序是先智后仁、由智而仁。

孔子反对鲁莽行仁，强调理性、智慧在仁德践行中的重要性。在孔子看来，没有“智”的明辨，也就没有真正的“仁”爱。在儒家诸德中，“智”是明断是非的慧眼，即“是非之心，智也。”(《孟子·告子上》)“智”也因此成为人道最为主要的技能和品质，甚至成为圣之首务。《吕氏春秋·恃君览》指出：“圣人之所以过人，以先知。”董仲舒指出:“凡人欲舍行为，皆以其智先规而后为之。其规是者，其所为得，其所事当。”“其规非者，其所为不得，其所事不当，其行不遂。”(《春秋繁露·必仁且智》)“智”在儒家德行中如此重要，以致王韬说:“世以仁义礼智信为五德，吾以为德唯一而已，智而已。”儒家把“仁且智”作为理想人格的主要特点，“仁智统一”成为人们通往理想人格的必然要求。

 

智坛、九、360

“知”、“行”问题，就其在我国思想史的一般表述而言，在王阳明之前，主要是关于“知识”与“知识的实践”之间存在何种关系的思考。《尚书·说命中》“非知之艰，行之惟艰”，或许是以“知”、“行”对举在文本上可以追溯的最早源头。而“非艰”、“惟艰”之说，在将“知”、“行”视为性质不同的两个概念的前提下，显然是更为清楚地强调了“行”的重要性。在孔子那里，例如在“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这一观点当中，“学”作为知识获得的方式与“习”作为知识的应用或实践，显然受到了同等的重视，但毫无疑问，“学”是优先于“习”的，是“习”的前提，所以一方面孔子亟以“好学”为倡导，同时又以“习”为知识之价值实现的根本途径。孔子同样以为“习”的过程同时也是新知识的获得过程，所以说“温故而知新”。“温故”即是“习”，“知新”则为“温故”的结果，则“温故”与“知新”无疑是作为同一个过程而完全联系在一起的。《学记》说:“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教”是知识的应用，也即是知识的实践，“知困”则是在“教”的过程中所蕴含的“知”。《大学》说：“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养子”的知识是在“养子”的过程中自然获得的。荀子《儒效》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则以“行之”为“知”的最后境界。这些例子表明：虽然直至王阳明才正式提出“知行合一”之说，但在儒家思想中实际上却一直潜存着“知行合一”的思想因子。

王阳明论知行关系时表明：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工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概括地说，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有三个要点：第一，知行只是一个工夫，不能割裂。而所谓“工夫”，就是认知与实践的过程。第二，知行关系是辩证的统一：知是行的出发点，是指导行的，而真正的知不但能行，而且是已在行了；行是知的归宿，是实现知的，而真切笃实的行已自有明觉精察的知在起作用了。第三，知行工夫中“行”的根本目的，是要彻底克服那“不善的念”而达于至善，这实质上是个道德修养与实践的过程。就本质而言，王阳明所谓“知”即“吾心良知之天理”，其所谓“行”即“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的道德实践。可以说，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论在本质上是道德实践论。

王阳明的“致良知”“知行合一”学说，重点放在“行”上。黄宗羲解释说“致良知”的“致字即是行字”。按这样解说，“致良知”就成了“行良知”，即良知的实践了。它强调的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强调全心全意的服务精神，反对知行脱节、言行不一。这说明“知行合一”论真正体现了一种力行实践的精神。习近平主席说，“王阳明真正做到了知行合一”，号召我们学习、敬仰王阳明。这为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改革开放的既定国策，不断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提供了精神动力，也有力地说明了“知行合一”学说在新时期不但没有过时，而是能够焕发出巨大的精神力量，以造福于人类的未来。

 

孝坛、十一、463

孝，在我国是历经长期发展，具历史及文化复杂性的概念，早初氏族社会，民知其母而不知其父，顶多为求生存而尊敬生产知识经验丰富的长者，殷商时期祭祀活动固然频繁，多属对鬼神畏惧讨好的性质，不同于后世的“慎终追远”；周代形成维护宗族团结和父系权威的孝悌伦理；至孔子重塑孝道，将孝提升至人性论的高度一“仁孝”，标示儒家伦理道德情感，实具有双向性特点。

“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孝经.圣治章》）孝是人的天然的情感，但孝并不是现成的，并不是说，我想对父母好我就一定能对父母好。孝里面一定有“时”，真正的孝子，既发自内心地爱父母，也有“时”的智慧。举个例子，曾子的父亲打他，他不跑，他把自己对父亲的爱、敬、顺，给规则化了。孔子知道以后，大怒。如果不跑，要是让父亲把自己打死了，父亲就犯下了杀子之过。最后曾子也醒悟过来，如果父亲拿大杖打，就一定要跑，如果父亲拿个小棍儿打，就不应该跑。所以，孝不是规则化的，要根据不同的情境有所变化。

“百事孝为先，孝是百善源”，在孔子看来，尊孝道、守孝悌乃仁之始、爱之初，德之本、行之道，是至德、本根、要道；只有从侍奉双亲、心守孝道开始，才能忠君爱国为民、建功立业报国，一个不孝敬父母的人不可能爱国爱社会，一个不孝顺长辈的人不可能遵从国家、服务社会，是谓不仁、不爱。在现实生活中 加大对孝文化的研究，强调孝道实践，能够唤起人性的复苏、激活生命的情感、增强生命个体对家人和社会的道德责任感，从而增强人们对商业文化负面影响的抗拒能力，使社会风气不断好转，有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

 

孝坛、八、470

儒家从来不以主体主义化的方式来看待人，而是认为人与天（天道、天然、天性、天意）互补对生，而此互补的基本方式就是亲亲。特别是孝爱，它既是属人的，又是属天的，它是人的待发的天性所在，也就是原发的天人合一。所以孟子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亲亲是仁之本，但绝不限于人，特别是不限于主体化的人。因此孝者仁者一定要突破人类中心论，扩充自身为泛爱天下万物的天道论，或倾心自然、敬重自然的生态亲亲论。

儒家天然地重视亲亲之情，重视家庭和家族关系，那种深长的时间意识恰恰能够帮助我们突破当前的短视。时间意识一旦拉长，过去的世代、未来的世代和现在的考虑，就内在相关了。原初的道德，选择的可能，就出来了。所以我感到学习孝道十分有意义，儒家能够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不可替代的思想启发。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孝经》这段文字是《孝经》中的核心思想，孝是家庭血缘中的情感。所谓孝，最初是从侍奉父母开始，而后效力于国家，将自己的成就和家国的兴衰融合在一起。古人眼中，孝是感恩精神最直接的表达，它体现在与父母的相处中，对家庭的奉献中，对国家的回报中。

仁坛、十一、271

“仁”是孔子思想的第一粒种子，儒家思想大厦的第一块基石、第一个原点。儒家学说的核心是“仁爱”，孔子思想的中心是“仁政”。仁者爱人，这是孟子对孔子哲学核心思想的高度概括，是儒家哲学思想的核心命题。

《礼记·中庸》有言：“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孔子言仁，包括了恭、宽、信、敏、惠、智、勇、忠恕、孝悌等内容，而贯穿其中的亲则是人人关系中一种无形的精神纽带，是人们行为处事的原则。由仁而亲，亲既是由家庭关系开始，向社会他人无限延展的人格力量，也是在家国天下中永久的向心力、粘合力和凝聚力，是自然赋予人类生存繁衍的根本法则，由此可见，不亲不仁既不为人，仁与亲就是做人内生的根本基质。孔子讲：“人而不仁，如礼何，如乐何。”丧失了仁这样的人的生发本根，礼仪曲乐这些外在的形式上的东西就没有用了，离开内容，形式便没有意义，因此，仁由心发，发而有亲，亲而有应、有和、有成、有长。内圣是外王的基础和先决条件，无有内圣何以外王。

《孟子·尽心上》谈“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仁及爱人，此为孔子哲学中人最基本的道德标准，现实社会一切美德的基础都根源于爱人，没有对人的爱也就不会有道德，如师德是基于对学生的爱，医德是基于对病人的爱，为政之德是基于对人民的爱，儒家的道德之所以能承传不衰，就在于它如此合人性、顺人情。有为、有守、有目标，孔子的仁爱之光成就我们的人生、温润我们的心灵。

 

仁坛、一、1049

《论语》万言二十篇，“仁”字出现了一百一十回，他在“仁”字下画了重重的一笔，表明这是关键字、高频词，为“仁”字下了一个定义：恭、宽、信、敏、惠，注释曰“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君子之“仁”当上通下达、惠济四方，无处不在。“仁者先难而后获”，是谓先有奋斗才会有收获；“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仁者的胸怀；“克己复礼，天下归仁”，是仁者的目标；仁者爱人，仁者无敌，是人生的高境。

孔子关于人的哲学，其核心就是“仁”的思想。在孔子之前，“仁”的涵义主要是表示一种重要的德行。孔子的仁学继承了上古的文化传统，保留了“仁”作为“德”的基本意义，同时又对“人”与“仁”的关系进行了深度的思考，赋予了“仁”更多、更高的意涵，提升了“仁”的价值，使仁学真正成为了关于人的学说。孔子践行“仁爱”的方法是推己及人，由于这是一种实践方法，因此是方法论的问题，而这个方法论所依据的哲学思想就是“仁者爱人”。

根往深里扎，人往高处走，人生要有自己的高度。孔子是教书先生，认为思想比知识重要、品格比成就宝贵。他标定的理想人格是君子品格，当立志于求仁道，立足于修仁德，立身于讲仁义，游走于学技艺；他传授的理念是君尊民亲的“仁学”，倡导的观念是行大德大道之事、做大忠大勇之人，坚守的信念是“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这是一个民族传承千年、接续万代的精神高地。

 

评语：笔者通过对儒家仁义礼智孝等角度进行阐述，将深深扎根于中华文化中的儒家思想进行解读，逻辑清晰，语言流畅，紧密贴合文本并进行论证与阐发，将儒家文化进行深入剖析，使人们更好地立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精神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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