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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生态:当代新儒学之真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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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生态:当代新儒学之真精神

西蒙娜•德拉图尔   凯文•德拉图尔
张文智   译

 

摘要:本文旨在讨论儒家思想对全球整体价值体系的潜在作用。这里的“整体”指一种形而上的视野,这种视野具有多维度性,它不仅包括物质维度,也包括非物质维度。在中国哲学中,它可以分别被称作“有”和“无”。从这一意义上来讲,“意识生态”不仅仅指在宇宙大生态体系中处于中心的位置的意识或本我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更意味着意识或本我与多维度性本身之间的关系。本文作者指出,这一范式代表了中国思想,特别是现代新儒学之真精神,就像我们可以在如现代新儒家的第一代学人熊十力先生的主张中所看到的那样。目前,现代新儒家的注意力多集中在这一思想在全球视野下的适用性。由于儒家思想在整个世界及上面所说的多维度性方面,确实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因而,基于儒家思想的普适性,本文阐发了儒家思想的国际相关性,强调作为潜在贡献者的儒家思想与全球性规划的内在关联,并据此指出了儒家思想中一些主要观念的实用性。最后,因为这一学派是中国人心智活动的产物,儒家思想的国内相关性可以视为或必定是中国民族儒学的一种反映。在这一点上,本文强调了中国应作为儒家理想在理论与实践方面的典范,在促进人类(意识)进化方面承担应有的责任。本文还对儒家思想在中国大陆的处境进行了调查,并提出了进一步贯彻儒学精神的相关建议。作为意识学研究者,本文作者希望通过国际性的学术交流来促进现代新儒家思想的发展。意识学以意识为研究对象,而这里的“意识”可以被定义为“超越外形、时间及空间的本我、精或智性原理”。参与性研究——在这一研究中人既是研究的主体也是研究的对象——在意识学中发挥着根本性的作用。因此,像一些新儒家奠基者的体验一样的个人体验就显得十分重要。

关键词:生态学;意识;超心智主义;维度间性;国际性;民族性;科学的超人文主义

Ecology of Consciousness: The Spirit of New Confucianism
Simone de La Tour  and Kevin de La Tour
Zhang Wenzhi   translator

Abstract:
This paper addresses Confucianism’s potential contributions toward a holistic global system of values. Holistic here connotes a metaphysical perspective that includes not only the physical dimension but also the nonphysical dimensions, or multidimensionality. In Chinese philosophy, this can be expressed as being and nonbeing. In this way, “ecology of consciousness” refers to the relationship of the consciousness or self – which enjoys a central position in the larger ecosystem of the cosmos – not merely with nature but with multidimensionality per se. This paradigm is considered by the authors to represent the true spirit of Chinese thought and, more specifically, New Confucianism, as seen in the proposals of its “first generation” constituents such as Xiong Shili (1885-1968). Much of the current trend in Confucianism focuses upon the applicability of this ideology in the world scene. As the authors do feel that Confucianism has an important role to play throughout the world, as well as approaching the above-mentioned multidimensionality in this paper they address the international relevance of Confucianism as a potential contributor to a global protocol, given its universalistic nature; they also point out the utility of some of the key Confucian concepts in this regard.  Finally, given that this school of thought is a product of the Chinese psyche, the intranational (national) relevance of Confucianism is considered, or the view that international Confucianism must be a reflection of national Confucianism. On this point, the responsibility of China as a model of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Confucian ideals that promote the evolution of humankind is stressed. Observations on the status of these principles in Mainland China and suggestions for its further implementation in its homeland are offered. As conscientiology researchers, the authors intend to contribute to the advancement of New Confucianism through international academic exchange. Conscientiology’s object of study is the consciousness, defined as one’s self, essence or intelligent principle, which is found to transcend form, time and space. Participatory research, wherein the individual is simultaneously the subject and object of research, plays a fundamental role in conscientiology; hence the importance of personal experiences, such as those of some of the founding members of New Confucianism.

Keywords: ecology; consciousness; parapsychism; interdimensionality; internationality; intranationality; scientific parahumanism.

导言

儒家思想历代以来在中国所经历的沉浮表明,其发展正好凸显了一种如阴阳转换所表征的恒久变化之轨迹。其发展历程涉及到各个不同的阶段,从秦代的“焚书坑儒”,到汉代的“独尊儒术”,到汉末以后儒家的衰落及玄学与佛教的兴起,到理学在宋明时期的兴盛,直至“五四”时期对儒学的批判。许多学者认为,儒家思想最后的复活阶段,即现代新儒家阶段发端于二十世纪早期,而在二十世纪最后几十年,在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增强中国(传统)文化认同感等方面,现代新儒家发挥着更为有效的作用。尽管这一进程于二十世纪下半叶特别是“文革”期间曾一度受阻,而其在海外如香港、台湾、美国等地的发展却没有中断。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过后,现代新儒家在中国大陆重获生机,而今它已成为中西学者频繁交流的一个领域。不难发现,尽管儒家思想在亚洲的许多地区亦有影响,但其在历朝历代的影响主要发生一个较大的封闭社会中。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儒家思想的国际相关性,这至少可以部分地解决目前人性所面临的挑战,并集中讨论儒家思想对全球性哲学的潜在贡献。从大的方面来看,这似乎关乎两个问题:1)儒家思想是否可以诉诸学术和小组讨论,或逐渐甚至正式返回学校和普通家庭?2)儒家思想是否能够再次影响国际社会,如果能够,将会以何种形式?
需要说明的是,儒家思想的形上学因素屡屡受到重视,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最近,现代新儒家更强调诸如《中庸》、《大学》、《易经》等经典著作的重要性。宋明理学也以强调这些著作为标志。当我们追问中国思想之根时,大家一致认为,我们可以从《易经》中寻到它。我们认为,《易经》具有多维度性,我们将在下文对此进行阐述。由此可以证明,中国传统思想的基础本身就具有多维度性。这里所说的多维度性指人类的存在具有多种维度,确切地说,就像意识学所说的物质间维度与物质外维度。意识学是研究意识的一门科学。意识学研究人的意识——也被称作精或智性原理——及其在不同存在维度的表现。在中国哲学中,除了其它表达之外,意识似乎可以用“精神”一词来表达。但是,我们不能将意识学所说的“意识”与作为现代新儒家奠基者之一的熊十力所说的“识”相混淆。在熊十力的《新维识论》中,“识”似乎指“本心”或“本体”。 意识学研究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促进意识进化。实现这一目标的起点就是研究自我,这一研究既包括学术性的研究也涉及个人能力——确切地说,是那种超越五种知觉的如熊十力所说的“直觉能力”或牟宗三所说的“智性直觉”——的提高。我们认为,中国传统思想与意识学不仅在许多方面具有可比性,而且意识学的根基同样可以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寻到。我们已在以前的一篇文章中谈到这一点。
在用“意识生态”一词表达时,就像此处之应用一样,“生态”不仅仅指涉及机体与其形下环境之关系的环境学定义,而且包括意识与形下及形上的所有因素之间的关系。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设定一个与意识相关的超环境学的动力机制,我们认为这一机制是现代新儒学的真精神。中国政府正在努力构建和谐社会,亦在强调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整体性理念。遗憾的是,仍有学者将“天”仅仅释为自然之天。我们认为,这些学者贬低了中国古代多维度宇宙中形上意义的天。当然,当考虑到意识生态时,必须要考虑到一种能使人类社会健康繁衍的自然环境,或“可持续发展”。但是,考虑到我们与之息息相关的自然环境及意识本身之多维度性,我们必须给这一定义加上意识与不同存在维度相互作用之动力机制这一意义。中国许多思想家已证悟到(整个宇宙之)不同的存在维度,因而,作为意识研究者,我们想透过意识学之视野,有选择地对现代新儒家的思想进行考察。我们特别希望强调的是,在努力将儒家的相关思想推向世界的同时,有必要关注中国思想之根,即形上或多维度的《易》。
为便于讨论儒家思想与当今世界的相关性,本文分为三部分:1)儒家思想的维度间之相关性;2)儒家思想的国际相关性;3)儒家思想之国内相关性。在行文过程中,读者会发现,在提供一些思想家的论断时,我们是以标准形式为出发点的,特别是我们大量引用了英文译文,随之就是中文原文(而不是拼音)。我们这样做是为了使文章更为清晰,因为本文的许多引文不是常被引用的那些“流行”引文,这些不常被引用的引文其原文是用中文写成的,而且本文的绝大多数读者无疑是中国当地讲汉语的人或将掌握汉语的人。

一、儒家思想的维度间之相关性

历代以来,儒家思想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异。孔子本身的思想在其一生中亦经历了一些变化。比如,当代学者郭沂指出,孔子的思想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集中于“礼”;第二个阶段围绕着“仁”展开;第三阶段,即孔子晚而喜《易》时期,其思想是基于《易》而阐发出来的。 许多学者更喜欢研究集中体现于《论语》的孔子的思想,因为《论语》被认为是孔子思想的最可靠的原始资料。但是,正如上述所言,人们亦普遍接受这一观点,即中国传统思想的根基乃在于《易经》。因此,如果对儒家思想的适用性进行更为公正的评价,我们应将对包括儒家在内的中国思想之根,即《易经》进行考察。我们认为,《易经》不仅仅是一部“卜筮之书”,也并不仅仅是一部简单的、形下意义的“知识之书”,而是一部为人类提供更开阔的视野的多维度著作,基于这些视野人们可以欣赏人类生活的复杂多样性。这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多维度的范式可以使人从更深刻的角度正定自己的思想,从而正定自己的行动,这将最终为人类提供一个自然和谐的生活环境,更为重要的是,为人类提供一个进化——不仅指物种的进化,也指意识的进化——的环境。
变易的观念及明显的包括非物质维度在内的多维度视野正是现代新儒学的核心所在。这可以从现代新儒家如熊十力和唐君毅等的思想中看出。本体论观念或体用关系是贯穿于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理念。譬如,熊十力是在一种超越气的形而上的意义上看待太极或本体概念的。本体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内涵,它全知全能,是万物创生之理,至善无形,永恒、完美而不可再分,变化无穷。 考虑到旷日持久的对体用关系的论辩,我们不禁会问:本体是怎样生化万物的呢?
熊十力 “体用不二” 论断表明,他所说的“本心”似乎就是“太极”。他虽然将“本心”与“习心”进行了区分,但“本心”是否被看作抽象的智性原理并不清楚,而“本心”似乎既以无所不知的“太极”为主干,又能够与“太极”重新建立联系。本体有时具有高级的、德性的智性原理之特点,而有时又似乎与无处不在的宇宙能量或意识学所说的“固有能量”(immanent energy)相通。意识学则对意识、固有能量及能量的形式进行了清晰的区分。在此,是意识在利用生命能量而不仅仅是这些能量的纯化形式。其基本原理为,在生命能量工作的背后有一个智性原则,这一统领性的智性原则就是意识,因之就可以得出如下结论:是意识在通过运用能量而生育万物。
熊十力的“直觉”或直觉能力可以被看作“本心”,而“本心”可以让人获得我们所说的“形上体验”(metaphysical experiences),确切地说,是那些包括并超越形下维度的多维度体验。意识学研究指出,存在许多被称作超心理能力的不同的品质形式,这种能力可以导致形而上的体验。撇开描述此能力的术语不管,重要的是要强调它们是人性的一部分,它们是人生来就有的,正如熊十力所说:“道心则吾人之真性,天然本有,不由后起。” 个体之间在这方面的不同在于其发展程度的不同,就像人与人之间的智力不同一样。比如,某人可能在数学方面很有悟性,而有些人则可能更具有艺术天赋,但每个人都可以提高他/她认为并不是自己强项的技能。熊十力同样指出,任何人都可以锻炼展现其“本心”,这只是一个自我修养的过程问题。
意识学把意识看作在不同情况之下、在一定约束条件下,通过人的形而下的躯体展现出来的一种状态,是一种浓缩的直觉感悟和认知能力。唐君毅在其《道德自我之建立》一书中,亦谈到这一点,认为人的感悟能力受形而下的身体之限制:“我们身体是一役于时空中之一有限的物质存在,只有有限之能力。” 但人的这种感悟能力可以通过意识或本我的延展而得到拓展。这既不会自然发生,也不会通过时间测试之发展技术获得。对于这种效果,唐君毅有言:
心能在原先身体之上,破除原先身体与环境之物个别之结构组织原来之限制,而超化之破除之,以表现它的无限。
研究发现,存在各种不同水平的意识延展。在一种较高的称作宇宙意识(cosmoconsciousness)的水平上,个体可以说是“与万有一体无隔”(with-all-that-there-is)的一种存在状态。更为特别的是,它被意识学的先驱瓦尔多•维埃拉(Waldo Vieira)界定为:
……一种通过宇宙意识感悟到的生命及宇宙秩序;一种不可言表的、智性与德性的愉乐感,在这种状态下,意识会感觉到宇宙是一个活生生的存在并与(整个)宇宙合而为一,不可分割。
因为这种特性具有普遍性,已出现50多种表达这一内涵的说法,包括绝对的道(道家)、fana或湮灭(伊斯兰教泛神论神秘主义)(Sufism)、kensho(日本)、涅槃(佛教),samadhi(瑜伽)、satori(禅宗佛教),中国人所说的“天心”和“得悟”等等。已有的世界各地不同的个体——不管是他/她属于何种人种、民族或受过何种程度的教育——对这种状态的报告,足以证明这一现象所具有的普遍性。尽管早期历史上的参考文献更难得到,而有时传世的文献与艺术作品亦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在此,我们引用庄子、陆九渊、王阳明和唐君毅等中国古代思想家的体验来说明这一问题。
1.庄子。 著名的道家代表人物庄子(公元前369-286)谈到“振于无竟”以“体尽无穷,而游无朕”。 他还阐发了诸如“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这些都表明他已达到一种多维度存在的境界。
2.陆象山。作为心学创始人的陆象山(1139-1193)的体验可以作为“得悟”的一个例子。著名学者冯友兰指出, 当陆九渊(字“象山”)读古书遇到“宇”和“宙”二字时,陆象山听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 当时他就悟到:“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 据引他还有一次悟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 后面的这一境界可以说是对宇宙意识的特别清晰的描述。
3.王阳明。作为陆王心学的主要人物,王阳明(1472-1528)是以在被贬到贵州龙场阳明洞时悟道而闻名的。据载,他是“在一个晚上忽然悟道”的,并“对《大学》的要义有了新的理解,且据此重新对《大学》进行了注解”。由此可知,作为这一得悟的结果,王阳明完备了心学并使之系统化。 如上所述,这一境界亦可以用“天人合一”来表达。
4.唐君毅。唐君毅在17岁与27岁时亦经历过类似的体验。他说:
吾之于此心之仁之面目,自谓实有所见,亦惟赖平生有数度忽然而来之经验,其最早之一经验,为吾年十七赴京求学,先父送我至船上,同宿一夜,次日于晨光曦微,离船而别。忆当船之机轮开动之时,吾忽忘对吾父之依依不舍之情,而顿念及,古往今来,不知有无数之父子、兄弟、夫妇,同此离别之情;而吾一人之离别之情,顿化为恻念此古往今来之一切人之离别之情。此恻念,又顿若充塞宇宙,而无穷无尽,不能自己;若从天而降,以滋润吾之一身……

吾以为一切人与一切有情生命之不觉悟此真理,以成圣成佛,只由有消极的阻碍之者之故;而阻碍之者,无不可破,则一切人与一切有情生命即应毕竟成圣成佛。吾之悟得此义,在南京玄武湖。及今尚忆悟后之当时情节,乃吾一人行湖畔,见城墙上阳光满布,如一切有情生命皆一一成圣成佛于一尽光辉之中,当时曾感一大欢喜。此亦吾二十七八岁时之一事也。
熊十力说,发明的本心及随之把握的本体是世界的终极真际,也是人类所能实现的最高目标。这可能是一种超出形体、超越言表的,超越神经学的、基于感官的、我们日常能感觉到的那些属于习心层次的真际。他如此认为:
必识自本心,即证得真性,便破缚锢,而获超脱,得大自在矣。

吾人若自识本心,而涵养得力,使本心恒为主于中,则日用感通之际,一切明理辨物的作用,故名理智,而实即本心之发用也。
个体一旦达至宇宙意识或与本心发明之状态,就会获得一极开阔的视野,这一视野会完全改变其生活的方式。此后,他/她就不会从习心或世俗的五种感官出发,而是从本心或超越的境界出发来对待任何事物。这就会丰富其生活,当下就能提高其在社会生活中的责任感。这一真际(宇宙意识)的支撑点乃是道德,更具体地说就是“宇宙道德”,或一种超越世俗规范的德性原理。换句话说,这种体验的品质与个人的道德水平直接相关。这也是一种永无止境的境界,道德的提升与境界的提高从字面上来看皆是无限的。基于以上论述,我们将宇宙意识能够给个体带来的部分益处总结如下:
感悟“终极真理”;
更好地理解人性;
开扩人对本我及本我与宇宙之关系的认识;
提升个人道德(宇宙道德);
增强利他意识;
自我修养及随之而来的意识进化;
用形而上之信仰替代个人知识。
    但是,溶入生命过程的多维度现象本身并非止境,因此我们不以牺牲客观分析与个人修养而强调之,但我们可以做出如此简单的观察,即生命本身是一个现象性的过程。科学通过对生命表现的直接观测与评价而获得对生命的深刻的理解。同样,具有科学客观性并受过科学训练的个体,只能通过开发直接观察我们沉于其中的、以日常知识为基础的、能够被那些希望觉知它并进行评价的人获得更为精微的超越进程所必须的个人能力而获得之。由于维度间的相互作用允许个体以个人知识替代与超越相关的信仰,研究自我者可以即作为主体又作为客体而进行参与性研究。这种自我研究自然可以导致自我之正定,从而激发意识的进化。上述多维度范式不能只以智力创造为基础,而必须建立在产生于以个人体验为基础的一种理想主义之上。意识学运用“知行合一”(theorice [theory + practice])这一概念,以强调勿只囿于理论而应通过个人体验体会这些理念的重要性。笔者还要为这一概念再加一个因素——“实”(fact),从而形成“知、实、行合一”(theory + fact + practice)这一概念。它正是作为个人体验的直接结果这一事实,这种体验允许个体当下即对理论进行测试并判定这一理论是否完善。做到这一点的关键是,要有较多数量的个体拥有并比较他们的个人体验以达成共识。采取这一途径,诸如本体等概念不仅可以通过个人体验自然得到筑固,而且可以通过个人体验得以纠正。联想到王阳明在阳明洞悟道的经历可知,个人体验可通过受控的实验室设施得到促进,从而进一步增强对以上所说的形而上的体验的科学式的理解。更清晰更客观地欣赏这些体验是为了更好地了解我们自己。不幸的是,一些学者将这些体验作为“乌托邦”式的梦呓加以否定。庄子、陆九渊、王阳明、唐君毅及历史上许多将其体验记录下来或未记录下来的中国思想家之箴言及觉解多属于可领悟的、不可分割的、超越的个人体验。如果我们情愿在可证得的点上舍弃他们的记述及个人对潜在的大同社会的理解,我们立即就会牢牢地将我们自己退回到起点:当今社会也因此被解释为只不过是一个现代的战国时期,人类离成圣成贤的境界将不会更近,而会更远。

二、儒家思想之国际相关性

当我们问儒家思想是否能对国际社会以何种形式做出贡献并产生影响时,就表明我们想知道儒家思想的哪些方面可以用来作为全球性思想组成的一部分。思考这一问题,就是在思考儒家理想是否只姓“中”,或儒家思想是否可以成为更大的真际之有机组成部分——不只是适用于中国,而且适用于全人类。如果是后者,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儒家思想具有全球普适性,并能为人类提供一种发展路径并给尚未进入的更大的全球性社会因子提供一种成功的共存理念。直到今天我们不得不面对的这个世界各地内在关联的时代,我们才想起儒家思想对人类未来发展的价值。
由于世界各族人民在努力实现成功地共同生存这一目标,人们已意识到制定具有普遍性的行为准则的必要性。人们期望缔结一种成功联系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不可避免的全球性约定,因而产生了世界贸易组织(WTO)、亚太经合组织(APEC)、世界卫生组织(WHO)和联合国(UN)等国际性组织。不管人类是否喜欢,人类正在被国际化、全球化,并将最终被宇宙化。根据儒家的理念,一个和谐世界的建立自然以个人内心世界的和谐为基础,并超越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团体的边界而影响到整个民族、整个世界。正因为如此,我们确实可以预见,“可宇宙化的” 儒家价值观念及信条最终必将被全球性地采纳。由于文化之间的界限正在转化为越来越多的跨文化交流,能够自然产生意义的儒家思想必将自然而然地成为文化全球化进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孔子的一种具有全球适用性的对生命的理解是,他并不是为了任何一个个别的团体利益,而是希望大社会能够健康运转。他是从他所生活的时代人们所理解的社会等级结构的意义上意识到社会秩序的必要性的,但他并不企望保护家庭成员及朋友的任何特权或政治利益。他确实期望树立一种意识学所说的“对所有人皆有益”的一种社会精神。
既然个人一可以到各处旅游,二可以通过互联网而即时了解世界各地正在发生的事情,三是跨国工作更为普遍,我们就即可联想到这样一种事实,即我们的“祖国”概念正在变为“祖球”概念的代名词。比如,“第三文化孩”(third culture kids)或TCKs数量的持续增长即可证明这一点。这些孩子因其父母的国际性职业而可以从字面理解为“成长于世界各地”。据报告,他们患有一种“外人综合症”(outsider syndrome)或“外国人综合症”(foreigner syndrome) ,在他们自己的祖国感到就像外国人一样。当评论他们的国际体验时,TCKs往往被老家当地的人认为是“势利眼”,而他们则反过来认为当地人太“土”并且心胸狭窄。另一方面,由于他们从与民族的多样性相关的多文化的角度看世界,会说多种语言,适应不同的饮食和文化环境,TCKs往往最终具有其他人所缺乏的从业优势。 长期居住国外的成人也是这种情况。在多个国家居住一定时间以后,国际化的从业经历令他们返回故土后感到与同胞不能相协,这一现象有时被称为“长期居住国外综合症”(expat syndrome)。最后,他们常常在“国外社区”(expat community)更有“在家”的感觉。考虑到更为综合的跨国趋势,TCKs与长期旅居国外的成年人是否会代表将来的人群?
由于整个世界正在发展成为一个“熔炉”,创造一个适用于全球的合理的人文的世界秩序,是人类自我生存的唯一途径。而儒家意义上的社会秩序之逻辑,是期望以某种形式自然地为“世界新秩序”做贡献。人们流行引用1988年一组呼吁儒家理想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巴黎发表的宣言:“如果人类要生存,人类就必须发掘2500年前的孔子的智慧。” 如果这是儒家理想之国际性功用价值的一种表现,那么,儒家思想看起来迟早会做出全球性的贡献。因而在此意义上,现代新儒家似乎就是一种与此相关的持久的社会力量。如果儒家思想不能在任何较大的程度上产生任何持久的效果,我们就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无足轻重的过时的东西加以丢弃。由此我们就可以将它置于这样一个中国社会的自然进程之背景中,此社会只是以其所面对的现代沉浮、甚或临时兴趣之波、或人性从阶段性转向多样性选择定位进程的一部分之一时风尚等术语重新进行自我解释。而对儒家思想来说并非如此。学术界、海内外知识界及中国政府本身在重新燃起儒家思想方面的努力,表明儒家思想,或至少儒家思想的某些部分正在重新兴起,并被赋予协助全球(共同发展)的任务。
值得欣赏的是,在过去的几年里,中国政府总体上已在努力普及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政府已在海外建立295余所“孔子学院”,而其主要目标是,在全世界建立更多此类学院。 由于这些学院主要讲授中文课程,这必将极大地促进中国文化与哲学的对外传播。此外,据估计,全球目前学汉语的外国人已愈三千万人。 比如,中巴之间的文化交流已经开始。随着两国间商务关系的不断加强,两国间的文化联系也在增强。2006年6月,山东省向其于1999年建立的姐妹州Bahia州捐赠了一座3.85米高的孔子铜像,矗立于Bahia州府Salvador城市广场。 同时,越来越多的巴西城市在与中国城市建立姐妹城关系,如宜昌与Foz do Iguaçu已建立姐妹城关系,后者是中国人在巴西访问最多的城市,并且是世界级Itaipu水电站所在地。另外,巴西越来越多的大学在教授中国语言与文化。为了促成一个全球性的联合体,此联合体有必要包括占世界1/5人口的国家之文化与思想的传播,我们成立了中巴学术交流中心(Sino-Brazilian Academic Exchange Center, SBAEC),以增强全球最大、发展最快的两个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相互了解。作为中巴学术交流中心的学术主任与执行主任,我们将致力于不仅在巴西,而且在整个南美传播中国传统思想。
我们认为,儒家思想是否具有国际相关性并不需要太多的未来学意义上的洞见,它已成为具有全球性视野之人士的常识性结论。随着中国软势力的增强,其它国家不仅想了解中国是何种样子,随着与当代中国思想的接触的增多,它们不可避免地会越来越了解中国。众所周知,“中国性”根于儒家思想。不管当今社会是否明显地陷于技术、事功和自助,但从人文的角度来看,尽管人类发现自己在一个球形体上,但人类正在快速地“将自己绘入一个角落”。除非人类的各组成部分皆和谐相处,人类不会有任何出路。我们必须也必然明白这一事实,既不存在终极的文化,也不存在终极的真理,而全球领域的最终决定因素乃是理性、平衡和互相尊重,这些都是儒家思想的标志性理念。因此,人们便应该在全球的意义上遵守孝、仁、义、恕等儒家理念。尽管本文不能对这些术语作深入的分析,但在此对它们作些许考察还是有意义的。
1.孝。“孝”通常被译为“filial piety”。但在更广的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它释为对以往智慧及提供这一智慧的人的尊重。它并非必须指屈服性的父系专制和盲目的顺从,这些与孔子的本意皆不相关。它是对从世世代代人们在努力过程中常常负出代价的尝试与错误里积累起来的智慧的体认,它也可以用经常被引用的美籍西班诗人和哲学家乔治•桑塔雅那(George Santayana)所说的一句话来表示:“不能记住过去的人注定会重复过去。” 我们必须向我们的祖先学习,这些祖先存在于全球的各个角落。我们从地球外的祖先那里学得了什么?只有当我们将全人类视为我们的兄弟姐妹时,我们才能将我们的心胸开阔到能够得益于他们所提供的智慧之程度。
2.仁。什么是全球性的“仁”呢?“仁”有各种英文译法,如benevolence, (moral) virtue, humanity, goodness 及kindness,等等。“仁”不仅指个体之间相互交往的方式,还指人与社会内在关联的方式。我们必须尊重、重视并欣赏拥有其它文化的人,这是文化间最博大的一种爱。
3.义。“义”常常被译为righteousness、correctitude或oughtness。“义”不仅要表现在民族的层面上,而且应该表现全球的层面上。为此,人类要克服将异域种族与自己民族相分别的倾向。我们应该这样问:“为了将我们自己视为具有彻底人性的人,未必只是儒者本身,而是人的意识,我们应该做什么?”笔者认为,孔子是为整个人类的品质而不仅仅是为“中国性”的优化而设定的理想。
4.恕。“恕”一般译为“reciprocity”,“altruism”,或“consideration”。注解“恕”的经典性的话出自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当每个人都从内心为他人着想时,社会就会顺利地运转。当我们注意我们行为的长久影响及对全球其它区域的影响的时候,就能做到这一点。这是一个通过我们的每一行动来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的问题。换句话说即:“为全球着想,为全球行动。”
孔子为人设定的目标是适用于全世界的。(尽管他那时候的世界碰巧是中国。)正因为如此,所以儒家思想体系在相当的程度上是一种与全球相关的思想体系。换句话说,它当然能够为全球性标准的人的品质做出贡献。而重要的是,在跨文化的相互作用中,我们必须保持一种明智的文化移入姿态,如此我们就可以有选择地吸纳外来文化的一些有益成份,从而避免“垃圾文化”的进入。 在文化移入进程中的另一风险是无根据的传统主义。在这一点上,一些人对一些现代新儒家学者为承继他们所说的道统而努力的倾向进行了批评。我们需要批判性地考察儒家思想中的哪些成份可适用于当今世界,以避免儒家思想成为博物馆里的碎片。儒家思想中的仁学体系是为了培养一种为了全人类的更广大的和谐感。中国政府正在积极推出构建和谐世界的理念,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和”最早及最基本的意识是“and”。张岱年(1909-2004)先生指出,“和”在不同的的背景下具有不同的涵义,比如:1)在西周时期它指“不同对象之间的合和”;2)在孔子所生活的时代指“意见一致”,但并不意味着盲从,如《论语•子路》所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中的“和”,即是指这一意思;3)从老子时代至今,它还指“没有冲突”。 作为中国传统思想中的核心概念,“和”也可以被理解为“利他主义”,因为它包容、联系而不拒绝。儒家思想中的各种概念亦因之具有全球相关性,并可在“和”的基础上得到领会:要做到“仁”,人们就必须以博爱的心态包容他人或他人所拥有的文化;要做到“义”,我们就要在与他人交往时正确地行事;要做到全球性的“孝”,我们就要将他人作为我们自己家庭或民族的延伸而加以包容;“恕”当然是对待他人时的一种利他主义的考虑,不管他们是否来自我们自己的家庭、社区、社会或星球。那些将上述儒家概念在国际的水平上,以综合的、多维度的方式进行理解的人,可以说是已具有“进化的智性”,这种智性代表了意识进化所需要的最进步的方面。在这一水平上,我们就表现出人文的、进化的智性,我们也因之成为整个世界创生机制中的有用成份。

三、儒家思想之国内相关性

如果我们认为儒家思想可以在世界舞台上有丰厚的价值,那么,我们是否可据此推论它在其故乡亦如此呢?几千年来,中国人的心理与其“文化DNA”已经确立。尽管儒家思想经历了几十年的侵蚀,中国13亿人的集体意识仍然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几近半个世纪长的对这一当时认为是“过时的”思想体系的否定,在整个中国历史长河中只不过相当于一眨眼的功夫。“就像犹太—基督教传统影响西方社会一样,尽管多数西方人并不确切地了解它,儒学思想同样继续在影响中国社会,尽管多数中国人,包括知识分子,尚未读过儒家经典。” 但事实上,抛却中国人的文化根基就意味着剥夺掉他们的心理基础并终极性地将他们贬入无文化认同之境地。因此,激发人们对儒家思想——实际上是从整体上对中国传统思想——的了解,对于以其为思想基础的中国人的持续健康发展,不仅是一种明智的选择,而且是必须的选择。如果儒家思想再次回到其初始产生的国民中间,就会极大地激励人们将来继承中国的文化遗产。有趣的是,在汉代,儒家思想成为官学和治国纲领。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也正是现在正在尝试的。目前为复兴儒家思想(中国)正在采取什么样的行动,还需要做何工作呢?
近年来,中国已开始重新审视学术竞技中的中国文化。著名学者Wm. Theodre de Bary在其《儒家思想面临的麻烦》(The Trouble with Confucianism)一书中评论到:“一个美好的标志是,目前中国正在‘实事求是’地考察儒家思想的‘优劣’。的确,只有具有宽阔的胸怀才能做到这一点。” 伴随着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政策,有关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会议已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举行,诸如“孔子基金会”(1984年成立)等著名机构已经建立,“新儒家”研究亦于1986年作为国家“七五”攻关课题得以设立。 当代与下一代的新儒家有望像熊十力、唐君毅及其他先驱表现的一样来坚持他们的个人观点、严肃的态度及为中国文化的复兴而献身的精神。在写这篇文章的当下,绝大多数中国著名的文科学校如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已开设中国传统文化课程。但每人每年高达24000元(人民币)的学费的进修班并不是面向大众的项目,而只是为少数精英和高收入者,通常是商业成功人士开办的。这会令这些课程看起来更像是企业儒学而不是将儒家思想推向大众的真诚努力。 有关儒学的学术会议当前在中国各地都有召开,但这些会议多限于学术圈并以发邀请为基础。如果前述100所“孔子学院”是为了向全界传播中国文化,那么,以一种让它更容易接近对此感兴趣的大众的方式,辛勤地推动儒学在其出生地的传播是否会有意义?比如,在北京,诸如中国国家图书馆及各个地方书店等地点皆以十分合理的价格或免费提供不同主题的演讲,在全国各地的图书馆以很少的费用或免费实施一项定期介绍中国文化的政策是否可行?大学是否也定期举办(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公共讲座、圆桌讨论和辩论?也许值得恢复孔子自己开创的民主化的教育传统,以使所有真正感兴趣的人仅交纳十块干肉作为学费即可受到教育。他有意使教育接近那些不属于中国贵族的人,正如孔子所云:“有教无类。” 今天,让那样没有经济条件及不属于知识贵族的人能够有机会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同样十分重要。据有关人士讲,诸如《四书》之类的儒家经典也推荐给学生,通常是哲学专业的学生,但只是作为课外读物让学生在课余时间阅读。如果中国政府真想让儒家思想产生全球性的人文效用,儒家经典就需要正式地重新纳入小学、中学及大学课程,以让人们在这个国家能感觉到它的存在。当今开设的“MMD”(Marx, Mao and Deng thought,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毛泽东思想概论—邓小平理论概论)就应该改为“TCP”(Traditional Chinese Philosophy,中国传统哲学)。为保持中国传统思想的内在同一性,不要:1)只是将它作为一种时髦;2)使其成为以盈利为目的的事业;3)只是面向有钱的阶层;4)只是将其作为促进(国内的或国际的)公共关系的工具;5)将其作为包装的一个方面;6)只将其局限于知识分子阶层。另一方面,在确信渴望普及中国哲学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任何事情的大众化皆易于冲淡和减弱其内涵的深刻性。总之,如果儒家思想在其故乡可以产生作用,那么,儒家思想在国际上就可被理解为一种极具说服力的选择。更重要的是,国际上的分支怎么能够从一颗缺乏营养的思想之树上伸展出来呢?
考虑到孔子在教书育人方面的贡献,尽管孔子被尊为中国的至圣先师,但他的教学法目前在中国并没有被广泛采用。除了是一个有血有肉而又具有超凡魅力的人格存在之外,孔子的教学体系尚包括可适用于今天教室教学的方法,如:1)问答式教学;2)圆桌式讨论;3)相互争辩式教学;4)师生平等教学法;5)类比教学;6)学习与分析相结合;7)训练多样;8)因材施教;9)现身说法;10)师生互动。他是意识学所说的“敬仰—分歧”这一概念的坚定支持者,这一概念表达的意思是,个体在保留自己意见的同时,可以继续敬仰某人。这一点可以在孔子与其得意门生颜回之间的关系得到证明:“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 除了一些目前正在进行的高水平交流和一定的实验项目之外,上述的大多数方法皆可有机地融入中国大陆现行的教学机制中。师生之间的互动和教学上放松的气氛等促进学生提高思考能力的方法,当然能够产生更有创新思想的群体。正如潘永华(音)所说:“中国(现行)的教育并不强调学生的自豪与自重,也不对学生的学习兴趣表示足够的尊重。……如果学生的创造力和潜能得到培育,大学就能够在培养人才方面大有收获。” 另一消息人士称,在把“坐直、安静、认真听讲”作为“学生的基本守则”的同时,一些实验项目在鼓励学生“说你所想,解放思想,大胆创新”。 这些在教学法上的积极努力,代表了一个美好的开端,这是应该予以鼓励的。
近年来,已有许多关于流行送孩子参加“读经班”的报道。比如,《洛杉矶时报》(The Los Angeles Times)有一篇报道 ——此报道不会希望只是为了在国外寻找卖点——称:“在老师的提示下,他们(学生)一起朗诵。‘弟子入则孝,出则悌,……’他们背诵2500年前的孔子的语录——《论语》。”据《中国日报》(China Daily)报道,这些课程“将会反复灌输中国传统文化的关键意识,帮助年轻人认同他们的文化根源。此外,这一着重点之变化可以推动新型知识分子的产生。这类知识分子将精通并促进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 但笔者不赞成只死记硬背这些经文。
许多现代新儒家的支持者将儒家视为一种宗教。正因为如此,现代新儒家曾被称为“人文宗教”,“宗教人文主义”,“道德宗教”,等等。对这些人来说,科学显然被视为独指技术组织及像物理学之类的“硬科学”。也有人认为,儒家思想“在作为一门宗教与哲学,一种伦理与政治科学及教育方法的同时,仍然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孔子生活时代的儒学即是如此。” 如《韦伯斯特新世界词典及同义词汇编》(Webster’s New World Dictionary and Thesaurus)对“科学”这一词条的第二和第三条定义为:“2.来自观察、学习和实验等以确定被学习的对象之性能或原理的系统化知识;3.任一科学知识的具体分支,特别是通过将事实、原理、和方法系统化,如实验与假设,而建立的科学知识。”如果我们以一种无任何偏见的态度来考察这些定义,我们就会发现,它们指通向对任一生命领域状态进行了解的有组织的路径。硬科学与软科学的区别在于硬科学的可量化性。尽管难于通过实验设施来考察本体或本心,但有必要通过如熊十力所说的“直觉能力”和牟宗三所说的“智性直觉”等运用个体能力的实验性证明来验证其真实性。这就是为何上述思想家之个人体验具有重要性了,他们根据个人体验建构起复杂的、富有新意的关乎人的存在的理论。由于意识学的研究对象是意识,意识学便采用了交叉性的研究方法。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形而上的问题,即超心理的进程是通过三种不同的程序来考察的:1)学术研究;2)个人体验;3)个人的结果分析及研究者的共识。撇开神秘主义常常与宗教相关这一事实不管,不能因为主体与超越性的问题有关就必将其视为宗教;也不能因为某一知识领域不是“硬科学”而不将其视为科学。笔者认为,针对形上问题的科学研究是有效的,以一种经验的方式,在可能的程度上研究与人性相关的永久性问题更为可取。我们因此在另一篇文章 中指出,作为宋明理学的根源和现代新儒家思想的必要成份,早期儒家的形上学可以称为“科学的超人文主义”,因为以科学的范式来欣赏它更为贴切。不管儒家思想是宗教、科学或道德体系,如果这一包含人文的思想体系得到国际性运用以帮助人类解决根本问题,那么,它必须是自然传播到世界其余各地的民族性儒家真际的一种反映。当今,中国是多产的多文化共存的最好的试验地。由于成熟的多样性会带来和谐,中国是一个拥有56个民族的多民族国家,越来越多的外国人正涌入中国学习、工作和生活,这些从理论上即允许中国变为一个全球性真际的反映国: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熔炉”。

结论

儒家思想,特别是早期儒家的形上学,不只是针对大众的一箩筐礼仪和口号,更是众所周知的以《易经》为基础的宇宙论。作为几乎每位学者都耳熟能详的经典,《易经》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代表着生命进程之动力的证言。其博大精深的《系辞传》及其它代表中国思想的成份,不只是中国人思想的表现,也是整个人类思想的表现。整个世界正在趋向一种多文化、多语言、多民族和多维度的存在。获得对多维度的生命真际的更深刻的评价之工具是由中国人发明的。既然它是非宗派、非教区、超语言和博爱的,中国就有义务将这一可以使人更好地理解人之为人的根据、更重要的是更好地理解活生生的宇宙之组成的有用的工具,带给与其同居于此地球的邻居。值得重申的是,现代新儒家的奠基者有个人体验,这些体验可以作为表达他们欣赏儒家思想并贯彻之的动力和指导因素,还为我们进一步理解古代思想提供了新的路径。由于儒家思想更接近大众,中国可以产生更多的像庄子、王阳明、熊十力和唐君毅等一样的杰出人物,但也需要这样一些专业人员,他们能理解这些杰出人物的形上体验并能确切理解这些体验产生的背景,而不是将这些体验视为精神疾病的一种反映而有可能以吃药甚至住院治疗为最后的解决办法。
儒家思想能否作为一个连贯的多维度整体为人类的将来做出贡献?我们认为,中国哲学最重大的贡献之一便是将人的意识置于宇宙的中心。我们可以在《易》学中透过历代儒学的发展和中国哲学发展的其它脉络发现这一点。这就将进化的责任牢牢地置于个体的双肩上,要求他/她不要通过外求解决问题,而要进行连续不断的内求直至重新证悟与我们的本源合一之境界。至此,人的进化才得以圆满实现。我们确信,如果儒家思想维度间、国际、国内等相关性受到重视、得到发展并被应用于社会的各个层面,那么,人类必将有一个光明的未来。我们不希望但期望中国,在其正在发展成熟的时代,能够实现(儒家思想所蕴含的)生命源泉之价值,整个世界都属于这一生命源泉。
意识生态,确切地说即意识与其多维度环境间的一种更高程度的和谐之内在关系,是促动人类进化所必需的境界。透过提高了的宇宙道德和境界,一个更广阔的体验人心即是宇宙,宇宙即是人心的视野,自然能够导致全球性的博爱,随之而来的则是国际性的仁爱。这一目标一旦实现,人们就会不只是从内部(民族主义)的角度而是从外面(国际主义)的角度,从一种宇宙最大化的博爱视角,来看待自己的同胞。如此,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体验并接受作为个人真实体验的多文化和多维度同一性,世界就会朝向一个更一致的共识发展,这种共识关乎更真、更深刻的人类存在本性,并采用一种明天所能带给我们所有人的、意义更为深远的视野。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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