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时空对话：论中庸合理内核
肖安平
内容摘要
“中庸”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今天须重新审视和澄清其本来面目和深厚的华夏文化底蕴，正确评价其合理因素如整体、适度、恰到好处、和谐、辩证等，努力发挥其积极作用，以促进中国文化的发展、民族精神的振兴和道德建设。
关键词：中庸 合理因素 适度 辩证
作者简介：肖安平（1963—），男，中南神学院副院长、博士。 地址：武汉市武昌区民主路221号 邮编：430061
电话：13129923616
电邮：xiaoanpingwh@yahoo.com.cn
穿越时空对话：论中庸合理内核
肖安平
在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里，“中庸”是一个绚丽的瑰宝。但有人却往往因偏见贬低它，或者就完全否定它，不能正确、客观、全面、辩证地看待它。因此它应值得我们今天好好反省，重新考察和透视此思想的合理内核，并分析阐释它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和道德建设的重要意义。本文就从中庸在中国的发展历史和世界范围即穿越时空的对话比较视野，来探讨其合理内核。
一、中国古代的中庸观
最先，“中庸”是由春秋时期的孔子提出来的。它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个概念和范畴。“中”，如孔子所言：“无过无不及”，就是说不偏向另一个极端，要合适，既不过分，也不做得不够；“庸”，意为恒常无奇。“中庸”即指适度而合常规。孔子以言语适度、举止合礼为中庸，把它看作为最高的道德标准。他称赞舜的处理方法是“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1)而他解决矛盾的方法即“执两用中”，“和而不同”。他又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2)如果处理问题抓住了两端，便没有害处。相反只抓一方面而忘记另一方面，必然造成危害。由此可见，他发现了矛盾，并用两端加以概括，综合处理，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当然，也不排斥他本阶级的局限性，甚至有些完全是按照他在当时的立场“扣其两端”的，例如在政治上总想维持本阶级的利益。但是他在教学方面却另有突破。如“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也。”(3) “故”与“新”是一对矛盾，只有先熟悉过去的东西，才能增加新的知识。要为师，不得不先破“故”，然后再向“知新”方面转化。所以，“故”与“新”是学习不可少的两个方面。“新”是在“旧”的基础上产生的。若孤立地去抓“新”的一方，那如何“新”起来呢？同样，若总是单调地重复“旧”的一方，而不考虑到“新”的一方，那怎能叫学习呢？可见这些思想是“中庸”的合理因素。抓住两方面，是一种辩证法。
再看战国时期孔子之孙子思（公元前483-前402），他把孔子“中庸”思想作了充分的发挥。他将“中庸”的概念从“执两用中”的方法论提到世界观的高度，认为“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4)“中”与“和”是宇宙间最根本、最普遍的法则，遵循它，让事物和谐发展，就可使天地万物各得其所，繁荣兴旺。相传，子思作《中庸》。宋代将之与《大学》、《论语》、《孟子》合称“四书”，成为中国负有盛名的儒家经典之一。子思在《中庸》一开头就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5)这句具有主题意思和哲学意义的关键的话虽然难解，但我们可作这样扼要的解释：天所赋予的叫性，即肯定了“中庸”原出于人的天赋本性；遵循受之于天的人性称谓道，这就是说当人们循性以求时，就会使自己的言行符合“中和”这个天地间的普遍法则；达到天然本性的最佳状态，实行“中庸”，还必须“慎独”，按照宗法道德伦理严以律己，保证片刻不背离“中庸之道”这个法则，这就要求人们既要尊重天赋的德性，又要努力于后天的学习和修道，这就叫“修道之谓教”即对之修养名为教。只有通过主观道德修养，把天赋本性中的普遍原则和学问思辨、为人处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才一言一行都无“过”和“不及”，随时处“中”。这样，“中庸之道”这个普遍原则就成为“君子遵道而行”的行动指南了。
子思称教化的目的在于修道，修道在于复性，其主要途径乃在于诚。因而子思很重视诚，他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6)这说明，“诚”是天道、本体，用诚修道是人道，“诚”使天道与人道统一起来。他还认为，圣人生来就有“诚”的品格，不用努力修养和思想便可获得，从容不迫而符合道，这乃是圣人达到的至高境界。但一般人必须择善而行，经过“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即后天的学习、力行，才能达到“诚”的境界。在此，子思极大地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强调自觉学习，对我们今天不断学习，努力实践，提高自身素质和创新能力很有启发意义。
在《中庸》中，子思说：“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7)如何求诚呢？求诚则应当反求诸己，就是须靠“自”我努力，如孟子“反身而诚”一样。通过自身的修养过程，即努力去发掘和扩充内心得之于天的本性，由尽人性尽物性，到赞天地之化育而与天地参。这与孟子所说的由心而知性，由知性而知天的观念，极为近似。子思认定，作为“天道”的“诚”体现在人的身上就是“性”。因此“性”在本质上是和作为“诚”的“天道”是合一的。“他把外化为天道的‘诚’又变成一种主观精神”(8)。因此从“存诚”、修道、尽性到和谐的“天人合一”可知，“诚”是达到“天人合一”的途径；同时这一过程包含了辩证法思想如“诚”的双重“转化”和从开端到结果的一步一步变化发展的整个过程，不乏某种内在联系的逻辑思维和抽象思维。但子思的是一种以“至诚”为中心的“成己成物”论，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天人合一”。“这对孟轲思想及以后的宋明道学都发生了深远的影响”。(9)
子思把“中庸”提高到宇宙观来考虑，认为它是天道、“至德”、普遍法则，是天地之间的根本力量，是一种境界。只要按照人的教训、人性的要求去做，并且得到人性中的“道”，那么最后就能一直达到“中庸之道”的理想境界。而具体的境界又是：达道有五——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 达德有三——智、仁、勇。显然，子思在这里对中庸的解释，虽然方法是“不偏不离”，但内容却带有具体的封建伦理道德内容，成为了当时士大夫们所追求的理想境界——自觉遵守、身体力行、不偏不倚的自然最高境地。孙月才在论述人与文化的时候指出：“《中庸》把儒家的理想生活概括为‘极高明而道中庸’。理想的精神生活是超越日常生活而又在日常生活之中。日常生活中要有理想的光照。‘圣人，人伦之至也。’（《孟子•离娄上》）圣人是在日常生活中体现他的理想人格的。”(10)所以，我们可以从中摈除糟粕，吸取精华，消化其中有益的内容，并结合今天的时代，把中国博大深厚、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和蜚声世界、优秀祟高的华夏美德发扬光大。
随着历史的变迁，中庸的内容也在逐渐变化。南宋时期朱熹曾经解释道：“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11）在这里朱熹进一步将“中庸”演化来为统治阶级服务，即不偏离封建统治秩序，不改变三纲五常的封建教条。由于历史的局限，这是它的消极因素。孔子的中庸之道，自从他目睹历史大变动时期反中庸的现状即“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始倡中庸之德，然后被延续、发展，传承了两千余年，其历史之久，影响之深。
二、外国的中庸思想
前面所讲都是中国古代的中庸观。我们再来看看外国关于这方面的思想。闻名于世的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主张不偏不颇，处于两个极端的中间，称之为“mesotes”（希腊文意译）。他把一切行为分为过渡、不及和适中三种状态。他说：“美德乃是一种中庸之道。”（12）它乃是在两种恶行——由于过多和不足所引起的两种恶行——之间的居间者。例如，对于“勇敢”来说，它就是“卤莽”和“怯懦”之间的一个居间者，即在过多和不足之间的居间者，因此它也就是一种美德。“美德必定就有以居间者为目的这个性质”。(13)
在此需指出的是：其一，所谓“居间者”或者说不太多也不太少的状况，不是相对于客体的多与少之间的一个平均数，而是相对于主体而言的恰当好处；其二，亚里士多德认为：“就其实质和就表述其本质的定义而言，美德是一种中庸，然而就其作为最好的和应当的而言，它又是一个极端。”(14) 从某方面看，我们可以把“勇敢”看作是“卤莽”与“怯懦”之间的居间者。但当我们把“卤莽”与“怯懦”都看作是恶时，那么“勇敢”作为一种最好的和应当的，或者说作为美德来说，就是与它们相对立的一个极端了；其三，他强调，中庸不是不足中的中庸，也不是在过多中的中庸，而是在这二者之间的中庸，“而且就某些行为来说本身就不存在着中庸，因为它们的恶不是由于某种激情的不足或过多所引来，如通奸、盗窃和谋杀之类。”(15)除此之外，就美德是一种极端而言，它本身也不存在过多和不足的问题。
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的中庸之道，虽然他将其运用到具体事物中时的确表现某种折中思想，但仍然有其积极、合理的因素。这在于他提出了正确把握事物的“度”的思想，它说明任何事物以及情感都有自身的限度，离开了度，造成过多或不足，就会变质。只有恰到好处，才是善的表现。欧洲震古烁今的一位教父奥古斯丁在《论适合与美》中在运用中庸概念时，非常忠实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仍然把它理解为无论是数量程度还是质量种属方面都取“两个极端之间的中庸”，即正确的比例关系。德国宗教改革运动时期享有盛名的画家丢勒主张艺术判断而应该丰富而又多样，并准确转述了中庸的基本内涵：“避免过多或过少”。不难看出，亚里士多德的中庸之道有个特色就是其内涵的稳定性，与孔子中庸之道在流变过程中所产生的种种变化现象形成对比。
三、中外中庸思想比较
在世界上，提出中庸之道的奠基者主要是两千多年前古代文明世界的三位大哲——东方中国的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和古印度的释迦牟尼（约公元前565-前486），西方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孔子及其嫡孙子思的中庸观与亚里士多德的中庸论，既有相似之处，也有相异之处。他们的智慧之泉都是从各民族的活水汲取来的。亚氏和孔子中道概念中均有道德内核，但不同的是，“亚氏中庸之道的本体论不出伦理学之畛域，而孔门中道则从一种伦理观念逐步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几同于亚氏之‘第一原则’，具有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意义。”（16）此外，两者都有方法论意义，相异的是亚氏中庸方法属于科学型，其论述讲究系统、逻辑演绎和推理；孔子播道方式主张述而不作，即便子思《中庸》不脱语录连缀的形迹，而其论述多是判断而作论证和多作喻说以使弟子顿悟。还有其它方面的异同，就不在此一一例举了。由此说明东西方处境、思维方式和发展情况等不一样，致使东西方中庸之道有相同点，也有不同之点。孔子的中庸之道在长期的流变过程中，时而产生出某种反其道而行之的蜕变现象。如庸俗圆滑、苟且偷安、折中妥协、不置可否等就曾被冠之以“中庸之道”而弥漫于浊世社会，所以就让人感觉其种种贬义。实质上，这是挂靠其名而远离之的走了样和贬了值的蜕变现象，与孔子所讲的“中庸之道”大相径庭，也为孔子和子思们所始料不及的。孔子和亚氏既是中庸道德的奠基者，又都是它的实践者。亚氏是孝敬的儿子，深情的丈夫，慈爱的父亲，诚挚的师长，孔子就更不用说了。诚如东山魁夷所言：“在精神思索的深刻性上，中国胜过或至少不劣于西方。”（17）中国一位饮誉世界的教育家蔡元培说：“独我中华民族，凡持极端说的，一经试验，辄失败 ；而惟中庸之道，常为多数人所赞同，而且较为持久。”（18）如代表人物孔子和孙中山的学说就可证明之。英国杰出历史学家汤因比也认为目前中国人“正在推行一种能够保持农业工业平衡的文明”（19）的独特道路，即一条扬长避短的“中庸之道”。因此，我们需承认的一个事实是：这条真正的中庸之道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基本内容之一，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一种深层心理意识，并且这种意识已升华到某种极高的境界。
著名中国学者冯友兰在《中国哲学简史》中将亚里士多德的中庸之道比作“黄金中道”。亚氏强调不要离开度，要恰到好处的这个中庸之道，与基督教《圣经》中的一个说法有点类似。在《圣经•罗马书》中保罗说：“我为着赐我的恩，对你们各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上帝所分给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20）这里的“中道”，英文是“reasonably”，意即合情合理。我想我们用汉语“中道”来翻译“reasonably”，也是按照“中道”或“中庸”的积极意义来翻译的。不亢不卑，既不自高自大，也不自暴自弃，才是我们的正确态度。这一不是佛教“趣于涅般”的中道境地，二不是我国古代“中庸”的那种调和的消极因素，而是一种对人生和现实的积极态度，也是我国“中庸”与外国那种中道相类似的积极因素。饶有趣味和意义的是，把基督教思想如《圣经》（上述一例）中的中庸或中道思想与中国文化如中国古代哲学的中庸思想进行比较，不能不发现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有些相同之点如适度、合适等，这可让人去进行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的广泛对话。
在中国，“中庸”不仅是一种“至德”，而且还有极为深刻的哲学意义和文化意义，对中国人有较大影响。它是一种为人处事的方式，是人生的一种至高境界。子思在《中庸》中说：“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21） 朱熹认定，“中庸者。……乃天命所当然。精微之极致也。惟君子为能体之。小人反是”；“所以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随时以处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无所忌惮也。”（22）此乃表明，君子合乎中庸，是有君子之德和达到中庸之境的人，但小人却因有小人之心是反对中庸的。《中庸》又曰：“君子之道，本诸身，徵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缪；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远之则有望，近之则不厌。诗曰：‘在彼无恶，在此无射（赦）；庶几夙夜，以永终誉。’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誉于天下者也。”（23）这种君子，是具有中庸道德的人，在中国士人心中是伟大圣人。
四、“中庸”合理内核的透视
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中庸思想，是中华民族颇具历史和文化价值的一份精神遗产，它具有文化、道德、哲学、科学的特质，蕴含着中国文化的深厚积淀。对此，我们不能全盘否定，或以历史虚无主义态度抹杀其合理内核，应正确理解、全面审察和透彻分析。
要看清“中庸”合理内核，首先就要回到强调理性自觉的哲学代表——始倡“中庸之道”的孔子那里，弄清和明白其“中庸”的原意和本意。孔子的“中庸”原本是要求我们的言语适中，正象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一样，同时行为恰当，做得符合规律，不偏不离，走上“正路”。这就是它的一种重要合理因素。今天我们应该重新审视和澄清其本来面目和深厚的华夏文化底蕴，继承其优秀的道德精神和卓著的辩证方法，发挥其应有尽有的积极作用。例如当前的改革也应该如此，要恰当合适。既不要急躁冒进，把不该改的改了，该改的却没有改，同时也不要拖泥带水，缺乏果敢精神，这都是偏颇的。改革应该是既大胆又细心，这样才恰当，这才是正路。同时改革开放应该继续进行，既不能因噎废食，也不能在发展中偏离正确的轨道。经济发展也要持续稳定地发展。对科学的发展更是如此，既要奋力促进科学的探索进取、繁荣昌盛和加速发展，但也不能失去正确的道路和方法，使之没有方向任意偏行，如只顾挖掘资源开发生产，不顾能源的耗尽和环境污染，甚至没有道德大搞反人性和戕害人命的超过了度的战争“细菌”试验等，势必将给人类造成巨大的损失和不堪设想的悲剧。所以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都应深思熟虑，不能片面，要全面合理，否则会带来损害。“中庸”本来以后泛指一种处事的态度和方法。但随着其历史的演变，它一向被人们目为调和的陈旧观点和不求进步的贬义。其实，这并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看法。我觉得我们应历史地、辩证地看待它，并且正确地运用这种方法。这应成为我们公正对待它的一种态度和原则，真正把握其规律性的东西和正确合理的内涵。实质上，它是集方法论、宇宙观、认识论和辩证法为一身的颇为高深的思想理论，蕴含不少哲理和智慧，是中国哲学史上的一大重要成果，其中诸多合理因素值得我们借鉴。
我们不可否认，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它确有某种消极因素，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就淹没了其积极意义，甚至全盘否定。当然我们也不能走向另一极端，全盘肯定，认为完善完美。随着时代的发展，我们还要用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它，尤其是在现时我们所处的二十一世纪需对这个古老而又不乏现实意义的命题进行再思和探索。古今中外，中庸思想虽然不同，但也不乏相似之处。今天人们应发挥其积极因素，并结合当代实际赋予新的内涵，发展之。
五、结语
综上所述，“中庸”是我国儒家的最高理想境界，是一种极高的道德境界，是一种道德标准和基本思想方法。它经历了古代直到现代的漫长历史时期和“成长”发展的轨迹。它的过去和今天不一样，就是在过去的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的内容。所以我们应该对包括“中庸”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东西进行理性反思，不带偏见地重新认识它，正确地对待和评价它。现今我们对它的探究、扬弃、纯净和发展，不仅在客观上对中华古典文化研究和挖掘具有学术意义以及对推动中国文化在新世纪更好地发展，继承和发扬中华优良伦理道德以防止道德滑坡和促进中国和谐社会及经济建设，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和振兴中华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且对中西文化的比较和交流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乃至对世界文化和和平都有着贡献。它因历史局限除了有一定的消极意义以外，还包含丰富的积极、合理内核，也是值得我们今天可取的，那就是“中庸”的全面、整体、适度、适中、恰如其分、恰到好处、和谐、正确、合理、辩证等。这都是脱离古代消极内容而秉承其合理内核，又富有我们今天现实内容，并使我们沿着正确轨道前进的理想途径。
————————
注释：
(1) 子思：《中庸》第六章。
(2) 孔子：《为政》。
(3) 同上。
(4) 子思：《中庸》第一章。
(5) 同上。
(6) 子思：《中庸》第二十章。
(7) 子思：《中庸》第二十二章。
(8) 肖萐父、李锦全主编：《中国哲学史》，人民出版社，北京，1982年，第143页。
(9) 同上，第144页。
(10) 孙月才：《人与文化——中西“人论”比较管见》，载《中国文化与世界》，耿龙明、何寅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93页。
（11）朱熹：《四书集注》。
（12）《古希腊罗马哲学》，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321页。
(13) 同上，第320页。
(14) 陈修斋、杨祖陶：《欧洲哲学史稿》（1986年修订版），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 第111页。
(15) 同上，第111-112页。
(16) 陆海明：《东西方“黄金中道”比较论纲》，载《中国文化与世界》，耿龙明、何寅主编，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87页。
(17) 同上，第89-90页。
(18) 同上，第88页。
(19) 同上，第88页。
（20） 《圣经•罗马书》第12章第3节。
（21） 朱熹：《中庸章句集注》（第2页），载于宋元人注的《四书五经》，中国书社，1985年第2版，北京。
（22） 同上。书中尚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
（23）《中庸》第二十九章。参见夏雨人：《中国神学导论》，道声出版社，台湾，1990年，第258-259页。
- 上一篇：中国传统和谐思想的渊源与当代价值
- 下一篇：中华十大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