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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德治”思想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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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儒家“德治”思想最初是由周公提出的。周公出于对周王朝的群体生存的关怀,提出了一种“天——王——民”相互制衡的三角结构,包括三个方面:以德配天,用德祈天,敬德保民。而其核心就是“德”。这后来发展为儒家的“德治”思想。
关键词:德治;儒家;周公
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德治”思想和“法治”思想都相当丰富,值得我们加以批判地继承。儒家就是主张德治的,孔子阐述过这方面的思想。但是追本溯源,这种德治思想最初是由西周伟大政治家、思想家周公提出的。本文讨论周公的德治思想,意在为我们今天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提供一些中国文化传统方面的精神资源。
周公(?— 约前1095)姓姬、名旦。其采邑在周地(今陕西岐山北),故称周公。他是殷周之际最伟大的政治家、谋略家、思想家。在当时的政治斗争中,他一直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先后辅佐父亲周文王、哥哥周武王及侄子周成王,先后灭殷平叛,封侯建国,“制礼作乐”,建立了标炳史册的丰功伟业。
在周公思想中,最核心的是关于“天命王祚的兴衰继绝”问题。一个王朝、例如商王朝,是怎样丧失自己的王祚的?而另外一个王朝、例如周王朝,又是怎样获得自己的天命的?这个问题的意义,小而言之,只是一个政治哲学问题;大而言之,则是一个具有一般意义的群体生存哲学问题:对家、国的群体生存问题的思考,这就是周公的终极关怀。这种关怀、思考的结果,就是在中国历史上首次系统地阐述了德治思想。
周公的德治思想是很有特色的,我们可以把它概括为一种“三角关系”。这个三角的三个端点是:天、王、民。三者之间具有如下的一种相互制约的关系:
↙ ↖
王 ——→ 民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环状结构:天决定着王,王决定着民,民决定着天。这里,王命取决于天命,天意取决于民意。这与殷人的观念大不相同,后者虽然也存在这样三个基本因素,但它们之间只是一种单线的联系:天 → 王 → 民。他们没有意识到民意对天意的决定意义。例如殷朝的最后一个暴君纣王,当有人向他指出他的荒淫腐败、置人民疾苦于不顾、这必将导致商朝的灭亡时,他却有恃无恐地说:“我生不有命在天乎?!”(1)应当说,意识不到天意取决于民意,这是殷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周公则把天意与民意直接联系起来了。其结果是显然的:王政的好坏是取决于民意对它的评价的。这就是后来人所说的“民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2)。这一“载”一“覆”,都是以“天”为中介的。
为确保周王朝的统治能够长治久安,从上述三角关系出发,周公对这个三角形的三条边各自的“注意事项”分别进行了陈述:
1.天命 → 王命:以德配天
我们知道,“天命”观念乃是当时的普遍观念,周公思想也是如此:一个王朝的命运是由天命决定的。周公指出,殷之灭亡、周之统治,都是天意:“尔殷遗多士,弗弔(不料)昊天大降丧于殷;我有周佑命,将天明威,致王罚,敕殷命终于帝,肆尔多士”;“非我小国敢弋殷命,唯天不畀,允罔固乱,弼我。”(《多士》)(3) “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厥邦厥民。”(《康诰》)根据这个认识,周公深感“天命靡常”(4),殷鉴不远:“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其不延。……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历年;我不敢知曰:其不延。”(《召诰》)谁敢说那殷朝的命运就不能延续?谁敢说我周朝的命运就必定延续?这表明,周公有一种强烈的危机意识。
因此,对于周公来说,如何“祈天永命”(《 召诰》)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周公思想的独到之处在于,在他看来,面对无常的天意,人并不是无所作为的。那么,一个王朝如何才能祈求天帝永长自己的统治命运?在他看来,关键在于这个王朝是否有“德”,因为“皇天无亲,唯德是辅。”(5)应该说,这是他的独到发现。为此,周公提出了“以德配天”的思想。具体说来,就是通过“敬德”“明德”的途径,达到“永命”的目的。周公明确指出,殷朝的灭亡是因为不敬德:“惟其不敬德,乃早坠厥命”(《 召诰》);反之,周朝的成功则是因为能够明德:“克明德慎罚,……天乃大命文王”(《康诰》)。所以,周公一再告诫:“王其疾敬德”;“不可不敬德”(《 召诰》)。只有具有德,才能感动天,从而才能祈天永命。

 

2.民意 → 天意:用德祈天
周公提出“以德配天”的目的在于“祈天永命”,这也就是“用德祈天”,亦即通过实行德政,祈求上天延长自己王朝的统治命运:“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召诰》)为什么要以德祈天?为什么有了德就能够祈天永命?因为天命是遵从民意的,而民心又是向往德政的。“我其敢求位?唯帝不畀,惟我下民秉为。”(《多士》)我们知道,天从民愿,这是当时的一种普遍的时代思潮。例如史伯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6)《泰誓中》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所以,统治者就应当以民为镜,正如《酒诰》所说:“古人有言曰:人无于水监(鉴,照镜子),当于民监。”民心所向就是一面最好的镜子,民意的臧否,就是自己是否有德的标准,也是上帝考察自己是否有德的唯一参考。所以,周公坚信:能得民心,也就能得天命;而得民心的关键,就是实行德治。
3.王 → 民:敬德保民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王对民的关系当然是一种统治的关系;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周公却意识到:如果没有了人民,也就没有了自己的统治。所以,如何“保民”(保有人民)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因为既然天意遵从民意,那么不能保民也就不能祈天。为此,周公提出了“敬德保民”的思想。这里,“保民”是目的,“敬德”是途径,“永命”则是最终目标。首先是要敬德,敬德才能保民。但周公也意识到,敬德保民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天畏(威)棐(非)忱,民情大可见,小民难保。”(《康诰》)所以,在他看来,统治者必须对人民心存敬畏之心:“治民祗(敬)惧。”(《无逸》)说到底,敬德也就是畏民。这就正如唐代魏徵所说:“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7)如果不对人民心存敬畏,总有一天是要“翻船”的。
具体说来,周公认为,敬德保民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不能自己贪图享受,而应该以正道引导人民:“无康好逸豫”(《康诰》);“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田猎),以万民惟正之供。”(《无逸》)与此相关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体察民情:“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民之依(隐)。”(《无逸》)同时还有一个重要原则,则是“明德慎罚”。他认为周文王当年就是如此,所以才能得天命、保人民:“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康诰》)否则,“乱罚无罪,杀无辜,怨有同,是丛于厥身!”(《无逸》)如果严刑峻法,为所欲为,就会成为民怨所归、众矢之的。总之,君王就是应该“裕民”“宁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裕,乃以民宁,不汝瑕殄。”(《康诰》)要让人民安居乐业,生活宽裕。
以上几个方面有一个核心点,那就是“德”;从政治角度看,就是“德治”。周公认为:“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文王)德延。”(《君奭》)周朝的统治并非依赖天帝的恩赐,而是依靠我们自己的德行的努力。这在当时实为一种大胆的思想。这种思想后来为儒家所继承发扬,孔子说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8)这就是说,单凭法治是不行的,同时还必须实行德治。因为单纯的法治至多只能使人努力避罪,却不知道羞耻;德治则能使人不仅知道羞耻,而且心悦诚服。正如孔子所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9)德治能使统治者成为北斗星,人民自然就会象群星一般环绕着他。
当然,周公受时代的局限,把“天”“天意”“天命”作为“王”与“民”之间的中介,以至造成一个“神秘的三角”;而我们今天可以直截了当地说:所谓天意就是民意。再者,我们今天实行“德治”,不是封建时代那种“王”和“民”的统治关系,而是人民公仆和人民的服务关系了。我们的“德治”就是“以民为天”,也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注释:
    (1)《尚书·商书·西伯勘黎》。
    (2) 出自《荀子·王制》:“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3) 周公的思想,见于现存《尚书》中的《大诰》《康诰》《召(shào)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shì)》《多方》及《立政》诸篇。此处凡引自以上诸篇,均随文夹注篇名。
    (4)《诗经·大雅·文王》。
    (5)《左传·僖公五年》所引《周书》。
    (6)《国语·郑语》。
    (7)《论时政书四首》其二。
    (8)《论语·为政》。
    (9)《论语·为政》。
编辑:蓝雅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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