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国学学科体系
陈杰思
国学是在中国古代社会（鸦片战争以前）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学术、文化、文学、历史、艺术、思想、宗教、科技之总体及其在近现代社会的存在形态。有人说，国学有两种用法：一种是指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一种是指近代形成的研究传统文化的学术体系。我认为，国学既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也包括近代以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体系，两者是不可分割的。国学的内容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增加的，近现代以来的思想家，如果是在中华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思想，如严复、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孙中山、王国维、陈寅恪等人的思想，也可以纳入国学的范畴之中。
国学：与西学相对而言，可以称为中学；与新学相对而言，则为旧学；择其精华言之，即为国粹；因其时代性而言，则称之为国故。欧美各国学者把中国的固有的学术文化称之Sinology，译为“汉学”或“中国学”。 有一种说法是将“国学”作为“一国所有之学”，国粹派邓实在1906年撰文说："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有地而人生其上，因以成国焉，有其国者有其学。学也者，学其一国之学以为国用，而自治其一国也。"[邓实.国学讲习记[J].国粹学报,(19）)。“一国所有之学”，除了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之外，还包括西学和马克思主义传入后的中国近现代学术文化，与海外“中国学”或“汉学”研究的对象、范围大体相同。”我认为，“一国所有之学”，可以用“中国学”来命名，以示同“国学”的差别。
国学以儒学为主体，也包括佛家文化和道家文化和其它诸子百家。邓实说过：“孔子之学固国学，而诸子之学亦国学也。”[邓实.古学复兴论[J].国学粹报，（9）]
国学是以汉族为主包括各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全体成员共同创造的。国学以汉族文化为主体，包括中国境内的藏学、蒙古学等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国学包括中国境内的各种地方文化：河洛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台湾文化等。
一、建立国学学科体系的必要性
一百年多来，在全盘西化思潮、民族虚无主义思潮、“左”倾思潮、西方文化殖民主义四股力量的冲击之下，国学已全面走向衰落，国学的地位严重贬低，国学的价值遭到否定。被誉为第三代新儒家领军人物的美籍华人学者杜维明认为，“国学无用论”非常可怕，这在中国是积重难返。在西方强势文化独霸天下的今天，在国学已遭到全面破坏的当代，从民族大义和国家利益出发，应当将国学的研究与教育作为实现中华伟大复兴的基础，展开系统、全面、深入、细致的工作。
国学复兴是中国社会科学繁荣的基础，是中华文化产业兴盛的基础。国学复兴，使中国的学者能掌握大量的本土文化资源，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才会有学术的创新力；国学复兴，能使中国的学者深入了解中国的国情、中国的历史、中国的现实，使其研究成果具有实际的价值；国学的复兴，使中国学者能够将学术研究同自身的经验和语境结合起来，使学术文化具有实践的价值；国学复兴可以建立中国独特的学科体系、研究方法、评价标准、学术范式、表达方式，避免中国沦为西方国家的文化殖民地。
国学是否有必要存在，有人曾提出置疑。何炳松说：“何以世界上并没有什么德国学、法国学、美国学、英国学和日本学?而我们中国独有所谓‘国学’?”（何炳松.论所谓“国学”[J].小说月报20卷1号. ）美国、法国、德国同属于于西方文化体系，即同属于西学。西学正是西方各国的国学，正因西方各国处于强势地位，他们的学问已走向世界，同时，西方各国学术文化的差异性不大，故取消了国别之名。傅斯年认为，世界上任何一种历史学或语言学，“要想做科学的研究，只得用同一的方法；所以这学问断不以国别成逻辑的分别，不过是因地域的方便成分工”。（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A].史料论略及其它[C].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46-47.）
这应当从两个方面来说，在自然科学领域，因面对的是相同的物质对象，自然不必分成因不同的国家而形成不同的学问。如果是历史学、语言学、文化学，则各国有各国的具体内容，各国自然都可以将本国的历史、本国的语言、本国的历史视作本国的国学内容。如今，区域研究是学术的一个重要内容，西方一些大学多设有专门的区域研究系或科(专业)。
我们主张用“国学”一词来表达中华传统学术文化。使用“国学”一词确实比使用“中华传统学术文化”更显得典雅，更显得精简，更方便使用，但这不是倡导国学的主要的原因。我们主张建立国学学科体系，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理由：第一，讲中华传统文化是一种比较笼统的提法，我们难于将“中华传统文化”归入哪一门学科，也难于在其中划分出不同的学科，而“国学”一词则将中华传统文化上升到学科的位置，在现代学科群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否则，在学术研究的领域中，就找不到自己恰当的定位。国学有了自己的定位，才能纳入现行的学术研究领域和教育领域之中，在其中占一席之地，在学术研究的天地里分一杯羹，有一定的研究编制和经费。如果国学能纳入教育体系之中，成为各种文凭的构成成分，才能使学生认真去学。若中华传统文化不经过这一转换，不能成为一系列国学学科，则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就成为一句空话。现在，人类迈进到了二十一世纪，国学不仅仅没有获得同西学同等的学术地位，甚至可以说，国学就如“贫者无立锥之地”，在学术领域连自己的一块地盘都没有。第二，中华文化是独立于西方文化之外的最大的文化体系，国学没有同西学相重叠，不能用西学取代国学，国学自有其存在的理由。第三，西方国家宗教发达，其传统文化通过宗教的途径而得到传播，而中国宗教不发达，中国传统文化主要通过学术与教育的途径而传承下去。第四，国学学科体系的建立，有利于建设国学研究的队伍。在国学人才缺乏的情况下，建立国学学科体系，相应地设立机构，有编制和经费保障，让有兴趣和有一定研究能力的人进入机构中，其中一部分人就会成长为人才。国学的学科分类极为重要，一方面使国学的研究者明确自己的研究范围、研究方向，另一方面，由于存在着某种共同性，就形成研究某一学科的专业团队，并在专业团队中相互切磋，共同提高。这样，才能有效地展开学术活动，在学术共同体中进行交流与对话。如果国学不分科目，而是笼统地混杂在一起，每个研究者找不到自己的恰当定位，就会茫然不知所措，在国学的大海中迷失自己。设立中国国学院，为全国最高的国学研究机构。各大学设立国学学院或孔子学院，作为国学的研究机构和教育机构。各地兴办的书院也是国学重要的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成立国学院，已为全国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近现代以来，就只产生过对国学文献进行整理、考证、训诂的国学文献大师（的情况下，可推季羡林先生为代表），也有国学枝能大师，如国画大师、书法大师、气功大师、武术大师、烹饪大师，近年来则产生国学传播大师，如于丹、易中天等，却没有产生阐发义理的国学思想大师。近现代中国，国学大师屈指可数，许多人被称为“国学大师”，也不过是“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
对“国学”攻击得最厉害的人，通常不是国学研究者，是一群“国学”的门外汉。他们攻击“国学”的论调，是在不了解国学的前提之下发出的，他们的声音之所以得到回应，是因为绝大多数读者都不了解国学。我们不能否认，贬低国学的某些人，不是从民族大义出发，而更多地考虑到个人或团体的利益，要守住自己所从事的学科的地盘与利益，不让国学具有独立的学术地位，担心国学学科的建立会导致学术利益的再次分割。
二、国学传统学科分类方法的启示
在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中，我们大致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民族性及主体性强的学科，这类学科就必须独立建立成国学学科；另一类就是国际性及客观性强的学科，尽管其研究内容是国学的组成部分，这些学科可以同西学的相关学科合并起来，但没有必要建设成独立的学科。属于经世之学范围的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地理学、兵学、农学、商学、数学等，属于将自然和社会作为客体进行研究的学问，不必独立成为国学的某一学科，这些学科乃世界各国通用之学，有着共同的理论及逻辑结构。在进行研究和学习时，加入中国的内容即可。分科研究和分科教育是西方文化的模式，但是，在文科领域，分科越细，每个学科之间壁垒森严，人的知识视野就越来越狭窄，另一方面，又导致同一知识在不同学科中以不同面目出现，造成极大的重复和浪费。我们可以适当借鉴西方的学科分类方法，但不能照搬。
中国历来不注重学科的明确划分，但是，面对浩繁的典籍，为了管理之便，对典籍要进行分类。对典籍进行分类而形成的标准，多少隐含着国学分类的一些原则，可以成为我们当今进行国学分类的重要参考。
东汉班固的《汉书.艺文志》根据刘歆的《七略》，将书籍分为六类：六艺（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尔雅，史书附列于春秋类）、诸子（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小说家）、诗赋（赋一、赋二、赋三、杂赋、歌诗）、兵书（权谋、形势、阴阳、技巧）、数术（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方技（医经、经方、房中、神仙）。西晋秘书监荀勖和东晋著作郎李充创图书按经、史、子、集分类的四部分类法。唐魏征的《隋书．经籍志》将典籍分为四部：经、史、子、集。《四库全书》对历代典籍的分类最为详细，分成以下四个部。其中，经部包括：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主要是儒家经典和注释研究儒家经典的名著。史部包括：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子部包括：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术数、艺术、谱录、杂家、类书、小说家、释家、道家。集部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如果从书籍的内容上看，经部与子部主要内容即是中华义理，史部的主要内容即是国史，集部的部分内容归入中文。
对文化典籍的分类，进一步推演为对传统学术文化的分类。明清之际的方以智将学术分为三种：一是质测之学，即自然科学；二是通几之学，即哲学；三是审理之学，即关于社会政治的学说。清初姚鼐分三部：义理、考证（考据）、文章（词章）。曾国藩分四部：义理（经、子、哲、佛）、词章（文章、诗歌、词曲、小说）、经济（史地、政令、医学、博物）、考据（文字、考证、目录、校雠）。钱穆说：“今天文学院里文、史、哲三科，正与此三部门相应。……我们也可以说，在西方学问没有到中国来以前，中国近一千年来的学术上，有此汉学与宋学的两大分野，一是义理之学，一是考据之学，而同时又另有文章之学，学问就如此分成了三部门。”（钱穆.中国史学发微﹒史学导言[M].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9.38.）
张岱年先生在《国学丛书序》中讲：“清代以来，许多学者论学术，将学分为三类：一义理之学，二考据之学，三词章之学，用今天的名词来说，义理之学即是哲学，考据之学是史学，词章之学即是文学。”
在西学传入中国之后，章太炎、张岱年等先生在进行国学分类时，参照了西学的分类方法。章太炎在日本主持国学讲习会时，认为国学主要包括“一、中国语言文字制作之原；一、典章制度所以设施之旨趣；一、古来人物事迹之可发者。”后来,他在《国学讲演录》里将国学分为小学、经学、史学、诸子学和文学五大类。 张岱年先生提出国学包括：哲学（即义理之学，相关的有宗教）、史学（即考据之学）、文学（即辞章之学，相关的有书法、绘画、雕刻）、政治经济学（即经世之学，与政治相关的有军事学）、科技之学（包括天文、算学、地理、医学、农学、工艺）五大类。[张岱年. 如何研究国学[J]. 文史哲,1994,(3)]这里的政治经济学是指政治及经世济民之学。
20世纪20年代及30年代前期的各地国学机构，按照西学的方法对国学分类设科，各地国学机构并不统一，但哲学、文学、史学几乎是共同的学科。如果以西学的标准来划分国学，国学的学科体系与西学学科体系完全重合，许多人就会认为重叠设置学科毫无意义，国学各学科能否独立存在就成了一个问题，国学的各学科就会纷纷沦为西学各学科的附庸。中国哲学就成为西方哲学的附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对国学进行分类时，西学是参照的标准，但不是唯一的标准。我们必须“以国学诠释国学”，而不是“以西学诠释国学”。
三 重建中华义理学科
中国传统的学术分类最基本的类别是：经学、子学、文学、史学。中国传统的学术分类还有一种表述的方式：即中华文化可以分为义理、词章、考据。这两种分类方法是相互对应的，义理可以对应经学和子学，词章则对应文学，考据则对应历史。西方学术分类的最基本类别是：文学、史学、哲学，我们常常将文、史、哲并称。中国传统的学术分类与西方学术分类基本上也是对应的，义理之学对应哲方哲学，以中国的史学对应西方的史学，以中文对应西方的文学。
传统国学中有辞章、考据、义理三大内容，相应地，我们就可以说，中文、中华义理、中华历史是国学体系中最核心的学科，应当成为贯穿小学、中学、大学教育的课程。辞章偏重于语言文字与文学，有中文这一门课程与之对应；考据偏重于历史与文献，有中国历史这一门课程与之对应；义理偏重于哲学与精神，在现代教育中还没有一门系统的课程与之对应。因此，我主张建立独立的义理学学科，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传统道德、人生哲学、生存智慧、价值观念、人文精神整合为一个整体，可称为中华义理，也可称之为义理学。本人撰写的《中华义理》、《中华义理经典》、《中华十大义理》三本书，对建立中华义理或义理学学科作了初步探索。2005年9月在香港召开的第二届国际儒学研讨会上，本人作了《义理学学科建设与课程建设之构想》报告，对义理学的学科建设作了进一步探讨。义理学是国学的核心，是国学的灵魂。如果缺乏义理学，国学就丧失了自己的灵魂，缺乏精神内涵，就会形式化、空壳化，缺乏生命力，缺乏与大众勾通的精神因素，必然走向衰落。反之，如果义理学不同国学的其它学科相结合，则丧失自己的生存之地，找不到表现自己的方式，变得虚玄，走向空谈心性的道路。
“义理”一词，最早见于《礼记․礼器》：“忠信，礼之本也；义理，礼之文也”。 这里的“义理”，是指“礼”所包含的精神。孟子《孟子‧告子上》曰：“故曰口之于味也有同耆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也，故理义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义与理结合，是指健康的心灵所需要的正面的生命精神。宋代偏重于阐释儒家经文中的道理、意义，遂形成义理之学。张载在《经学理窟》中说：“义理之学，亦须深沉方有得，非浅易轻浮之可得也。”从传统的意义上说，义理即是传统文化经典的内在意义，是文化经典承载的精神内涵。义理主要存在于中华文化经典中，也表现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贤人圣人之理义非它，在乎典章制度者是也。”[戴震.戴震全书卷七﹒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M]. 合肥: 黄山书社，1995.505]
中华义理的内涵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说明：
第一，中华义理是中华民族精神价值体系，是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人文精神、生存智慧、人生哲学、民族精神、价值观念相互交融而形成的有机整体。道德观、人生观、宇宙观、价值观完全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第二，中华义理是中华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一个有限的生命，在一个特定的时空条件下生存，经验是有限的，缺乏智慧。因此，必须潜入中华民族数千年的众多生命践行而形成的智慧之河中，吸取智慧。孔子思想，绝非个人的主观意见，而是孔子在整理、阐释、传播古代文化经典的过程中提炼出来的，是中华民族传统精神体系的最集中、最全面的表达，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是中华义理的奠基者。
第三，中华义理是中华民族思想史上儒、道、佛各家各派的思想精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位思想家，从不同方面不断地补充、发展、丰富中华民族的精神价值体系。换言之，义理就是经学、子学、玄学、理学、心学等传统文化中所包含的思想与精神。我们应当超越时空限制，超越流派限制，将他们的优秀思想抽取出来，作为构建中华义理大厦的具体材料。中华义理在剔除了等级观念、专制作风、男尊女卑、特权意识、奴性思想等封建糟粕之后，能为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所用的传统文化思想精华。
在《中华义理》一书中，提出了中华义理的理论要点是：天人合一的文明模式；义理学存在的基本方式是体证、践行、认识、实践；心性论是义理学的核心理论，良知是内在于人的道德、理性与情感的结合体。义理学的十大观念是：仁、义、礼、智、信、忠、孝、廉、毅、和。义理表现于具体的事务中，即是事理：诸如辩证之道、管理之道、养生之道、生死之道、言道、学道、治道、家道、友道等。由法治、礼治、文治、德治构成完整的社会治理系统。中华农耕文明与西方工商文明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典型的文明形态，人类未来的文明的最佳模式，应综合这两大文明的特长而形成。
建立中华义理学科，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考虑：
1、建立中华义理，可以确保中国思想的完整性与整体性，并为研究与教学提供便利
中华义理是以孔子思想为核心，以儒家为主干，同时包括道家、法家、墨家、名家、阴阳家、纵横家、农家、杂家等诸子之学。我们以现代视角，回首中华文明，不分时期，不分门派，从中国众多思想家的思想素材之中，取其精华，纳入中华义理之中，这就保持了中国思想的完整性。
中华义理，如果借用西学的分类方法，就应当包括中国哲学、中国伦理学、中国心理学、中国教育学、中国美学、中国文化学、中国民俗学、中国宗教学等学科。在西方文化中，哲学、宗教、美学、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是相对独立的学科，而在国学中，对应于西方哲学、宗教、美学、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文化学、民俗学诸学科的内容，是密不可分的整体，以中华义理统摄以上各学科内容，如此，便保持了中国思想与精神的整体性。
许多中华传统文化的研究者，运用西方文化的观念、结构、逻辑、概念来研究中华文化，将中华文化材料作为西方文化框架的填充物。按照西方的学科分类标准，中华义理的内容就会被肢解，部分内容就会被分别分配到哲学、心理学、伦理学、教育学、美学、民俗学、宗教学等学科上去，不能被分配的部分就会被作为多余的东西抛弃。建立中华义理学科，可以避免中国思想被肢解，避免中国文化变得支离破碎，也可以避免中国思想中的优秀成分因不能同西方各学科相应而被抛弃。
如果按西方学科的分类标准来开展中华文化教育，则会产生种种难题。例，我们如果在教育中只讲中国哲学，而不讲中国伦理学、中国心理学、中国人学、中国教育学、中国文化学、中国宗教学、中国美学、中国民俗学等，那么，范围太小，中华文化的精华不能系统展现。因而在教育中特别设立中华义理一科，可以将以上各科融为一体，否则，以上各学科独立呈现，将造成学习上及课程设置上的困难。
2、建立中华义理，可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精华，弥补长期以来对中国思想、中国精神的忽视与淡薄。
在清代，经学仍然占据着学术的核心位置：“本朝学术，实以经学为最盛，而其余诸学，皆由经学而出……是故经学者，本朝一代学术之宗主，而训诂、声音、金石、校勘、子史、地理、天文、算学，皆经学之支流余裔也。”[邓实.国学通论[J].国粹学报(3)]
但在经学的研究与学习中，出现了这样的偏差：弃义理而趋从考据、训诂。在文化专制主义的高压之下，人们不敢有自己的头脑，不敢有自己的思想，故义理之学走向衰微，相应地，毫无风险的考据学，出现繁荣景象。“今世天下相率为汉学者，搜求琐屑，征引猥杂，无研求义理之味，多矜高自满之气，愚鄙窃不以为安”[姚鼐.惜抱轩诗文集·复汪孟慈书[M].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
方东树《汉学商兑》中讲：“汉学者全舍义理而求之左验，以专门训诂为尽得圣道之传，所以蔽也。”鲁迅所描述的种种国民的劣根性，正是在中华义理长期丧失之后，中国国民得不到中华义理的滋养，出现的集体精神病变而已。 近现代以来，国学研究与教育最大的缺陷，就是沿袭清代的学术传统，重辞章之学、考据之学，而忽视义理之学。忽视义理之学，放弃思想，不敢用义理之学来改造社会，这样就可回避政治风险，同时，忽视义理之学，放弃修身，可以回避道德责任。这是一种对国家民族不负责的行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后，采用苏式的教育模式，中国传统的中华义理更没有任何立足之地。
3、在中华义理的基础上重建真正的中国哲学，以消除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危机。
当前，出现了一种错误的论调，认为中国没有哲学。哲学一词是个舶来品，最初是日本学者西周在1837年用来翻译西语“Philosophy”而使用的。在西方世界，一部分人认为中国有哲学，如利玛窦、维科、卫方济、曼肯尼、莱布尼茨、狄德罗。另一部分人则认为中国没有哲学，如康德、黑格尔、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等。按中国没有哲学的论调，哲学成了西方人的专利，并且由西方人来垄断哲学学科，而中国的文化只能贴着“思想”的模糊标签而找不到自己的学术位置。这也许就是文化殖民主义者运用的文化竞争战略，如果中国人也跟着起哄，硬要说中国没有哲学，岂不是上了他人的当了。如果按这种思路，中国的宗教不符合西方宗教的特征，也就不是宗教。照这种逻辑，如果你要学哲学的话，就只能去学西方哲学；如果你要信教的话，只能去信西方宗教。我们不能再犯自我贬低的错误，如果说中国没有哲学，就是将自己从世界哲学界中放逐出来。
判断某一理论是否是哲学的标准何在？我们认为，哲学作为一门学科，有自己的研究对象。凡是关涉到哲学研究对象的理论，就可以纳入哲学的范畴之中。如果说中国不存在哲学，那就是说，中国古代思想家并没有面对哲学研究对象，那显然是说不通的。张岱年先生说：“我们可以将哲学看作一个类称，而非专指西洋哲学。可以说，有一类学问，其一特例是西洋哲学，这一类学问之总名是哲学。如此，凡与西洋哲学有相似点而可归为此类者，都可叫做哲学。以此意义看哲学，则中国旧日关于宇宙人生的那些思想理论，便非不可名为哲学。中国哲学与西洋哲学在根本态度上未必同，然而在问题及对象上及其在诸学术中的位置上，则与西洋哲学颇为相当。”[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序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1982.2.]
如果将哲学的研究对象视作宇宙、社会、人生的基本原理，那么，在不同民族那里，有会有一定的见解，从而产生本民族的哲学。张岱年先生认为，“哲学”是一个“共名”，在此之下，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等都是它的一个“属”。
我们最好的选择也许就是：首先建立中华义理体系，然后再根据哲学的研究对象，将相应部分提取出来，真正的中国哲学就这样诞生了。中国哲学就成为中华义理的一个组成部分。只有这样，中国学者才能从西方哲学的枷锁中解脱出来，发现本民族思想的真正价值。中国哲学合法性的危机，不在于中国有没有哲学，而在于中国人运用西方哲学范式建立起来的中国哲学是没有价值的。这种人为地制造中国哲学合法性危机，正是依从西方文化霸权，听从西方文化中心论而导致的错误。建立中华义理学科，并不否定中国哲学，而是以真正的中国哲学为核心，括大范围，将多种人文学科的内容包含进来。
4、建立中华义理，是谋求中国学术文化的独立地位与主体地位，建立中国学术文化的独有范式。
由于中国人与西方人同在一个地球之上，是同样的人类，因而面对着共同的生存境遇。在此前提下，中国人和西方人都需对宇宙、对社会、对人生的基本原理有所认识或体证，也就是说，都需要有哲学。中国和西方，长期以来是两个互不统属的文明体系，中国与西方都各自有自己的思想源头。在中国形成的哲学，就是中国哲学；在西方形成的哲学，就是西方哲学。
但是，在西化浪潮中，出现了西化的中国哲学。西化的中国哲学作为西方哲学的附庸而存在，作为西方哲学的注解而存在。彭永捷先生还用“汉话胡说”四字来概括八十年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历程，认为中国哲学史学科领域内这种“汉话胡说”的模式，虽然取得了看似辉煌的学术成就，却使国人对于中国传统不是更易于理解和更加亲近了，而是更加不解、更加疏远了。
1919年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和1934年冯友兰两卷本《中国哲学史》的出版，建立了西化的中国哲学的范式。西化的中国哲学建立的范式，基本上搬用西方哲学的范式。这里说的西化，不仅仅是指欧美化，而且包括了苏化。如果将前苏联视为西方国家，那么来自苏联哲学的模式，也可算作西化的一种。西化的中国哲学，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可以说是研究中国哲学的主导方式。
中国哲学范式丧失还有极其深刻的社会原因。近现代社会，中国处于弱势，西方处于强势，西方文化殖民主义席卷中国，某些中国学者丧失了文化的自信与自尊，不知不觉地放弃了中国哲学范式。中国哲学原来是有自己的范式的，只不过在由文言文转化为白话文的过程之中，文言文中的哲学术语在白话文中没有现成的，只能大量使用通过翻译传入中国的西方哲学术语，不知不觉地就陷入了西方哲学范式之中。用这一堆西方哲学术语来解读中国思想材料，就会产生谬误。例如套用柏拉图的“理念”来解释朱熹的“理”，以亚里士多德的“四因说”来解释理气关系，中国哲学的范式就丧失了。
西化的中国哲学，实际就是西方哲学在中国的具体印证。西化的中国哲学的主要研究方式是：先将西方哲学和苏联哲学的概念、逻辑结构、理论观点树立起来，然后再回到中国思想家的言论材料中，运用西方哲学的方法，对这些材料进行肢解、阐释、误读，然后将符合西方哲学的概念、逻辑结构、理论观点的材料抽取出来，作为论证的材料，附会于西方哲学的框架之中，无法纳入西方文化框架之内的中华文化精华，就会被切除。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的开头亦表示：“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M].中华书局,1961.1.]
西化的中国哲学已给中国文化带来极大的破坏，这是从内部推倒了传统文化。时至今日，按这种模式所取得的成果，无非是证明了某些西方哲学的观点，在中国古已有之。在编写哲学教科书时，论述到西方哲学的某一观点之时，可以列举一下中国的某位思想家说过类似的话。在西化的中国哲学中，中国哲学作为西方哲学的附庸而存在，中国哲学中只有符合西方哲学标准的论点，才是有价值的，而中国哲学中许多独特的思想，被作为糟粕而被抛弃。以这种方式研究而产生的成果，除了给研究者带来所谓的学术地位和利益外，并没有产生实际的价值。研究者的成果可以按西方学术标准而成为真正的学术成果，既可获得国内的学术地位，又可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名利兼取。一味地套用西方哲学范式，就会造成对中国哲学的曲解与误读，造成中国哲学民族性的丧失，使中国哲学丧失灵魂，西化的中国哲学由此而产生。对大众而言，“西化的中国哲学”已变成一堆毫无意义的抽象词语，已远离了中华民众，从而丧失其存在的价值。在事实上，西化的中国哲学完全可以由西方哲学取而代之，其自身没有独立存在的价值，因而，西化的中国哲学可以完全取消。西化的中国哲学，如果将“西化”二字去掉，冒充为真正的中国哲学，就只能算作为伪劣产品。在中国哲学界要进行一场打假运动，将西化的中国哲学驱出去。
陈寅恪在《吾国学术之现状及清华之职责》中提出：“求本国学术之独立”。国学必须自立于世界学术之林，不成为西方文化的附庸。中国哲学研究，首先就是要放弃西化的中国哲学的理论成果，到中国思想家的思想素材中去探索中国哲学的范式，而不是去照搬西方哲学的范式。不同哲学范式有不同的术语、概念、范畴、命题、逻辑结构、理论观点、表达方式，有不同的问题，有不同的结论。重建中国哲学的范式，就是建立与古代思想家相一致的术语、基本概念、思维方法、范畴、命题、问题。真正的中国哲学有自己独特的概念、逻辑结构、理论观点，也有自己独特的方法。中国哲学的独特性，也反映出中华民族的独特性，反映出中华民族生存背景的独特性，反映出中华文化范式的独特性，反映出中国语言文字的独特性。中国哲学中的真理，是同中国人的生活背景紧密相联的。在研究中国哲学之时，西方哲学不是标准，而是参照。只有在参照之中，才能进行对比，发现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才能产生自我意识，才能形成中国哲学的主体性。
完全按西方学科分类的方法来划分国学学科，最大的问题是，曾在传统学术中占主导地位的经学，不仅在全新的国学分类中丧失其主导地位，甚至找不到自己的立足之地。我们认为，重建中华义理，以经学为主，整合子学、玄学、理学、心学，以中华义理取代经学原有的地位，使之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学科。建立中华义理，可以使中国哲学、中国教育学、中国心理学、中国伦理学、中国美学、中国文化学、中国民俗学、中国宗教学等学科能从中华义理中获取不同于西方思想的独特的思想资源。
中华义理应当建设成为一门综合性人文学科，应当建设成为一门在小学、中学、大学进行素质教育的基础课程。拙著《中华义理》及《中华义理经典》依据传统文化资源，基本上确立了中华义理的基本概念、理论要点、逻辑结构、思想体系，为将中华义理建设成为一门综合性人文学科作了初步的努力。
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最大贡献就是中华义理，中国近现代社会最大的损失是中华义理的丧失，中国当代最迫切而又没有得到人们普遍关注的需要也就是中华义理的重建。
四 国学的三个核心学科
在西方的学科体系之外，建立独立的国学学科体系。国学学科体系与西学学科体系并列，具有同等的地位。国学的各门学科具有独立的地位，各自具有自成一体的理论体系和逻辑结构。我们反对把以上学科进行分解，使之丧失独立性，将分解后的碎片，纳入到西方的文化体系中去。相应地，建立国学课程体系、国学学位体制、国学研究评价体系、国学教学评价体系、国学传播评价体系。
国学的主体是经、史、子、集“四部”之学，是义理、考据、辞章、经世之学。国学可以分为中文（包括传统的小学、辞章之学、诗词歌赋）、中华义理（包括传统的经学、子学、义理之学）、中华历史（包括传统的史学、考据之学）、经世之学（包括政治与经济）、中华宗教(儒、佛、道三教)、中华民俗、中华歌舞、书法、国画、武术、中医养生、术数、中华工艺、中华建筑园林、中华音乐、中华戏曲、中华饮食、中华科技（天文、地理、历法、算学、农学、水利、各种实用技术）等。
我认为，在国学中有三个学科最重要，它们是中文、中华义理、中华历史，这就是国学的核心学科。为什么说这三门学科是国学中的最重要的学科？国为，中文是交流的媒介，是任何思想载体，是任何事实的表述者；而义理则是语言文字所承载的思想和精神，历史则是人类活动的轨迹，是义理的践行过程与显现历程。这三者密不可分。钱穆说：“从学问之成分上讲，任何一项学问中，定涵有义理、考据、辞章三个主要的成分。此三者，合则成，偏则病。” [钱穆.中国史学发微﹒史学导言[M].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9.38.]
任何人文学术研究工作，都可以从义理、考据、辞章三个方面展开，任何一篇文章，都可以义理、考据、辞章三个角度进行评说。义理是指是研究工作所要表达的思想观点或精神内涵，或者是一篇文章所要表达的思想观点或精神内涵，要求是正确性；而考据则是指在研究工作中运用的实证性研究方式，如搜集真实的历史和现实材料，进行校勘、考证、释义，进行定量分析与统计，进行比较，进行选择，要求是真实性；辞章则是指研究成果或文章的逻辑推理、论证思路、表达方式，要求是合理性，即是生动形象、具体准确、条理清楚、详细得当等。
在中华义理、中华历史、中文这三个核心学科中，中华义理应当居于主导地位。姚鼐的《述庵文钞序》: “余尝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 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文章若无义理，则无精神，无灵魂，变成庞杂材料的堆积和华丽词藻的展示；考据若无义理，则考据就如千军万马而无统帅，互不统属，各自为战，繁乱而无成就。姚鼐首次系统地提出和阐述了义理、考证（考据）、文章（辞章）三者相统一的观点，树立了桐城派文论的纲领和旗帜。但这三者之中，义理处于核心的位置：“义理为干，而后文有所附，考据有所归”（王先谦《续古文辞类纂序》）。钱穆也说：“考据应是考其义理，辞章则是义理之发挥，经济乃义理之实际措施，则不啻谓一切学问，皆以义理作中心，而义理则属做人之道，仍是重人过于重学之见解也。”[钱穆. 历史与文化论丛﹒学与人[M].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5.198.]
中华历史不应当以政治斗争为主线，而必须以文明史、思想史、文化史为中心，必须以人生问题、人生智慧为重点内容，应当以总结历史经验、吸取历史教训为主要目的，以培养中国人的认同感、爱国心、公民素质、道德为宗旨。
通过历史事实来展现义理内涵，历史是人类践行义理的过程，历史的成败正是义理的效用。通过历史知识而获得对真理认识与对义理的体认。钱穆先生讲“经史同源”，说明了史学同经学的密切关系，也即是史学同中华义理的密切关系。《诗》、《书》、《礼》、《易》、《春秋》五经，是义理与历史结合的范本。这五部经典，一方面陈述了战国以前的历史事实，同时从历史中探寻出了义理。义理是精神，必须通过人的活动表现出来，即形成历史事实。历史是义理付诸践行的结果或外在表现。
历史上有“孔子修春秋，乱臣贼子惧”之说，司马迁自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传统中国史学具有多方面的价值。史学如果缺乏中华义理，没有“史论结合”，只有历史的记述，只有考据，则史学就变成由一堆堆史料堆积而成的所谓客观真相，缺乏对历史规律的探索，缺乏人生哲理的追寻，缺乏人生经验的总结，从而贬低了中华历史的价值，丧失其教化的功能。
通过记录和考据而获得的历史材料，是构筑历史学科的基本元素。历史材料的真实性，通过考据而取得。依据大量的历史材料，才能得出正确的论点。章学诚说：“六经皆史也，古人不着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章学诚. 文史通义校注卷一﹒易教上[M]]
历史材料的考据必须有义理的指导，如果没有正确的思想观念，考据就会陷入不明是非、不辨方向的繁琐之中。历史学的目的是呈现真理和义理，而考据只是辨别历史材料真伪的工具。如果在历史学中，只有考据而无义理，则只能是造成史料的堆积，支离破碎，不能形成完整的历史观。一个有思想的人，一个有史识的人，才能将考据的工作做好。只有根据义理对历史材料进行选择，进行有序的安排，作出合理的解释。
中文教育也应当同中华历史的教育结合起来。陈述历史，需要中文。正如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史德》说：“夫史所载者事也，史必藉文而传，良史莫不工文。”当前的中文教育，由于缺乏中华历史教育与之相呼应，学生写出的文章缺乏准确的材料。中华历史教育应让学生获得民族意识、爱国精神、历史经验、人生智慧、社会规律、政治理念等，应当使学生获得进行思考的大量材料。
中文教育必须同中华义理结合起来。当前的中文教育，由于缺乏中华义理的教育与之配合，就使得学生写出的文章缺乏义理。义理是文章的灵魂，一篇文章，如果只有大量的材料，只有丰富的词藻，而没有正确的思想观点和精神内涵，我们不知道它在倡导什么，不知道它的主题思想是什么。中文教育存在的另一问题是：更多地将理性认识引入其中，缺乏心灵的体证，将语文中的感情、感性、灵性毁掉了。老师引导学生分析段落大意、中心思想、写作背景，完全是将一篇文章作为一种认知的客体来展开认知活动。中文教育中过度使用认知的方法，而极少使用体证的方法。结果，学生在写作文时，不是用心在写，而是用大脑在写，文章中有大量的思考与论证，但就是缺少灵性，缺乏想象，缺乏生命的体验。在缺少义理的前提下，在缺少体证的前提下，在缺少丰富材料的前提下，学生们反复练习写作文，其结果就是词藻的堆砌、技巧的炫耀，以及苍白的无病呻吟。
中文教育，从形式上来讲，必须以文言文为主，以现代白话文教育为辅；从内容上来讲，必须以义理为主，以文辞为辅；从方法上来讲，必须以体证为主，以认知为辅。文言文与白话文，并不是你死我活的敌对关系，而是这种关系：文言文是本，白话文是末；文言文是根，白话文是枝叶。倡导白话文是对的，但如果因此而打倒或贬低文言文，就是使用对敌斗争的思维模式，将白话文与文言文对立起来。通过学习文言文，我们认识每个字的本义和引申义，以此为基础，就可以轻松地理解现代汉语中的大量双音节词、多音节词、成语，也可以容易地理解不断出现的大量新词汇。现代汉语中，特别是某些半文言半白话的文章中也夹杂着不少的文言文，没有文言文的功底，我们就不能理解现代汉语中的文言文成份。文言文实现了“文以载道”的任务，文言文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智慧和精神，如果没有文言文的基础，就难于承担理解和传承中华文化的重任。文言文有着纯粹、凝练、典雅、古朴等高贵的特性，而现代汉语刚好缺乏这些，并有庸俗化、低级化、洋化等不良倾向，因此，一个具有深厚文言文功的人，可以在很高的水平上运用中文。我们用事实来说话：近现代能够熟练地运用白话文的大师，如鲁迅、梁实秋、郭沫若、老舍、巴金、曹禺、林语堂、穆旦、张爱玲等文学大师，都是在早年接受了系统地文言文的教育。而终其一生都只接受白话文教育的文学大师。到底有谁？我不清楚。如果当代中国的中文教育，如果不走以文言文为本的道路，不同经典教育相结合，不同传统文化相结合，不同历史智慧相结合，想提高语文教育的质量，是万万行不通的。如果弃文言文而不学，只学现代白话文，那么其中文的水平只会停留在肤浅的层次上。
《三字经》、《弟子规》、《百家姓》、《千字文》等启蒙教材，共同的特点就是：充分体现汉语的灵活性，将单字组合成整齐押韵的短句，琅琅上口，便于诵读：将单字置于短句语境中，便于学生掌握每个汉字的本义及引申义；在识字教育的同时，进行道德教育，将中华义理融入其中。中华民国初年废除读经之后，在其新编的《国语课本》中，第一课是，“大公鸡，喔喔啼，催人快早起。工人上工厂，农民下田地，我背书包上学去。”还有什么：“狗，大狗，小狗，大狗叫，小狗跳”，“小小狗，快快走，小小猫，快快跑。”类似这种对生活现象的直白描写，已将道德教育从语文教育中驱逐，并且将学习的起点放得很低。为什么要抛弃传统的蒙学教材，而以低质量的蒙学教材代之？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现代中国的教育中，并不是没有国学的成分，而是缺乏国学的灵魂。现已有中文、中华历史的教育，可以通过改造之后纳入国学的教育体系中。同时，应重点设立中华义理这一科目，使这一科目在中国教育中居于核心位置。中华义理、中华历史、中文三者，是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必须学习的三门学科，因此，我建议将中华义理、中华历史、中文作为贯穿小学、中学、大学必修课程。三者在教育中的价值各有不同，中华义理重在培养人的品性、道德、价值观，而中华历史则是提供义理之例证，提供人生之经验，丰富人文知识；而中文则可以陶冶性情，并让人掌握表达方式。钱穆说：“义理教我们德行，辞章培养我们情感，考据增进我们之知识，须德行、情感、知识三方皆备，才得称为一成人。” [钱穆.中国史学发微﹒史学导言[M].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9.50.]
五 国学的一般学科
国学除了以上所述的三门核心学科之外，还有一般学科，诸如：中医养生、书法、国画、术数、中华音乐、中华歌舞、中华戏曲、武术、中华民俗、中华园林建筑、中华工艺、中华饮食、中华科技（中华科技史、中华科技哲学、中华科学思维方法等）、围棋、象棋、考据学、中华宗教等。这些科目都可以作为各级各类学校的选修课程。
中华义理是国学一般学科的内在精神，是其灵魂；国学一般学科则是中华义理的载体，是中华义理的表现形式。不理解中华义理，也就不能接受国学一般学科的内在精神，对国学一般学科的理解也就停留在比较低的层次。学习和领悟中华义理，才能唤回国学一般学科的灵魂，使国学一般学科获得充实的精神内蕴，国学一般学科才得以健康发展。也只有国学一般学科得到充分发展，中华义理才有真实存在之所。
中华工艺品在历代的内外战争中，在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运动中遭到了严重的损毁，现在，又在全盘西化浪潮的冲击下，人们已极度地淡化了对中华工艺的审美需要。由于对中华文化的淡漠，中国现代许多器物的制造，采用了国际的审美标准，采用西方的式样，民族的精神内涵被粗暴地抹杀了。唯有让中华工艺的制造者深刻理解中华文化，才能将中华文化运用于器物的制造中，使之具有中华民族特色。民众认同传统优秀文化，培养了传统的审美意识，才会形成中华工艺的消费群体。中华民族内部的各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服饰，令人遗憾的是，唯独汉族遗弃了自己的民族服装。满清统治者以血腥的手段强迫汉人“易服剃发”，迫使汉人改穿满人的服装样式，终使具有人类历史上最丰富、最优美、最华丽的汉服，离开了汉民族的生活，变成了戏曲道具，同时使得广大的汉民族丧失了外在的鲜明标志，这是对汉民族自尊心的严重挫伤。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汉服”将在一定程度上重现生命力，至少应当运用于传统节日和祭祀、婚礼等传统民俗活动中。
考据学包括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辨伪学、辑佚学、文字学、声韵学、训诂学、考古学等，曾在传统国学中占据重要位置，我认为，由于清代及民国时期考据学已取得丰硕成果，基本上完成了历史使命，而且考据学具有工具价值，考据学应成为少数专家研究的学问，而不必列为国学的核心学科。考据学包括了对史料的考证，涉及此部分的内容，则应当从考据学中剥离出来，放在史学当中。
儒教是国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儒教之所以是中华民族的主体宗教，是因为，儒教义理是通过中华民族的语言、风俗、历史、人物、民族心理而得以彰显，儒教的信仰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之中，儒教兴则中华文化兴。孔子在宣传精神价值之时，为使精神义理有具体落实之处，不至于悬空，于是配以“六艺”教育。《南海康先生传》记载： “先生之言宗教也，主信仰自由，不专崇一家排斥外道，常持三圣一体诸教平等之论，然以为生于中国，当先救中国，欲救中国，不可不因中国之历史习惯而利导之。”书法、国画、武术、中医养生、中华戏曲、中华民俗、中华歌舞、中华音乐、中华工艺、中华园林建筑、中华饮食、中华体育等，均是儒教义理的载体，以具体的、感性的、直观的方式表现儒教义理。儒者对以上各科目，应积极倡导、观赏、研习。
试想，如果我们中国人民吃的是中国传统美食，穿的是民族传统服饰，家居中贴挂国画、书法，厅堂上摆放的是民族工艺品，听的是民族音乐，看的是民族歌舞与民族戏曲，并以武术作为强身之道，以中医养生作为养生之道，以中华义理作为自己的精神，如此种种现象，便是中华文化繁荣的景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