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言語學理論的當代意義
澳門中華孔子學會經學總顧問 程祥徽
前言：我是從事語言研究的教師。人們普遍認為，語言學是舶來品，特別是語言學理論，動輒瑞士的索緒爾，法國的房特利耶斯，美國的布龍菲爾德，……説到中國，最多引用荀子的“約定俗成”的名言，或者關於名實關係的零零星星的言論，沒有成套的理論可言。然而我在澳門儒醫孫保平大夫指引下學習儒家經典，發現二千五百年前的孔子在他的《論語》中把人的語言活動聯繋到“禮”的層面，有所發現，寫成此文，就教於諸位賢達。
在語言學術語體系中，言語和語言不同，言語學和語言學也是有分別的。
在人們的印象中， “小學” 是中國傳統語言學的代表，它包括三大部門：音韻學、訓詁學、文字學。“小學”是這三門學科的統稱，尤其用來指文字學，因爲漢字包含形音義三個要素，文字學涵蓋音韻、語義的研究，因此小學就是古代的中國語言學。這門學問雖然“小”，但從小到老也未必能學得精透，它提供了研究國學的方法，它本身就是國學的重要内容或組成部分。中國古代語言學重點研究漢語的内部結構，研究漢語内在成分的特徵，用當代語言學術語去界定，它屬於“内部語言學”的範疇。
當代語言學除了研究傳統的語言本身的語音詞彙語法問題之外，還特別研究語言的“外部”問題，那就是如何使用語言的問題，即語言與社會的關係問題。被後人尊為現代語言學之父的瑞士人德·索緒耳首次用“語言”（langue）和“言語”（parole）區分語言的内部結構和語言的外部使用，擴大了語言學的視野。他的理論張力很大，我國語言學界曾開展過“語言和言語”的大型討論。上世紀六十年代，我國最著名的兩位理論語言學家北京大學高名凱教授與南京大學方光濤教授在“言語是否有階級性”問題上進行過一次長時間的爭論。高教授認爲：“言語指的是個人或某些人在具體的交際場合中，爲了達到某一具體的交際目的，運用語言和超語言的要素（即非全民共同語所具備的詞彙要素或語法要素等等）來進行交際時所具有的行爲和這行爲所組成的超語言的言語組合（即言語作品）以及可能形成的言語方言（即特殊的表達系統）。”結論是“言語有階級性”。方教授早在上世紀四十年代即提出“言語”概念，他認爲：“言語是用語言手段表現一定思想内容的表達形式，……是不可能有階級性的。”兩位教授都在文化大革命前謝世，在緊接而來的十年風暴中，爭論自然也就停息下來。2002年武漢大學與國家教育部語言文字應用研究舉辦“言語與言語學學術研討會”，研討會的主旨是論證單獨成立言語學的可行性，但沒有取得明確的結論，“言語學”沒有建立起來，但言語問題的討論卻為建立風靡現代語言學範疇的“社會語言學”、“應用語言學”提供了理論依據。
在我國，言語理論是舶來品還是原本就有了的呢？
其實，古代中國是特別重視語言運用的國度，尤其是在春秋戰國時代，諸子百家安身立命、創造輝煌業績的主要手段就是運用語言的能力與技巧，湧現出一批又一批的語言巨匠，例如晏子、孔子、孟子、韓非等人。可以說，諸子百家個個都是運用語言的高手；而從他們的語言實踐和隻言片語的有關論述中，我們可以宣稱：言語學，在兩千年前的中國即已存在。
本文僅從《論語》中取例來印證這個結論。
言語研究是孔學的重要内容
《論語》記載，孔子以“四科”授徒，四科是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德行指品德修養，德行科相當於今時的政治課或公民教育。言語科配合其他三科，從辭令方面配合德行、政事、文學，相當於今時的修辭學、口語或辯論演講技巧。政事主要指行政事務，除了與今時的政治相當，而且是指軍事、民政、理財等，相當於今時的公共行政、會計學、公共關係學、語言風格學等科目。文學也不作現時文學解，而是指經典的傳授與傳經的技巧。孔子辦學的目標是把學生培養成從政、理財、出使、傳經的專才，孔子辦的是世界上最早的公共行政學院、人文社會科學學院。言語在完成孔子的教學計劃和培養人才的計劃中佔有重要地位。因此，孔子書中少不了“言語”方面的用語。據業師楊伯峻先生提供的數據，《論語》書中有“言”、“語”、“辭”，還有“言語”，但無“語言”。這一組詞語共處一個範疇，在表意活動中各司其職、相互補充，使語用者充分選擇言語素材、精密表達思想成爲可能。
“言”字在《論語》中作名詞用最多，多數解作“話語”，例如“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共59次；還可用作名詞，解作“一個字或一句話”，共9次，例如“一言以蔽之”。“言”字也作動詞，解作“說”， 例如“天何言哉”；“ 寢不言”。“言”字與其他成分構成的詞或詞組也有一些，例如：巧言、雅言、知言、慎言、訥言，等等。
“語”，作動詞，解為“說”2次：“子不語怪、力、亂、神。”解作名詞“說的話”3次：“請試斯語矣。”讀作去聲作動詞，解作“告訴”7次：“子語魯太師樂。”“語”作“說”解，可以是“言”字的同義詞，例如“言”“語”對舉：“食不語，寢不言”。（《論語·鄉黨》）
“辭”出現5次，其中3次解作“拒絕、辭脫”；1次解作“言辭”：“辭達而已矣”；1次解作“解釋，解脫”：“為之辭”。另有“辭氣”，指談吐：“出辭氣”。
古時漢語多為單音節詞，雙音的“語言”“言語”在當時用的極少，上述“言”字、“語”字、“辭”字都是單音詞。這三個單音詞在作名詞用時意思都是“言語作品”，作動詞用時都是“言語行爲”。 孔子運用這些單詞討論“言語”問題，説明言語問題已列入他的學術視野和教學内容。雖然整部《論語》只有一個地方出現過“言語”，但它是一個極其重要的語言學術語，是孔門教學的一個重要科目，是孔子教育思想、倫理觀念乃至政治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本來，孔子學説的核心内容是“仁”“禮”二字，仁藏於内心；禮表現於外。有仁有禮，仁與禮的内外統一，成就完美的人格，因此“仁”、“ 禮”二字在《論語》中有很高的出現頻率。据統計，《論語》全書“仁”字出現109次，“禮”字出現74次。然而“言”字出現126次，比這兩個“關鍵詞”更多，這還不計那些與“言”字相當的同義詞之類，如“駟不及舌”的“舌”字等等。
數據説明孔子對言語問題的重視。出現在《論語》中的“言”“語”“辭”等字，所指都是具體的言語行爲和言語作品，都是語言的運用過程或語言運用的結果，沒有一處是指語言的體系或語言的結構規律，足見孔子把研究語言的興趣是放在語言運用上的。甚至可以說言語發生在語言之先，然而沒有語言也就沒有言語。言語與語言互為存在的前提。孔子對語言運用的研究特別注重這樣幾點：一是言語出現的環境（宗廟朝庭），二是言語所要達到的目的或預期的效果（正名），三是言語表現的風格（辭達、簡潔）。
語言是脫離具體運用環境而存在的體系，或者說語言是從語言的具體運用中歸納出來的語音、詞彙、語法規則。語言存在於一個個具體的語用環境中，為任何一個具體的交際目的服務，但是語言作爲一個龐大的體系完全不受具體交際環境的限制，完全不是爲了滿足任何具體的交際需要，也不存在任何具體的交際目的。言語則完全相反，言語是對語言的運用，是依附著一個個具體的交際場合的，是為達到一個個具體的交際目的而存在的，是要千方百計為達到交際目的而創造不同的風格或格調的。孔子深明此中道理，特別重視語言運用與交際環境的配合。他說：“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踧踖如也。”（《論語·鄉黨》）於鄉黨、在宗廟朝廷、朝、與下大夫言、與上大夫言、君在，都是所謂“交際環境”，言語是存在於這些具體的交際環境中的。離開具體的交際環境言語不再存在，或者說言語的存在造就了具體的交際環境。言語科所要研究的課題就是言語如何與具體交際環境相適應，如何使交際者的言語最好地服從交際環境的需要，更有效地發揮語言的功能。
人們運用語言，根本目的是要完成交際任務，達到預期的交際目的。語言本身沒有任何目的可言，比如不能說漢語有一種目的，英語有另外一種目的。言語則是具有鮮明的目的性的。交際者說一段話、寫一段文章都是爲了完成一定的交際任務，達到一定的交際目的。孔子非常清醒地看到這一點。正名。
爲了達到語言運用的目的，交際者總是竭盡所能創造獨特的風格以最大限度地發揮言語的功能，收到最大的交際效果。孔子在修煉語言方面所做的努力是人們所景仰的。首先是他的“辭達論”，其次是他的比喻、引用詩歌、簡潔、留下無數成語幾乎凡中國人都會有幾句孔子的言語。
我想這些與他的言語觀相連，言行統一，以下幾點。
孔子爲何重視言語
孔子重視言語問題是有其個人原因和時代原因的。
1、 他從親身經歷中建立起“言行統一觀”，而且始終不渝地加以堅持。
他說：“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論語·公冶長》）孔子主張先做後説，不開空頭支票：“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論語·里仁》）他主張說話要算數，話說到“達意”的程度就夠了：“辭達而已矣”。（《論語·衛靈公》）
2、 孔子把對言語的態度與人格修養結合起來考慮。
他強烈地反對“巧言”，提倡“慎於言”和“訥於言”，甚至認爲“訥”是人格修養的最高境界。孔子不像孟子那樣直截了當地出口傷人，唯獨斥責“巧言令色”的人時按捺不住自己的情緒，斥之為“鮮矣仁”。 孔子始終認爲“言”必須與“禮”挂鈎：非禮無聽，非禮無言；慎言是君子、仁人才能具備的美德：“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論語·子張》）；慎言到了極致，就是“言訒”和“訥言”，孔子說：“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論語·顏淵》）還說“剛、毅、木、訥，近仁。”（《論語·子路》）他自己以身作則，堅守“慎言”的原則，一輩子“述而不作”，即使寫了一部《春秋》，因爲太過簡潔而要後人不斷地為之作“傳”（即註疏），春秋三傳就是如此產生的，以致衍生出一門學問：公羊穀梁重在義例，左傳重在事實；而從春秋身上只能去估摸“微言大義”，落在一個“言”字上。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公羊傳》釋之為“克之者何？殺之也。殺之，則曷為謂之克？大鄭伯之惡也。曷為大鄭伯之惡？母欲立之，己殺之，如勿與之而已矣。段者何？鄭伯之弟也。何以不稱弟？當國也。其地何？當國也。齊人殺無知，何以不地？在内也。在内，雖當國，不地也。不當國，雖在外，亦不地也。”《穀梁傳》運用同樣手法詮釋春秋：“克者何〉能也。何能也？能殺也。何以不言殺？見段之有徒眾也。段去，鄭伯弟也。何以知其為弟也？殺世子母弟，目君。以其目君，知其為弟也。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貶之也。段失子弟之道矣。賤段而甚鄭伯也。何甚乎鄭伯？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于鄢，遠也；猶曰取之其母之懷中而殺之爾；然則爲鄭伯者宜奈何？綏追逸賊，親親之道也。”公羊穀梁的做法，都是從春秋的幾個“微言”（鄭伯、克、段、于鄢）中去發現“大義”。
因此，《論語》不僅是修養人格的哲學教本，也是孔子教導學生如何善用語言工具的教本。孔子在口語問題上提倡慎言，在對待歷史文獻上提出“闕如”的觀點。“ 闕如”與“慎言”精神是一致的，不同只是書面與口頭。
3、孔子把言語問題與他的治國方略聯繫在一起。
他主張仁政和禮治，其治國方略是“正名”。子路問孔子如何幫衛君治理國政，孔子的回答是“必也正名乎”。接著他闡釋什麽叫“正名”：“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法不中；刑法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必可行。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論語·子路》）孔子的治國軌跡以“正名”為起點，通過言語的正確表述（即“言順”）通向“事成”，最終達到“禮樂興”“刑法中”，也就是到達於理想的大同世界。言語在這條鏈上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因爲“名”的正邪或正誤，必須體現在語言表述上。
4、孔子把言語看作是知人、知天命的手段。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論語·堯曰》）這就是說，必須透過談吐去認識一個人。孟子進一步發揮了孔子的理論，發明了“知言-知心-知人”的公式，而且將“知言”與“養氣” 並提：“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孟子·公孫丑上》）透過言語看人，是考核人才和識別人才的重要手段。孔子說過“一言興邦”、“ 一言喪邦”的名言；還說過“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論語·衛靈公》）、“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論語·憲問》）等充滿辯證法的話語。
5、孔子把提倡在交際環境中去考察言語現象，提供了許多“語言風格”的
經典例證。
他主張説話要看環境、要說適合説話人身份的話。記載的一些章節把孔子的音容笑貌活生生地勾畫了出來，例如 “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便便言，唯謹爾”“ 誾誾如也”“ 踧踖如也”都是“言語氣氛”，也就是“語言風格”。語言風格學應當是言語學的一個重要分支，風格學家已經取得一個共識，即所謂“語言風格”其實是“言語風格”，風格學的任務是研究 “具體運用語言時受到不同的交際場合和不同的交際目的制約而構成的言語氣氛”。因此，風格學理所當然地成爲言語學的一個重要内容；而在這方面，《論語》給我們提供了極其珍貴的範例。
6、孔子把言語的學問列入教學内容，與當時的社會需求緊密相關。
孔子所處的時代，“禮崩樂壞”，“天下無道”，《史記》記載：“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其保社稷者，不可勝數。”因此，“國際”（諸侯國）間的談判妥協、聯合攻戰也就頻繁起來。學者們也都想在這個時代表現自己治國平天下的本領，於是外交家運用語言，縱橫捭闔於与國際之間，學者們四處奔走，推銷自己的學説理論（請恕一句不尊之言：孔子也幹過這樣的事），於是修煉言語技巧成爲一時之風，以便充當談判家或説客出使四方。《左傳》有大量的外交專對的記載：有成功的例子，如出使楚國的晏子；也有失敗的例子，如“伯有將為戮矣”。孔子批評學生“不能專對”指的就是不能用言語工具完成外交談判或國事訪問的任務。此外，孔子之所以非常注重詩歌，是因爲“不學詩，無以言”，並不是有了閒情逸致，附庸風雅一番。他著眼於專對的需要刪詩，附帶的才是要學生“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論語·陽貨》）
7、“言語”是“孔門四科”中的一科。
這四科是：“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子夏。”（《論語·先進》）“言語”雖排在第二位置，其實首科“德行”是一個總目，以下三科都是圍繞“德行”進行的。錢穆先生說：“自德行言之，餘三科皆其分文，皆當隸於德行之下。”（《論語新解》第259頁）德行，就是今天的德育，與後來的公民課、政治課有點相似。德為首，符合孔子的教育理念；言語緊排德行之後，表現了孔子對語言作用的深刻理解。
代擬課程描寫
“言語”是孔子教學中的一門重要科目，可惜《論語》沒有留下“言語”科的教材或教學大綱。但我們可以從《論語》的字裏行間品味出中國古代言語學的神貌或神韻。根據《論語》透露的材料和信息，我們可以作出如下構擬：
1、課程名稱或學科名稱：言語。
言語與德行、政事、文學並立，排次第二。“德行”是虛；“政事”、“ 文學”是實；“言語”作為工具發揮銜接虛實的作用。
2、課程内容或學科内容：
①專對技巧：外交語言技巧。
②公共行政語言運用，包括文牘寫作。
③類似今天的風格學，講求交際環境、交際對象、交際内容與交際目的。
④詩學：不學詩無以言。“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論語·子路》）
⑤主持重大儀式的技巧。楊伯峻先生認爲“學而時習之”的“時習”不是“時常復習”，而是“以時演習”。演習什麽？演習的是主持儀式，做好司儀，例如 “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史記·孔子世家》）
3、課程目標或學科目標：培訓外交人才、公共行政人才和重大儀式的主持
人，提高學習者的語言能力和整個素質。
當代意義
我們從《論語》中歸納出的這些數據和結論具有重大的當代意義。當代社會的許多領域都需要語言來銜接、溝通，各國政要的談判、各國民衆的往來、經濟生活的溝通、不同意見的交流，科技事業的發展，沒有一項離得開語言的。毛澤東時代美國與中國談判建立邦交，基辛格創造性地使用“海峽兩岸”一語，各方都可接受，突破了談判的困境，深得周恩來總理讚賞。我們今天的外交家不要老是把“砸他個稀巴爛”“千古罪人” 用在談判席上。主持人的語言更要充滿情趣與智慧，要有急智地講一些情景交融、令人回味的語言。電視劇演的是抗戰故事，說的是21世紀的語言，聽衆聽了前句可以接著說出下句。銀屏上秦始皇竟然用宋朝以後才形成的“胸有成竹”的成語。有些年輕人運用祖國語言更是到了“語無倫次”的地步， “晚飯吃麥當勞，然後中午吃肯德基”，孰先疏後？不算“語無倫次”也算“語無次序” 。
語言運用的水平在今天不再僅僅是個人修養、個人素質的問題，在當今世界，語言問題已上升到發展經濟、維護社會和諧與避免國家分裂的高度。加拿大險些因語言問題遭到分裂，新加坡語言處理得當促進了社會的和諧。此類例子俯拾皆是，無須細數。
孔子說：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我們真要認真學習與繼承老祖宗運用語言的嚴肅態度，學習他們錘煉語言的精神，認識語言運用與時代的關係、與事業的關係、與作爲一個現代文明人應當具備的素質的關係。可以肯定地說，孔子那裏就有這門學問，而且這門學問已經相當成熟了，這就是言語學。
二0一二年八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