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与和谐社会
——兼论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
王中人
引言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的一个重大的治国方略和理论创新。
2005年2月，胡总书记在中央党校作了《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概括和总结，并要求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同志，围绕一些具有全局性、前瞻性、战略性的重大课题进行调查研究和理论分析；2006年3月，中央下发文件，再次要求省部级领导干部率先结合本省市、本部门实际，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进行研究；2006年7月，中央又决定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题作为即将召开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的主要议题。可以预见，随着六中全会的召开，一个学习、研究、宣传和实践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高潮即将到来。
必须看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还不是一个成型的、成熟的理论命题，而是一个有待拓展和深化的理论命题，特别是在它的思想资源、理论来源、基本内涵、主要特征、现实意义、落实方案等方面亟需加强。这也是中央反复要求研究和分析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问题的原因所在。
单就思想资源而言，可以肯定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会和谐思想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重要来源。胡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指出：我国历史上产生过不少有关社会和谐的思想，并列举了孔子、墨子等人的有关主张。今年4月，胡总书记访美期间，在耶鲁大学作演讲时，概括性地介绍了中华文明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并特别指出：“中华文明历来注重社会和谐，强调团结互助。中国人早就提出了‘和为贵’的思想，追求天人和谐、人际和谐、身心和谐，向往‘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今天，中国提出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建设一个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实现物质和精神、民主和法治、公平和效率、活力和秩序的有机统一。”
那么，中国传统文化中社会和谐思想的基本前提是什么？主要内容有哪些？集中体现是什么？和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是什么样的关系？它给我们带来哪些有益的启示？本资料即在于初步地、简略地回答上述问题。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社会和谐思想的基本前提
从字源上来看，“和”就是“谐”，“谐”就是“和”，两字都是指音乐的协调、合拍，如《左传》中说：“九合诸侯，如乐之和，无所不谐。”古人多用单字表意，“和”、“谐”、“中”等字都有“和谐”的意思。“和谐”一词则出现稍晚，如《晋书》上说：“施之金石，则音韵和谐。”后来，古人把音乐之“和谐”用于考察整个人类社会是否和谐的问题，从而有了社会和谐的思想与主张。
1．思想前提：忧患意识与责任意识
古人之所以要把音乐之“和谐”转换到社会之“和谐”，是因为社会上存在着诸多的矛盾与巨大的危机。古人忧虑这些现象，认为这样下去整个社会就会土崩鱼烂，国将不国，人将不人。换句话说，社会和谐思想的提出，是出于对整个的国家、民族、社会和人类的生命、生存、生活的前途与命运的关怀与思考，这在本质上是一种忧患意识。比如，孔子的学生有若之所以提出“礼之用，和为贵”的思想，是因为春秋时期出现了礼崩乐坏、周室衰微、“臣轼其君、子弑其父”的现象；孟子之所以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思想，是因为战国时期出现了“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率土地而食人肉”的现象。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正视问题而不是逃避问题，承担责任而不是推卸责任，这是忧患意识的本质。忧患意识本身就蕴涵着“君子以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担当意识。社会动荡，政治混乱，生民涂炭，面对这些问题，古人前赴后继，不断探索，梦想建立一个和谐社会，正是出于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因忧患而自警，因自警而自强，这既是一个人，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生存和发展的不竭动力！胡总书记说：“中华文明历来注重自强不息，不断革故鼎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中国的一句千年传世格言。中华民族所以能在50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生生不息、发展壮大，历经挫折而不屈，屡遭坎坷而不馁，靠的就是这样一种发愤图强、坚忍不拔、与时俱进的精神。”
孔子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我们说：国无远虑，必有大患。“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一个执政党，面对各种挑战和危机，面临各种艰难和险阻，唯有“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忧患意识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责任意识，才能化民治国、位育天下。这是古人告诉我们的一个大道理。
2、哲学前提：和而不同与执两用中
《中庸》上说：“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古人认为“中和”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大本大源与不二法门，他们梦想建立一个和谐美好的社会，其哲学基点是“和而不同”，其哲学方法“执两用中”。
中国在先秦时期有一个“和同之辨”。《国语》上说：“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所谓“和实生物”，就是“阴阳合而万物生”，即承认事物的差异性和矛盾性，认为只有不同事物的融合与冲突才能产生和创造出新的事物；所谓“同则不继”，就是同质、同性或单一、单纯的事物，既不会存在，也不能长久。《左传》上说：从日常生活到国家大事，都要靠不同的事物、不同的意见“相成”、“相济”才能生存发展；如果拒斥不同，追求一律，只能会一事无成。孔子“和而不同”的著名观点，就是对先秦时期“和同之辨”的思想总结。
实现“和”的根本途径是“执两用中”，亦即“中庸”。“中庸”强调适度，认为过犹不及，反对片面与极端，主张谈判协商、互相忍让、调和折中，追求矛盾双方的共赢和利益的最大化，从而达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理想状态与和谐境界。有人认为“中庸”就是和事老、和稀泥，这是误解。提出“和为贵”的有若认为“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推崇“执两用中”的《中庸》一书主张“和而不流”。可见，“中庸”反对不遵礼制、丧失原则，反对为和而和与流于媚俗。
“和而不同”与“执两用中”的哲学观点提醒我们，社会上存在着矛盾是正常的现象；完全地、绝对地消除矛盾不但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我们没有必要担心和恐惧各种社会矛盾，但我们必须要把各种社会矛盾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尽最大努力实现社会各要素、各区域、各行业、各阶层、各人等的利益和关系的平衡与协调，也就是要追求社会和谐。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社会和谐思想的主要内容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会和谐思想非常丰富，按其主要内容，大体上可分为六大部分，即生态和谐思想、政治和谐思想、经济和谐思想、文化和谐思想、社会和谐思想、世界和谐思想。
1．天人合一：生态和谐思想 .
中国哲学思维的特色是“主客合一”，即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合二为一。这种哲学思维模式，表现在文化精神上就是“天人合一”。古人所说的“天”或“天地”，大体上等于我们现在所说的“自然”。“天人合一”的意思就是人与自然要内在统一与和谐友爱。
儒家既认为“天地生万物”，也认为“天地生人”，由此而推导出来的第一个结论是，人不是自然界的统治者，而是自然界的产物；进一步说，自然界如同生育自己的父母一样，这就是《周易》上说的“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第二个结论是，人不是万物的主宰者，而是万物中的一种；进一步说，万物如同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样，这就是宋儒张载所说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意思是说：他人是我的兄弟，万物是我的同类。儒家主张，对于自己的父母要敬爱，对于自己的兄弟要友爱；同样，对于自然也要敬爱，对于万物也要友爱。一句话，无论是对他人，还是对万物，都要讲“仁爱”。所以孔子讲“仁者爱人”、“成己成物”，孟子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都是要扩展“仁爱”，要由己及人，由人及物，把“仁爱”精神扩展到宇宙万物，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友爱。
儒家重“人道”，由人的生命、生存和生活而感悟到敬畏和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必要性，走的是一条“人→自然”的路线。道家重“天道”，直接把自然规律看成是最高法则，走的是一条“自然→人”的路线。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他认为，天地万物本身就是和谐的，即“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庄子更是直接认为，人与自然万物根本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而是天生平等的，即“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还说：“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这就是说，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都是理想的境界，但人与自然的和谐比人与人的和谐还要崇高与快乐。
无论是儒家“人→自然”的“仁民爱物”的路线，还是道家“自然→人”的“道法自然”的路线，都主张敬畏自然、善待自然、保护自然，反对一味向自然索取，更反对破坏、蹂躏、糟蹋自然。根据这一思想，古人对保护生态有着详细的规定和丰富的实践。《逸周书》上说：“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即在大禹时期就规定人们不能入山林砍伐刚开始复苏生长的树木。什么时候砍伐呢？《周礼》上说：“草木零落，然后入山林。”孔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即不用大网横断河水捕鱼，不射猎夜间归宿的飞禽。有个成语，叫“网开一面”，就是说古人打猎围场时只围三面而留出一面，以供部分禽兽逃跑，避免把禽兽赶尽杀绝；古人还规定不能捕杀怀孕的母兽和幼小的禽兽。宋代的周敦颐，甚至不忍割除窗前疯长的绿草，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发挥得淋淋尽致。除保护生态外，古人还注重绿化环境，避免环境污染。比如，周朝时期就规定修建道路必须要在道路两旁种植树木；清末的左宗棠新疆平乱时，还不忘记在新开辟的道路上种植树木。再比如，宋明时期的大城市，对于居民的生活垃圾、污水处理、卫生清扫等，都有明确的规定和专门的监督人员。
2．王道仁政：政治和谐思想
中国古代社会的一大特色就是强调政治、突出政治，用孔子的话说，就是“政为大”，认为政治是社会的制高点。虽然中国古代的政治现实具有专制的特点和威权的倾向，但在专制和威权的背后，蕴涵着丰富的政治和谐思想。
《左传》上说：“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宽猛相济就是政治措施要有张有弛、有柔有刚，从而实现政通人和。实现政通人和的根本在于行“王道”，即“保民而王”，或“得民心者得天下”。行“王道”的根本在于以德治国与实行仁政，所以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仁政”的根本在于孟子所说的“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强调当政者要有“仁心”，即爱人之心，要以民为本、爱民如子、关心民瘼、与民同乐。“仁政”的具体措施，则有省刑罚、薄税敛、取民有制、使民有时，等等不一而足。“王道”和“仁政”，一言以蔽之，就是“以民为本”，所以贾谊说：“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故国以民为安危，君以民为威侮，吏以民为贵贱。此之谓民无不为本也。”（《新书》）
“王道”和“仁政”的核心在于“德”，即孔子所说的“以德服人”。但是，必须知道的是，“德”首先的和最重要的是“君子”（从政者、当权者、在位者）自身要有道德，亦即要有良心、良知，要对社会与百姓有责任感和义务感，而不是单向的对社会和百姓道德水准的要求。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风行草上必偃。”只要从政者有“德”，百姓必然会受到感化与影响，从而“归之如流水，响之如行云”，保证社会稳定与政治和谐，即孔子所说的“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所以，“王道”和“仁政”要求从政者自己首先要修身养性、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孔子强调的“其身正，不令而行；其不正，虽令不从”，就是这个意思。
儒家“为政以德”的做法历来受一些批评。比如有人认为儒家讲的“以德治国”，只讲“德治”，不讲“法治”，实际上是一种“人治”，即“有治人无治法”，进而导致“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没有根本的政治制度作为保证，不能做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儒家对此的回答是：并不反对“法治”，但只有“法治”是不够的，正如孟子所言“徒法不能自行”，即只有“法制”，只行“法治”，而没有道德的官员，这样的法律只能行同虚设，甚至会成为一些人“愚民”和“贼民”的借口。儒家的这一主张，得到了历史的验证。先秦的法家，比如李斯和韩非，就是从儒家的荀子孽乳而来，但他们抛弃了儒家主张的“德治”，主张严刑峻法而不行宽惠仁慈，所以不但自己身败名裂，而且导致强秦二世而亡。有汉之初，先是实行“修养生息”政策，后汉武又采纳儒家政策治国，正是吸取了强秦灭亡和法家失败的历史教训。
实际上，儒家关于国家政治制度的设计，在世界古代历史上一直是比较先进的。比如郡县制度、宰相（总理）制度、御史（监察）制度、文官（科举）制度等。而儒家提出的从政不论出身、学而优则仕、从道不从君等政治理念在当今社会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3．贫富均衡：经济和谐思想
财富的不断增长是维持一个社会正常运转和持续发展的基本前提，而财富的合理分配则是一个社会得以保持稳定与实现和谐的重要基础。因此，社会和谐既关乎财富的持续增长，更关乎财富的合理分配。
儒家首先是主张富民，即发展生产，以用来满足民众基本的物质生活需求。孔子认为对百姓要“先富后教”，孟子强调“制民之产”，提出：“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即百姓如果没有一定的财富维持基本的生活需求，就会变得刁钻邪乱与自私自利，不能成为有道德之人，进而造成社会动荡。法家的管子也提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这句话，尤为司马迁所重视，他又补充说：“礼生于有而废于无。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渊深而鱼生之，山深而兽往之，人富而仁义附焉。”
财富的总量和财富的增长是有限度的。有限的财富如何在一定的人群内分配，一直是困扰人类社会的一个大难题。如果一个社会出现了严重的贫富不均两极分化，这个社会就已经到了动荡乃至崩溃的边缘。职是之故，儒家反对“富者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董仲舒语）的“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盐铁论》）的经济现象和社会现象，认为这是政治动荡与社会混乱的根源所在。所以孔子说：“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孔子提出的这一思想，极大地影响了中国人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模式。但是，儒家提倡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是说追求“寡”，即不谋求经济发展和财富增长；更不是追求绝对的、无差别的财富平均，而是首先强调“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史记》），即主张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在此基础上，儒家主张对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予以适当的照顾与帮助。同时，儒家还深刻地认识到，财富分配是一个利益协调与均衡的问题，因此提出既要保证普通百姓的大体利益，又要“为政不得罪于巨室”（《孟子》），即保证各种社会精英的基本利益。
如何做到财富分配的相对公平呢？古人提出的方案大体有三点：第一，儒家和道家都提出“损有余以补不足”，即通过政府来适当调节社会财富分配；第二，儒家特别强调各种社会精英，如官员、富商、士绅等要本着仁爱之心，通过举办各种慈善和义举等社会福利事业来帮助和救济社会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第三，在物质生产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儒家和道家都主张节制消费和欲望，即以勤俭为美德。所以老子说：“吾有三宝,
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孔子也说：“礼，与其奢也宁俭”。墨子则直接主张“节用”、“节葬”。
4．一统多元：文化和谐思想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一统性和多元性，一统性即以儒家文化为主体和主导，多元性即包容有儒、道、道、墨、法、名、阴阳等各家文化，以及后来的佛教文化等。在一统性和多元性两者之间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和平衡，就能达到文化上的和谐。
中国传统文化一统性的原因在于《左传》上说的“国于天地，有与立焉”，即一个国家若想保持长治久安，就必须要有一个主导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作为立国的根基，否则各种文化和思潮等量齐观、各执己见、纷争不息，有可能危及整个社会的理想信仰和价值观念的统一性，进而导致意见分歧和社会动荡。儒家文化之所以能最终成为中国历史上主导的国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是因为它是一个“入世”和“治世”情结很浓的学派，在修身养性、家国天下、修齐治平、生老病死等国家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都有相当的思考、设计和建树，不像道家和佛家一样，一味跑到山林，不能直接介入政治生活和社会治理。所以古人有一个说法，叫“以儒治世、以道治身、以佛治心”。“以儒治世”就是以儒家思想作为社会治理的基本方案。《礼记》一书提出：“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就是要以儒家文化教育官员和民众，把儒家文化作为国家主导的意识形态。
中国传统文化多元性的原因在于中国各家文化，尤其是儒、释、道三大宗教文化，都具有人文性的根本特质，即都没有一元论、主宰性、人格化的“上帝”或“神仙”，因此中国历史上没有出现三大宗教你死我活的“诸神之争”，也就是文化冲突和宗教冲突，相反倒是有着“三教合流”的历史现象与历史趋势。中国历史上各种文化并育不相害、并行不相悖，和谐宽容、和平共处，甚至出现了一个庙宇同时供奉孔子、老子和释迦牟尼的塑像或一个家庭的不同成员信奉不同宗教的现象。相反，欧洲中世纪的基督教，因为有个一元论、主宰性、人格化的“上帝”，所以把其他不信仰“上帝”的文化和宗教，都看作是“异端”，必欲除之而后快，从而出现了“宗教裁判所”、“火刑”、“沉水”等迫害异教徒的现象，甚至出现了“十字军东征”等宗教战争。美国学者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否认多元共存的文化现象和文明趋势，排斥非基督教文明和宗教，实际上还是基督教“上帝观”的一种当代体现。
当然，如何在文化的一统性和多元性之间保持平衡与协调，是一个复杂的技术问题。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不对，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也不对。儒家有个解决办法，即强调社会精英，在古代主要是从政者，对文化上的价值观念，特别是儒家文化的价值观念，要信仰坚定，要义无返顾。至于普通民众，属于文化教化的对象，则可以不必强做要求。
5．风俗敦睦：社会和谐思想
“社会”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社会，如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狭义的社会，相对于政治、经济、文化而言，指人们在日常生活交往中所形成的社会活动场域。一个国家所有的人共同生活的社会活动场域，构成全社会；一个人或一部分人生活的地理空间构成小社会。这里所说的社会，就是一个狭义的概念。儒家在小社会方面的主张，是建立一个风俗敦睦的和谐社会。
儒家主张身心和谐，强调培养高尚的人格。个人是组成社会的分子，社会和谐最终要落实和体现在个人身上。个人的需求大体上可分为身体上的生理需求与心灵上的精神需求两部分。儒家不是禁欲主义者，因此主张以正当手段来满足人身体上的生理需求，所以孔子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但是，人之所以为人，人之所以区别于禽兽，乃是因为人有精神生活，特别是在于人有道德，所以孔子强调“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仁者爱人”，道德的根本在于人有“仁爱”之心。“仁”就是“人”，一个人如果没有了仁爱之心，就与禽兽无所区别。道德以“仁爱”为中心，又可推演出许多内容，比如正义、礼貌、智慧、诚信、温和、善良、恭敬、勤俭、辞让等。总之，儒家把培养有道德的人作为学问的根本，认为有道德的人是社会稳定与和谐的根基所在，所以主张“以心统身”，即以精神追求来控制身体欲望，强调立德为先、修身为本，进而“齐家治国平天下”。道家也主张人身体与精神的和谐与合一，比如老子说“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但道家的道德是自然天道，希望人去伪灭智、反朴归真，完全回到大自然，这与儒家是不同的。
儒家主张人际和谐，强调塑造规范的伦理。人生天地间，无往不在与他人的关系之网中。儒家处理人际关系，以“仁爱”为根本原则，实施途径有两条：一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即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或想得到的东西，也要让他人做或得到；一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自己不想做的事情或不想得到的东西，不能强行施加给他人。其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世界各大文化与宗教中都有相同或类似的表述，被公认为是处理人际关系的“道德黄金律”。在此基础上，儒家突出或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人情味的伦理道德观点，比如孟子所说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等；比如我们常说的孝敬父母、尊师敬长、尊老爱幼、夫妻和睦、邻里互助、朋友有信、团结友爱等。儒家把这些伦理道德规范加以规范化、系统化、制度化，使之成为严密的、可操作的“礼”，比如《周礼》、《礼记》、《仪礼》和《朱子家礼》等。“礼”的目的就是调整人际冲突纠纷与维护社会和谐安宁，所以有若说“礼之用，和为贵”，《礼记》上也说“和宁，礼之用也”。
儒家认为实现社会风俗敦睦和美的重要途径是以礼乐教百姓，以化风俗，以正人心。所以荀子说：“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又说：“论礼乐，正身行，广教化，美风俗，兼覆而调一之。”风俗习惯就是社会环境，是一个人不得不身处其中、耳闻目染、与之俱化的东西，所以荀子说：“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风俗不和美，就是社会不和谐，就不能培养完美的人格，也不能构建和谐的人际关系。
6．天下太平：世界和谐思想
儒家的最终关怀是达到《礼记》上所说的“以中国为一人，以天下为一家”，主张实现不同的国家或民族的睦邻友好与和平共处，构筑一个和谐有序的世界，不但要实现“天下太平”，还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
《尚书》上说“百姓昭苏，协和万邦”，《周易》上说“首出庶物，万国咸宁”，孔子的学生说“四海之内皆兄弟”，《春秋公羊传》上说“王者无外”，集中反映了儒家的普世主义倾向。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曾把儒家的这一主张归纳为各国家、各文明家都要“各有其美，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因此儒家一直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者。中华民族具有热爱和平的民族特性，这是为世界所公认的。即使在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难时期，先进的中国人，如康有为、孙中山等人，也念念不忘“大同世界”和“天下为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儒家确实讲“华夷之辨”、严“夷夏之防”，但“华夷之辨”的实质主要是一个民族有无礼乐文化与伦理道德的区别，其次才是一个民族的血缘和种族的区别。从前者看，古代中国是“文化中国”，是一个“文明共同体”，所以儒家主张“以德服人”的王道，反对“以力服人”的霸道，即以和平的、公正的文明手段而不是血腥的、残酷的暴力手段来解决国际争端，这是世界主义。从后者看，不论是野蛮民族还是文明民族，只要侵犯或危及了自己国家与民族的根本利益，就要奋起反击、保家卫国，用孔子的话说就是“执干戈以卫社稷”（《左传》），用《春秋公羊传》上的话说，就是“不与夷狄主中国”，这是爱国主义。世界主义与爱国主义是儒家处理国际关系与构筑和谐世界的一体两面，单讲一面是不正确的。
三、中国传统文化中社会和谐思想的集中体现及其简要评价
1．集中体现：大同理想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各家各派都有着自己向往的和谐社会的理想模式。比如：道家的老子梦想建立去甚、去奢、去泰和无欲、无为、无争的“小国寡民”的和谐社会；道家的庄子梦想建立万物一体、人无贵贱、物我两忘的“至德之世”的和谐社会；墨家梦想建立兼爱、非攻、尚同、尚贤的“爱无差等”的和谐社会；法家重功利，崇权势，倡法治，行霸道，企图以强硬手段整治一切无序与罪恶，并通过富国强兵实现社会和谐。又比如：阴阳家强调阴阳调和与五行相生相克；农家强调以农为本、人人平等、人人劳动；甚至是兵家也主张“不战而屈人之兵”以达到求和的目的。后期传入中国的佛教，其核心精神是众生平等，主张灭欲、慈悲、中道、和谐，强调佛光净土、永恒安乐，菩提树下、众生平等，天地万物、同体大悲，团结互助、同体共生等。儒家经典《礼记·礼运篇》中所描述的“大同社会”，是对先秦时期诸子百家和谐社会思想的总结与提升，代表了中国古人理想中的和谐社会的最高境界.
《礼记·礼运篇》上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大同社会的主要思想如下：以天下为公与要为政公平，选拔官员要德才兼备，人与人之间要诚信和睦，人人都能各尽所能，各个年龄段的人都有合理安排，各社会边缘群体和弱势群体都有适当照顾，人们能安居乐业，男女能及时婚配，货尽其用，人尽其力，没有偷盗财物或阴谋作乱的现象，所以人们夜不闭户、路不拾遗。郑玄注“大同”的“同”字时曾说：“同，犹和也，平也。”所以“大同”也就是“大和”与“太平”，大同社会也就是和谐社会与太平盛世。胡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曾对从《礼记·礼运》到太平天国、康有为《大同书》中的社会和谐思想给予充分肯定。
2．简要评价：一分为二
以大同理想为最高境界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会和谐思想，内涵深刻，内容丰富，包括生态和谐、政治和谐、经济和谐、文化和谐、社会和谐和世界和谐六大内容。主张和谐、和合、和生、和立、和达、和睦、和蔼、和善、和为贵，强调和气生财、和衷共济、政通人和、和而不同、和平共处，认为家和万事兴、国和民太平，这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特色，是中华民族的基本特性，是中国人的基本特质，是一个历史悠久、影响深远、意义重大的优良传统和精神财富。中国历史具有连续性，五千年一贯，世界上独我一家；中华民族具有积聚性，疆域不断拓展，民族不断融合；中华文明在世界历史上一直保持先进水平，直到184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还占世界总量的30%；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社会和西方社会相比，都要和平、宽厚、祥和、自由、富裕得多！这一切，都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和谐思想有绝大关系。我们要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必须承认这一点，继承这一点，光大这一点，把古人的千古梦想在我们的手中变成活生生的现实！
当然，我们不是在美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会和谐思想，它有它的致命缺陷，有着自己的阶级局限和思想局限，主要体现为四点：第一，它反映的是古人在农业文明、等级社会、专制政权的综合条件下对社会和谐的见解与追求，具有历史性；第二，它是基于严重的社会危机、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而提出的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具有被动性；第三，它是一种文化理想和价值观念，但不是现实的、活生生的社会实践与社会模式，具有空想性；第四，它不是一贯的、系统的理论学说，而是各家各派、各朝各代的知识分子的闪光思想的集合体，具有零散性。因此，尽管中国历史上有着“文景之治”、“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康乾盛世”之类的为人们所称道的繁荣昌盛的历史时期，但它们至多只是实现了大同社会理想中的零星一点，根本上改变不了“三纲五常”、“王霸糅杂”的社会现实。《后汉书》中甚至把专制等同于“和谐”：“政专则和谐，相倚则违戾。和谐则太平之所兴也，违戾则荒乱之所起也。”
因此，我们必须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会和谐思想进行辨证地分析，既不能盲目崇古，也不能武断非古，而是要在“一分为二”的基础上，对之采取“古为今用”、“批判继承”、“超越创新”的立场与方法。它给我们提供的不是现成的、完美的答案，而是一种历史经验、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社会理想，因此它虽然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重要思想资源但不是根本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根据。
四、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几点思考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会和谐思想是什么、有哪些等问题当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它和中央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它给我们带来哪些有益的启迪？我们认为需要注意如下五点：
1．充分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价值和重要意义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生命，是一个民族保持自性和特性从而成为自己而不是其他民族的本质规定；保持自身的、必要的文化认同是实现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根本所在。
近代以来，中国积弱承弊、内忧外患、国事凌夷、山河破碎，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李鸿章），有亡国灭种之虞，迫使中国人围绕着“保国、保种、保教”（张之洞）三大历史主题，依次经历了“器物变革”（洋务运动）、“制度变革”（辛亥革命）、“文化变革”（五四运动）三大历史阶段（庞朴），最终走上了对传统文化进行全面的批判质疑和颠覆解构的道路，“打倒孔家店”、“拼命往西走”、“不读中国书”成为时尚，从而导致传统文化全盘退出了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领域，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实现现代化转型的国家中，割裂与抛弃自身文化传统最为严重的国家（余英时）。在国事激荡的情况下，矫枉过正是可以理解的，也是必须的。但建国之后，“文化大革命”又给了遗存在民众人伦日用层面的传统文化以致命一击；改革开放以来崇洋媚外的社会风气则又在很大程度上消解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温情与敬意、自信与从容。时至今日，中国传统文化在各个层面基本上都是荡然无存,我们的年轻人喜欢的是美国大片和日韩游戏，过的是西方的圣诞节和情人节，而我们的端午节竟然被韩国抢注册为世界文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规定的世界教师节是孔子的诞辰，新加坡、香港和美国加州的教师节也是孔子的诞辰，以纪念世界历史上第一位职业教师孔子，但我们的教师节却是一个没有任何文化内涵的9月10号。现在的情况是，中国的文化正在全速地进行世界化、全球化，却惟独没有了中国化和本土化，愈发远离了自身的文化传统，失去了自身的文化特色。
当人们说中国传统文化有缺陷和不足的时候，实际上是采用了一种“传统/现代”（费正清）的非此既彼、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即以现代人的眼光来评判、是非历史和古人；而那些“全盘西化”论者则往往以西方现代文化来责难和攻击中国传统文化，犯了一个时空错置的错误。实际上，西方传统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不分上下，是为世界文化的不同文化传统。要知道，西方国家的现代文化正是由西方自身的传统文化孽乳、延续和发展而来。西方的现代文化，我们当然也要借鉴和吸取，但我们更应该继承和弘扬、创新和发展中国自己的传统文化，对它进行现代转化，使之成为中国的现代文化。按照孔子的说法，这种做法叫“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事实上，当我们愈来愈远离中国传统文化的时候，西方工业文明、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种种“文明病”，迫使一些西方思想家到中国传统文化寻找解决危机的思想资源。比如：1988年，75位诺贝尔奖得主集会巴黎，会后发表集体宣言说：“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到两千五百年前去吸取孔子的智慧。”因此，我们必须充分肯定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价值和重大意义，反对从整体上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族自虐症与民族虚无主义，从广阔深厚的传统思想资源中去发掘适合当代中国的民族文化精神。如果我们意识不到这点，我们就是在拿着“金饭碗”而乞饭！
幸运的是，党中央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意识到了传统文化的积极价值，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弘扬传统文化和培育民族精神。典型的例子是，2005年6月，中宣部、文化部等中央五部委联合发出《关于运用传统节日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的意见》，指出：中国传统节日，凝结着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情感，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和思想精华，是维系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的重要精神纽带，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宝贵资源。对于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认同感、推进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对于不断发展壮大中华文化、维护国家文化利益和文化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又比如，我们要在其他国家中建100个孔子学院，也是基于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自信，是一个在世界上推广汉语和介绍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举措。
2．认真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社会和谐的思想资源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会和谐思想，尤其需要给予充分肯定，要努力汲取中国的历史经验，借鉴传统的智慧精华，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宝贵的思想资源和深厚的理论依托。
第一，认真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生态和谐思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国以来，我国人口从6亿增到13亿，可耕种土地因水土流失少了1/3，加上原来天然不可居住的1/3，现在能生存的土地仅剩下300多万平方公里。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增长迅猛，但走的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传统工业化模式，消耗了大量的资源和能源，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中国单位GDP能耗比发达国家平均高40%，产生的污染则是它们的几十倍，劳动效率却只有几十分之一。到2020年，45种主要矿产资源国内将仅剩6种，70%的石油需要进口。中国的资源危机、生态失衡与环境恶化等问题，已经从根本上对复兴中华民族与发展社会主义构成严重威胁。敬畏自然、爱护自然、保护自然等天人合一的生态和谐思想，恰恰可以为化解中国的生态危机，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实现人与自然协调发展，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新型工业文明道路提供宝贵的思想资源。
第二，认真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王道仁政的政治和谐思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证人民依法行使民主权利，使人民群众和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更好地发挥出来，促进党和人民群众以及执政党和参政党、中央和地方、各阶层之间、各民族之间等方面关系的和谐，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根本主张，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保证。王道仁政的政治和谐思想，其核心是以德治国和以民为本。它提醒我们，要把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有机结合起来，把制度文明建设和道德文明建设内在统一起来；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落实到具体的政治实践上就是要以民为本，要始终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坚决惩治贪污腐败，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根本，也是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关键。
第三，认真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贫富均衡的经济和谐思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的关键时期，一方面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进极大激发了中国经济的活力，使中国经济快速稳步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市场经济体制的不完善，也造成了社会分配不均衡的问题。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高达0.45，突破了国际公认的红色警戒线，表明中国的两极分化与贫富不均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贫富均衡的经济和谐思想提醒我们，一方面要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加快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另一方面也要把解决社会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摆到重要的工作日程上来，加大解决个人之间、城乡之间、阶层之间收入分配失衡问题的力度，保护高收入阶层，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提高低收入阶层，大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高度重视“三农问题”的解决。同时，要提倡艰苦奋斗和厉行节约，鼓励先富帮后富，化解由于贫富不均而造成的不同阶层之间的心理对抗。
第四，认真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统多元的文化和谐思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文化大革命”打击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仰热情；“苏东剧变”影响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仰真诚；改革开放以来的实用主义倾向则导致了理想信仰的多元化、歧异化和分散化，各种良莠不齐的文化思潮和价值观念碰撞跌荡、泛滥行事。一统多元的文化和谐思想，提醒我们必须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和牢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国家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和主导作用；同时要促进各种社会文化思潮的多元性与宽容性，保证社会主义文化的活力，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特别是要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使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在实践的基础上有机结合起来，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社会主义的巩固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
第五，认真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风俗敦睦的社会和谐思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文明。中国目前道德滑坡、伦理失范、礼仪缺失、诚信不足、人际疏离等现象日渐突出，金钱拜物教和商品拜物教大有市场，人的原子化、封闭化以及个人主义倾向严重。风俗敦睦的社会和谐思想提醒我们，要在全社会倡导爱国守法、明礼诚信、团结友善、勤俭自强、敬业奉献的基本道德规范，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文明风尚；要大力倡导以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德，大力倡导以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为主要内容的家庭美德，提倡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热爱集体，热心公益，扶贫帮困，在全社会形成团结互助、平等友爱、共同前进的社会氛围和人际关系。当务之急是开展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提升公民的礼仪规范和文明水准，为迎接2008年北京奥运会做好充分的准备。
第六，认真汲取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太平的世界和谐思想，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当前，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仍然笼罩在霸权主义、强权主义的阴影之下，特别是美欧一些大国的单边主义倾向越来越严重，世界发展与人类文明正经受着严峻的考验。与此同时，日益发展强大的中国成为世界瞩目的重点，“中国威胁论”与“中国贡献论”是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天下太平的世界和谐思想告诉世界，中华文明历来注重亲仁善邻，中华民族历来爱好和平合作。中国将一如既往地在对外关系中秉承“强不执弱”、“富不侮贫”的精神，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的发展来促进世界和平。中国将一如既往坚持实施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真诚愿意同各国广泛开展合作，真诚愿意兼收并蓄、博采各种文明之长，以合作谋和平、以合作促发展，推动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从以上可以看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会和谐思想可以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打开广阔的理论空间和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有必要也必然会内在地融入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洪流中来。
胡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曾提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同时他又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新的重大课题，很多问题还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这说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问题还有深化与拓展空间。我们认为，根据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会和谐思想，可以考虑提出：第一，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扩展为生态建设（生态文明）、政治建设（政治文明）、经济建设（物质文明）、文化建设（精神文明）、社会建设（社会文明）、外交建设（国际文明）的“六位一体”。第二，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化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广义的和谐社会是指既要“六位一体”中的每“一位”都要实现自身和谐，也要实现“六位一体”的“六位”彼此和谐和内在统一；狭义的和谐社会则单指社会建设（社会文明）这“一位”。第三，把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纳入到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体系中来，以“以人为本”为核心、“科学发展”为途径、“创新国家”为依托、“和谐社会”为归属，从而构建更为丰富的科学发展观理论体系。
3.必须明确党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姓“社”.
党所提出的任何一种理论创新，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等，由于习惯思维和路径依赖的作用，人们对它的适应和接受总会有个过程，会有所不同的理解。同样，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在一些党内同志和党外朋友中，到目前为止，还或多或少地存在一些不同的理解。因此，我们必须明确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姓“社”而不是其他。
第一，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党中央近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常被外界误认为或曲解为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正在回归传统文化和尊奉孔孟之道。就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而言，也有一些人认为其理论只不过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社会和谐思想的翻版，甚至还不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社会和谐思想丰富深刻。在这里，必须明确的是，我们确实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反对妄自菲薄一概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确实继承和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社会和谐思想的某些积极有益的思想内容。但也必须明确的是，它只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重要的、宝贵的思想资源，而不是根本的指导思想和理论依据；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指导思想和理论根据是马克思主义，是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与时俱进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因此，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重视传统文化中的和谐社会思想，并不等于“崇古”和“复古”，而是要“化古”和“用古”，是批判的继承，是超越与创新，是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融合与发展。
第二，和谐社会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和基本属性。还有人认为中央之所以提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问题，乃是因为中国目前出现了严重的甚至是根本性的社会矛盾、社会冲突与社会危机。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方案是一个被动的、应急的药方。我们认为，恰恰相反的是，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中国国力大幅上升、人民生活整体改善、社会保持基本稳定，这倒是一个铁的事实。更为重要的是，正如胡总书记所总结的：“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未来社会将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消灭私有制的基础上，消除阶级之间、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和差别，极大地调动全体劳动者的积极性，使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都形成和谐的关系。”也就是说，共产主义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和谐美好的社会，和谐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内在要求和基本特征。尽管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低级阶段，尽管中国处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但中国毕竟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已经处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前期。因此，我们党正是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按照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积极主动地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任务的，而不是如某些人片面理解的那样，是一种被动的、无奈的选择。
第三，建设和谐社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迫切要求。我们也不否认中国目前有许多不和谐的因素。美国学者亨廷顿在《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曾指出：一个国家和民族，在通往现代化的过程中，基本价值观的转变、社会财富和权力的重新分配、政治体系的巨大变革等因素，往往会造成社会的不和谐、不稳定。中国正处于一个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历史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正经受着严峻的考验与挑战，面临着诸多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新任务。比如，20年多年经济的粗放型高速增长，造成了严重的资源匮乏和环境污染；思想和信仰、精神和文化出现了多元化、差异性的趋势；社会风尚和伦理道德出现了一定的恶化与滑坡，等等。当前，社会中最不和谐的，是收入分配失衡造成的贫富差距扩大，加上一些官员的贪污腐败和退化堕落，而导致的百姓不满，进而导致了对我们党和政府的认同度降低与核心价值理念的摧毁，从而容易产生政治危机和信仰危机，容易引发社会动荡与社会混乱。中央对此有着清醒的头脑和正确的认识，有作者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重大课题，也正是要解决这些问题。
4.传统文化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途径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社会和谐思想的继承与弘扬、超越与创新，还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极为有益的启示，即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有着某些精神气质上的相通点，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实践有着紧密的联系与内在的结合，这使得中国传统文化成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途径。
第一，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在精神气质上有着契合点。二十世纪初期，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传入中国的时候，无论是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康有为、梁启超，还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孙中山、朱执信，包括后来成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陈独秀、郭沫若，相当多的中国人认为，社会主义思想就是中国古代的“大同理想”。这种认识，是由西方传来的马克思主义能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东方大国里迅速传播开来并最终取得伟大胜利的一个文化解释，它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在精神气质和思想主张上，存在着某些和某种程度上的契合或相通。比如，从唯物论的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常把太极、阴阳、五行、八卦等物质性的东西看作是世界的本原或世界的构成要素，而且无神论的历史久远；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看，早在先秦时期，《周易》和《老子》的辩证法理念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准；从实践论和认识论的角度来看，《尚书》上讲“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王阳明讲“知行合一”，这接近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出真知、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观点；从历史观上来看，儒家主张天下主义和大同社会，这接近马克思主义的“解放全人类”的观点，等等。虽然相较之于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些哲学思想是很朴素的，但二者之间的精神契合则是不能否定的。正是这种契合，使得中国人觉得马克思主义并不陌生、并不遥远，而是很亲切、很自然，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中国自古有之的东西，从而为接受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和心理预期，为马克思主义扎根于中国大地提供了坚实的认同基础。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能够结合的思想前提。
第二，中国共产党人一贯主张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生养于斯土，浸染于斯文，举凡是中国人，莫不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共产党人也不例外。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一直主张采用“一分为二”、“批判继承”的立场和方法来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主张继承和弘扬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毛泽东同志说：“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邓小平同志说：“到本世纪末在中国建立一个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叫做中国式的现代化。”而小康社会正是对应于大同社会的一个中国传统的概念表述和价值载体。***同志说：“中华民族的精神，最突出的就是团结统一、独立自主、爱好和平、自强不息的精神。”“这个民族精神，是我们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世世代代都要加以继承和发扬，并结合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要求，不断为之增添新的内容。”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重视传统文化的程度明显加强，胡总书记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以及温家宝总理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演讲，都对中国传统文化给以充分肯定和积极评价。胡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华文明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始终没有中断、连续5000多年发展至今的文明。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深深影响了古代中国，也深深影响着当代中国。现时代中国强调的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社会和谐、和平发展，既有着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又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进步精神。”党的十六大把通过的新党章，把党的性质从“一个先锋队”即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定性为“两个先锋队”即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说明党已经更加自觉地在实践中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社会主义的巩固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而这一结合必然会促进党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吸收和借鉴、创新和发展。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建国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愈来愈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和底蕴。从国际方面来说，五十年代的“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六十年代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承诺、七十年代的“三个世界”理论、八十年代的“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特别是九十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过程中，中国外贸出口虽然也受到严重的压力和损失，但仍然承诺人民币不贬值，并向东南亚国家提供金融支援，以及2004年东南亚飓风灾难中中国政府对东南亚国家的无私援助与慷慨解囊，等等，都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太平的世界和谐思想。2005年，胡总书记把中国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思想明确表述为追求“和谐世界”，则是对此实践的一个科学总结和理论升华。在国内，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先后提出的“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小康社会”、“与时俱进”、“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创新国家”、“八荣八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继承和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等口号和战略，同样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基本的、优秀的价值观念。实践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逐渐结合起来的过程，而且呈现出愈来愈明显、愈来愈紧密的趋势。实践还表明，愈是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和深入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愈能焕发出勃勃生机，就愈能寻找到不竭的精神动力。
以上三点，充分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有机融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事实上，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一方面是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继、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成果，一方面也是继承与弘扬、超越与创新中国传统文化的科学理论成果。由此我们得出一个结论，中国传统文化可以也应该成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途径和重要内容。
把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构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途径和重要内容，尤其需要在思想上和认识上解决如下四个问题：
第一，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应该放弃彼此排斥的心态。中国传统文化需要放弃把马克思主义视作西方文化、外来文化乃至“夷狄文化”的自大心态，应该承认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中国传统和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同时，马克思主义也应该放弃把中国传统文化视作古代文化、封建文化乃至“糟粕文化”的独尊心态，应该承认并尊重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和积极价值。应该明白，双方是一种相互依存、荣辱与共的合作关系而不是非此即彼、你死我活的敌对关系。
第二，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基本国情和具体实际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构建中国花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在于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基本国情与具体实际相结合。在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具体实际中，既包含有物质的、有形的因素，也包括精神的、无形文化的因素，即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塑造的中华民族的精神特质和中国人民的心理特质等。小看了后一点，甚至是忘记了后一点，将会给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带来人为的、不必要的负面影响。“文革”灾难已经历史地说明了这一点。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结合将促进两者的双嬴。实现两者的有机结合，对于前者来说，既意味着丰富博大、历史悠久的中国传统文化得到了先进思想的科学指导与凝练提升，也意味着实现了自身生命的延续、转换、超越与创新；对于后者来说，意味着一种源自西方的、先进的、科学的理论在中国找到了深厚的文化土壤和广泛的民众基础，也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深入和具有中国实际、中国特色、中国气派甚至是中国语言风格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不断出现。
第四，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结合将增强中国共产党合法性。我党历史上一直具有或多或少、或这或那的反传统倾向，“文革”时期这种反传统倾向发展到了极致。自觉地实现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结合，对于党来说，意味着自己将走出反传统的阴影，走出以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建构自己意识形态合法性的途径之一的历史情结，进而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奠基在具有五千年历史的悠久而又深厚的中国文化基础之上，从而使党的理论与中国的意识形态在先进性、科学性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悠久性、广博性的成分，因而有利于扩大和增强党的意识形态的文化基础、民众基础和执政基础。
就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和实践而言，实现社会和谐，是我们党作为一个具有革新传统和开拓精神的负责任的执政党，审时度势，通过对中华民族传统文明的继承和吸收，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再认识，而得出的新的发展理念和建设任务。也正是和谐社会对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以及国际环境全面协调发展的基本要求，使这一任务成为我们党增强执政能力和巩固执政基础的一个新路径，是我们党与时俱进、永葆先进性的需要与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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