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来：百年来儒学发展的回顾与前瞻
一、近代的冲击和挑战
因此，我讲的第一个大问题是，冲击和挑战，就是要看我们近百年的儒学，是在一个什么样的背景下，在什么样的一个文化环境里，面对了什么样的挑战和冲突，在这样的情境之中来成长、来发展的。
20世纪中国儒学的发展，它经历了四次的挑战，或者说面对了四次的挑战。第一次就是清末到民初的政教的改革。我们知道，1901年清政府发布了《兴学诏书》，倡导全国建立新的学堂。这在当时可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举措。在这样的倡导下，老的“儒学”就慢慢衰微了，这里讲的老的“儒学”，是指当时的一种学校，就是以培养儒生、进入科举体制的这种儒学学校在新的政策下式微了。
全国开始大办新型的学堂，这个举措是对科举制度的一个很明确的挑战。到了1905年，更重要的事件就是清朝政府决定结束科举制度。因为我们知道科举制度对于儒家的生存来讲，是具有重要性的一个因素。我们可以说在前现代的中国社会，儒家思想和文化，它能够得以生存有三个重要的基础。第一个基础就是国家、王朝宣布它为意识形态，正式颁定儒家的经典是国家的经典，这是很重要的，即王朝统治的推行。第二就是教育制度，主要是科举制度。科举制度规定了儒家经典作为文官考试制度的主要的科目。当然还有第三个，就是整个几千年来，中国社会流行的这种家族的、乡治的基层社会制度。
我们看晚清的战略改革，从科举制度上，对儒家的生存可以说造成了一个重大的影响。在1905年以后，虽然科举制度结束了，但是清政府仍然决定在所有的学校保留经学，保留经学的课程；要求学校继续在孔诞日能够祀孔，就是祭祀孔子。这点到了辛亥革命以后也改变了，辛亥革命以后，在蔡元培主掌教育部以后，就决定要废祀孔、删经学。这样，我们一般讲的尊孔读经的教育，到了辛亥革命以后，也遭遇到了根本挫折。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儒家遇到了第一次重大的冲击和挑战，遭遇到了第一次困境，这困境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带有根本性的一个困境。
虽然是这样，从清末到民初，在教育制度和政治制度上，儒家已经退出了中心的舞台，但是儒家思想和文化仍然保留在伦理的精神的领域。时隔不久，从 1915年开始，到1919年，新文化运动兴起，这就是我们讲的儒学遭遇的第二次冲击。新文化运动高扬批判、反思、启蒙的旗帜，这种启蒙就是引进近代西方文化的一种文化启蒙。在这种启蒙里头，它是把中国传统文化做了它的一个对立面，特别是把儒家文化、儒家的礼教作为它的一个重要的、批判的对立面，这在当时是有其合理性的。在当时，甚至有人提出了"打倒孔家店"这样的口号。这样一来，从清末到辛亥革命，从政治教育的舞台退出后，继续保留在伦理精神的领域的儒学，受到了第二次重大的挫折。我们也可以说，从辛亥革命时对儒学的一种放逐，延续到了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继承了清末到民初的放逐儒学的运动，把儒学要从伦理的精神的领域，继续把它放逐出去。因此，经过了新文化运动，可以说儒家文化它的整体已经离散、飘零。那么，儒学怎么样来生存呢？这变成了儒家文化在近代社会的变化里面碰到的一个大问题。这是第二次冲击和挑战，来自新文化运动。
第三个重大的冲击，我想就是革命与文革。我把这个时代整个地放在一起。经过了合作化，经过了人民公社，经过了文化大革命，我们看到这种以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人民公社制度，彻底改造了旧的、以宗族为中心的这样一个乡村的秩序。因此近代有些学者就说，儒家所有的制度性的基础，都被斩断了，拆解了，失去了这些基础以后的儒学已经变成一个游魂了。这个“游魂说”，讲的就是儒家思想在它古代赖以生存的基础，在近代文化的变化里面被斩断，原来的社会基础通通被改造过了。革命当然本身它有政治的含义，但是它带来的乡村的改造是非常重要的。同时，另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就是“文革”的过程。特别是文革中期以后的批林批孔的运动的出现，各种对于儒家、对孔子的荒诞的政治性的批判，接踵而来，把全国人民的思想都搞乱了，这可以说是对儒家文化又一次更大的冲击。所以，把整个政治革命，跟社会改造和文化革命放在一起，我们说这是第三次对儒家文化的冲击和挑战。
在20世纪里面，第四次冲击就是改革开放了的前20年。如果熟悉从1978年以后所经历的第一个十年，也就是改革开放的动员期，那么就会知道在改革开放的社会动员的时代，在80年代形成了一股启蒙的思潮。这个启蒙的思潮呼应了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也是以批判传统作为它一个主要的基调，儒家被作为现代化的一个对立面。到了90年代，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市场经济的蓬勃发展所带来的功利主义的盛行，对整个儒家的传统，和整个中国文化的传统，也形成了有力的冲击。因此如果我们粗分，我想20世纪的儒家思想文化经历了四大冲击，四次大的冲击对于儒家文化的命运发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那么大家就要问，说是不是20世纪我们经历的这一百年，对儒家文化仅仅有冲击，有没有机遇？虽然冲击也可以当成机遇，但就历史环境来说，应该说是有一次重要的机遇期，这个机遇期就是在九·一八事变到抗战胜利，也就是以抗日战争为主段的这个时期。因为这个时候全国人民团结起来，要把民族的保卫和复兴，变成第一等的事情，由此保卫民族文化，复兴弘扬民族文化，成了这个时期的一个文化基调，这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在这个机遇面前，可以说儒家思想抓住了这次机遇，实现了自己的一些发展。
二、 哲学回应和建构
我讲的第二个大问题，叫做回应和建构。刚才我们粗略地把儒学百年的历程分为四个冲击和一个机遇，也就是说我们把百年历史分成了五个阶段。儒家思想在 20世纪的经历、历程和展开，面对这些冲击挑战所作的回应，也可以说是对应着这五个阶段来展开的。第一个阶段，或者我们第一个要说的人，就是康有为。康有为关于孔教的设想，其实在辛亥革命以前已经有了。到了辛亥革命以后，他把这个问题提得更突出了，几次他自己和通过他的学生提出了这样的法案，就是要立孔教为国教，定孔教为国教。
这个举动代表了一个什么意义呢？我觉得这个做法有它的一个积极的意义。这个积极的意义就是，我们刚才讲过，从《兴学诏书》到 1905年教育宗旨，到1912年蔡元培主持教育部的时候，在政治和教育的整个改革对儒家的打击面前，儒家已经失去它从前所依托的政治的、教育的制度的基础。他们就要在一个新的框架里头，找到它能够生存、能够发挥作用的一个基础。这个设计，康有为想到的就是宗教，因为在西方近代文化的框架里面，基督教还存在，也有把基督宗教定为国教的这种例子。因此他就想，在一个新的社会结构的方式里面，设计一个新的制度，使儒家在这里边能够发挥作用。这就是立孔教为国教说，我们可以叫康有为的孔教论，我们说他是第一个回应的代表。这个回应我们也可以叫做对儒学困境的一个“宗教的回应”。当然这个回应可以说失败了，因为这些法案和建议都没有通过，后来的发展证明了这条路是没有走得通的。虽然没有成功，但是我们也可以看作这是儒学在百年历程回应冲击的第一个环节，儒学在第一个阶段所做的努力。
第二个阶段当然就是新文化运动了。新文化运动到了它的后期，有一些新的变化，这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引起西方有识之士的一种文化反思，和当时社会主义苏维埃的出现。这些引起了当时一些优秀的一流的知识分子，也开始重新思考中国文化的问题。在这阶段出现的代表性人物，就是梁漱溟。
他在1920年代初期就写了《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这本书我们说它是百年来儒家文化对儒学困境的第二次回应。这个回应不是“宗教的回应”，它是一个“文化的回应”，文化哲学的回应。他就认为，虽然在当下的中国社会，应当全盘承受西方文化，可是儒家文化和它的价值，代表了人类最近的将来的需要。这个最近的将来，它所指的就是一种儒家社会主义的文化，因为他所理解的这个儒家，里面已经包含了社会主义的价值。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又是包含了儒家的价值。所以他说，西方文化的特长是在解决人和自然界的关系，人和物的关系，儒家文化的特长是解决人与人，人与社会的这种关系，比如说社会主义要解决劳资纠纷的这种关系，这是和儒家一致的。
由于近代以来我们碰到的挑战，实际上是整个近代西方文化，对中国社会和文化造成的挑战。儒家的回应也不能不是对这个宏观的文化挑战的回应。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阶段，即九一八到抗战结束，这个时代出现了一组“哲学的回应”，它们不仅是这个时期民族主义运动高涨的产物，这些哲学的回应也不是对特定的某一个文化思潮的回应，而可以看作是对整个近代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冲击和挑战所进行的回应。其中有熊十力，马一浮，冯友兰，贺麟等。熊十力的儒家哲学体系“归本大易”，我们可以把它叫做一种“新《易》学”，；马一浮是讲六经、六艺的，所以我们也许可以把他的儒学体系叫做“新经学”；冯友兰的哲学体系当然是“新理学”，这是他自己命名的；贺麟是“新心学”。熊十力坚持孟子所建立的本心的哲学思想，依据大易的原理，把本心建立为一个绝对的实体，这实体是一个宇宙的实体，同时又建立了一套关于"翕辟成变"的宇宙论，所以他把他的宇宙论叫做"体用不二"的宇宙论。他的哲学思想是一个注重宇宙论建构的儒学体系。
马一浮可以说是一个固守传统文化的综合性的学者，是把传统的经学、理学都综合一体的一位学者。他说，一切道术，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各种学科，统摄于六艺（六艺的一个讲法就是六经，马一浮所讲的六艺就是六经），六经、六艺又统摄于一心，也这是一个古典的儒家的一种讲法。这个形态可以说是注重经典学重建的新儒学。冯友兰的哲学是新理学，这是他自己定的名称，他要继承程朱理学对于理的世界的强调，通过吸收西方的新实在论，在哲学里面建立起一个理的世界，作为儒家哲学的形上学的一个重要部分。所以我们说，冯友兰的哲学是一个注重形上学建构的一个现代儒家哲学。
至于贺麟，我们知道他自己公开地声称是宗陆王之学的，他说"心为物之体，物为心之用"，讲了一套同样也是以心学为基础的儒家哲学。但是更重要的，我们看到贺麟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他对儒学复兴做了一个设计。他的口号就是“以儒家思想为体，以西方文化为用”，或者说“以民族精神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他有一套儒学复兴的设计。
如果我们再考虑到梁漱溟先生，在早年的文化论之外，他自己后来的哲学建构不断，特别是他在 40年代到50年代，60年代到70年代一直在完成一本书，叫做《人心与人生》。由这本书，我们可以说，梁漱溟的哲学体系是一个注重以心理学为基础的现代儒家哲学的一个建构。
因此，我们以上说的这几个哲学家，熊十力、梁漱溟、马一浮、冯友兰、贺麟的工作表明，这个时期建构性的、新的儒学出现了，它们作为儒学对时代的回应基本上采取的是一个哲学的方式，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阶段所看到的，是一个以“哲学的回应”为儒家存在主要方式的一个时代。这个时代正好是我们所说的百年儒学难得的一次历史机遇，即抗日战争带来的民族文化意识高涨有关系。所有上述这些重要的思想体系的准备、阐发都是在这个时期，这个时期是一个民族意识高涨，民族复兴的意识高涨的一个时期，所以民族文化的重建也得到很大的发展。
第四个阶段当然就是革命和文革的这个阶段。这个阶段，儒学的表现是什么呢？我们不能说就这个时代没有儒学思想，如果我们看50年代到70年代这个时期熊十力等这几位思想家的变化，就可以看出，这是属于一个现代儒学调适的阶段，就是跟社会主义来做结合，吸收社会主义的阶段。所以我们看熊十力，他在50年代初期写的《原儒》里面就提出要废私有制，荡平阶级，这就是吸收社会主义的思想。我们看梁漱溟后期写的书，不只是《人心与人生》，还有他那本著作《中国--理性之国》，专门讲怎么从一个阶级社会过渡到一个无阶级社会，怎么从社会主义到共产社会，都可以明显地看出来，这些思想家不是在这个社会里面消极地跟着时代，他是在思考怎么跟这个时代的主题能够有所结合。但是有一条是他们坚持的，就是社会制度不管怎么变，政治口号怎么变，儒家的思想文化的价值是他们要坚守的。社会主义他同意，共产党领导他也同意，但是儒家文化价值是他坚守的一个文化信念。这是这个第四个阶段。
至于台湾香港的新儒家，则是在花果飘零的心态下，沿承第三阶段的儒家思想的理论建构与发展，即二十世纪面对时代、社会的变化、调整和挑战，面对人的精神迷失，发展出符合时代处境的儒家思想的新的开展，开展出新的吸收了西方文化的儒家哲学，新的发扬民族精神的儒家哲学，以及从儒家立场对世界和人类境况的普遍性问题给出指引的哲学。80年代中期以后它对大陆文化的反哺是大家都看到的。
三、儒学的潜隐和在场
第三个大问题，我叫做从潜隐到复兴。我想回到比较近的时代，这个阶段当然就涉及到改革开放这个阶段了。我把这个阶段放到这里来讲。那么，什么叫潜隐？刚才我们也讲了，儒学的存在不能够看作只是一个有哲学家存在的一个存在，不能认为有儒家哲学家才有儒学存在，这是一种片面的看法。在这个时代，特别是在 50年代以后一直到今天我们看到的，儒学的存在，正像李泽厚所讲的，不仅仅是一套经典的解说，它同时是中国人的一套文化心理结构。于是，当一切的制度的联系都被切断以后，它变成一个活在人们内心的传统。特别是在民间，在老百姓的内心里面，儒学的价值依然存在着。儒学在老百姓的内心里面，可能比在知识阶层里面存活得更多，因为知识阶层内心里面受到西方文化的侵染可能更多。
我们把在百姓内心存在的儒学传统，叫做“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没有自觉的这样一个状态。中国人的伦理的观念，可以说几十年来，从50年代以后，仍然受到那个传统的儒家伦理的深刻的影响，它是连续的、没有改变的。但是在不同的时代，因为它不自觉，所以，它就会受到很多的不同的时代环境的影响，或者不能够非常理直气壮地、健康地把它表达出来，它有的时候会也会有扭曲。
这是我们必须强调的一点，就是我们在处理第五个阶段改革开放的时候，甚至我们在看第四个阶段以来的儒学的时候，我们的“儒学”观念一定要变，不是说一定要儒家哲学家在，儒学才存在。
我想再探讨一下，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时代里新的儒学的存在方式。30年来在中国大陆，我们可以说，没有出现像20世纪30-40年代那样的儒学哲学家，但是在这个时期，我认为有几个方面值得注意。
第一方面就是30年来的儒学研究，这种儒学研究构成了一套“学术儒学”的文化。什么是学术儒学的文化呢？就是对传统儒学进行深入的研究，把握儒学历史发展演化的脉络，来梳理儒学理论体系的义理结构，阐发儒家的各种思想，包括深入研究现代新儒家的思想，这套系统我叫做学术儒学。学术儒学经过晚近30多年的发展，已经蔚为大观，在当代中国的学术界，占有了重要的地位，发生了相当的影响
第二方面我叫做“文化儒学”，文化儒学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近30年来，我们有很多的文化思潮与文化讨论跟儒学有直接关系，比如，讨论儒学跟民主的关系，讨论儒学跟人权的关系，讨论儒学与全球化的关系，讨论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讨论儒学与文明冲突的关系等等，当然我们今天也在讨论儒学与建立和谐社会的关系。在这些讨论里边，有很多学者是站在儒家文化的立场，来表彰儒学价值的积极意义，探讨儒学在现代社会发生作用的方式，在这一方面阐述了很多的有价值的文化的观念和理念，也与当代思潮在多方面进行互动，在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层面，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这些讨论和活动，我觉得它也构成了一个儒学的特殊的存在的形态，我就把这个形态叫做文化儒学的形态。
所以，我们不能说，这30年来我们没有儒学哲学大家，儒学就是一片空白，完全不是的。除了在潜隐的存在形式以外，我们要理解更多样的“在场”的儒学文化形式，我们要定义一个适应于近30年来实存的儒学文化形式的“在场”，所以我用学术儒学和文化儒学，来概括这个时代在场的儒学存在。事实上，虽然哲学家很重要，但在这个时代，比起出现几个抽象的形上学体系，学术儒学和文化儒学对社会文化与社会思想所起的作用更广大、也更深入，同时它们也构成了儒学思想新发展的基础。
第三个就是民间儒学。如我刚所讲的，一方面是潜隐的、百姓日用不知的，这个人民大众心里的儒学；另一方面是在场的、显性活动的儒学，如学术儒学和这个文化儒学。在场的儒学除了学术儒学和民间儒学之外，还有新世纪以来不断发展的民间儒学与通俗化儒学。这就是我们在上个世纪末期已经看到的，今天仍不断发展的文化形式，如各种国学班，书院，学堂，讲堂，包括各种电子杂志，民间出版物，民间读物，儿童读经班，各种儒家小学启蒙读物的出版。我想，刚才讲的那个层次，不管是学术儒学还是文化儒学，大部分还是知识人活动的层面，但是这个民间文化的层面应该说是有当前中国人各个阶层的更广泛地积极参与。这是一个在民间实践层面的文化表现，我把它叫做“民间儒学”。晚近十年来，国学热受到这个民间儒学的推动很大。
结语：复兴的机遇与愿景
最后，我想指出，进入21世纪，现代儒学复兴的第二次机遇来到了。刚才我们讲第一次机遇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这是一个民族意识、民族复兴意识高涨的时期。今天，从90 年代后期以来，随着中国崛起，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深入和发展，应该说今天的中国已经进入了现代化的初级阶段。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在人民的民族文化自信大大恢复的条件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中华文化伟大复兴，这个双重复兴的一个大的局面正在到来，虽然前面还有艰难险阻。在这样一个局面下，应该说儒学在现代复兴的第二次机遇到来了。儒学怎么样抓住这次机遇，儒学学者怎么样参与这次儒学的复兴，在前面说到的学术儒学与文化儒学应继续努力之外，我想至少有几个方面的工作可以做的：比如说重构民族精神，确立道德价值，奠定伦理秩序，形成教育理念，打造共同的价值观，形成民族国家的凝聚力，进一步提升我们的精神文明，等等。这些方面可以说都是儒学复兴的运动要参与的重要的工作。儒学只有自觉参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时代的使命相结合，和社会文化的需要相结合，才能开辟发展的前景。
除了这些重要的工作之外，还有一项中心的工作，即哲学系统的重建与发展。也就是说，面对从中国现代化初期迈向进一步的发展，新的儒家哲学应当出现，也必然会出现，而且将是多样多彩的。它将在传统儒学与现代新儒学的基础上，面对中华文化走向复兴、走向世界而展开、而显现。正如五四前后的文化论争，到二十年代整理国故的沉淀，再到三十年代民族哲学的发扬的历程一样，中国大陆经过80年代文化热的文化讨论，经历了90年代后期至今的国学热的积累，可以期望，伴随着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复兴进程，新的儒家思想理论，新的儒家哲学的登场，是指日可待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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