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四大名著穿行过岁月
此刻，在不少人悠游于西方传统节日平安夜的欢乐时，来记录一次有关中国四大名著、中华文脉传承的文化表达，似乎有着多重寓意：中华文明的深邃个性和世界文化的多姿多彩，历史的馈赠和今天的演绎，文化的坚守和宽容……把聆听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第十三届文化讲坛的观众猛然触动、带入纯净的文化思考中。
关于四大名著，很多人知道、很多人读过、很多人喜欢。但是，“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怎样读四大名著”却依然是一个时刻需要寻求答案的命题。因为，真正的答案是归结于中华文脉的历史寻找和时代意义中的。
当四大名著穿行过岁月，呈现出浩瀚的内容、意义以及启迪，并期待着今天这个时代的理解、传播以及弘扬。
而在这一届以“四大名著的中华文脉”为主题的文化讲坛上，四位专家以他们的研究与思考提供了某种找寻的途径。
《红楼梦》：“好玩”的巅峰之作
山东大学教授马瑞芳以讲《聊斋》出名，但人所不知的是，她也是红楼梦研究专家、中国红楼梦学会常务理事。以她充满诗意的语言来说，“中国古代小说是有芳魂的，它悠悠来到山东淄川，附着在蒲松龄身上，又在1715年悠悠来到江宁织造府，附着在曹雪芹身上，从此红楼聊斋一长一短，一白一文千古流传。”
马瑞芳被易中天评价为“直、爽、好玩”，而在这位“直、爽、好玩”的专家眼中，假如要给《红楼梦》加一个形容词，那就是———“好玩”。她借用孔夫子的“有教无类”，以“言红无类”来形容当前的红学研究：“研究《红楼梦》没有准入标准，没有学科界限，只要喜欢，谁都可以研究。所以红学这个树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你可以听到一些非常有趣的奇谈怪论。”
《红楼梦》为什么好玩？因为它充满了情趣，充满了谐趣，充满了一般小说所没有的那种雅趣。马瑞芳说：“《红楼梦》确实是一部小说，但是它又不仅仅是小说，它把中国古代文学的各种样式，诗词歌赋都吸纳进来了，把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如建筑、园林等等都利用起来，给小说家讲故事服务。所以归根到底《红楼梦》是最好的小说，怎么看怎么好玩的小说。”有种观点认为，中国可以没有万里长城，但是不可以没有《红楼梦》。马瑞芳说：“这虽然夸张了点，但是想想有几分道理。人们离开中国到世界各地的时候，许多人是背着《红楼梦》走天涯的。翻开《红楼梦》，不管是哪一页，都能兴致勃勃地看下去。一本《红楼梦》在手，五千年伟大文明的祖国就留在心里了。”
但当《红楼梦》遭遇到不尊重和不理解，那就“好玩”不起来了。在担任红楼梦选秀评委时，马瑞芳曾听闻这样的笑话。一位评委问参选贾宝玉的选手：“你怎么看待黛玉？”这位正在找工作、满脑子“待遇”的选手回答：“年薪四五万就可以了”。这个“笑话”让全场观众在大笑后陷入了沉思。
《水浒传》：似近又远的文化记忆
在昨天的文化讲坛中，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周思源的演讲可谓“入乎其中，出乎其外”。“入乎其中”谓其对水浒的剖析提纲挈领，深入精髓。如他分析水浒英雄被逼上梁山有四种类型，指出古代农民运动可以分成四个层次：造反、农民运动、农民起义、农民革命，是否属于好汉需要具体分析。又如他阐释梁山精神：“从梁山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明显的线索，就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对于理想社会的崇高追求。上古的时候中国人追求的是大同社会，后来到了乱世，以陶渊明《桃花源记》为代表，追求的是乌托邦。而到了水浒故事流传的宋元明初，由于商品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的扩大，于是就出现了对理想社会的新追求，就是农民乌托邦。”
“《水浒传》描写的许多东西现在似乎离我们已经非常遥远了，可是它又时不时地在我眼前晃动。”于是，周思源在解读《水浒传》时，运用发散性思维，时时联系当下的现实，“出乎其外”，妙趣横生。在演讲一开始，他就以“武松打虎”对应“正龙摄虎”，将百年前的生态环境与时下生态环境比较了一番，引来台下笑声阵阵。
昨天的文化讲坛恰逢西方节日，周思源就此联想到中国的传统节日和节日文化：“每个传统节日经过几千年的流传，必定有一个核心元素和一些文化基因，而我们现在正面临着节日核心元素模糊、文化基因失落的危险。不说别的，就说元宵节，《水浒传》里多次写到元宵节，京师汴梁的元宵节、大城市大名府元宵节，只有2万人口的小镇清风镇的元宵节。那时候元宵节家家户户都做灯、赛灯、赏灯、猜灯谜……在古代，元宵节的核心元素是灯，而不是汤圆，古代小说里谁见过元宵节里大家坐在一起吃汤团的？”周思源指出，家家做灯体现了一种祥和、热烈、希望的气氛，具有全民参与性、竞赛性、观赏性，而今天我们过传统佳节时可能不仅仅是“失去了某些形式，而是失去了一种精神。现在各地都在忙着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是我们需要注意，我们不能一面忙着‘申遗’，一面‘遗遗’。”
《三国演义》：“说大事”的影响力
主讲《三国演义》的四川大学教授沈伯俊，显然很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自豪：“如果要论对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和民族性格的影响，我要说影响最大是《三国演义》。第一，它是我们公认的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成熟的长篇小说；第二，《三国演义》总共写了1200多个人物，其中有名有姓的是1000多个，是中国小说中写人物最多的一部作品；第三，根据《三国演义》改编的文艺作品门类之广、数量之多，可以说不仅在古代小说中稳居第一，大概也是所有的古代文学作品中位居第一的；第四，与三国有关的名胜古迹也是古代小说中的第一；第五，与三国有关的传说故事分布之广、数量之多也是第一。”
沈伯俊随即点出，《三国演义》与其他小说最不同的一点是，它是一部“说大事”的书。“它跟《水浒传》关系最亲近，但也不一样。《水浒传》里的很多人物充满了英雄气概，三国人物更多的是体现了一种国事情怀。《三国演义》不太关注日常生活、家庭关系，罗贯中关心的是天下大事、社稷苍生，这就是《三国演义》文化品格中最突出的一点。而这种关心，与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与亿万民众的爱憎褒贬血肉相连。正是因为这样，《三国演义》在中国人中产生了远远超出它自身艺术水准的巨大影响。”
“说大事”的影响力在于，它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追求国家统一、向往安定太平的共同心理，同时向广大民众普及了历史知识，影响了民众的历史观，并成为无数人的“人生启示录”。沈伯俊回忆，有一年，日本某出版社举办了一次三国知识大奖赛，一名日本高中女生获得了冠军。她的获奖感言就是：“《三国演义》是我人生的启示录”。“我是在《参考消息》上看到这个消息的，我深受感动。这些年来总有人从权谋的角度去解读三国，这一点我不太同意。我认为《三国演义》的精华意义具有三个层次，第一是对国家统一的向往，第二是对政治和政治家的评判与选择，第三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在历史经验总结这个层面我讲了主要有人心、人才、谋略。谋略不等于权谋，中国人从来讲究以道治术，在道义的约束下使用谋略才是值得肯定的，不择手段的用谋那就叫做权谋，那是我们不欣赏的。”
《西游记》：虚幻人物与传统国民性
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一上讲台，也为《西游记》“争”了起来：“说到英雄，鲁智深的兵器再重也比不上金箍棒吧；说到周瑜少年英才，也比不上哪吒吧……”引得台下大笑。随即，话锋一转：“这样的比较当然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中国四大名著中《西游记》是极其特殊的一部，前三部小说基本上都被归为现实主义作品，唯独《西游记》被归为浪漫主义作品。富有想象力并不是汉民族的特点，《西游记》这部小说是中国文化传统里的一朵奇葩。”
钱文忠指出，《西游记》并非通常人们所认为的佛教小说，因为小说中的人物思想和佛教教义相去甚远。而从一个大的角度来看，《西游记》其实反映了传统国民性里的一个特质：信仰的庞杂和不坚定。
关于四大名著，很多人知道、很多人读过、很多人喜欢。但是，“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怎样读四大名著”却依然是一个时刻需要寻求答案的命题。因为，真正的答案是归结于中华文脉的历史寻找和时代意义中的。
当四大名著穿行过岁月，呈现出浩瀚的内容、意义以及启迪，并期待着今天这个时代的理解、传播以及弘扬。
而在这一届以“四大名著的中华文脉”为主题的文化讲坛上，四位专家以他们的研究与思考提供了某种找寻的途径。
《红楼梦》：“好玩”的巅峰之作
山东大学教授马瑞芳以讲《聊斋》出名，但人所不知的是，她也是红楼梦研究专家、中国红楼梦学会常务理事。以她充满诗意的语言来说，“中国古代小说是有芳魂的，它悠悠来到山东淄川，附着在蒲松龄身上，又在1715年悠悠来到江宁织造府，附着在曹雪芹身上，从此红楼聊斋一长一短，一白一文千古流传。”
马瑞芳被易中天评价为“直、爽、好玩”，而在这位“直、爽、好玩”的专家眼中，假如要给《红楼梦》加一个形容词，那就是———“好玩”。她借用孔夫子的“有教无类”，以“言红无类”来形容当前的红学研究：“研究《红楼梦》没有准入标准，没有学科界限，只要喜欢，谁都可以研究。所以红学这个树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你可以听到一些非常有趣的奇谈怪论。”
《红楼梦》为什么好玩？因为它充满了情趣，充满了谐趣，充满了一般小说所没有的那种雅趣。马瑞芳说：“《红楼梦》确实是一部小说，但是它又不仅仅是小说，它把中国古代文学的各种样式，诗词歌赋都吸纳进来了，把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如建筑、园林等等都利用起来，给小说家讲故事服务。所以归根到底《红楼梦》是最好的小说，怎么看怎么好玩的小说。”有种观点认为，中国可以没有万里长城，但是不可以没有《红楼梦》。马瑞芳说：“这虽然夸张了点，但是想想有几分道理。人们离开中国到世界各地的时候，许多人是背着《红楼梦》走天涯的。翻开《红楼梦》，不管是哪一页，都能兴致勃勃地看下去。一本《红楼梦》在手，五千年伟大文明的祖国就留在心里了。”
但当《红楼梦》遭遇到不尊重和不理解，那就“好玩”不起来了。在担任红楼梦选秀评委时，马瑞芳曾听闻这样的笑话。一位评委问参选贾宝玉的选手：“你怎么看待黛玉？”这位正在找工作、满脑子“待遇”的选手回答：“年薪四五万就可以了”。这个“笑话”让全场观众在大笑后陷入了沉思。
《水浒传》：似近又远的文化记忆
在昨天的文化讲坛中，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周思源的演讲可谓“入乎其中，出乎其外”。“入乎其中”谓其对水浒的剖析提纲挈领，深入精髓。如他分析水浒英雄被逼上梁山有四种类型，指出古代农民运动可以分成四个层次：造反、农民运动、农民起义、农民革命，是否属于好汉需要具体分析。又如他阐释梁山精神：“从梁山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条明显的线索，就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对于理想社会的崇高追求。上古的时候中国人追求的是大同社会，后来到了乱世，以陶渊明《桃花源记》为代表，追求的是乌托邦。而到了水浒故事流传的宋元明初，由于商品经济的繁荣、市民阶层的扩大，于是就出现了对理想社会的新追求，就是农民乌托邦。”
“《水浒传》描写的许多东西现在似乎离我们已经非常遥远了，可是它又时不时地在我眼前晃动。”于是，周思源在解读《水浒传》时，运用发散性思维，时时联系当下的现实，“出乎其外”，妙趣横生。在演讲一开始，他就以“武松打虎”对应“正龙摄虎”，将百年前的生态环境与时下生态环境比较了一番，引来台下笑声阵阵。
昨天的文化讲坛恰逢西方节日，周思源就此联想到中国的传统节日和节日文化：“每个传统节日经过几千年的流传，必定有一个核心元素和一些文化基因，而我们现在正面临着节日核心元素模糊、文化基因失落的危险。不说别的，就说元宵节，《水浒传》里多次写到元宵节，京师汴梁的元宵节、大城市大名府元宵节，只有2万人口的小镇清风镇的元宵节。那时候元宵节家家户户都做灯、赛灯、赏灯、猜灯谜……在古代，元宵节的核心元素是灯，而不是汤圆，古代小说里谁见过元宵节里大家坐在一起吃汤团的？”周思源指出，家家做灯体现了一种祥和、热烈、希望的气氛，具有全民参与性、竞赛性、观赏性，而今天我们过传统佳节时可能不仅仅是“失去了某些形式，而是失去了一种精神。现在各地都在忙着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是我们需要注意，我们不能一面忙着‘申遗’，一面‘遗遗’。”
《三国演义》：“说大事”的影响力
主讲《三国演义》的四川大学教授沈伯俊，显然很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自豪：“如果要论对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和民族性格的影响，我要说影响最大是《三国演义》。第一，它是我们公认的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成熟的长篇小说；第二，《三国演义》总共写了1200多个人物，其中有名有姓的是1000多个，是中国小说中写人物最多的一部作品；第三，根据《三国演义》改编的文艺作品门类之广、数量之多，可以说不仅在古代小说中稳居第一，大概也是所有的古代文学作品中位居第一的；第四，与三国有关的名胜古迹也是古代小说中的第一；第五，与三国有关的传说故事分布之广、数量之多也是第一。”
沈伯俊随即点出，《三国演义》与其他小说最不同的一点是，它是一部“说大事”的书。“它跟《水浒传》关系最亲近，但也不一样。《水浒传》里的很多人物充满了英雄气概，三国人物更多的是体现了一种国事情怀。《三国演义》不太关注日常生活、家庭关系，罗贯中关心的是天下大事、社稷苍生，这就是《三国演义》文化品格中最突出的一点。而这种关心，与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与亿万民众的爱憎褒贬血肉相连。正是因为这样，《三国演义》在中国人中产生了远远超出它自身艺术水准的巨大影响。”
“说大事”的影响力在于，它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追求国家统一、向往安定太平的共同心理，同时向广大民众普及了历史知识，影响了民众的历史观，并成为无数人的“人生启示录”。沈伯俊回忆，有一年，日本某出版社举办了一次三国知识大奖赛，一名日本高中女生获得了冠军。她的获奖感言就是：“《三国演义》是我人生的启示录”。“我是在《参考消息》上看到这个消息的，我深受感动。这些年来总有人从权谋的角度去解读三国，这一点我不太同意。我认为《三国演义》的精华意义具有三个层次，第一是对国家统一的向往，第二是对政治和政治家的评判与选择，第三是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在历史经验总结这个层面我讲了主要有人心、人才、谋略。谋略不等于权谋，中国人从来讲究以道治术，在道义的约束下使用谋略才是值得肯定的，不择手段的用谋那就叫做权谋，那是我们不欣赏的。”
《西游记》：虚幻人物与传统国民性
复旦大学教授钱文忠一上讲台，也为《西游记》“争”了起来：“说到英雄，鲁智深的兵器再重也比不上金箍棒吧；说到周瑜少年英才，也比不上哪吒吧……”引得台下大笑。随即，话锋一转：“这样的比较当然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中国四大名著中《西游记》是极其特殊的一部，前三部小说基本上都被归为现实主义作品，唯独《西游记》被归为浪漫主义作品。富有想象力并不是汉民族的特点，《西游记》这部小说是中国文化传统里的一朵奇葩。”
钱文忠指出，《西游记》并非通常人们所认为的佛教小说，因为小说中的人物思想和佛教教义相去甚远。而从一个大的角度来看，《西游记》其实反映了传统国民性里的一个特质：信仰的庞杂和不坚定。
《西游记》四个主角中，有三个子虚乌有的人物，十分微妙地反映出中国人的某种民族心态：“我们仔细想想这三个人当中最讨巧的是谁？是猪八戒。什么活也不干，担子沙和尚去挑，打架孙悟空去打，他主要负责的是找点果子，吃饱了睡。这么一个投机取巧的人，很受读者的喜欢，也很受他师傅的喜欢。它反映了一种民族心态，其实我们民族内心非常羡慕这样一种生活状态；而孙悟空当然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有能力，但不驯服。因此观音给了唐僧一个紧箍咒，让孙悟空头疼。像这样的一种人物描写，反映出我们汉族对人生、对事业、对追求的一种复杂心态。”
至于《西游记》中的唐僧，是历史中确实存在的人物，却被有意无意地虚幻了。以钱文忠的解读，从玄奘到唐僧的虚幻过程中亦能瞥见中国人的一种传统国民性：“玄奘从小就抱有远大的梦想。他是在没有得到官方许可、边境封闭、没有任何支持、完全不知道能否成功的情况下，去追求心目中的真理的。仅这一点，就使玄奘从众多的中外交流史人物中脱颖而出。历史上真实的玄奘在求学方面专精而不封闭，开放而有所守，具有很高的造诣。更为特别的是，中国的传统知识分子都是以现实政权依附者的形象出现的，而玄奘不一样，不仅一辈子没有担任世俗职务，连佛教界的高级职务都没有担任。在世俗人的眼中，玄奘太怪了，因为不理解他的‘怪’，因此慢慢将他虚幻、乃至娱乐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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