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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时代,国学该怎样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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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时代,国学该怎样传承

 国学汇 

在“娱乐至死”的新媒体时代,作为一项严肃高深的传统文化,国学究竟是应该继续高高在上,还是放低身段、走出书斋、走向社会、走进大众的生活?国学娱乐化,需要有怎样的原则和底线?

2月3日下午,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和国际儒学联合会主办的《孔子》与国学传承专家研讨会,在中央民族大学举行。钱逊、牟钟鉴、葛荣晋、周桂钿、王殿卿、张践、郭沂、王杰、陈升等十余位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就电影《孔子》的社会意义和新媒体时代国学的传承展开讨论。

要寻找与当代观众对话方式

“对于传记而言,应该一点虚构都不允许有,孔子毕竟不是张三李四,但用孔子过于粗线条的生平撑起一部两个多小时的电影,就不能不虚构。”曾经写过《孔子传》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哲学教研室教授陈升表示,尽管电影《孔子》因为史料不足而存在一些不符合史实的东西,但毕竟电影可以在更广阔的层面上获得受众。

作为将孔子搬上银幕的首次尝试,电影《孔子》以孔子的后30年生命历程为背景展开,从被赶出鲁国开始,到颠沛流离之后重回鲁国结束,身处乱世,处处碰壁,其高调的政治理想主义却终不陨落。

在浮躁娱乐的时代氛围中,选择这样一个人物来描绘实属难得。而如何建立与现代观众的联系,寻找与当代观众对话的方式恐怕是《孔子》面临的最大挑战。尽管这部电影实际上仍旧有很多观影门槛,关于孔子生活的世界、关于他的理想主义等等,都与现代世界的观众有着不小的差距,但诸如孔子反对鲁国以活人陪葬时驳斥将军公山狃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回应风流的卫国夫人南子时的“朝闻道,夕死可矣”,又都是中国人从小熟知的名言。

尽管一千个人心中就有一千个孔子形象,但在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教授、中国孔子基金会副会长牟钟鉴看来,这部电影最大的贡献就是把2500年前的文化圣人请下神坛,还原为一个活生生的普通人,让今天的人们特别是年轻人了解他、认同他。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国际儒联普及委员会副主任王殿卿表示,能够用现代化科技手段宣传孔子、普及儒学,这本身就值得肯定,“《孔子》等影视新作的面世,可以帮助国人反思以往文化思维定式,焕发新的文化自觉、自信,挺直自己的文化脊梁。”

“从小成本到大制作,刚刚过去的2009年银幕上山寨横行。”《青年电影手册》的编辑耿聪认为,作为一部电影,《孔子》不仅填补了一段历史的银幕空白,更将在很大程度上引导和提升中国大片的品位,引导中国大片的价值走向。

我们为什么还需要国学

“把孔子搬上电影,非常难做,但值得一做。”电影《孔子》的导演胡玫说,海外对中国文化知道得不多,但都知道孔子,这是一个很好的题材,对弘扬中国文化是一个重大挑战。

近年来,西方文化通过影视作品、学术思潮等纷至沓来,而在这个过程中,本来应该也可以有所作为的中国文化却显得毫无还手之力。即使近年来在世界遍地开花的孔子学院,也是为了回应学习汉语的热潮,局限于语言教学的单一功能,未能充分拓展到文化传播层面。因此,在应对西方文化全面进入时,中国的影视作品几乎“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

国学经典是华夏民族的文脉,是华夏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五千年文明史的积淀,是我们的祖先留给后人的宝贵文化遗产。可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和经济超常规高速发展,长期以来,中国文化的传统之根和国学之魂在大范围、深层次上被搁置起来,在哺育青少年一代和滋养国人精魂方面未能充分发挥出应有的魅力。现代社会尤其是年青一代价值观念的混杂、行为方式的畸变,不能不说与传统之断裂有着莫大关联。

来自台湾的知名人士谢启大女士曾在大陆做过一项调查:72个中学校长竟然没有一人完整地读过《论语》,100个在校大学生也只有一人读完了《论语》。这样的结果真的令人汗颜。其实《论语》里并没有什么高深的学问,讲的全是做人的基本道理,阐释的是中华民族传承了几千年的传统美德。因此,国人能进影院看看《孔子》、补一补传统文化课倒是当务之急。

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兼普及委员会主任张践看来,一个没有精神家园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而建立这个精神家园是学者和艺术家共同的神圣职责。

“中国文化要有尊严地走出去,不能只靠那些单纯娱乐、恶搞的商业大片,一味迎合大众的口味,只能让其更加低俗。”北京四海孔子书院理事长、“儿童经典诵读工程”主任冯哲认为,《孔子》这样的电影没必要和《阿凡达》拼票房,只要有一部分人看,就已经达到了普及中国传统文化的初衷。冯哲提议把《孔子》作为校园德育课教材,因为要想更加直观地了解孔子,没有什么比这更加生动贴切的了。

其实国学不用搞得那么神秘

这厢《开心学国学》激战正酣,那厢《万卷楼》在深圳卫视热播,漂洋过海的《青花瓷》、《菊花台》持续在K房里余音缭绕,成都的“国学操”又被推上了风口浪尖……近年来关于“国学热”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歇,学者火了,书卖断货了,电视、流行音乐也纷纷向国学伸出“橄榄枝”。但没完没了的口水战也随之而来——与娱乐联姻,究竟是国学复兴的出路,还是强弩之末的叹息?

究竟如何对待国学?有一种意见是,普及国学是目的,至于用什么手段不必强求一种模式,只要能达到普及国学的目的,娱乐一点也无伤大雅。已故国学大师季羡林曾说:“其实国学不用搞得那么神秘,如果轻松一点能更容易被大众接受,不也很好吗?”

关于普及国学,近几年有过各种尝试,从专诵经书的幼童国学私塾,到天价学费的老总国学班,从戏说历史、大话经典的电视剧,到各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国学文化说书式讲座,被质疑“形式大于内容”的国学电视栏目,媒体炒作,乐此不疲。在当下的国学虚热中,传播的内容在对古代社会、古代知识十分模糊的情况下,故意曲解经典,难免会使得“孔子很着急,庄子很生气”。比如孔子的身高和姚明差不多、花木兰不姓花而姓朱、孔子性饥渴、诸葛亮是“最虚伪的男人”、大禹“三过家门不入”是因为有了婚外情、李白是“古惑仔”等等,这都是伪国学,他们的恶搞,与娱乐化国学或国学娱乐化不能“混搭”。

在《孔子》与国学传承专家研讨会上,很多专家都认同国学既应该有书斋里的研究,也应当进入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这两者并不是相互冲突的两回事,而是相辅相成的统一体。

“娱乐和高尚的价值观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古人早就提出了‘寓教于乐’的理念,所以国学和娱乐是可以联姻的,国学是可以娱乐化的,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娱乐化。”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国际儒学联合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郭沂认为,在“娱乐至死”的新媒体时代,用娱乐的形式提供高尚的内容,才是国学与时俱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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