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梅兰芳的艺术人格及梅氏艺术体系的内涵
２０１４年是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诞辰１２０周年。二十年前，云南民族文化书院(云南传统文化研究会原名)成立刚一年,我们就参加过省文化厅和昆明市政府主办、云南省京剧院承办的“纪念梅兰芳周信芳百年诞辰”的京剧专场演出。我们组织教授、大学生和少儿同台献艺,深受好评。
二十个春秋匆匆逝去，而我们对京剧的酷爱,对艺术大师们的敬仰之情始终如一。京剧梅派掌门人梅葆玖先生所策划,北京京剧院主办的纪念梅兰芳大师的“双甲之约”巡演活动，于２０１３年８月即在梅兰芳故乡泰州起动。特别,在香港演出《四郎探母》、《穆桂英挂帅》取得轰动效应。证明梅派艺术历久弥新，中华民族永远需要和热爱梅派艺术！
云南传统文化研究会也曾纪念过京剧艺术家张君秋、李多奎（联合主办）、京剧音乐家李慕良。今年,在“中国第十四届梅花节”期间，与昆明黑龙潭公园联合主办“纪念京剧大师梅兰芳诞辰１２０周年研讨、演唱活动”，是我会文化活动的深化与升华。以往的纪念活动以演唱为主，在感性层面见效果，而这次纪念活动注入了对梅兰芳文化人格和梅派艺术特色的研究，同时，演唱的梅风梅韵与梅花的光彩倩影交相辉映，理性与感性相融合，上了新的文化阶梯。
忠厚恕道而又坚守气节的人格之美
梅兰芳的社会人格与艺术风格植根于中化传统文化的沃土。梅兰芳自幼受传统的仁爱教育。他的祖父是京剧“同光十三绝”之一的名旦梅巧玲（慧仙）。梅巧玲为人仁厚、孝义,曾有舍己为人的“焚劵”、“赎当”之善举。祖母谆谆教导少年梅兰芳:“将来你要是有了出息,千万可别学那种只管自己、不顾旁人的坏脾气。你该牢牢记住梅家忠厚恕道的门风。”(《梅兰芳自述》１５页)
“忠恕”在儒家思想体系中的地位至关重要。 《论语·里仁》载：“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朱熹注：“尽己之谓忠，推已之谓恕。而已矣者，竭尽而无遗之辞也。”“忠”与“恕”高度概括了儒家社会人际关系意识的两个侧面：“尽己”与“推已”。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设身处地、换位思考,体谅和帮助别人。梅兰芳就是这样一位终生履行儒家忠厚恕道的仁者。他的一生和祖父一样总是在帮助有困难的同行。梅兰芳的忧国忧民可与古代优秀人物相媲美。文人齐如山之所以愿全力与梅兰芳长期合作,也正是看重他为人谦恭、正派。
梅兰芳先生的性格就是典范的温柔敦厚型,平日“无可无不可”，非常随和，对谁都彬彬有礼。梅大师在弟子们心中是：“有傲骨但没有傲气，温和却不软弱的文人风骨”。他幼年时，八国联军入侵的北京,多次到他家掠抢,刺激了他的民族意识。这为他一生坚守民族大节奠定了基础。抗日战争中,他从北京南迁上海。在上海重演《生死恨》、新排《抗金兵》，都是借古喻今,表现反抗异族入侵的戏。当上海成为孤岛后,梅先生又避居香港。香港沦陷后,他“蓄须明志”,坚决不为日寇演出。日寇汉奸再三威逼，他甚至不惜一连注射三针伤寒防疫针,让自己发高烧,以称病拒演。他因停演而生活窘困之际，买画解困。他的画作又遭到日伪捣鬼，被标示为已被日伪头目所“预订”。梅先生大义凛然,挥动裁纸刀自毁画作。的性格是外柔内刚,刚柔相济,这很符合孔子教诲的温柔敦厚。温柔敦厚者，不卑不亢，而骨子里是讲气节的。
儒家“乐教”的现代传承者
我国自周代就重视音乐对人的教育作用。《周礼·春官·宗伯》：“以乐德教国子”。孔子继承了这个传统， 《论语·泰伯》：“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把学诗作为人格成长的起点；学礼视为人格形成的标志；人格的最后完成,有待于乐的熏陶。儒家的“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中,乐的地位仅次于礼。而且,在礼的教化中,总是渗透着乐的熏陶。孔子自身就作出了以习乐提高精神境界的示范。《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学乐的情况：“孔子学鼓琴于师襄，十日不进。师襄子曰，可以进矣。孔子曰，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有间曰，习已其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间曰，已习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人也。有间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曰，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通过学琴，他一步一步,逐渐接进其所崇拜的周文王的境界。儒家认为,音乐的主要功能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而娱乐次之。
孔子对音乐的审美理想是美与善的统一。《论语•述而》载: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于斯也”。《论语•八佾》：“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韶乐合乎“善”——道德的标准，又合“美”——艺术的标准，又因而,能使孔子如醉如痴。
《荀子·乐论》：“乐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更明确提出音乐感化人心、移风易俗的社会功能。中国古代一直十分重视戏曲的这一功能。元末明初剧的作家高明说：“不关风化体，纵好也枉然。”（《琵琶记》开场词）
这样的音乐观、戏剧观,后来被某些人全盘否定，批为“封建”、“反动”。然而,我认为是存在着相当的合理因素的。艺术应该有道德底线和社会教化功能。这是儒家美学的一大贡献。没有道德底线就会诲淫诲盗,伤风败俗！纵观梅派剧目,都是教化人心、引人向上的。且不说抗日战争期间上演的〈生死恨〉、《抗金兵》、《穆桂英挂帅》等表现爱国思想的剧目。即使是爱情剧如梅派剧目代表作之一《太真外传》表现唐明皇与杨贵妃的姻缘，也非常清雅脱俗。据白居易《长恨歌》：“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李隆基在骊山华清池赐杨玉环沐浴，二人遂定情。“入浴”“出浴”如让某些人演,可以展示为恶劣的脱衣舞，而梅兰芳先生的戏从唱词到舞蹈，没有一丝涉黄，但见羞涩、文雅的杨玉环，观众感受到的是“反四平”唱腔的跌宕起伏的音乐美和舞蹈动作的形体美,美不胜收。
中国戏曲演出,一直存在“高台教化”与“与民同乐”这一对矛盾。其实,二者是可以统一的，用健康的思想教育民众、用高尚的艺术感染民众，是任何时代都需要的；而音乐、戏剧又必须做到既通俗而又不媚俗。梅兰芳的演出在中国戏曲史上是“高台教化”与“与民同乐”相结合的最生动、精彩的典范；是善与美高度融合的典范。梅先生当年在香港演出，港督司徒拔爵士观赏《天女散花》后送了一个大银鼎，镌刻“善歌移俗”四字。并跋语有“因君素具改良戏剧,转移风俗宏愿”，可见梅先生以戏曲移风易俗是十分自觉的。这完全符合儒家的乐教思想和审美标准。可以说，梅剧堪称“新韶乐”。如果时光倒转两千多年，孔夫子能观赏到梅兰芳的演出，恐怕也会“三月不知肉味”吧？
“中和之美”的梅派艺术风格
梅兰芳先生何以能成为“四大名旦”的首席人物？梅派为何能成为中华戏曲的典范与其他两大戏剧表演体系鼎立,而成为世界第三大戏剧表演体系？将梅兰芳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两位国外戏剧大师相提并论,最早是由黄佐临先生在1962年提出的。十年浩劫之后，1981年8月12日,黄佐临发表了《梅兰芳、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戏剧观比较》的文章,之后“三大戏剧表演体系”逐渐被人们认可。孙惠柱在《戏剧艺术》1982年第1期上发表了题为《三大戏剧体系审美理想新探》一文, 最早明确提出“梅兰芳表演体系”这个概念。认为“斯氏体系”特别着意于“真”,“布氏体系”特别着意于“善”,“梅氏体系”特别着意于“美”。
梅兰芳1935年访苏期间,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布莱希特两位世界戏剧大师相遇。斯氏看过梅兰芳的表演后说:“具有充满诗意的、样式化了的现实主义。”俄罗斯戏剧艺术家梅耶荷德说到:“看了梅兰芳运用手的方式,俄国演员惟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他们应该把自己的手砍掉。” 莫·格涅欣以音乐家的视角审视京剧，认为“梅兰芳戏剧的音乐太美了！”从曲调结构的角度说他“完全理解这种音乐。”“乐队构成，也是很有特色的。” 莫·格涅欣还说：“如果把梅兰芳博士的中国戏剧的表演体系说成是象征主义的体系，那是最正确的。”
然而，《戏剧艺术》30周年研讨会在上海戏剧学院举行，武汉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邹元江提出一个观点：“梅兰芳其实代表不了整个京剧，京剧也代表不了整个中国戏曲。所谓的‘梅兰芳体系’是不成立的。戏剧体系是一个完整的话语表达，它需要一系列的剧作、关键词作为支撑，有自己清晰的美学诉求。作为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对等的体系，梅兰芳体系应该有其独立的理论根基、独立的表达方式，这些，梅兰芳都没有。他的戏剧美学观念是借用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戏剧体系，并非自己的思想成果。”
我认为：艺术家不一定兼理论家，他可以不用抽象理念进行表述，而可以把理念融于形象（线条、色彩、人物、动作、音乐、歌唱等）。我国古代诗论《二十四诗品》中有“不着一字,尽得风流。”之说，最好的诗歌是含而不露的。梅兰芳没有必要用抽象理念来对自己的戏剧体系作系统论证。他主要以艺术形象作表述。
梅兰芳表演体系,除了丰富多彩的剧目、精湛的表演技巧、绚丽的服饰，更体现了一种总体风格的“中和之美”——含蓄蕴藉、不温不火,最准确地表现了中华民族善良、内敛的性格。“中”有中正、中和，不偏不倚等意，它是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集中体现。《礼记·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认为人的喜怒哀乐的情感尚未被激发时，无喜无怒、无哀无乐，心境无所偏倚的状态叫“中”。西汉董仲舒则认为，“中”不是指情未发之时，而是指已发之情应保持无过无不及的状态。“喜怒止于中，忧惧反之正。”(《循天之道》)不管将“中”解释为情之未发也好，或解释为情之已发也好，都是体现儒家承认人有情，但要求“节情”，即将情束缚于伦理道德规范之中，而且不伤及生命。《论语·八佾》一篇中，孔子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意思是说：“《关雎》这首诗，快乐却不是没有节制，悲哀却不至于过于悲伤。”
梅兰芳先生非常准确而巧妙地掌握和运用了“中和”的原则，并把它发挥到极至。梅派剧目中虽也有表现激烈冲突的,如楚汉之争中的垓下之围,但并不赤裸裸展示酷烈的“血与火”的场面，而是通过“四面楚歌”的氛围,项羽与虞姬的相依相惜、生死与共的深情来表现历史悲剧。项羽面临危亡时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虞姬忍悲劝慰项羽并作剑舞,最后悲婉欲绝地唱:“汉兵已掠地，四面楚歌声。君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刚烈自刎。全剧表现出刚柔相济、如泣如诉、如怨如慕的风格，感人泪下,余味悠悠不尽。许多人都会唱虞姬的唱段,然而，哪怕是梅派专业演员,都难以掌握这不温不火的韵味。中和之美是阳刚美与阴柔美的高度融合,刚中有柔,柔里见刚。中和之美,美哉！亦难哉！梅兰芳大师的艺术何以独得此众人难以企及的中和之美?皆因“风格即人”。有温柔敦厚的性格，有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方能有艺术的“中和之美”。梅先生对自己的艺术风格是有明确意识的。他教导弟子：“学我早年的嗓子,中年的技巧，晚年的火候。”这“火候”,即是“中和之美”的艺术风格。艺术家的艺术风格只有到技艺炉火纯青时才水到渠成。梅派艺术风格是落落大方，不耍小巧,看似平易,却平中见奇,平中见雅。
“美善融合”、“中和之美”就是我从梅兰芳先生表演中提炼出来的“关键词”。把它抛给有理念癖的先生,请他高抬贵手,不要忙着来“解构”梅氏体系！
梅兰芳的姓氏——绚丽而抗寒的梅花——艺术家外柔内刚的个性——中和之美的梅派艺术。可以说是“四而一”“一而四”！ 婀娜与刚健的辩证统一。这应该说是天地宇宙中的一大巧合!独一无二,只存在于中国。是我们的骄傲！
儒学“中庸”的现代艺术化演绎者
孔门弟子三千,其中有贤人七十二位。七十二贤中,一位关键的人物是孔伋（子思）。他是孔子的嫡孙。曾参是他的老师，孟子是他的学生。其最大的贡献是作《中庸》，把孔子的中庸思想由方法论提高到世界观,以诚、性来论天道,下启孟子,开思孟学派之先河。梅兰芳也弘扬中庸（中的哲学），然而，不是以哲学的形态来传承、弘扬,而是以活生生的形象和唱、念、做、舞的艺术的形态诗意化地演绎着。所以,从这个角度定位,把梅兰芳称为儒学“中庸”的现代艺术演绎者，应该是恰到好处的。
梅派弟子中“绕不过去”的人——言慧珠
梅派弟子、传人众多，遍及全国甚至海外。这是艺术流派具有旺盛生命力的表现。不妨说：犹如“弟子三千，七十二贤人”的孔子之门。梅派传人中,除张君秋先生师事四大名旦而取其长,独创张派外；师法梅派而神形兼备者首先数言慧珠，还有健在的梅葆玖和杜近芳两位。
言慧珠的性格与温柔敦厚的梅师显然不同,她任情任性,敢作敢为,有“狼主”之称。但她的可贵在于对梅派艺术的酷爱，既学、既承；又改、又传。举例说:她把《西施》从两个晚上演出压缩为一个晚上演完,更为集中、精炼。其中，如《南梆子》“想当年苎萝村春风吹遍”一段,梅先生演唱节奏稍快并加鼓声相伴；言慧珠去了鼓声，放慢节奏，突出人物思念家乡亲人的深沉情感。言慧珠并改编了《花木兰》全剧，从剧本到演唱，到服装，都给人焕然一新的感觉。梅兰芳先生对言慧珠的改动是赞许的。在梅师心目中,她是最有出息的爱徒。梅师曾提出要拍摄自己给言慧珠传艺的镜头，但被有关领导否定了。这对言慧珠打击很大。！文革浩劫中，人妖颠倒，言慧珠更受到致命打击。把人逼死了,还要诬人“自绝于人民”！近年，上海戏曲学校纪念这位英年被逼自尽的校长,使我很感动。且不说言慧珠多年为艺术倾注了多少心血，流多少汗水，单说到朝鲜战场演出七十天，赢得广大志愿军官兵赞扬，就足见这位“狼主”心中有祖国、人民，有京剧艺术了!然而，四十七岁,正是艺术家风华正茂之时，竟含恨九泉。这是京剧梅派艺术的一大损失！我建议,在研究梅派艺术时,千万不可忽略了言慧珠这位“梅派大姐大”。
当然,梅葆玖、杜近芳等优秀传人的艺术表演，也非常值得研究。要论传承梅兰芳“中和之美”的艺术风格，当数梅葆玖最能达到不温不火的“度”。从这个角度而言,他作为梅派艺术掌门人,当之无愧。１９９６年我会有幸与梅葆玖先生会面。他为大家演唱《宇宙锋》赵艳容的唱段“老爹爹发恩德”，韵味十足,至今,声犹在儿。当时,我曾赠葆玖先生拙词一首（由赵海若书成横条）:
望 梅（见《中华词谱集萃》）
奉梅葆玖先生
蜂蝶休歇，正冰封北国，朔风真冽。玉树芝兰耀梅庭，仪态万方，情笼燕山月。瑶池迢迢，仰天怎诉相思切。彩云飞，青鸟佳信翩来，南中欣悦。
碧空丽阳迎驾，更素鸥起舞，白雪歌彻。乍逢依稀旧曾识，洛水仙姿，散花天女绝。疏影幽香，醉态玉环殊无别。赏霓裳妙舞，韵味心会难说。
这篇文章撰就的次日,我在小区门口碰到著名中国古代美学家、云南大学教授、本会荣誉会长张文勋先生。我向他汇报了将要举办纪念梅兰芳的活动,他非常高兴，说:“应该的,梅大师贡献太大了!”我简要说了自己对梅大师其人和其表演体系的看法。张先生说:“我很喜欢梅派戏,听了很多,还能操京胡。全部《玉堂春》我都能拉下来。你说得太对了,梅兰芳先生是一位儒者，梅派戏是中和之美。”我告诉先生：有人说“梅兰芳体系是伪命题”、“梅兰芳代表不了中国系曲体系”、“京剧也代表不了中国戏剧体系”。我不同意这种偏颇、虚无的看法，正向他们“叫板”呢！张先生说:“该叫板就得叫板！梅兰芳怎么没有体系?梅兰芳体系这么大影响,怎么代表不了中国戏曲?我身体不好，开会坐不了，但我坚决支持你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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