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在亲切地称王财贵教授为“王教授”时，都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王教授最高的职称其实是一个副教授。或许所有人都难以置信，但王教授确实是以“副教授”的名义走下大学讲台，结束他作为一个大学教师的生涯的。有时我想，当王教授走在教授成堆的大学校园或出席某个学术会议，心头是否偶尔也会掠过一丝不平？不过现在大家好象不管这些，仍然称他为“王教授”，或干脆直呼“教授”，好象天底下就他一个教授似的。显然，在当今学界和教育界，王教授与众不同。

儿童读经，对受过“五四”洗礼的现代知识分子来说，要么不能理解，要么有所理解而不敢或不屑于实行。对于现代教育，他们也常常义愤填膺，抨击未尝不激烈，批评未尝不尖锐，但往往止于纸上的牢骚和发泄，鲜有人能提出解决的方案。王教授却是一个起而行的人。早在几十年前，他就认识到了儿童读经对教育进步和文化复兴的重大意义，至迟在二十年前，他就走出象牙塔，正式向社会推广儿童读经了。

教育界因他提倡儿童读经及对现行体制的严厉批评，和他多少保持点距离。学术界则因为他没有规范的论文和砖头样的巨著，也不把他当作一个正经的学界中人。王教授的身份因此有点飘忽可疑。这都是“出走”的代价。然而究竟什么是教育，什么是学问，王教授在体制外多年的存在，做出了另外的诠释和回答。他日益广泛的影响力，正逐渐改变着流行的教育观念和学术风气。多年以后人们或许会发现，正如托尔斯泰没获诺贝尔奖一样，王教授以副教授退休，不是本人的遗憾，却是评委会尴尬的疏忽。

当有人问起王教授推广儿童读经是否遇到困难时，他总是说：“没有困难。势如破竹，锐不可挡！”“以前没有人读经，经我的推动，有一个人读经了，就是成功！”其实，做什么事没有困难呢，尤其是在现代社会重提读经这一“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编写《读经教育手册》、成立推广中心、到处演讲、开读经班……资金的窘迫、事务的繁剧尚在其次，最难以面对的，恐怕还是社会的冷眼和非议。二十年前，当你宣讲读经，有几个人不以为是天方夜谭？有几个人不会马上给你扣上“封建”、“落后”、“吃人”、“腐朽”等一大串帽子？甚至“读经”这两个字一出口，就让人满腹狐疑，心存戒备。不只普通人，就是那些学问中人，那些德高望重的学问大家，听说你让儿童读经也不免犹疑。那些习惯于“五四”偏激文风的名流学者和文人，更会施展他们尖刻的文笔嘻笑怒骂。在现代社会提倡读经，不啻以一个人的力量与整个社会作战。其中也不乏有识之士，但他们认同而不能深入研究，研究而不能实践，实践而不能持久，真正把儿童读经当作毕生的事业，投入全副的精力，把它的方方面面各个层次都研究透彻并极力提倡落实，几十年如一日，当今之世除王教授而外，恐怕难觅第二人吧？ 当一个人功成名就，我们翻阅他的从前，不管多么潦倒艰困，也会羡慕，觉得那不过是英雄暂时落难，终有奋起之时。然而当他不名一文，如置身荒原四顾茫茫，其心之悲苦凄怆，或有难以言之者欤？

王教授自认是一个资质平常的人，唯一自信的是他的努力。他认为当今之世，很少有人像他这样在儿童读经问题上花那么多的时间，下那么大的功夫，用那么真切的心。一年一度的寒暑假，当别人去旅游休闲的时候，王教授正风尘仆仆于读经推广的路上，口沬横飞于理念宣导的讲台。理论的完善来自于长期而专注的思考与实践，西人云“道成肉身”，毫不夸张地说，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看似简单的儿童读经理论，它的每一段落，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浸透着王教授的汗水与血肉。

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地做一件事情并乐此不疲，一定有他特别的感触和洞见。十五六岁，正当孔子所说“志于学”的年龄，王教授陷入了茫然，因为他发现与民国时期那些优秀人物相比，自己实在太差了。他留心去看国文教材中那些作者的生平介绍，发现他们多半儿时即开始读经。二十岁后王教授遇到隐居的儒者掌牧民先生，在掌先生的指导下读《四书》和古文，这是王教授第一次系统地读经，掌先生的谆谆教诲与人格风范，亦让他感受到儒家活的精神。后来在掌先生的介绍下，王教授师从新儒家代表人物牟宗三先生研究学问，走上学术之路。他本来可以像别人一样，在大学里安静地从事研究，著书立说，但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他感到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他觉得自己是幸运的，遇到了掌先生和牟先生，但多少人有他这样的幸运？而且一个人到了十五六岁才开始读经，毕竟已经太晚了。他意识到当今世界之所以动荡，学术之所以腐败，人心之所以陷溺，个人生命之所以痛苦，皆因为远离了经典。不读经，一切努力都如空中楼阁。这个问题触动了他，使他不能忘怀。当今中国和世界，多一个教授少一个教授有什么关系，读不读经却关系重大。他深信自己摸到了时代的脉搏，抓住了中华文明复兴的关键。但这么重大的问题，别人似乎都还没有意识到，或意识到但不如他所感受的那么真切。于是他放下学术研究，思考怎样在全社会恢复读经。这不是静态的研究，而是一场运动。他以中国儒家的天理人性学说为根基，融贯西方现代教育哲学，对教育应该回归经典做出全面深入的说明，从而提出一个简易可行又意义深远的方案：儿童读经。

在荒经蔑古全盘西化一百年后的今天，重提儿童读经，绝大多数人不免视之为毒害儿童的复古倒退之举或迂腐的不经之谈，少数人虽然认可读经但又看不起它，觉得这是教小孩子的事，不是真正的学问。但王教授珍惜自己的感知和洞见。他深知儿童读经不仅是对的，而且是这个时代迫在眉睫的事。别人的讥笑或不屑他并不在意。他只是做他认为该做的事。他写了一本名为《读经教育手册》的小册子，来阐释他对儿童读经问题的思考，篇幅不长但充满真知灼见，不知被翻印了多少次，直到现在仍然是儿童读经的纲领性文献。他马不停蹄地奔走于两岸三地宣导读经，并亲自主持华山书院儿童读经班。

古人曾言，风气起于一人之心。现代儿童读经运动，倡自王教授，从一两个人开始，涓涓细流逐渐汇成江河，沛然莫之能御。而其源头，不过是王教授一颗纯真善感的赤子之心。

儿童读经的理论说起来并不复杂，但对西化思想已经浃髓沦肌的现代中国人来说，要理解它却远非易事。反感传统、崇尚西方已经成为现代中国人的潜意识。所以宣导儿童读经真正的难点，不在于提出一个正确的理念，而在于怎样破除国人根深蒂固的西化意识和“五四”以来形成的二元对立思维。一百年来，中国人正是在怎样面对西方文化这个问题上看走了眼，吃了大亏。所以王教授虽然以推广儿童读经闻名，但他更重要的工作却是“再启蒙”——对新文化运动造成的巨大思想偏颇进行纠正，对“启蒙”造成的新的蒙昧进行启蒙。儿童读经之外，王教授致力于宣导一种面对外来文化的健全开放的态度和一种立体圆融的思维方式，让人能够在中西文化深度碰撞交流的大时代中站稳脚跟，保持清醒的眼光和理性的态度。人们经由儿童读经认识王教授，获得的却不只是教育问题的解决，而是思想文化上的成熟。从这个意义上说，王教授乃是我们这个时代为数不多的头脑清醒、富有远见的文化导师。

在演讲中，王教授提到最多的人，除了孔孟朱子阳明等圣贤大儒之外，就是牟宗三和康德了。牟先生对王教授的影响自不待言，王教授常自言其道德学问不及恩师之万一；康德对人类理性的深刻洞察(把人类理性分为实践理性与思辨理性，且实践理性优先)，则成为王教授论述中西文化问题的重要理论依据。得益于从牟先生那里所受到的严格的哲学训练和对牟、康二人哲学思想长期的钻研，王教授论述文化问题时总是步步踏实，层次清晰，极具雄辩。而王教授赤诚的儒者情怀和深湛的心性修养功夫，则化解了纯粹哲学思辨的枯涩。他从来没有忘记一切学问的落脚点是教人成德成圣，是对身心的妥贴关照和生活中一点一滴的磨炼。他一直教人志于道，志在圣贤，随时体认天理，从良知而行。逻辑清晰的思辨，平实朴素的语言，对天道性理的体认追问，对人人成德成圣的深切期盼，在王教授的演讲和文章中近乎完美地融为一体。

初次接触儿童读经理论的人，往往下意识地瞧不起王教授，以为他不过尔尔，但只要对他了解稍久，会发现王教授绝不只是一个儿童教育的专家，更是我们这个时代难得的文化导师，一个受过精密思考训练的哲学家，一个博学多识的国学大家，一个重视心性修养功夫的儒家信徒。很多人对王教授都经历了一个“二次认识”、“三次认识”的过程，自以为已经认识了，后来发现还没有认识；自以为已经懂得了，后来发现还没有懂得。王教授提倡儿童读经，但他不仅仅是儿童读经；儿童读经理论是简单的，但王教授不是简单的。

王教授常自嘲他的儿童读经理论，从二十年前正式提出到现在，一直没有改变，因为既然说对了，那就是对的，不可以再变。但事实上，儿童读经理论一直在拓展和深化。儿童读经本是天经地义千古如斯，但今天我们提倡它，必须要面对时代提出的新问题并妥善解决，才能让它真正复活于世。所以王教授不像其他一些有识之士，只是泛泛地提倡读经，而是以开放包容的胸怀，学而不厌的精神，不断提升学问，融化新知，把儿童读经一步步推向深入。熟悉儿童读经发展历程的人，都能清楚地感受到这种精进。在儿童读经的道路上，遇到过蒙氏教育、华德福教育的问题，遇到过数理读经、英文读经的问题，遇到过音乐读经、美术读经的问题，识字作文的问题，训诂的问题，读经教育与国学教育的关系问题，读经与吟诵的问题，读经孩子出路的问题等等问题，王教授都一一正视并予以解决。每一问题的解决，都让儿童读经理论更加丰富和完善。王教授常开玩笑说，大家不要因为可怜他头发白了而让孩子读经，但显而易见，儿童读经的每一步推进，都让王教授头上的白发更加密集。

“我已经做了一千场演讲，今天是第一千零一场。”王教授常常这样开始他的演讲。他肯定不记得已做过多少关于读经的演讲，可以肯定的是一定远远超过一千场。虽然他的多数演讲已被刻成光盘或放到网络上，即使海外或穷乡僻壤，都可以看到听到，但人们还是想一睹他的真容，现场聆听他的演讲。无论是富丽堂皇的政府礼堂还是偏远乡村寒俭的小学校，无论是专家学者云集的高端论坛还是大学生读书会，无论是千万人隆重热烈的大场面还是稀稀落落三五个人，王教授都有本领兴致勃勃地讲几个小时。真是“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他曾发愿，即使只有一个听众，只要邀请他讲读经，他也义不容辞。演讲结束，他常常被听众包围，问那些他不知已经回答了几百遍的问题，常在他身边的人真是耳朵都听出了老茧，但王教授仍然不厌其烦地一一回答。“稷思天下有饥者，犹己饥之也；禹思天下有溺者，犹己溺之也”，王教授则说，“只要还有一个人不知道读经，就是我王某人推广不力。”对他而言，每一个人都是重要的，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读经，都能够理解读经，不能拒绝任何一个想要了解读经的人。

为了更广泛有效地宣导读经，王教授很早就成为一个网民。全球读经教育交流网开通后，他一直以此为园地，与网友交流读经教育。王教授曾说，发表在读经交流网上每一个字他都认真看过。他不放过任何一个与读经有关的问题，不留下任何一个理论上的空白。他深知“君子一言以为智，一言以为不智”，一字不敢轻下。很多知情者透露，有时王教授为了回复一个重要的贴子，会用整整一天的时间反复斟酌，有时贴子本来已经写好了，却按下不发。凡上交流网的人，不仅能了解到读经的方方面面，更能体会到王教授的真诚与宽容。很多人带着情绪质疑读经，甚至直指王教授本人，充满暴戾之气，他也总是以极大的耐心来化解。他好像有无限的耐心，并且总能发现对方的优点予以肯定赞扬，然后循循善诱。很多时候，熟悉他的人包括像我这样温和的人，都觉得他太未免太谦退了。后来才省悟到还是自己未能忘己，而王教授已无人我。他深知现代以来，因为经典的缺失和教育的失败，中国人的文化修养与道德水准已跌至最低，因此他致力于提倡一种真诚、开放、包容的讨论风气。对于少数执迷不悟的人，王教授不得已保持沉默，行不言之教。偶尔，他也会对熟悉的人“棒喝”一下，这其实是一种特殊的关爱。他是把交流网当作一个道场，来讲读经，来传道，来教人的。有人把十多年来王教授在读经交流网上的回复整理出来，居然有厚厚的几千页，不仅详细地解答关于读经的问题，还广泛地讨论文化、哲学、历史、宗教等问题，简直是一套人文百科全书，现代版的语录体巨著。其内容之丰富，义理之深刻，文字之粹美，与历代大儒们的语录体著作相比，并不见得逊色。

像王财贵教授这样的人物，恐怕是永远说不尽的。笔者一人所见，实不足以形容其万一，其道德学问文章，更非一篇小文所能尽。唯愿天下人都来认识他，接近他，了解他——这一个我们国家民族的“贵人”，中国文化的“贵人”，人类的“贵人”，也是你生命中的“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