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中华文化在不断发展中距离本源愈远，偏离根本愈多，成为枝干偏枯的“病树”，在西风西雨中弱不禁风，被吹打得花果飘零。生活在“病树”上的中华儿女也得到感染，许多人在天崩地裂的大变局中丧失了民族自信心、文化自信心，转而走向全面西化，以拥抱西方文明来替代中华文明。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在开中华文化发展新方向的时候，把过去的传统截断了，不是革故鼎新，新旧嬗递，而是弃旧逐新，甚至唯新是求。尽管也有争论，有各种各样的文化观点，而与民族救亡、国家振兴联系在一起的激进主义倾向占着主导地位，决定了20世纪的中国文化潮流。
在这样的潮流中，国学一度被作为旧学而在废弃之列。然而也有“逆流”不断，这就是一少部分学者顽强地要固守这一中华文化的基础，于是出现了如章太炎、刘师培、廖平、王国维、梁启超这样的国学大师。他们身处20世纪多元文化汹涌的时代，他们所形成的国学也就必然是承上启下、新旧兼容的学问，这就为国学奠定了具有现代性的学术范式和研究方向、规模。
20世纪既然是百家争鸣的时代，思想文化观点多样，对国学这样的学术层面的问题也是颇有争议。今天的争论其实正是在新世纪的重掀波澜。我以为，与其争论，不如冷静地坐下来讨论如何重建“新国学”。
我认为，今天的“新国学”重建应该以儒家文化主体作为中华文化的学术基础，在传统的经史子集的基础上结合现代学科划分重新进行大清理、大整合。因为中华文化近代以来主要是“失本”，所以要正本清源，固本培元，就是回归中华文化的源头，在回归中创新，而固本的学术基础就是国学。所以，国学就不仅仅是传统文化的某一领域、某一方面、某些内容的一般意义上的学术研究，不是在现代学术分化之后的重新简单相加。这样的研究其实已经很多了，但是为什么人们还常常要问中国文化的出路在何方？还发出中国学术腐败、学术水平降低、没有大师的感叹呢？我想主要就是现在的学术研究越来越偏颇，不可能抓住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精蕴、精义，做的是单纯“术”层面的工作，而没有与中华文化的“道”联系起来，不是在“道”统摄下的浑然一体的有机整体。其根本原因就是“道统”的破坏，以及由此引起的本末的倒置，体用的颠倒，等等。
今天的国学复兴我以为：
首先，应该确立国学的内在精神或灵魂，那就是儒家文化的人文理性精神。由周孔形成的儒家文化前集上古中国文化的大成，后开至今两千五百多年文化的格局，并非一家一人之言，一帮一派之说，而是五千年中华文化精神的凝聚。儒家为国学之核心内容就是势之所必至，理之所必然。
其次，21世纪国学要在传统文化经史子集基础上吸收外来文化，包括研究方法、学术范式，对传统学问抱着同情的理解进行全面的整理、传承、革新、提升，围绕基本的文化精神整合成有机的学术研究体系。
第三，国学的目标不是为了学术而学术，要确立学术基础上的思想，思想引导下的学术，也就是“道”引导下的学“术”。
第四，注重综合性，打破已经僵化了的学术条块分割，结合传统的经史子集的划分重新构造新的学术研究体系。
第五，国学研究与人才培养并重，改变当代教育重理轻文、应试教育和知识化的弊端，以及当代学术国家化或体制化的痼疾，为中国的学术、思想、文化的健康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来自网络孔子学院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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