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与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的重建学术研讨会”论文
大学的公共类《论语》课程与素质教育
张 涅
摘 要：建国以来的思想教育活动要求每一个人都大公无私，设置的目标太高，难以普遍实现。当前的大学公共类《论语》教学，应避免这个问题，宜以培养兼有道德品质和生活理性的君子素质为目标。教学时注重生活性、现代性和参与性的原则；并遵循《论语》语录体的特征，认识语录或个别性、或类别性、或一般性的意义范畴，以作为当代大学生人文道德素质教育的资源。
关键词：大学公共类课程；《论语》；君子；生活理性；现代性
20世纪后期以来，中国许多大学开设了公共类《论语》课程，其旨意多在于提高大学生的人文道德素质。在当前这个功利主义兴盛的时期，选择《论语》这部传统的人文经典作为素质教育的教材，自然理所当然。但是，具体设置怎样的目标，如何规划教学过程，并与学生的生活形式和实践需要密切关联，这些问题涉及该课程设置的意义和效益，有必要再予以思考和讨论。
一、培养兼有道德和生活理性的君子素质
在大学开设公共类《论语》课程，目的无疑出于培养人文素质的考虑，有关孔子的思想理论并非教学重点。而人文素质的要求，有一般性的规定，也有各个时期的特定性，与社会的阶段性需要相关。在上世纪30年代，国家危难，故而王向荣在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讲《论语》时，先揭出“自强不息精神”、“实用主义”、“乐观态度”三点。［1］而现时期，孝敬、信誉这些基本道德素质也普遍不堪，因此公共类《论语》课程当针对此问题展开。这一点已是普遍认识，似不必赘言，但是探究下去，问题依然存在。因为建国以来学雷锋、焦裕禄、张海迪、孔繁生等，全社会普遍开展的思想学习运动持续不断，并没有获得普遍性的效果。其中的原因何在？这是公共类《论语》课程的目标设置时首先应该重视的问题，假如我们承袭以前的范式，换读《论语》只是换汤不换药，效果可想而知。本文以为，其中效果不佳的重要一个原因是目标设置太高。建国以来的学习榜样都大公无私，生活中唯有理想，为社会大众利益不顾及个人和家庭利益，甚至不惜奉献生命；他们相当于传统文化所宣传的圣贤之人。企求社会的普通成员都达到这样崇高的道德境界，显然过于理想化了。因此，在大学公共类《论语》教学中，要避免过高的目标设置。
事实上，孔子对于社会一般成员的道德水准并非绝对要求崇高，《论语》所阐述的道德境界也并非大公无私一个层面。《论语》讲到的道德境界有“圣人”、“仁人”和“君子”三个层次。其中“圣人”指道德崇高、功业辉煌的政治领袖，如传说中的尧、舜、禹。“仁人”也即“志士”，他们没有圣人那样的政治权位，但是为社会和民族利益无私无畏，如文天祥、谭嗣同。“君子”则是有道德素质，同时也考虑现实因素的人，他们往往权衡得失，不及“仁人”那样具有牺牲精神。三者的道德境界，自然“圣人”最高，“仁人”次之，“君子”又次之。但是在社会成员中，能成为“圣人”、“仁人”的少之又少，而且其成就还依赖于时代环境和机遇，因此孔子对于大多数人的道德要求也是落实在“君子”层面。他曾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述而》）由此看，公共类《论语》课程的目标设定在“君子”层面，即要求大学生成为有道德、又有生活理性的社会成员，无违孔子的思想本旨。
这样的目标设置，也合乎人类文化发展的规律，合乎现时代绝大多数人的需要。众所周知，人类文化发展的核心是人的发展。人天赋具有个体性和群体性的特征，既以个体的、经验的形式存在，又必然在社会群体结构内，不可能绝对地独立生活。自然，其也既有个体的本能性、感觉性的需要，也有作为社会成员的文化政治要求。而人的发展，即表现在这两方面的自觉上。其中有两个关节点：一个是群体的“人”从“天”、“神”的统摄中独立出来，从此自存自为；另一个是个体的“人”的普遍自觉，个体作为社会群体的基本单位成为常识。在中国历史上，前者约在殷周时期，后者则在民国以后。在群体的“人”的时代，每一个群体都有核心，有英雄式的人物，包括政治的、军事的、道德的、技术的等领域。他们形为凡人，实近乎神，领导这个群体，为这个群体的表率；这个群体成员则敬仰他、服从他。如此，自然产生道德楷模和英雄榜样。而在个体的“人”的时代，每一个人都是平凡的、普通的；所推选的领导，也都是暂时性的，而且随时被监督，处于不信任的状态。其虽然依然有群体性的需要，拥戴英雄式的人物，但一般也是娱乐性的；除了战争、自然灾害这种非常情形下，并不需要英雄。显然，在这样的时代，再单向地宣传道德模范这类英雄式的人物，以圣贤为榜样，自然难以被普遍接受。
二、注重生活性、现代性、参与性的原则
从这样的目标考虑出发，教学时宜特别注意生活性、现代性和参与性的问题。
所谓生活性，就是充分重视大学生的生活需要，据此来释读《论语》语录，领会孔子思想。众所周知，关于孔子思想的特质和体系的认识，现代以来有充分的讨论，其中“礼”核心说、“仁”核心说、“中庸”核心说、“实践理性”说等影响最大。这些研究在思想史、学术史上的贡献自然重大，但是对于非文史专业的大学生言并非必需，对他们讲思想特质、理论体系并无必要。所谓生活需要，即是针对生活中的缺失而言。现时期的大学生缺失些什么呢？首先是言行仪态方面，例如在教室里吃早餐，在课桌上乱刻划，上课时交头接耳；在宿舍内玩牌、唱歌、喧哗，将水杯里的水泼向窗处，将烟蒂、快餐盒从窗口往外扔；，在食堂餐厅取饭不排队，饭后不收拾餐盘。另外，在待人接物方面往往以自我为中心，不珍惜朋友情谊，不懂得孝敬之道，做事随心所欲，缺乏健康的价值观。
据此，对大学生讲《论语》，宜从文雅和礼仪开始。文雅是受过教育者的形象表现，故而孔子说：“文质彬彬，然
在讲解具体的语录时，也应该顾及学生的生活实践。例如“拜下”（《子罕》），原义指在堂下拜。朱熹《集注》：“臣与君行礼当拜于堂下，君辞之乃升，成拜。”当时因为没有下水道，建筑都在稍高的平台上，进门先要上台阶，故即在堂下拜相当于现代人拜访人家先在门外致礼，待主人邀请后再进门一样。这也是现代人一般的交际交往礼仪。这样的讲释能使学生认识到《论语》的许多语录虽然原本所指的意义已经过时，但是内质与现代生活相通。
所谓现代性，指《论语》思想对于现时期的人生政治活动依然有着指导意义。许多大学生认为，既然《论语》被二千多年来的小农业社会和专制政治奉为经典，则如血肉在身躯中，小农业文明过去了，专制政体崩坏了，其也就退出了历史的主舞台。这是误以董仲舒、朱熹等所阐述的孔子思想为孔子原本的思想精神。董仲舒的儒术承传于荀子又偏离了荀子的思想本旨，而荀学融法入礼，批判吸收了先秦诸子的诸多思想因素，已经从大一统时代的需要出发改造了孔子思想。后来的程朱理学、陆王心学，也难说是孔孟思想的全部。事实上，孔子在那个旧文化制度崩坏的时代思考重建政治文化制度和人生价值观的问题，涉及到人的个体性和群体性的双重范畴，这是人类文明永恒思考的范畴。其中的具体观点当然有历史的限定性，但是其理想性的构架和精神指向则始终给予后人以启示。例如“和为贵”的社会政治理想，现代和将来都是如此。其中的“和”建立在等差性的“礼”之中，似与现代的平等原则不合。其实，等差是社会的客观存在，政治的目的即通过制度建设在等差之中建立和谐。所谓平等，只是指每个人的社会权利而言，而这也是制度建设的一部分。再如“有朋”、“三省”的人生论，现时代依然需要。
从现代的视角阅读《论语》，自然要特别重视理工科专业背景的学者的体会，他们的言行更能帮助大学生们认识到《论语》的不朽价值。例如200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高锟在自传《潮平岸阔》中写道：“孔子的话给我莫大的启发，促使我运用自己的思考，发挥对事物的独特见解。是孔子的哲学，令我成为一名出色的工程师。”［4］这样的话语尤其能说明《论语》的现代意义，昭示《论语》作为经典本身具备的超越性价值。另外，还有必要联系近现代西方的哲学、政治、文化理论，作比较性的讨论。这样的方式也能促使习惯于西学符号的大学生更重视《论语》。例如把《为政》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和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的“凡是能够说的事情，都能够说清楚，而凡是不能说的事情，就应该沉默”［5］联系起来认识。孔子对子路所言是基于个体经验的认知态度，而维特根斯坦则“从现代逻辑出发来考虑问题并且想根据现代逻辑的成果来描述和解释世界”［6］，是哲学认识，两者的思想背景不同，范畴有异，但是意义所指无疑同一方向。
参与性则指在教学过程中尽可能促使同学们参与，这是这门课程的实践性特质所决定的。对于非文史哲专业的同学说，学习《论语》确实不必着力于理论知识层面，更不必求系统性、全面性的把握，重要的是参与讨论、参与活动，有所体会。其中不但要有课内课外师生互动的形式，而且应以学生有否真正参与作为效果评价的准则。因此讲若干专题（例如“友情”、“孝敬”）时，可设计学生分组讨论、选代表上台演讲的形式。对于“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子路》）这样的语录，还可以组织辩论。[①]
三、遵循《论语》的文本特质和思想指向
当然，在现时代阅读《论语》，还要防止新孔教主义的倾向，避免迷信的态度。20世纪末以来，又出现以孔学为孔教的观点。这作为一种思想史认识和理论探讨自然有价值，但是假如以为当代人应该以孔子为教主，绝对信奉孔子言行，并以此作为当代社会的金科玉律，显然不妥。对于大学生素质教育言，更是错误。我们当然要尊敬孔子，但是对于其具体观点则应该有理性的认识。孔子的思想因为深刻性、阔大性而具有恒久广泛的意义，但是诸多具体观点不免有那个时代的特定性，不能简单化地一律信奉。
就《论语》而言，其本为原始的语录体，语录的意义与语录产生的具体语境和涉及的特定对象结合起来才能获得客观完整的认识。这种体式，即使语句本身的意义表达基本上清楚，但因为语句出现的背景条件缺略，后人理解原本意义时极为困难，甚至不再可能。陆九渊曾说：“《论语》中多有无头柄的说法，如‘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之类，不知所及、所守者何事；如‘学而时习之’，不知时习者何事。”(《陆九渊集·语录》)李贽批判俗儒把“有为而发，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的语录“遽以为万世之至论”(《焚书·童心说》)，也对此而言。孔子在什么样的情景下讲这句话?在何时何地?对何人何事?不了解这些语境和特定对象，就难以把握孔子本意。认识到《论语》这一形式特征，就可以避免简单化地脱离具体语境的绝对化认识和信仰。
故而，现代人阅读《论语》语录，对于其意义范畴及指向至少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个别性的，即其意义只落实在当时特定的情景中，与特定的对象相关联。例如“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颜渊》）“讱”是口讷、拙于言辞的意思，与“仁”的本质无关。孔子当时这样回答司马牛，当是针对司马牛当时的需要，离开了这个情景，这条语录无甚意义。朱熹《集注》：“夫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当是。第二类是类别性的，其意义存在于同类型的情景和关系中，例如：“子夏问孝，子曰：‘色难。’”（《为政》）“色难”指与父母相处始终和颜悦色最难做到。这特指待奉父母、与父母交流时的要求，并非说子女不能在父母面前表露真情感。比如你失恋了，或失业了，在父母前控制不住情绪也并非罪过。第三类则是一般性的，即语录意义超越了特定的情景和对象而普遍存在，例如“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学而》），相信所有人，无论何地，与远方来的志同道合者交谈，都很快乐、很幸福。显然，对于大学生讲《论语》，宜重视具有一般性意义的语录，对于类别性的意义则要具体分析，而对于个别性意义的语录则更多作批判性的认识，既肯定其历史的合理性，也指出其历史的局限性。如此，才可能使《论语》真正成为有益于大学生素质教育的读本。
在近来的传统文化热中，一直伴有激烈否定的观点，他们以为《论语》所代表的传统道德与以法律为核心的现代文明南辕北辙。这种观点并非全然无理，但是其只是注意到差异性、矛盾性的一面，对于内在的关联性缺乏足够的认识。法律的外律和道德的内律纵然切入点有异，但目的一致，且互为补助，互相促成。外律只有转化为内律，才能真正促进修身和为政。而且，走现代化的道路也不可能简单地由外力来拉动，更不可能机械地以现代取替传统，只有在继承传统时对内在结构有所改造，才算真正地上路了。而这种改造，不免需要对传统经典作创造性的解读。从否定传统，到创造性转换，再到重建价值体系，民族文化的凤凰涅槃总要经过这三个阶段。“五•四”以来，我们已经走过了第一个阶段，现在应该进入重读经典、作创造性再阐释的阶段了。在大学讲《论语》，应该有这样的考虑；以“君子”为核心，赋予其现代性的内涵，当是合理的考虑。
参考文献
［1］王向荣.论语二十讲•叙［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1.
［2］倪德卫.儒家之道---中国哲学之探讨［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80.
［3］张涅. 论语导读［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
［4］高锟.潮平岸阔［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7：47—48.
［5］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2：20.
［6］王路.走进分析哲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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