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是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出发点和底色——学习习近平同志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重要讲话的体会
8月19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作了重要讲话。讲到如何阐释中国特色，他指出：“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1982年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第一次提出，至今已超过30年。30多年以来，“中国特色”这个定语在文献、媒体和日常生活中不断重复，可以说是重复率最高的词汇之一。但究竟如何阐释，所见甚少。常常是这样，越是常用语，越难说清楚。这次习近平同志的讲话，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定位和思路。同时，他把中华文化提到这样的高度加以集中论述，更让我们感到喜出望外!
2007年十七大，胡锦涛同志在报告中提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思想。高占祥同志曾说，在党的最高级别的会议上，由党的最高领导人专题论述中华文化，这在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这次文促会组织座谈习近平同志讲话，占祥同志又说，近平同志把中华文化作为中国特色的核心内容加以论述，并且把中华文化视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赖以植根的沃土，这些讲法比十七大的讲法更突出，更明确，也更加深刻了。
这就发生了一个问题，就是，中华文化主要是中国传统社会、农耕社会的文化，就其内容而言，也可以说是古代文化，旧文化。那么，在建设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转型的今天，为什么要特别提出，并把它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或者说，中华文化与现代化、与社会主义有什么特别的关系呢?
理解和回答这个问题，也许需要有一个简单的回顾。
略知中国近代历史的朋友都会认同，中国的现代化转向，并不是从上世纪70年代改革开放，而是从1861年洋务运动就开始了。可以这样说，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转化始终绕不开中华文化，始终有一个如何看待中华文化、如何看待历史传统的问题。
比如以曾国藩、李鸿章为代表的，以“开铁矿，制船炮”为要务的洋务自强运动，是认识到我们的科技、制造、器物不如西方;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以“考求西法”，效法英国式君主立宪制度和政府组织为目标的戊戌维新运动，以及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推翻帝制实现共和的辛亥革命运动，是认识到我们历来的政治制度不如西方;以慈禧、光绪于1905年颁布废除科举诏书为分界，以及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以重新评估中华文化价值、追求个人解放为目标，倡导科学与民主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更是认识到我们在思想、文化和教育方面不如西方。
以上这些不同层面的认识，或者说觉醒，其实都是不情愿的、被迫的，甚至是痛苦的。正如金耀基先生所说：“天朝之败于西夷，是一屈辱;一败再败，国将不国，则是大屈辱;败于西夷，而又必须学于西夷，更是屈辱之至。”
这种屈辱之感，还有一层原因是，不少学者认为，长期以来中国并不是一个国家，更不是欧洲那样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天下”，一个“文明体”，就是中华文明。所以中国人的文化认同大于国家认同。顾炎武有“亡国”“亡天下”之说，他的意思是所谓亡国，不过是改朝换姓，而文化丢了，文明丢了，那就是亡天下了。因此他又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从文化的意义上说的。还有，中国人自来有一种“华夏第一”的自我中心主义，总以为自己是天朝，是中央，看别人都是蛮夷，连同历史上曾经侵占过华夏，建立过王朝的辽(契丹)、金(女真)、元(蒙)、清(满)，也是相对低文化的民族，在文化上没有征服过华夏民族。外来文化如佛教，也不曾动摇过中华文化的根基。因而中国人一向以自己的文化为骄傲，让中国人承认自己文化落后，事事不如人，等于让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下跪臣服。
虽然，到20世纪初，以致整个20世纪，中国主流思想的认同，是倒向西方文化，或者说是基本上“全盘西化”。马克思主义也是西方文化，所谓“反西方的西方”。其间也有一些学者如钱穆、陈寅恪曾发出不同的声音，但大势所趋，他们的声音显得很微弱。
五四以后，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949年新中国创立，1956年宣布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已经基本完成，中国进入社会主义时代。其后就接连发生了一连串的“左”的运动，反右、大跃进、反右倾机会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四清)运动，以及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
说及这个方面，是想表达两点看法。其一，中国人选择社会主义，没有选择资本主义，是因为我们开始所接触的西方，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西方文明，不是比较中性的西方科学技术、西方社会科学和西方文艺，而是坚船利炮，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野蛮侵略的那一面。因此，中国人是在认同西方文化又被西方所伤害的情况下，选择了“反西方的西方”，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个选择是很自然的。其二，社会主义虽然与资本主义是不同的现代化模式，但是在否定、排斥传统，否定、排斥中华文化方面，是一样的。从《共产党宣言》里说与传统观念彻底决裂，到“文革”时期的“破四旧”，这个思想也是一以贯之。将本土文化、传统与现代化对立起来，是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期的主流思想。中国共产党在对于这个问题的认识上，也是有一个过程的。
综上，从清末直到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100多年以来，中华文化是受到排斥的，至少是边缘化的。
很多人同意这样的看法，即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全球化时代，在起始点(时间)上大致是一样的。那么，改革开放以来，或者进入全球化时代后，发生了哪些国际性的大事变，而在邓小平提出中国特色的上世纪80年代，世界上又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思潮呢?
一是称谓的变化。从西化、现代化，发展到全球化，不仅是说法变了，词语变了，而且语义也变了。西化，更多含有模仿西方、崇尚西方的意思。现代化、全球化则更为中性，不再有情感方面的困扰。
二是在全球范围内，由于国家、民族、地区交往、交流、交融日益扩大、紧密而引起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之间的紧张、排拒(尤其表现突出的是伊斯兰文化)。大多数非西方国家对本土文化的沦陷深感忧虑，于是出现了世界范围内的多元现代化的声音，本世纪初，联合国提出文化多样性问题。
三是上世纪80年代，在欧美思想界也发生了对现代化的反思，过度开发、环境、疏离感、冷漠、道德迷失、青少年犯罪、离婚率增加、家庭价值被市场侵蚀，于是出现全球性的怀旧和乡愁。这使人们对西方模式、西方典范以及所谓“历史的终结”产生了怀疑。
包括中国在内，许多国家都认识到，欧洲作为现代化的第一个个案，至今仍是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强势的模型。但即使如此，也不能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而什么是现代性，也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就中国而言，从洋务运动算起，至今已有150多年的历史，这个漫长的转型社会仍将继续，而转型本身也意味着改革、变化、探索。因而，在这个过程中，往往体现为多种文化的并存：麦当劳化和本土化并存，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并存。
四是不仅中国，而且东亚各国和地区如日本、韩国、新加坡，包括我国香港、台湾地区在内，也已发展出不同性格的现代化样式。由此，更多的思想家们认识到，一个国家的本位文化和历史传统，应当视为这个国家走向现代化的出发点，以及国家现代化的灿烂图画的“底色”。不能把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相反，应当从传统中发现现代化的动力。例如，实事求是、和而不同、和谐、以人为本、求同存异……之于中国的改革开放。
五是从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到五四运动的过程还告诉我们，现代化不仅表现于坚船利炮，不仅表现于物质文明，不仅表现于富强。大家知道，二战时代，德国、日本都可谓之富强，但他们的富强给人类、给自己带来的是灾难，这种富强并不是我们所需要的。因此，现代化还包括整个精神、价值、文化在内的现代文明，无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需要一种共同规则，都需要一个体现新时代的现代文明秩序。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同志提出中华文化，而且强调“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
回到最初的问题，可以看出，无论对于社会主义而言，还是作为全球范围内的现代化过程而言，中华文化不仅是海内外中华儿女共同的文化认同，而且也是中国式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所应有的基本性格，就如同中国人之所以是中国人。
而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弘扬中华文化，如何在这样一个文化的传统下去提升人的品质，去建立人与人、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的平等而友善的关系，如何让我们的古老文化不仅属于昨天，还属于今天和未来，不仅属于中国人，也会热情参与到人类文化的共同建设中间，为人类文化做出自己的贡献。这很需要一种求实的、理性的、自信而又虚怀若谷、充满热情却不事张扬的文化态度。
(王 石 本文作者系中华文化促进会常务副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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