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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国学对我们的生活起作用——逄飞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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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国学对我们的生活起作用——逄飞访谈录
2010-03-05   王正    博览群书   
逄飞,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2000年主持创办了致立于学习、体认和普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非赢利性民间公益组织——一耽学堂,并担任学堂总干事。10年来,他与一批有志义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晨读运动,以及公益小组、现代义塾等项目。为传统文化重新在民间扎根,做了十分踏实而又极其有益的工作。
 
传统文化的弘扬不能再仅仅停留在观念层面的宣传上
 
  博览群书:进入21世纪以来,国学便具有了日渐复兴的态势,近几年更有了所谓国学热的说法。您作为专门从事弘扬传统文化、普及国学的学者,对此有何看法?
 
  逄飞:我想,国学的普及工作应当纳入到整个中国的文化建设大过程中去看。我认为,21世纪的文化建设,头10年是很重要的阶段,它是一个开头,所以现在应当对它进行细致深刻的反思和总结了。
 
  一直以来,我们一耽学堂做工作都是从现实出发。我所理解的现实,是13亿人的现实,就是13亿人的心理状况,也即整个社会的心理状态。现实是,大家生活在不同的尺度、不同的世界当中。我有这样一个感触:今天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扎根和重建,应当是一个社会工作的定性。今天的中国文化,它的真正建设,是社会工程,而不仅仅是一般的介绍、推广和宣传。而且我们尤其要明白一点,今天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弘扬,不能再仅仅停留在观念层面的宣传上,现在有的宣传甚至连观念都够不上,只能算是概念,乃至概念炒作。这种做法就害莫大焉了,它害名、害实、害义,因为名中有实、名中有义。如果有人用一个不恰当的名称、或者从古人经典中随便拿一两个名词出来,然后按照自己的需要和臆想的想当然,再利用群众想象力的贫乏和情感上的肤浅自足,来制造出自我慰藉的产品,这就是在引动人心,便害莫大焉了。因为它利用了这个名的本来的、真实的、道义的、亘古不变的常道常法,为自己所用。在我看来,正名的工作在现在是亟需的。因此我说,我们现在对传统文化大多还只是一种遥远的张望,我们还只是在一个匆匆忙忙的行进中,慌慌张张地回头观望,大家的心情都很浮躁。我想,我们的媒介、政府、学界都应当反思自己在传统文化的宣传和普及中的作用。
 
  我们一耽学堂是一个普及国学的机构,自己也要进行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的建设,现在应当是老中青少一盘棋。中国看起来是13亿人,但实际上是4个人:儿童、青年、中年、老年。我们应当通过我们的工作使得这4个人能够人跟人见面,相亲相近,这是从社会的年龄分层角度说的。从另一个角度说的话,13亿人,也就是两个人:男人和女人。因为男女之间是伦常之本。只要我们的社会和家庭能够重新获得真正的生命,那么文化的重建自然就会好了。
 
有生活才有国学
 
  博览群书:您说的让社会和家庭能够重新获得生命,它的内涵是什么?
 
  逄飞:经过反思,我们发现,目前中国传统文化的恢复其实还在生活酝酿的初级阶段。关键问题是:我们没有生活,中国人没有自己的生活。比如社区、公民精神、国民性的改造等等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我们现在没有生活。我想最好不要动不动地就谈国学,因为国学的含义就是一国之学,而我们现在连真正的一国之民尚且没有,何谈一国之学呢!国中无人,何来国学啊!
 
  为什么说我们没有生活呢?这是因为如今的中国人没有一种主体性,没有一种大众公共的生活,也就是说没有一种大家默许的精神家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谈国学的重建还很难。这些东西都建立在广大群众的日常生活中,它必须在一种心灵默契的基础上才能发展。我说的中国人的生活是什么呢?就是虽然13亿人中的每个人都是独立个体的不同的人,他们的观点、见解可能有不同,但大家对在这个时间段、在这个国土上的生活有共许的东西,有一种心灵的默契,一种价值认同。没有这种默契、这种认同,就没有内在的生活。所以,我说现在的中国人就是孤零零的一个个,没有一个共同的前提或基础。因此我们今天的问题实际上是生活重建、心理重建。也正因为这样,国学普及的这个社会工程,就必须是开放式的、群众式的。
 
  博览群书:您刚才说要从现实出发,有一个现实,就是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您认为,在这样一个中西交融的时代,国学怎么样来重新在人们的心灵中扎根?
 
  逄飞:你说的这个现实也很重要。其实,当我们去观照现实的时候,我们会发现面临的资源确实是空前丰富的,不过这种资源却很有可能成为包袱和累赘。首先,我们有五千年的文化传统;然后,我们也有近代以来的革命传统;最后,我们又有整个人类文明的尺度和眼光,因为在今天,整个人类文明已经在全球化的笼罩下,而且普遍都处在精神危机当中。所以,中国文化的复兴如果能够成功,那么它就不仅仅是中华文化自身的一个重建和发展,而且它必将对其他文明的新的发展有所作用,至少也是一个参照系。我想说的是: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大转折的阶段,处在时代的路口,面对着丰富的文化资源——与自己有血脉关系的、无血脉关系的,我们必须要有所作为,要把我们的传统活化,再来融会外来的文化。
 
  这样来看,我们要活化传统,要进行传统文化的弘扬和传承,就一定要与现时代的社会工作、社会心理保持一致、平衡,不然如果我们的心理还没准备好,而文化就来了,那是不成的。一定要采取渐进的、稳妥的、有节制的、有弹性的、内部的释放方式。我很反对在广大社会层面进行读经,小范围的是可以的,但是在大的范围来说,还只能定性在古汉语的普及。
 
国学普及要从语言入手
 
  博览群书:可以看出,您对现在社会上很多的国学宣传运动是持有一定的批判态度的。您对国学的普及工作有什么可以提出来与大家分享的认识吗?
 
  逄飞:我认为现在做国学普及的工作,需要在三个因素的指导下,才能进行。这就是:语言、人和社会。如果我们不能妥善处理这些问题的话,很可能现在就是文明的最后一次了:所有曾经出现过的文明都再一次的出现,以这样或那样的名目被翻出来,然后就彻底死掉了。比如祭孔,大家经过这些年的社会心理的空白,在群众中是有这样一个心情的期盼的,但我们却没有踏踏实实地去做工作,而只是在心灵的需求、虚妄的想象、利益的驱动上去引动人心,这就等于让真理和圣人提前出场了,这只是在利用古代流传下来的符号、名言、服饰、器物、礼仪。应当知道,一个东西的生命力只有两次,在大家都没有准备好的时候,就急于在符号化的浅薄层面上来进行过火的宣传、炒作,这就让老百姓觉得是表演了。因此在现在这个经济决定一切的时代,这种以弘扬传统文化的名义来做的事情,其实是在破坏传统文化。这就像开发大自然,实际上是开发一片,污染一片。我们现在做传统文化的普及,也都面临这样一种情况,但关键在于你有这个自觉没有。
 
  大家都清楚,上个世纪是中国亘古以来没有的大变革时代。我们经历了那样一个历史过程,现在等于是我们的心理冲压了不同的东西,还没有缓过劲来,还需要喘口气。它自己内部有很多矛盾的、难以相容的东西,需要慢慢调整。这就像人大病之后,需要整体的调养,他的每个器官都是虚弱的,不能单调一端。所以,国学的普及工作也必须慢慢来,否则就是把现在最宝贵的现实——13亿人的心理状况给消耗了。其实大众不认同传统文化没有关系,因为它会保有一种新鲜、一种敏感,在这种初始状态的时候,必须得采取逐渐长养的方式。这就像人养胃一样,是最麻烦的,要缓、要暖,否则负面的影响是很大的,尤其是心念上的负面作用可能很大,会让大家的心念更加混乱。因此,我说中国还远远没到大众读经的阶段,现在还是学好古汉语、做好中国人的阶段。
 
  我们工作的焦点应当是在教育,尤其是在中小学教育,就是与语文教改相结合。通过对中学语文老师的培训,让他们能对学生的古汉语能力进行很好的教育。然后由这里过渡到社区的晨读工作,而到了这个阶段,老年人就是一个重要的群族。他们在熟人社会中具有重要的影响,而且老年人作为义工,不仅能重新找到自己的价值,还能真正对一批人起到作用。他们在社区工作中是主力军。当然我们一耽学堂这些年贯穿始终的是大学生晨读工作,通过这个活动,让大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热情有了一个发抒的地方,也获得了很好的效果。
 
  博览群书:您始终在强调国学普及要稳妥、要从基础抓起,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不能从思想普及的角度开始么?
 
  逄飞:你的问题代表了一部分人的想法。我想,对此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因为国学在思想学说的层面是很容易各立山头的,而各种价值理念也会因人而异,所以我们必须进行思想还原,只有从思想还原入手,才能在现实中找到实践的出口。思想必须还原到语言的层面,因为语言是公共的,当然我们现在的语言范式不统一,当今社会的很多问题都源于语言的误解,所以我认为语言层面的问题是现代社会的一个最大的原因。正因为如此,做国学的普及工作必须从语言入手,我们要保持语言的连贯性。必须能读懂古汉语,要让古人和我们相通,否则对古人的理解就会差别很大。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国以学而昌,学以国而存”。如果要读经的话,就必须让经典和我们的生活有印证,可是我们今天没有生活,怎么去和古人书里的生活相印证呢?印证不上,勉强为之,就只能是知识见解甚至是偏见而已,这样不是学问,既害了古人,也害了自己。
 
  现在还有一个很麻烦的问题,就是中国人的脑子形成一个坏的思考模式,什么事情都要运作、策划、炒作。这其实是把自己真正的心灵给遮蔽了。这类东西在经济领域可能还好,但到文化领域、社会工作领域,就彻底坏了。但是,我相信人人都有一颗良心,它是不容易坏的,所以关键是要把人的良心、良知、良能感召出来,让它重新发光发亮。这就需要踏实的社会工作,因此我说国学普及实际上是文化加公益加青年的三位一体:文化从语言入手,公益则必须建立在现代公民社会的草根自觉的基础上,而青年人是最有朝气的。由此可以说,国学普及是一个哲学、社会学、政治学的问题。而我们的传统文化,要想取得现代社会的合理性,就必须这样做。否则就是个人的体验的东西,但这恰恰是近代以来人们批评传统文化的地方:它是无法量化、没有标准、非普遍性的神秘的东西。因此说,中国文化今天的困境不在于圣贤之书不传,也不在于没有传圣贤之书的人,而在于它没有社会的基础。但这并不见得就是绝对的坏事,因为正是从五四以来、新中国之后,准备了一种心理的空间,为传统文化的再生提供了一个酝酿的土壤。
 
国学重建必须与公益事业的发展相联系
 
  博览群书:既然土壤有了,那么您看国学的重建应当怎样开步走呢?
 
  逄飞:在我看来,今天的中国文化的重建只有一条出路:就是要跟中国社会的公益事业发展相联系,走群众路线,挨家挨户做工作。这是一个大的战略,大方向。我们在工作中只能有一分、说一分、行一分,必须保持一个和古人圣贤的距离。这是一种慎重、敬畏的态度,否则一旦开发过度了,就真的很难再让它恢复了。所以,我们这一代人是开风气的、打基础的一代人。
 
  尤其是从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之后,我们应当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在心情的认同上已经有一种饱满的状态了。而且经过大地震和奥运会的培养,志愿者和义工也已经获得了社会的认可。因此,我们现在的工作,必须是文化和公益的结合,让文化走向民间、走入街头巷尾,只有这样才能找到真正的文化扎根所在。作为从事国学普及的人员,我们要有一种大的承担心,用一万年的气力,来好好过一天的生活。我们现在做传统文化的社会工程,本身就是我们自己的生命实践的过程。
 
  博览群书:通过您的这些回答,我发现您虽然对目前的国学宣传和普及现状有所批评,但总是有一种乐观的态度。
 
  逄飞:是的。我认为,我们对人要有信心,对社会要有信心。不然就没办法去做社会工作,就更谈不上传统文化的复兴和国学的重振。只有秉持着这样一个态度,我们才能继续工作。过去这10年是国学普及的开始阶段,更多的是宣传。而接下来的第二个阶段就是着陆了,它的实质是传习,就是要对国学进行体认,让国学对我们的生活起作用,使我们回归本位、回归自然、回归生活。
(来源:国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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