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人孙中山对儒家道德的传承
孙君恒 安晓晶
（武汉科技大学文法学院，湖北 武汉430081）
作者简介
孙君恒（1964— ），男，河南省邓州市人，武汉科技大学文法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伦理文化研究。为北京大学哲学博士、武汉大学哲学硕士、山东大学哲学学士、中国墨子学会理事、中华孔子学会理事、武汉岳飞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湖北省炎黄儒学研究会秘书长。出版专著《荆楚佛寺道观》（2012）、《湖北民间伦理初探》（2009）、《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研究》（2007）、《贫困问题与分配正义》（2004）、《当代企业伦理学》（1997）等。曾赴韩国、日本、巴西等8个国家（地区）参加国际会议。近年来，对民间的、非官方的“三教九流”文化，例如墨子、管子、淮南子、客家文化、关公文化、孔庙文化、城隍庙文化等，用力颇多。
安晓晶（1988- ），男，山西人，武汉科技大学研究生，热爱传统文化，参加了《荆楚佛寺道观》编写，参与了陶渊明国际研讨会、国学与道德建设学术研讨会、河洛文化研讨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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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君恒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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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人孙中山“幼读儒书，十二岁毕经业”，从小受儒家思想的熏陶，在他的革命历程和文化选择中，强调儒家道德的价值，并且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具体的运用，显示了客家人的开放心态、博大胸怀和兼收并蓄精神，是客家人优秀道德的再现和集中。1916年6月9日，孙中山在《规复约法宣言》中说：“吾国有六千年文明之历史，有四万万之民众，地大物博，人习勤劳，加以尚慈善、好平和、善服从之诸美德，苟见发挥而光大之，则民生日遂，国度日昌，可操左券而获。”[①] 这明确表达了客家人孙中山对民族复兴的自信。戴季陶在《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中，把孙中山视为孔孟以来中国正统思想的继承者，说孙中山是：“继往开来，道统直承孔子”；“三民主义”完全渊源于中国正统的“中庸之道”，是“继承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思想”。在戴季陶看来，孙中山的思想“完全渊源于中国正统思想的中庸之道，先生实在是孔子以后中国道德文化上继往开来的大圣。”[②]
一、 文化激荡中对儒家道德的态度
孙中山忧国忧民，主动从中外不同文化中寻找对策。1894年上李鸿章书中，他说自己“于圣贤六经之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无时不往复于胸中；同时于西学概已有所涉猎。”[③]
在文化的差异、对比、选择上，孙中山主张：“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审世界之潮流，兼收众长，益以新创。”[④]在民生主义思想的建构及三民主义思想体系的过程中，显示出其一代伟人的开阔视野和博大胸襟。
认真对待传统道德，继承其优秀思想，是孙中山的主张。1921年12月，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曾经问孙中山先生：“你的革命思想，基础是什么？”孙中山先生明确地回答说：“中国有一个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我的思想基础，就是这个道统，我的革命，就是继承这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⑤] 1924年3月，孙中山在《民族主义》第六讲中，重点解决怎样才能恢复中华民族的地位的问题，明确提出应该发扬光大优秀传统道德。孙中山说：
我们现在要恢复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联合起来做成一个国族团体以外，就要把固有的旧道德先恢复起来。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图恢复。
讲到中国固有的道德，中国人至今不能忘记的，首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这些旧道德，中国人至今还是常讲的。但是，现在受外来民族的压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势力此刻横行中国。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⑥]
孙中山批评“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对中国传统道德的全面否定，“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⑦] 孙中山主张综合儒家伦理加上欧美现代科学技术实现中华振兴，“恢复我一切国粹之后，还要去学欧美的长处，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几千年以来，中国人有了很好的根底和文化，所以去学外国人，无论什么事都可以学得到。用我们的才能，很可以学外国人的长处。外国人的长处是科学。”[⑧]
孙中山对于我们不重视、不深入了解传统道德表示了遗憾和惋惜。孙中山说：“我们祖宗对于这些道德上的功夫，从前虽然是做过了的，但是自失去了民族精神之后，这些知识的精神，当然也失去了。所以普通人读书，虽然常用那一段话做口头禅，但是多是习而不察，不求甚解，莫明其妙的。”[⑨] 孙中山立场坚定地站出来维护儒家思想，明确肯定我国的优秀传统道德，主动回击了对儒家思想的片面攻击。
孙中山还反对完全西化，不满意一味追求西方的东西。“殊不知道在欧洲是最新的，在中国就有几千年了。”[⑩] 同时，孙中山也反对惟我独尊、夜郎自大的观点：“因素自尊大，目无他国，习惯自然，遂成为孤立之性”。[11] 孙中山先生告诫我们的，只有“欧美之所长，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如果不学习外国的长处，我们仍要退后。”[12]
二、 儒家优秀道德继承的必要
孙中山明确提出“复我国粹”的主张。他针对当时因中西文化碰撞而产生的混乱状况，警觉到“此刻中国正是新旧潮流冲突的时候，一般国民都无所适从” ，“一些醉心新文化的人”，“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 ，于是告诫人们，“旧道德”还要“常讲”，民族文化不可以全部扔掉。孙中山认为中国有“很好的道德”，“我们现在要恢复民族的地位”，“就要把固有的道德先恢复起来” 。在他看来，“有了很好的道德，国家才能长治久安” ，中国固有的“忠孝”、“仁爱”、“信义”与“和平”，“便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强调“不但是要保存，并且要发扬光大” 。[13]
1924年11月，孙中山在日本神户的演讲，明确指出只有恢复民族的道德文化，使“西方之功利强权的文化”服从于“东方之仁义道德的文化”，世界才会“日趋光明”。又明确指出，该用我们固有的文化作基础。要讲道德、说仁义，仁义道德就是我们大亚洲主义的好基础。我们有了这种好基础，另外我们还要学欧洲科学，振兴工业，改良武器。
国家发展需要儒家道德的指导和精神。孙中山还针锋相对地指出：“讲到中国固有的道德，中国人至今不能忘记的，首是忠孝，次是仁爱，其次是信义，其次是和平。这些旧道德，中国人至今还是常讲的。但是，现在受外来民族的压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势力此刻横行中国。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旧道德，以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要旧道德。不知道我们固有的东西，如果是好的，当然是要保存，不好的才可以放弃”。[14] 孙中山在《建国方略·心理建设》中将儒家道德修养的有效方法进行了应用，说明它们对于中国当时社会的振兴很有价值：
“中国四万万人实等于一片散沙，今欲聚此四万万散沙，而成为一机体结合之法治国家，其道为何？则必从宣誓以发其正心诚意之端，而后修、齐、治、平之望可几也。”[15]
孙中山非常重视革命党之道德建设，多次论述了政党道德建设问题，强调政党道德建设的重要。1913年1月，孙中山在上海国民党交通部恳亲会上的演讲中，对革命政党的道德建设作了精辟论述。他回顾国民党的发展历程后说：“吾国民党现在国内能占优势，固全恃乎群策群力。但政党之发展，不在乎一时势力之强弱，以为进退，全视乎党人智能道德之高下，以定结果之胜负。使政党之声势虽大，而党员之智能道德低下，内容腐败，安知不由盛而衰？若能养蓄政党应有之智能道德，即使势力薄弱，亦有发达之一日。”[16]他将政党本身是否具备高尚的品德与能否建立群众信仰联系起来，指出“政党自身之道德，尤当首先注重，以坚社会之信仰心。”[17] 孙中山强调：“政党之性质，非常高尚，宜重党纲，宜重党德，吾人宜注意此点，以与他党争胜。” [18] 将“党德”与“党纲”置于同样重要地位，说明孙中山对政党道德的格外关注，在政党与道德关系的相辅相成上很有见地。
三、 儒家道德的合理内容
（一） 儒家道德的核心——博爱行仁
在1913年给日本友人宫崎民藏题词中，他写到：“博爱行仁”，鲜明反映出他将“仁爱”从理论层面推向实践层面的强烈愿望。
孙中山先生还指出：“仁爱的好道德，中国现在似乎远不如外国。中国所以不如的原故，不过是中国人对于仁爱没有外国人那样实行，但是仁爱还是中国的旧道德。我们要学外国，只要学他们那样实行，把仁爱恢复起来，再去发扬光大，便是中国固有的精神”。
（二）儒家道德的理想——“大同”、“天下为公”
孙中山在晚年曾两次全文抄录《礼运•大同篇》。“天下为公”和“大同”，是孙中山极为注重的词语。孔子的大同言论，一直成为孙中山阐述其理想社会的理论依据，在其讲话和文章中常常运用。他甚至直截了当地把自己的建设的理想，同孔子的“大同”联系起来，直接引用孔子当年的话语来诠释其理想社会的具体内涵。
1912年10月，对上海中国社会党人的演说中，孙中山说：
社会主义之国家，人民既不存尊卑贵贱之见，则尊卑贵贱之阶级，自无形而归于消灭。农以生之，工以成之，商以通之，士以治之，各尽各事，各执其业，幸福不平而自平，权利不等而自等，自此演进，不难致大同之世。
孙中山指出：“我们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国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中山先生还说：“兄弟所主张的三民主义，实是集合中外的学说，顺应世界潮流，在政治上所得到的一个结晶品”。 孙中山先生自称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极其准确地指出了他的学说思想的来源。
（三） 儒家道德的具体规范
孙中山对于儒家道德的宝贵内容进行了详细的说明。孙中山主张恢复“八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孙中山说，穷本极源，要恢复民族的地位，除了大家联合起来做成一个国族团体以外，还要把固有的旧道德先恢复起来。有了固有的道德，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图恢复。“中国固有道德就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19] 孙中山认为传统的儒家道德，有的是直接可以加以运用的，有的需要改造，赋予新的内容。儒家道德的具体规范，主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
1、 忠。孙中山对忠字加以重新阐释，“以为从前讲忠字是对于君的，所谓忠君；现在民国没有君主，忠字便可以不用，……实在是误解。……我们做一件事，总要始终不渝，做到成功，如果做不成功，就是把性命去牺牲，亦所不惜，这便是忠。……我们在民国之内，照道理上说，还是要尽忠，不忠于君，要忠于国，要忠于民”。 “我们在民国之内，照道理上说，还是要尽忠，不忠于君，要忠于国，要忠于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20]
2、 孝。孙中山先生说：“讲到孝字，我们中国尤为特长，尤其比各国进步得多。《孝经》所讲孝字，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至。现在世界最文明的国家讲到孝字，还没有象中国讲到这么完全。所以孝字更是不能不要的。国民在民国之内，要能够把忠孝二字讲到极点，国家便自然可以强盛”。[21]
3、 信义。中国历来崇尚信义，并将信义作为立身处世、为政治国之基本道德规范。孙中山使用“信义”观念，来规范近代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他说：“中国古时对于邻国和对于朋友，都是讲信的”，“中国所讲的信义，比外国要进步得多。”[22] 由崇尚信义，孙中山发现了中国固有道德中的“和平”观念。
4、 智、仁、勇。智、仁、勇的美德，应该成为当时军人之精神。1921年12月10日，孙中山在桂林对滇赣粤军作军人精神讲话时说，汤武革命，为帝王革命，今之革命，则为人民革命，三十年前提倡的这种革命，不特取法现代，抑且尚友古人。他强调：“军人之精神，为智、仁、勇三者。”“能发扬这三种精神，始可以救民，始可以救国。” [23]他根据孔子之原意，及当时中国军人之所需要，对“智、仁、勇”作了详细阐释。军人之智，一是别是非，二是明利害，三是识时势，四是知彼此；仁之种类有救世、救人与救国三种，军人之仁，在于实行三民主义，以救国救民；军人之勇，一是长技能，二是明生死。孙氏指出：“须知军人之为国家效死，死重于泰山。”[24]
5、 和平。孙中山认为，中国有一种极好的道德，是爱和平。中国人几千年酷爱和平，都是出于天性。论到个人便重谦让，论到政治便说“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和外国人便有很大的不同。在孙中山看来，中国固有的这种特别好的道德，便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我们以后对于这种精神不但是要保存，并且要发扬光大，然后我们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复。孙中山明确揭示，“爱和平”“是中国人的一大道德。”[25]“我国自有历史以来，以和平为民族之特性。”[26] 并一再表示说，“我们要将来能够治国、平天下，便要先恢复民族主义和民族地位，用固有道德和平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27]
6、 责任。儒家道德强调责任感。我们应该“人饥己饥，人溺己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国家之内，一物不得其所，便是我们的责任。”[28]孙中山指出：“我们要将来能够治国平天下，便先要恢复民族主义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这便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大责任。”[29]
（四） 儒家道德的修养方法
孙中山很强调道德修养的方法。１９２４年１至３月孙中山在广州所作的民族主义演讲中，特别褒扬《大学》中“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哲学，一再说明“中国古时有很好的政治哲学”：“我们今天要恢复民族精神，不但是要唤醒固有的道德，就是固有的知识也应该唤醒他。中国有什么固有的知识呢？就人生对于国家的观念，中国古时有很好的政治哲学。我们以为欧美的国家近来很进步，但是说到他们的新文化，还不如我们政治哲学的完全。”孙中山指出： “中国从前讲修身，推到正心、诚意、格物、致知，这是很精密的知识，是一贯的道理。象这样很精密的知识和一贯的道理，都是中国所固有的。我们现在要能够齐家、治国，不受外国的压迫，根本上便要从修身起，把中国固有知识一贯的道理先恢复起来，然后我们民族的精神和民族的地位才都可以恢复。” [30]
总之，孙中山作为客家人，一方面具有一般客家人的传统美德，另一方面孙中山就是孙中山，ONLY ONE，不是别人，有其独特的、非凡的经历、观念、学识、性格和品位。这些都是孙中山先生的伟大魅力所在。孙中山在新旧道德面临选择的时候，运用科学理性的方法，恰当地进行处理，主张继承和创新，发扬光大中国儒家的优秀道德传统，其思路是合理的。孙中山强调，在国家生存危机的时刻，尤其需要道德的重建，特别需要我们国民能够很好的继承优秀传统，并且寄予厚望。“中国四万万人实等于一片散沙，今欲聚此四万万散沙，而成为一机体结合之法治国家，其道为何？则必从宣誓以发其正心诚意之端，而后修、齐、治、平之望可几也。”[31] 孙中山关于道德继承很多具体的论述，今天仍然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孙中山作为中国近代和现代政治和文化的最大代表，一脉相传祖国优秀道德，毛泽东高度评价，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向全党提出研究理论、研究历史和研究现状的任务。他在谈到研究历史时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32] 2001年10月9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的纪念辛亥革命9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主席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历史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是中国人民为改变自己命运而奋起革命的一个伟大里程碑，孙中山先生是站在时代前列的历史伟人，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先驱。”
作者简介
孙君恒（1964— ），男，河南省邓州市人，武汉科技大学文法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伦理文化研究。为北京大学哲学博士、武汉大学哲学硕士、山东大学哲学学士、中华孔子学会理事、湖北省炎黄儒学研究会学术部长。出版专著《湖北民间伦理初探》（2009）、《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研究》（2007）、《贫困问题与分配正义》（2004）等。曾赴日本、巴西、韩国等8个国家（地区）参加国际会议。
王新（1986- ），女，河南省安阳人，武汉科技大学文法学院，热爱传统文化，参加了一些学术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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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君恒 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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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孙中山全集》，第3卷 ，中华书局,1984，第305页
[②] 戴季陶，民生哲学系统表说明，《中国现代哲学原著选》，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第267页
[③] 孙中山《上李鸿章书》，载于：《孙中山全集》第一卷，中华书局,1984，第18 页
[④] 《中国国民党宣言》
[⑤] 《与马林的谈话 （一九二一年十二月） 》，《马林在中国的资料》，人民出版社1984年
[⑥] 《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4，第185、241、243页
[⑦]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第680页
[⑧] 孙中山 《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六讲》
[⑨]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第653页
[⑩]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第636页
[11] 《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4，第224页
[12] 《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4，第251页
[13]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第680页
[14]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第680页
[15]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第175页
[16] 《孙中山全集》，第3卷 .中华书局,1984，第2页
[17] 《孙中山全集》，第3卷 .中华书局,1984，第1页
[18] 《孙中山全集》，第3卷 .中华书局,1984，第5页
[19]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第636页
[20]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第650页
[21]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第681页
[22] 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六讲》
[23] 《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第16页
[24] 《孙中山全集》，第6卷，中华书局,1985，第34页
[25]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2，第665-666页
[26] 《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第531页
[27]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2，第691页
[28]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第503页
[29]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第691页
[30] 孙中山 《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六讲》
[31]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第175页
[32]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第5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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